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

周 立，赵秋运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催生了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物资丰富性和生活便利性，同时也对人类经济实践和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就一国经济体制领域而言，自20世纪中后期始，过去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建立并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最为成功的，社会政治局面稳定、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稳步提升。

我国进行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实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越性，过去完全排斥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计划经济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一般都实行“赶超战略”以试图摆脱经济落后局面，重点发展计划体系内的优先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资金、外汇、生产资料、工资、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以政府赶超战略取代市场配置功能，虽可在短时间内集中动员经济资源形成相对完整、优先发展的产业体系，但优先计划需要付出的要素成本巨大，资源消耗不可承受，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刚性和非均衡性，这种体制面临随时崩溃之可能。另外，计划经济体制剥夺了企业和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微观经营决策的自主性无从发挥，相同层级的企业家、工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非常低。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经济体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加之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等重大外部冲击，自由市场无法主动有效调节经济衰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增长的指导和解释也十分乏力。信息技术带来的革命性进步使人类社会初步跨入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可行论”的想法和论调在业界和学界再次粉墨登场。马云提出，苏联计划经济固然失败，但现在信息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手中掌握的数据及预测能力使过去看不见的手得以看见，并预测2030年计划经济体制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1)马云：《未来30年 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6-11-20/doc-ifxxwrwh4747165.shtml。；而京东董事长刘强东则认为共产主义真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就得以实现。学术界也不乏以上论调，认为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日益强大可以弥补传统计划经济面临的经济信息获取困难、数据甄别能力不足、信息处理时滞等缺陷，在理论上判断，计划经济可获得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同样的效率，并可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性。王彬彬和李晓燕认为大数据时代可以构建起计划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新体制在信息技术辅助下是具有高效率的(2)王彬彬、李晓燕：《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再论兰格-米塞斯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冯科和杨威从网格计算视角出发，阐述了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学基础的改造方式和路径，并认为有重构“兰格模式”之必要(3)冯科、杨威：《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何大安详细论述了大数据思维改变了人类已认知的经济学分析基础，并基于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的理论拓展，认为当数据智能化决策实现了最佳网络协同效应时，也即实现了精准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就完全可以实现计划经济了(4)何大安：《互联网应用扩张与微观经济学基础———基于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的理论解说》，《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当然，信息技术革命时代计划经济可行论的观点备受质疑。张旭昆指出，大数据时代经济计划只是“马云先生的乌托邦”，即使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搜集和数据处理功能大跃升，也无法彻底解决因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盲目性，更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5)张旭昆：《大数据时代的计划乌托邦——兼与马云先生商榷》，《学术争鸣》2017年第10期。。张维迎则认为大数据分析不可能代替企业家决策，任何否定企业家精神的计划体制在经济发展中是断不可行的(6)张维迎：《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张曙光进一步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支持计划经济的想法必是“理性的狂妄与技术万能论的破产”的翻版(7)张曙光：《理性的狂妄与技术万能论的破产》，《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大数据改造了传统商业模式和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但由于信息发现机制缺失、资源稀缺性、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等原因，“新计划经济”中信息不完全、激励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不可能因大数据而死灰复燃(8)刘儒、刘江：《大数据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因此，中国经济体制须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功能。

政府(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问题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换代升级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科技计划经济”可行论时有出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收集、分析、预测的成本大幅下降，与实行“计划经济”的基础信息处理要求有了一定的吻合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转变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新兴信息技术只是发展现代经济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决定经济体制运行的根本性因素。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探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契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已经充分彰显，信息技术革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比较优势，也就无法实行信息“计划经济”。我们的最优决策是运用信息技术进步正向外溢性使市场更加有效和政府(计划)更加有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服务。

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和技术比较密集的先进产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迅速成为强大的国家(9)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虽说取得如研发出原子弹和实现卫星上天等优先发展战略的伟大成功，但所付出的资源要素成本巨大，长期如此，整个经济体系将无法承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促使中国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并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也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率不高，1978年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1/3还低。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既实现不了民众富裕的目标，也实现不了对发达国家的真正赶超。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总体来讲，从计划经济转轨到中国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一)“主辅论”阶段(1979—198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经济所有制改革发端于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家庭承包责任制，全国各地农村纷纷效仿并复制了“大包干”模式。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大包干”不但解决了全国人口普遍吃饭难的问题，还极大地解放和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彼时，中国农业部门经济增长率超出工业部门增长率不少，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提供了物质准备。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经济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1982年底，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在“主辅论”指导下，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主次关系分明，市场是作为计划的补充，指令性计划仍然是宏观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1983—1986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主辅论”的延伸，其实质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从农村走向城市。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完成后，改革矛盾点集中到中国各级城市的各类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方面。由于长期政企不分，导致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技术产品已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亏损和高负债率现象。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不再全面坚持国有独资，实行“抓大放小”战略，只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实行国有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对一般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合营方式或市场化转让方式(承包)进行股份制改造，发挥现代股份制企业在管理技术、产品技术和自主决策上的优势。在此阶段，中国大量企业得以走出经营困境，企业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等情形大为改观。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引导”阶段(1987—1992年)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理论是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的重大发展与突破。这一阶段仍然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经济所有制的不同，我国应该坚持公有制毫不动摇，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得以确立。中央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包括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流通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还明确指出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调控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符，必须把所有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价值交换规律的基础上。在所有制探索方面，强调企业经营决策自主权，按照所有权、经营权自主分离原则，将企业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家，尊重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培育和完善资金、土地、劳务、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在宏观调控方面，转直接管理体系为间接调控模式，将计划管理的重点缩小为制定产业政策，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并着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3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姓资姓社”问题的定性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方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按“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营方针并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重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把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增强了中央政府对总体财税收支的调控能力。出台了《商业银行法》，组建政策性银行，逐步规范国有企业信贷和其他企业法人借贷风险责任；改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直接管理模式，以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对总体经济进行逆周期价格型调控；在实现汇率并轨基础上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积极性，并积极引入外资、扩大投资规模。

(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2012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已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得以重申，明确了民营经济平等市场主体地位；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按“统一开放、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体系；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快政府管理型职能向服务型职能转变，创造更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为市场微观主体保驾护航；推进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平行发展，扩大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更好地吸引外资和发挥外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市场竞争。

(六)“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等一系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断，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更加有效、政府宏观调控更加有为。着重强调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和主要力量，着力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流大型企业；确立产权有效激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价格反应灵敏的市场化改革目标，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发挥宏观产业政策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激活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抓手，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手并重，遵循互利互惠共赢原则，努力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有为政府调控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阶段逐步过渡到“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代，这一持续改革过程秉承“小步快跑，不断优化”的原则，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局面下，持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优质高效快速增长。

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休谟问题”

(一)信息技术兴起

信息技术，一般是指信息收集、信息管理控制及数据信息处理所采用的通信、电视、广播、电脑、网络等渠道途径和利用各种通信手段、计算机科学及自动化软件来实施信息系统应用的技术总称。信息技术萌芽于微电子学，快速发展于现代计算机出现及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具有里程碑标志的信息技术才真正得到广泛应用与传播(10)M．Castells，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Blackwell Publishers，Inc，1996.。随着万维网技术(World Wide Web)的成熟和推广运用，互联网开始由各国官方科研单位、大集团企业走向社会大众，个人电脑时代迅速来临。分散、孤立的微型终端与经由共同互联网协定的网络大型主机服务器相互连接，信息获取、计算能力和数据传播等技术被社会大众共同运用。网络化、互动式的开放互联的共享系统代替中央集成封闭式的信息储存和处理系统，网络数据呈几何级数倍增。互联网民众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信息技术系统业态，也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美国克林顿政府迅速抓住信息技术的兴起所带来的全新经济发展机遇，宣布实行“新经济计划”，美国经济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持续增长，并成功摆脱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问题。

(二)信息技术革命

21世纪初至今，世界各大国展开了一场以信息技术、网络科学、数据知识化、计算速度等为主要方向的信息科学竞赛。信息生产和数据科学的爆炸式增长急剧而快速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并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和远程设备综合联动运用，架起信息科技与普通民众在信息生成、信息分析和信息互动之间的桥梁，实现了在动态的、多机构的虚拟组织中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物联网”与“云计算”是大国竞赛的典型案例。“物联网”把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了万物由电子虚拟数据代码来传输和转化处理，为网格计算与电子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技术平台；“云计算”则基于广大用户新数据生产和分析，使得基于数据计算的虚拟商品得以像普通商品一样流通和交易，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和需求供给信息在虚拟网络上的全面融合，极大地促进了现实资源和网络资源的融合，促成了电子商务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新的商业模式。美国互联网巨头亚马逊、Alphabet、谷歌等，中国互联网新贵阿里、京东和百度等，都被看作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新经济代名词。

(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在微型计算机及互联网普及之后，商品信息数码化记录、积累成为可供计算机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数据，近几年来被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管理和社会治理，成为并列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新禀赋要素。这一新要素的出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将不亚于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1)林毅夫：《大数据开发运用方兴未艾》，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1011/c1004-30334194.html。。过去的十年内，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由2010年初的20亿人增长到2019年底的43.9亿人，与此同时，手机用户数量由50亿人增长到56亿人，其中智能手机上网人数由过去占比不足5%提升至50%以上。网络用户数量、社交网络信息及网络商业贸易快速增长产生了大量物理数据，这就是大数据产生的基础。伴随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和网络用户数量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迈入大数据和初级人工智能(AI)决策时代(12)V.M. Schönberger，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Eamon Dola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AI由计算机硬件(芯片、内存等)、数据算法和海量数据(存量数据+新交易数据)三者构成，计算机硬件好比AI的身体，算法像是AI的大脑，数据则是AI的血液。要使AI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必须实现“强硬件+大数据+优算法”(13)程承坪、邓国清：《大数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兼与马云先生和张旭昆教授商榷》，《学术争鸣》2018年第4期。。数据算法把大量进入互联网市场交易的数字、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语言等资料转换成逻辑数字，不断生成大数据。AI通过深度学习这些逻辑数字并进行甄别处理产生识别能力、推理能力和规划能力，为政府和企业基于历史大数据来对某些生产或计划领域提供决策参考，帮助人们更理性地进行交易决策(14)徐鹏、徐向艺：《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与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大数据精准量化与生成是AI工作的前提，AI的工作成效取决于可度量数据的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当然也离不开计算机强硬件和最优算法的不断进步。然而，正如计算领域大师Nick Bostrom所指出的，目前AI只是擅长于某方面工作领域的人工智能，并只能按固定工作编程进行自动化工作，处于初级人工智能阶段(15)Nick Bostrom，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Openness in AI Development，Global Policy，2017，pp.1-13.。

(四)大数据时代经济决策中的“休谟问题”

休谟指出，虽然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伴随另一事情同时发展，但不能简单地回答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是经济学思辨领域著名的“休谟问题”(16)[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5—506页。。正如计量经济学领域中人们常常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或因数据样本不全、或因时间样本不够长而得出片面结论，大数据在经济决策中同样没有办法来克服这一“休谟问题”。虽然大数据归纳分析的客观结果有助于我们作出理性决策的判断，并且数据时间周期越长、样本容量越大，得出的结论就越有益于人类计划决策，但是人类的需求偏好会随着收入高低和生活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而大数据决策难以捕捉到这种变化，其有限的理性决策就无法完全有效。人类社会还没有(或许永远不会)进入“超人工智能阶段”，大数据计算不具备人类的反思性和创造性，更不具备企业家的天才灵感创造性，大数据只能依据历史已得数据进行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是有偏差的。

大数据时代经济决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休谟问题”是日常事件与小概率创新问题。大数据决策依赖于大样本数据的极大似然性，其决策过程排除了小概率事件，但创新王国的国王——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其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往往都是小概率或极小概率事件，这种小概率创新的成功事件只能由人不断基于知识学习和反思试错的天才灵感创造产生，大数据决策无法捕捉这种思维循环累积的过程。小概率事件发展成为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的日常事件而被大数据捕捉到的时候，事情往往已经难以逆转，也即创新过程中“混沌现象”是大数据理性计算无法解决的，只能依赖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所以说，依据大数据理性计量分析来预测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前瞻性决策是难以实现的。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日益深入，AI会越来越先进，会越来越发挥出日常事件理性计算判断和政府企业营运管理决策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大数据的理性计算困于“休谟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会一直落后于人类创新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在作全面而又前瞻性的经济决策时，不能轻信大数据和AI的神话，而应基于历史数据的科学分析并结合人类综合思维决策，从而作出超越大数据的创新决策。

四、“兰格-米塞斯之争”在大数据时代的再认识

(一)“兰格-米塞斯”之争回顾

兰格(lange)和米塞斯(Mises)关于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始端于19世纪末，正式论战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科技革命和电子计算能力跨越发展之时，该论战就会掀起又一波小高潮。论战的一方是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首的计划经济体制倡导者，另一方是以奥地利学派集大成者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自由经济体制倡导者。该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及计划经济体制支持者单方面宣布己方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不过，主流经济学界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仅为一种逻辑上的蓝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计算美丽蓝图只能在更高水平的理性幻想下被描绘出来，在现实经济中，完全计划体制断不可行。20世纪中后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中国、越南、智利、古巴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先后进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侧面说明了可计算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赶超战略在一国经济政策施行方面存在历史性以及阶段性的不足。

帕累托、巴罗尼分别撰文指出社会主义可计算体系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是没有差别的，都可以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具有相同效率的最优配置(17)Vilfredo Pareto，The New Theorie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97.Vol(5) pp: 485-502；Enrico Barone，Il Ministero Della Produzione Nello Stato Colletivista，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1908.vol. 37， pp. 267-293 and 391-414.。米塞斯则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著名而严肃的批评，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市场，取消了商品和货币交换”，不可能实现全社会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市场价格信号的计划体系是完全无效的(18)Mises Ludwig von， 1922.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Dance Research Journal，PP.31-73.。泰勒回应了米塞斯的批评并设计了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计算方案：授权居民以“货币投票”方式来指导国家生产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生产商品的经济要素成本用“试错法”来确定，“估价过高，要素将过剩；估价过低，要素将短缺”，经过多次试错来确定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合理价格(19)F. M.Taylor.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29.Vol.19(1)：1-8．。罗宾斯以更加精细而严密的论文从理论逻辑上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是可能实现的，但在实际经济计划运营中，中央计划并没有能力求解所有的均衡方程，只有市场才可以实现自动价格匹配功能并实现一般均衡的整体经济，中央计划只能使经济情况变得更糟糕，巨大的试错成本会导致整个经济社会举步维艰(20)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1932.。

米塞斯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证并没有让计划经济拥护者们信服，兰格在吸收巴罗尼和泰勒的“计划经济”思想及帕累托的“竞争市场决定均衡”分析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即市场和计划相结合方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坚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消费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工资由市场决定并经存在的工资管理机关调整，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由中央计划管理局确定，通过控制资本的利率来实现赶超战略所要求的相应资本积累的目标，工业品定价则由巴罗尼提出并由泰勒发展的“试错法”五步程序决定，并选择平均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根据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原则选择企业生产规模，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进行收入分配，各个行业中劳动者工资根据行业平均而定，不过要反映出不同职业存在不同的工资收入(21)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8.Vol.4(2)：123-142．。哈耶克充分批判了“兰格模式”中的“试错法”改革成本过大、“中央计划”决定工业品价格的赶超战略必定会扭曲资源配置，计划经济制度的民众福利最大化并不能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福利，而是导致集权专制和奴役人民局面出现(22)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and Chicago， also in Chinese， Danish， Dutch， French， German， Italian， Japanese， Norwegian， Portuguese， Spanish and Swedish Translations. 1944.。但哈耶克的论证并未引起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们的充分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对“兰格模式”的计划经济纷纷进行了积极探索。

(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之取舍

1952年，南斯拉夫不再坚持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宣布实行“新经济体制”，实行“依靠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在其后的28年里，南斯拉夫年均GDP增长率约为6%，其中，工业部门年增长率约为9%，农业部门年增长率约为3%。南斯拉夫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业国。1968年，匈牙利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力求改善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健全法制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废除重工业赶超战略，降低资本积累率，平衡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波兰“新经济计划”(1982年)相继启动，分别开启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之路。当社会主义各国纷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之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开始对“兰格模式”进行反思与修正，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的作用。

建立合理的HEC-RAS模型，可再现河道洪水行洪和溢流情况，对于缺测数据地区的工程选址和防洪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在经济思想界，奥塔·锡克倡导走“第三条道路”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的经济模式(23)Ota Sik， The Third Way M. E．Sharpe Inc， 1976，pp.310-512．；科尔奈提出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经济模式(24)J.Kornai ，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fcal Ee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2th editin， 1992．；诺夫提出了“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25)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London: G. Allen Inc， 1983.；布鲁斯则倡导实行“受控制的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模式(26)[波兰]弗·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周亮勋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短缺经济的原因不在于宏观政策的失误，而在于约束了企业民主决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固化和刚性，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主要改革思路也相应发生变化，包括继续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但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着力改善政治民主和社会公平，发挥市场基础性功能作用和经济决策多层次化；不要实行中央强制指令计划，而应允许企业经营民主化、自由化和科学化等。罗默基于东欧、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扬弃进行了深入思考，倡导建立“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27)J..E.Roemer， A Future for Soci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即建立“发挥出经济民主决策中的市场力量，也要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力量”的经济体制。在该体制中，自由价格信息体系作为一种激励制度，能帮助企业进行自由决策，还可以促进社会民主制度优化。企业由企业家和劳动者进行民主管理，资本形成和消费资料的配置则交由市场交易决定，通过社会纳税体系而不是国家动员储蓄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三)“兰格-米塞斯”之争在新时代的再认识

在对“兰格-米塞斯”之争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并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也不是兰格等经济学家倡导的“计划主导”经济体制，各国好像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比重在明显提升，英、美、德、法、日和以色列等国无不如此。过去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的北欧国家比如挪威、瑞典、芬兰、冰岛等在过去十几年里则持续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造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们把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效率优先和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制度相结合，显示了公有经济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强势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奇迹，说明制定适合一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合理的产业政策并发挥出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是加快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合理手段。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有过多的纠缠，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持续不断地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发达国家经济体制新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现代国家经济体制都拥有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特点。市场机制优化了要素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政府提供了法治化的市场环境和保障收入公平的分配制度，并能更好地促进有效市场的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运行中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关系。”(29)《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1/c_1123649488.htm。

在以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为特征的信息科技革命新时代(工业4.0)，社会分工和协作日趋复杂，现代信息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市场主体分散而自主的决策是大势所趋，只有市场机制能够为经济主体创新行为提供高效率的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中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和资源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信息科技革命所必需的技术创新发展环境的相互包容性较弱。究其实质，大数据和AI只是一个充斥着优算法、巨量经济交易数据和物理机器的物质世界，人类的自主决策和市场自由交易作用依然无法被替代。“兰格-米塞斯”之争在新时代仍是“新瓶装旧酒”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依靠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现实阶段来决定的，而不能由“大数据”来决定。“大数据”只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产物，只能为优化经济体制服务，而不能是决定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因素。

五、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仍不可行

大数据、AI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不断革新，对一国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方式等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有学者认为，任何重构计划经济或者“新计划经济”的想法都不过是“理性的狂妄”和“技术万能论的幻想”(30)张昆旭：《大数据时代的计划乌托邦——兼与马云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大数据时代实现所谓的“计划经济”仍不可行。

(一)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所需的全社会深度经济数据难以获取

大数据时代若想重构计划经济，那么我们就需要得到实行计划经济的全部信息，包括大数据不能反映的人类潜在交易信息及人类思考决策的全部信息。然而计划经济所需的全部信息在获得性、数字化、透明化、高质量等诸多方面存在失真问题，且难以得到解决。动态的人类行为、个人决策及消费偏好难以用静态数据来表征，人类活动具有学习性、反思性、实践性和创新性，数据只能反映人类决策后的选择，而无法反映决策思辨的全过程，基于过去人的偏好来分析判断未来人的需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偏差。另外，大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基于网络交易数据，而不是全部市场交易数据，市场全部数据丢失量巨大，且每家网络企业数据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筛选性，通过这样的数据“理性计算”并产生的决策结果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二)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所需的信息更新与新数据计算难以为继

要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效，我们就必须不断获得新的、真实的准确数据，新数据只能从新的市场自由交易中产生，一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就会大大限制市场自由交易行为，新数据就无法有效更新。新数据不产生，“计划”就会失效，这是无法解决的大数据信息更新与计划经济计算之间的悖论。另外，要通过计划手段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必须首先获取个体消费者偏好、每个厂商生产函数、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等信息。如果社会经济是静止或是规律改进的状态，上述信息值就是固定或者按比例增加的，只有这样，计划经济计算工作尚且可行。但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真实世界中改变和未知却是永恒的”(31)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Vol.35(4): 519-530.。在现实经济中，要素资源和商品的稀缺程度或价值程度如何，皆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去发现。信息技术虽然在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方面有长足进步，但市场机制缺失后，新信息就无法再获得，计划经济对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失去了立论基础。

(三)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中个人激励与集体利益仍无法调和

(四)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在鼓励创新方面仍显乏力

目前，信息技术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新型计算平台和分布式计算架构(区块链)等去中心化、开放式和互动式的新型应用技术。新技术鼓励诚信交易和价格发现功能，新市场体系认可个体决策主动性和创新性并给予交易主体合理收益，这与集权式集中化的计划经济逻辑体系是不相容的。创新是当今世界各国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应依托信息技术革命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大数据实施计划经济来扼杀市场经济的创新逻辑。处于科学监管体系下的自由是技术创新和市场政策交易基本要求之一，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思想仍将资源配置视为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下的计算与控制问题，否定了个体的创造性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不是无原则的，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加密技术成熟和数据伦理逐步完善，数据使用便成了有原则的自由，既要保护个体自由创新，也要保护个体数据隐私，更要保护市场秩序。这需要政府加强监管，提供良性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五)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解决市场失灵困境仍难奏效

大数据时代社会经济计算可行是建立在经济运行的高度确定性之上的，如果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推演未来经济走势，人们就能精确预测并调控未来经济。然而现实却是当人们发现经济走高或者走低时，这已经成既定事实了，而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计量经济学家能够准确猜测结果。不确定性是任何经济社会的基本属性，正是市场经济体制允许不确定性的存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拓展和科学技术创新才有了各种可能。当然，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会造成投资盲目性、行业产能过剩，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市场竞争和纠错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创新者和正确决策者有合理的经济回报。如果用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投资和产业方向进行完全的事前控制，因为未来信息不可知，完全的计划经济在产业政策和资金安排上的正确性就像抛骰子，当决策方向失误或计划策略不对时，整体经济运行既是盲目的又是缺乏效率的。当人们一旦发现计划经济有偏，需要强行纠错或者大幅度调整时，其社会成本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大到足以导致一国发生经济危机，甚至经济崩溃。

大数据、云计算和AI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但还不是决定一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因素，任何大数据或者新技术能复活“计划经济”的言论是有失偏颇和不负责任的。我们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如何发挥好制度优势，以不断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六、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

(一)信息技术革命使“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更加密切结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人类勾画未来数字化、共享化的新经济模式空间。不断从市场交易中产生的新数据可以减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依托云计算技术，要素、能源、物流、商品等将实现充分共享，人类自动化工作效率和社会生产力将获得较大提高，在新协同共享经济模式下信息技术革命使市场决策更加有效。信息技术革命增强了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政府对经济调控功能的技术性手段在不断提高。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但这只是效率优先的手段，并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和经济均衡发展，市场经济导致的负外部性和要素资源迅速向最高生产效率的厂商集中，容易造成寡头垄断。在经济资源有限的局面下，政府可以通过生产资料合理分配和经济资源的均衡使用来推动行业的均衡竞争和居民收入再分配。政府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环境建设，来深化如工业污染、生态保护、水资源调配、碳排放量交易等方面的制度性建设。这也说明了信息技术革命可以使政府更有作为。

斯蒂芬·博丁顿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指出，信息技术和计算能力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前提下，信息技术进步提高了政府(企业)在沟通、协调、调控和决策方面的能力(32)Stephen Botington，Computers and Socialism，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1989，pp.110-208.。这种技术将提高社会经济信息发现功能、商品流通速度，并优化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信息技术进步将使人类社会走向“市场更加有效”和“政府更有作为”的经济体制，而这可谓之大数据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公平分配的政治体制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二者的各自优点，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优势(33)胡家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进展来看，当今的信息技术革命就像蒸汽机、发电机、原子能等重大工业技术革命一样，极大地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和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技术不是万能的，依靠信息技术不断进步来实行“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然而把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先进的生产力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中，实现市场更加有效和政府更加有为却是十分可行的，而将这两点紧密结合起来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

(二)信息技术革命巩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方向发展，但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中美贸易争端依旧严峻、世界经济步入衰退期等重大外部冲击的多重影响下，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凸显，需要我们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发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来确保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是要积极发挥“政府有为”的作用。政府应制定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战略，推进“互联网+”工程来改造传统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推进就业、医疗、通讯、交通、制造、零售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政府还应提供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公开化的公共信息平台，推送更精准、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广大老百姓切实需要的公共信息和公共服务，及时有效地回应民生诉求和关切。在精准扶贫、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等当前迫切问题上，政府可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功能，大致诊断出贫困地区和生态问题突出地区的短板因素，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地发挥出政府积极作为的作用。

二是要积极发挥“市场有效”的作用。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工业化与商品化的多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向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发展，促进更多的传统商品和要素资源进入电子商务交易市场。发挥市场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大众和广大企业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实施新一轮创新创业活动，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擎与支撑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确保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他国；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各类市场风险，不断促进企业管理创新和规范高效运营。

三是要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利用信息技术来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一方面，不断健全市场交易体系、维护市场法治秩序、提高市场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保障市场主体合理收益，促进中国信息技术升级和产业体系合理化；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树立政府信用和公平收入的再分配机制，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公共信息平台服务能力，发挥国家产业规划中的战略导向作用，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总之，结合各国现实经济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体制的固有特点，以大数据、AI和云计算为主要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巩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机制体制和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共同作用，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七、结语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实现了持续高速且健康的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其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在国民经济中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或者相对控股地位，政府宏观调控力依旧十分稳固；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在经济增加值、固定投资额、社会就业量、税收贡献中的比重持续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创新主体。

在经济发展方式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仍将不断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现代经济向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不断丰富“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市场“决定性”基础作用和政府“积极有为”作用。当然，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我们也应该防止“过左”论调——复活“计划经济”和“过右”取向——崇尚“自由主义”。我们要加强大数据时代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风险的前瞻性研究，科学制定弥补大数据决策固有缺陷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我们的基本主张是：一方面继续健全市场体系、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提高市场价格信号的准确性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等；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发挥国家产业政策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更加有效”和“政府更加有为”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创新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