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悲剧命运的成因与必然
——以陈白露和娜娜为例

聂 臣，张小萍

（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江西景德镇 333400）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南宋词人严蕊既说出了大多数妓女的心声又点明了妓女堕落的重要原因。“风流”或许从来就不是妓女从母胎带来的遗传因子，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了女性的堕落。在堕落以前，陈白露还是那个天真烂漫、善良活泼、纯情美好的竹筠。书香门第的优越出身让她生活无忧，热爱自然也享受生活。而娜娜，也曾是一个本性纯洁、正直善良的少女，她满怀热忱，向往自由，希望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从清纯少女到交际花，从“天使”沦为“妖妇”，这当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契机呢？

一、悲剧命运的成因

1.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

妓女进入文学领域后便不可避免地充当了文学家们表现社会风貌和针砭现实的符号。妓女形象的塑造毫无疑问寄存着他们对社会的审视和思考。反过来，我们对妓女堕落原因的探析也绝不能跳脱特定社会的限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在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影响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奢靡淫乱、物欲横流的风气。此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社会形态更是直接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了粗鄙的“金钱交易”。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剥削与压榨的双向性直接将社会划分成两极形态。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纵情享乐的上层社会和饱经风霜、备受凌辱、暗无天日的底层生活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此时的陈白露正好处于人生的低谷，家道中落使得她孤苦无依，婚姻破裂和痛失爱子的悲惨遭遇更使得她对过往毫不留恋并企图用物质的享受来麻痹自己，在“损不足而奉有余”社会法则和自我生存困境的双重影响下，陈白露选择前者的行为虽在道德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在这个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底层群体要想不被摧残，除了向上爬便唯有自我毁灭。显然，堕落成为了陈白露向上爬的登高梯，也成为了她走向毁灭的必经之路。

娜娜虽然和陈白露所处的社会背景有所不同，但她和陈白露面临的社会形势和社会面貌却极为相似。娜娜所处的时代为第二帝国统治时期。在当时，法国的经济正朝着蒸蒸日上的趋势飞速发展，只可惜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带来的人性解放并未朝着文明的方向进行。一味地沉浸在物质享受里，造成了他们精神的极度空虚和匮乏，也让他们爆发了人类原始状态所拥有的兽性。在这种金钱和性欲相交织的状态下，上流阶层的权贵们和妓女一时成为了巴黎的掌控者。妓女们通过性交易大揽财富，金融家们为了妓女们一掷千金。在这种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的盛行下，出身底层且一无所长的娜娜要想让自己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唯一的办法便只有出卖自己的肉体。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相应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化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生存状态。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以性别决定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终于在“五四”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呼声中有所动摇。在反抗压迫、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新思潮的影响下，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们开始像《玩偶之家》的娜拉一样，勇敢地冲破传统家庭的束缚，她们像男子一样踏入社会，寻求独立，寻找出路。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白露便成为了“出走”的一员。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太多的机会。陈白露能从事的也只有电影明星、舞女等供人取乐的下等职业。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娜拉出走后会产生的两种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在艰难谋生道路上摸爬滚打了一番的陈白露最终以“堕落”的方式宣告“出走”失败。

和东方一样，西方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保留着男尊女卑的传统。《圣经》中上帝造人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传说，使得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成为堕落、荒淫、欲望的代表。自此后，《圣经》便成为了神学家们维护男性统治地位的有力武器；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也成为西方女性长期以来遭受苦难和压迫的根源所在。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终于带来了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在自由平等的呼声中，具有反叛意识的娜娜也离开家庭到社会上谋求独立。如同变革中的中国一样，法兰西第二帝国并没有为女性生存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自由和平等也没有在男权文化浓厚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真正的落实。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女性独立谋生面临着重重阻碍。而一无所长的娜娜最终也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生活。

2.家庭因素带来的影响

一个人的性格养成、三观树立以及未来发展都与原生家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妓女的堕落很大程度是以其家庭影响为重要推力的。根据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陈白露出身于官僚地主世家。家境殷实的她接受着高等的教育，享受着衣食无忧的资产阶级小姐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的突然离世导致了陈家家道中落，孤苦无依的陈白露就此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家道中落的确被视为陈白露失足的导火索；但透过这些物质因素，我们更要看到来自地主家庭的资产阶级劣根性在陈白露身上的折射。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青年，她的“出走”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可这种先进性是局限的，是软弱的，是妥协的，一旦受到金钱的诱惑和封建势力的打压便荡然无存。其次，“她在脱离社会解放和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去追求自我解放的行为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狭隘性。”[2]这些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使她丧失了和命运斗争的勇气，也成为她走向堕落的重要因素。

和陈白露不一样的是，娜娜并没有一个优越、显赫的出身。联系左拉之前的作品《小酒馆》我们可以知道，娜娜出身于衰败、贫贱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外祖父是个十足的酒鬼，发起酒疯来便对娜娜的外祖母和母亲施以暴力。母亲绮尔维丝在年少时和人同居生子却被狠心抛弃；为了维持生活，后又嫁给工人古波并生下了娜娜。然而好景不长，古波意外摔断腿后疯狂酗酒的行为使得这个家庭矛盾不断。对家庭生活失望的绮尔维丝逐渐开始丧失自我，她对生活懒散，和前夫通奸，甚至最终走上卖淫的道路。出身于这样一个充满暴力、浮躁和淫乱的家庭，娜娜又怎能出淤泥而不染？“生活环境的污秽不堪、粗鄙淫乱让还是孩童的娜娜眼里充满了邪气，成为一个十足的‘坏女孩’”。[3]荒淫无知的母亲当着才十岁的娜娜进行性生活的行为更是为她日后对性欲的疯狂渴求和淫乱无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贫贱而又粗鄙的家庭出逃，然后受拐骗与人私奔却遭到抛弃，最后为了生存沦为妓女。娜娜基本重蹈了她母亲的覆辙。

3.自身原因造成的失足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妓女都能成为像陈白露和娜娜一样的高等妓女。能成为上流社会众星捧月的交际花，陈白露和娜娜自然有着寻常妓女无法比拟的魅力。而这独特的魅力恰好也正成为她们堕落的资本和条件。虽然年轻貌美和身姿曼妙是她们作为高等妓女的共同点，但由于中西方审美方式的差异，她们各自风靡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陈白露来说，使得她风光无限、备受追捧的除了美貌，更多的还有风情、智慧和社交才能。她能成为洋博士张乔治最佩服的人，也能巧妙利用银行家潘月亭搭救小东西，还能获得顾八奶奶的绝口称赞：“你真是个杰作，又香艳，又美丽，又浪漫，又肉感。一个人在这么个地方，到处都是朋友。”[4]这些侧面将陈白露的高情商和高智商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这也告诉我们，陈白露能成为上流社会名声躁动、首屈一指的交际花绝非偶然，这是和她自身具备的条件与能力紧密相关的。而反观娜娜，她并不像陈白露一样聪慧能干、擅长交际。作为一名演员，她歌唱得跑调，舞也跳得笨拙。作为一名交际花，她个性极强，与人交际任性又随意。可这些缺点在西方上流社会“绅士名流”们的眼中并不重要，他们只着魔于娜娜极富肉欲的裸体。就像作品中所提到的一样：“她最细微的动作都能煽起肉欲的火焰 ，只要她动一动小指头 ，就能使男人们蠢蠢欲动 。”[5]娜娜凭借着性感的肉体成为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女王。

陈白露和娜娜出名原因的不同其实也正反映了中西方传统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妓女形象普遍被刻画为出身高贵的落难小姐，她们通常因为家道中落而被迫沉沦。因此，她们往往因具备知书达理、才貌双全、品性高雅的特点和拥有出色的才艺技能而作为文人才子或者当权政客的红颜知己被写进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形象在古代不为少数，以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柳如是等人为代表的“秦淮八绝”便是当中的典型代表。而陈白露最初与诗人的结合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循了古代才子佳人的旧迹。和东方不同的是，西方妓女大多出身于地位低下的贫苦家庭，像芳汀、玛格丽特、娜娜，以及萨丹都是其中代表。她们既没有卓越的学识也没有惊人的才艺，甚至有些还到了目不识丁的程度。除此之外，“西方文学对妓女形象塑造的侧重点在于姿容和性暗示特征的刻画。”[6]对于有着开放思维的西方人来说，性欲并不属于隐晦且秘而不宣之事。在他们眼里，性欲是人的正常需要，他们大方谈论性并明确的追求性。这一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文化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此外，西方对肉欲的崇尚更是和十九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解体，被社会异化了的人重新释放身上的原始兽欲。他们执迷于性的魔力并陷入对淫欲的疯狂追求中。也正因此，仅凭借着一副躯体，娜娜便能使整个巴黎社会的男人都沦为裙下之臣。

诚然，陈白露和娜娜的独特魅力为她们的堕落提供了资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外界环境对事物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内部动机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条件。悲惨的生存困境成为女性堕落的催化剂，美貌和性感是她们成为交际花的资本，而女性的个人选择才是堕落的最终决定因素。在黑暗势力面前是一味妥协还是抗争到底？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是出卖灵魂还是坚守底线？陈白露和娜娜选择了前者，成为欲望的奴隶；而也有另外一些女性，她们战胜了命运，成为了全新的自我。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东西方并不少见。譬如，小说《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林道静，她和陈白露处于相同的时代，有着同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在“五四”精神的倡导下，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冲破了琐碎情感的阻碍，并在更新思想和战胜自我中化身为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在西方，也有着同样自尊自爱、勇敢坚毅的简·爱。简·爱和娜娜一样出身于贫苦的下层阶级，舅父舅母的虐待和孤儿院的严厉教规让她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可坚强独立的她却并没有在侮辱中沉沦。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她最终获得了美好的生活。而陈白露和娜娜，她们之所以没能像林道静和简·爱一样战胜命运，其根源在于她们的性格里的劣根性和思想中的腐朽性。首先，她们拜金嗜欲、注重享乐，既没有像简·爱一样对人格平等和思想自由有着强烈的追求，也无法如林道静一般将民族的解放视为个人理想。灵魂的空虚和思想的腐朽让她们注定走上堕落的道路。其次，她们好逸恶劳、懒惰成性，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物质的享受。在不劳而获的动机驱使下，她们最终只能走上依附男人的道路。最后，她们放纵自我、舍弃尊严，为了跻身上流社会，她们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在她们心里，金钱和物欲早已超过了尊严和人格的分量。弃道德廉耻于不顾，她们的堕落之路走得毫无阻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白露和娜娜的堕落完全是她们自我选择的结果。

二、悲剧命运的必然

对于妓女来说，卖淫这条路一旦开始便意味着要一条道走到黑。很少有妓女能真正从良，即便有心中途折返，在社会摸爬滚打一番后总还是免不了重操旧业。一方面，她们安于现状，不想通过辛苦工作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社会对女性的苛刻使得妓女永远摆脱不了“下流”“淫荡”的符号标签。即便从良，她们也无法再被伦理道德社会下的“正经人”所接受。这样的例子在东西方皆有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悲剧根源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封建家长对风尘女子的偏见。玛格丽特的从良失败也和情人阿尔芒父亲排斥和阻拦脱不了干系。也正因此，大部分的妓女终其一生都无法结束卖淫这份事业。她们往往因为饱受蹂躏而患病早逝，或者等到人老珠黄时被遗弃，贫困潦倒至死。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妓女的命运大多以悲剧收场。

1.与旧社会共存共灭

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形象只是旧社会的符号和象征。作家们的批判绝对不可能只停留在妓女这一群体上，他们真正想做的是通过对妓女人生轨迹的刻画来批判当时黑暗腐朽的吃人社会。妓女的命运终将以悲剧收场，而她们所代表的旧社会也终将走向灭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妓女与她们所处的社会是共存共灭的。作为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知识女青年，陈白露从单纯善良、正直勇敢的纯情少女沦落为腐朽麻木、放纵淫乱的交际花。她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旧社会的糜烂和堕落及其对人性的腐蚀和毒化。就像作者所说的一样“我写这个戏时，怀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决绝心情。我痛恨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希望它早日被消灭。”[7]在曹禺看来，这个罪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终将会毁灭，而被腐蚀的陈白露只是牺牲品。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者依旧怀抱着对光明的期盼。陈白露的离去伴随着打夯工人的歌声和阳光的到来，陈白露和这个腐朽的封建社会都将在死亡中获得新生。娜娜其实也一样，一方面，她成为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和第二帝国空有虚壳而内在腐烂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她又化作社会糜烂的催化剂，一步步将巴黎社会推向灭亡。娜娜，其实她和这个社会是同生共亡的，第二帝国腐败糜烂的统治终究要走到尽头，而娜娜也注定要走向命运的悲剧。在一声声“进军柏林”的呼喊声中，娜娜的生命结束了，但她作为“天花传播体”带给这个封建社会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时代和革命在推动着历史步步前进，第二帝国注定要和娜娜一起伴随着“进军柏林”的革命呐喊声走向灭亡。

2.直接现实因素导致

在对妓女形象命运进行悲剧性刻画这一点，中西方文学领域几乎形成了默契。而陈白露和娜娜，即便是作为高等妓女，她们也都难逃死亡的悲惨结局。通过对作品的了解，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死亡都存在着直接的导火索。对于陈白露来说，潘月亭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她结束生命的直接现实因素。其次，“王福升手上攥着的她欠下的2500 元的账单，更像是一张死刑判决书，宣告了她的末日的到来。”[8]在死神面前，她也曾做过挣扎，她尝试放下高傲的姿态委婉地向张乔治借三千块钱。然而，这个虚伪又圆滑的登徒浪子不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的希望却反而成为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是金钱让陈白露丧了命。“金钱使得她将自我凝固，束缚并进行了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9]而相比陈白露，娜娜的死仿佛来得更加突然些。在巴黎消失数月后再度回来的娜娜化身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她在悉心照顾患天花的儿子时不幸染病，最终死在一个空旷而冰凉的旅馆中。娜娜的离去成为了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看热闹的人们带着他们虚伪的“关心”蜂拥而至地聚集在旅馆门前。人心的虚伪和冷漠为娜娜的死增添了一丝悲凉。“而选择让娜娜的生命消逝在母爱的光辉里，这又无疑是作者怜惜和喜爱她的体现。”[10]

3.内在生存希望破灭

压死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骆驼本身放弃了。妓女的悲剧性不在于偶然而属于必然。陈白露和娜娜自身的矛盾性是奠定她们悲剧性命运的内在因素。我们都知道，方达生的到来使得陈白露无比怀念过去单纯的自己，同时也让她对眼前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生活充满了厌恶。可遗憾的是，她早已被这个物欲横流的上流社会所同化。金钱和欲望化身为“华丽”的枷锁将其牢牢套住，“自由”与“希望”已成为她遥不可及的梦。鲁迅先生也曾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处可走。”陈白露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堕落和不堪却又无力改变。她厌恶上流社会的生活却又离不开上流社会。这种矛盾使得她无法达到灵魂和躯体的统一。死亡是她对堕落生活的彻底摆脱，也是她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她用“肉体”的死去换来了“精神”的活着。而娜娜也一样，男人的纠缠使得她对卖淫生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感。她也渴望成为一个正经女人，并且能够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可悲的是，社会对她的腐蚀早已深入骨髓，她无法逃离金钱为她编织的牢笼，更无法获得新生。她骨子里尽是叛逆的因子，现实中却又不能不依附。她一边向往着自由却又一边贪恋金钱的诱惑。这种复杂的矛盾在她身上不断斗争着、升级着，并终究形成毁灭之势。当最后金钱也无法填补她灵魂的空虚时，她便只剩下行尸走肉之躯，孩子的离去更是带走了她对这个世界仅存的留恋。娜娜的死看似偶然却实属必然，她在无意中用死亡向这个吃人的世界表达着抗议。

如果说陈白露和娜娜一开始的堕落是选择用灵魂的丢失来获得躯体的舒适，那么二者的最后死亡则是用身体的“死去”来换取灵魂的“活着”。但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她们的死亡都无法幸免，生存在那个悲哀的时代，她们的悲剧命运从选择堕落的那一刻起，便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