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选址思想与特征

□刘丁辉

城址是史前聚落的特殊阶段产物，史前城址研究是先秦考古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选址，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繁荣的核心区域，率先酝酿诞生了早期的国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延续时间长、规模或大或小的史前城址，为探索中国史前城址的选址思想与特征提供了关键依据。

一、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发现

本文所指的中原地区是指以河南省为主的狭义中原区域。截至目前，中原地区已发现了16座史前城址，是我国早期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1]。（图1）其中2座城址年代为仰韶文化时期，即郑州西山、淅川龙山岗城址；14座城址年代为龙山文化时期，包括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濮阳高城与戚城、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新郑人和寨以及新近发现的安阳柴库等。

（一）仰韶文化时期

1.郑州西山。西山城址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孙庄村西的邙山余脉（西山）上，北距黄河约4公里。城址坐落在枯河北岸的二级阶地边缘，西北与连绵不断的豫西丘陵相连，东南俯瞰黄淮平原。城垣平面略近圆形，残长约265米，宽3～5米，现存高度1.75～2.25米。因枯河冲刷及山坡流水侵蚀，城址南部已遭破坏。从城的西北角到东北角的宽度约185米，推测原来最大直径约200米，城内面积达3.1万平方米。已发现北、西2座城门。城内遗迹主要有道路、房址、灰坑、墓葬等[2]。发现有城壕和外围壕沟。城址年代在距今5300～4800年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是目前所知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图2）

2.淅川龙山岗。龙山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遗址现今地貌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依低矮的山丘，西侧有闹峪河自南向北注入丹江。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范围约14万平方米。发现城墙两段。一段城墙位于遗址东北部边缘，长约166.6米，底宽14～28米，现存最高处高约2.1米。城墙外紧挨城墙有壕沟，宽14米，比古河道深1米。另一段城墙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边缘，长约165米，底宽20～31米，现存最高处高约1.6米。城墙外侧有壕沟，宽17～20米，深约5.6米。遗址内发现有房址、祭祀遗存、陶窑、灰坑、灰沟、瓮棺葬等遗存。城址始建于仰韶文化晚期，延续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石家河文化时期废弃[3]。 （图3）

图1 中原地区史前城址分布图

（二）龙山文化时期

图2 西山城址平面图

1.登封王城岗。王城岗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遗址范围，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总面积50余万平方米。该城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发现小城2座，大小相近，东西并列。其中西城呈边长约100米的近正方形，城垣周长约400米，城内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大城位于遗址中部，推算面积有34.8万平方米左右。发现有北城墙，城的北、西两面发现有城壕，东、南两侧利用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城内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灰坑等。该城址的建筑和使用年代约在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又略早于大城[4]。 （图4）

2.新密古城寨。古城寨城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古城寨村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地处嵩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向东面对辽阔的黄淮平原。城址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总面积17万平方米，迄今仍然保存着高大的城垣。有南、北两个城门。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西面的溱水形成自然屏障。城内重要遗迹有大型高台建筑房址（F1）和廊庑建筑基址（F4）[5]。 城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有学者推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37年，废弃年代为公元前2018年前后[6]。（图5）

图3 龙山岗城址平面图

图4 王城岗城址平面图

3.淮阳平粮台。平粮台城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西南4公里的大连乡大朱庄西南台地上，东临沙河支流新蔡河，地处黄淮大平原黄河冲积扇南缘地带。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3.4万平方米。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平方米。南、北城墙中段均发现有缺口和路土，推测缺口应为古城的南、北城门处。城外有护城壕。城内遗迹主要有房址、道路、排水管道、陶窑、墓葬和灰坑等。该城的建筑与使用年代应为龙山文化时期，始建年代为距今4500年以前，距今4100年时仍在继续使用[7]。 （图6）

4.辉县孟庄。孟庄城址位于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东侧的岗地上，总面积25万平方米。该遗址存在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商代后期“三叠城”。龙山时代城址平面略作梯形，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东墙的中部发现一座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宽约20米，深距当时的地表3.8～4.8米。二里头时代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时代城址之上，平面形状与龙山时代城址近似，面积也与龙山时代城址一致。商代后期又在二里头时代城址的基础上修筑使用，其面积和形状应接近二里头时代城址[8]。（图7）

5.博爱西金城。西金城城址位于河南省博爱县金城乡西金城村的中东部，绝大部分压在现代村舍之下。所在遗址北距太行山脉10公里，属于地势较平缓的山前平原地带，运粮河、勒马河分别从遗址西南侧和北面流过，城址坐落在一个褐色或黄色粉沙土堆积的土丘之上。城址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周长近2公里。城内面积25.8万平方米，含城墙面积达30.8万平方米。西城墙和南城墙中部可能有城门。北墙、东墙和南墙外侧发现有小河或排水沟环绕形成的防御壕沟。该城的建筑和使用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偏早阶段[9]。（图8）

6.温县徐堡。徐堡城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南约30公里的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之沁河南岸，东距温县春秋盟书的出土地——州城遗址2公里。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东城墙残长约200米，南城墙长500米，西城墙残长360米，北城墙被沁河冲毁。西墙和东墙的中部各有一缺口，均宽约10米，疑为城门缺口的遗留。城址中部发现一处堆筑台地，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6000余平方米，可能为城址内的重要建筑所在。城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时期[10]。（图9）

图5 古城寨城址平面图

图6 平粮台城址平面图

图7 孟庄城址平面图

7.安阳后冈。后冈城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南岸一舌形河湾的高岗上。岗地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50米，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龙山文化“围墙”，西、南两面城墙残长共约70米，宽2～4米。城内遗迹有房址、夯土台基、水井、灰坑和墓葬等。该城的建筑与使用年代应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11]。

图8 西金城城址平面图

8.濮阳戚城。戚城城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区南侧。近年考古材料表明，在东周戚城城垣下面叠压有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垣。龙山时代城垣平面略呈圆角方形，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400米，面积（含城墙）近17万平方米。南墙有缺口。城墙顶部宽13.2米，底部宽23.65米，现存高度4.8米。城墙外侧有护城壕沟，城内东北部有近万米的生土高台[12]。（图10）

9.濮阳高城。高城城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12.5公里的五星乡东高城村。春秋时为卫国都城帝丘。已发现北垣长2600米，勘察出东垣北段长250米，西垣北段长150米。城垣距地表2.8～3.6米，高约7米，底部宽度22～26米。发现有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发掘者推测早期为龙山文化城址[13]。

10.郾城郝家台。郝家台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城东3公里石槽赵村东北的台地上，面积6.5万平方米。城址坐落于遗址西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22米，东西宽148米，面积3万余平方米。残存有墙体和基槽，城墙宽5米左右。东城墙中部有宽8.8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墙四面外均有壕沟。城内发掘出数排长方形排房址，并发现有木板地面遗痕。该城建于郝家台龙山文化二期，年代距今4600年左右[14]。 （图11）

图9 徐堡城址平面图

图10 戚城城址平面图

11.平顶山蒲城店。蒲城店城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高皇街道蒲城店村北的岗地上。包括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2座城址。其中龙山文化城址平面略呈东西长方形，保留有东、西、南三面城墙，北城墙可能已被湛河冲毁。西城墙残长124米，南城墙长246米。城外有宽而深的城壕。现存城址（含城壕）面积约4.1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2.65万平方米。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陶窑、瓮棺葬及圆形黄土台建筑基址。该城的建筑和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15]。（图12）

12.新密新砦。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新砦、煤土沟、苏村等自然村之间，遗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设有外壕、城垣与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城址平面基本为方形，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贴近城墙下部的护城河，城内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由龙山时代城墙和新砦期城墙两部分组成。龙山时代城址的东墙和北墙是利用一条东西走向自然冲沟的内壁修整、填土夯筑而成的，东墙南半部大部被双洎河冲毁，护城河紧靠城墙外侧。

13.新郑人和寨。人和寨城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辛店镇人和寨村西。遗址北起双洎河南岸，南至村西南自然沟，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墙残长270米，西墙残长260米，南墙残长110米，北墙长248米，面积约7万平方米，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16]。

14.安阳柴库。新近发现的柴库城址位于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区西部边缘柴库村，北临洹河。目前城址的整体布局、结构尚不清楚，年代为后冈二期[17]。

二、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选址

史前城址的选址是个庞大缜密的系统工程，恰当的选址是城市得以兴建的基础和前提，要同时兼顾政治、军事、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的要求。观察中原史前城址的位置可以发现，当时的规划建造者十分重视选址问题，在长期的选址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些城市选址的基本思想。综合来说，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选址包括区位选择和具体位置的选择两个方面。

图11 郝家台城址平面图

（一）区位选择

区位是城市所处的宏观空间位置，随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决定了城市的个性和发展前途。选择一个具体的空间位置是城市选址的首要任务。分析发现，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区位选择普遍遵循着文化地理位置居中或文化地理位置适宜的选址条件。

结合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多元特征及各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承接转换，同一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均有自己相应的文化区域，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也会因统治范围和重心的变化而转移。因此，城址的选址因城址性质、功能的不同而在各文化区域中的位置也有所不同，存在着“文化地理位置适宜”的特征，文化地理位置即是指城址所在地在其所属考古学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地位。考察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文化地理位置可知，这些城址的选址大多遵循“居中”的原则，可称之为“文化地理位置居中”，这与夏商之后诸王朝“择天下之中”的都城选址观念一脉相承。同时，为了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还有不少城址位于文化的交界线一带，也即是“文化地理位置适宜”。

1.仰韶文化城址。学界一般把仰韶文化时代与黄帝时代相联系[18]，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时代聚落遗址较多，以属于仰韶文化的灵宝西坡、灵宝北阳平、郑州西山、淅川龙山岗等遗址较为典型。作为中国史前城址的萌芽时期，在文化地理位置上，仰韶文化时代的城址均位于所属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区域或交界地带。

以西山城址为例，有学者对河南境内仰韶文化聚落群进行研究，将西山遗址归入荥阳聚落群，属于聚落群中的二级聚落[19]。在西山城址东南不远处还发现有一处规模更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大河村遗址，面积达42万平方米，内涵极为丰富。尽管西山遗址的规模和文化遗存的丰富程度都无法与大河村遗址相比，但西山遗址地势较高，处在郑州西北郊仰韶文化聚落群（图13）的中北部，与各聚落的距离相差不大，且背依黄河，面朝东南大平原，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位置都处在中心地带，很容易对周围聚落进行政治管理、文化辐射和经济影响，这些都是处在聚落群东部边缘地带的大河村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确定城市位置时，在西山一带建城应是较好的选择。

龙山岗城址城墙为一次性筑成且规模庞大，城内还发现有大型房址、祭祀区等大型遗迹，反映出在仰韶文化晚期这里应是一处拥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社会动员力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同时，在文化地理位置上，目前在丹江流域发现的仰韶时期遗址有20多处，龙山岗遗址规模相对较大，且其位于丹江与淅水交汇处，正是南北文化交融和转换的区域。因此，选择在这里筑城正显示出了其文化地理位置适宜的特征，更便于对周围聚落进行管理和交流。

2.龙山文化城址。作为中国早期城址的滥觞时期，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大特征即是城址大量出现，同时以城址为中心形成聚落群，由于龙山文化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文化面貌也不尽相同。反映在城址上，中原地区的14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均可归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代表了典型河南龙山文化的性质特征，这些城址的文化地理位置充分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文化地理位置居中”“文化地理位置适宜”的选址原则和思想的深化。

以王城岗城址为例，王城岗城址周围的遗址多为小型聚落，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以下。王城岗城址处在大河（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与周围聚落群遗址大致呈扇形分布，扇形向着王城岗城址[20]。（图14）这些情况说明王城岗城址在其聚落群中拥有着中心地位和作用。关于王城岗大城，多数学者认为是禹都阳城，而小城有人认为可能是鲧作城[21]。综合来看，王城岗城址的文化地理位置不仅处于中国早期历史时期的“天下之中”，而且更是王城岗聚落群的文化地理位置中心。

图13 郑州西北郊仰韶文化聚落群示意图

据学者研究，在豫中的嵩山东南属于淮河水系的颍河、双洎河、沙河和汝河流域，发现有龙山文化遗址300多处。这300多处遗址中错落分布着20多处大中型聚落，应属于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所有的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之间的距离在25～63公里之间，平均距离40公里，平均控制面积1200平方公里，聚落群之间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22]。 （图15）从图15所标识的瓦店、蒲城店、郝家台、平粮台等聚落群可以看出，这些城址的等级较高，面积较大，出土遗存较丰富，具备中心聚落的条件，基本都位于各自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均有自身的辐射控制范围，且周围均分布有众多的小型聚落遗址，对城址呈拱卫态势。古城寨、新砦、人和寨距离较近，属于同一聚落群，又同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三者可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主从关系，也即是古城寨属于中心聚落，新砦、人和寨可能是受古城寨控制的次级中心聚落。

图14 王城岗聚落群分布示意图

图15 豫中龙山时代聚落群

除以上城址外，辉县孟庄、安阳后冈也具备区域中心聚落的特征；温县徐堡与博爱西金城距离较近，亦属于同一聚落群，二者也应是属于主从关系，温县徐堡是中心聚落，博爱西金城是次级中心聚落；濮阳高城与戚城也属于同一聚落群，但由于对濮阳高城的结构布局尚不清楚，暂无法推测二者的主从关系。

此外，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濮阳戚城、安阳后冈、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等龙山时代城址大都集中建造、使用于龙山时代晚期，且均分布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东部边缘，这很可能是龙山时代后期，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为了抵御其他集团，尤其是为了抵御东夷集团的侵袭，在中原地区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所形成的[23]。这一现象正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址选址的 “文化地理位置适宜”思想。

（二）具体位置的选择

具体位置是城址所在的具体地点，主要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不仅影响城市建设和发展，而且能具体影响到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布局。在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的位置筑造城市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利于城市规划和发展，而且可以利用地貌条件进行军事防御，开展相关的生产、生活活动。《管子·度地》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这里即是说城市的选址应注重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选择，包括地形地势、山川河流等。考古发现规模庞大、文化内涵丰富且规格高、人口众多的中心聚落（王都）都位于土地肥沃和易于通向周围地区的水、陆路交通便利的地方；而地区性中心聚落（诸侯封邑或方国都城等）则多坐落在交通枢纽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24]。区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各历史时期人类设都建城的通用标准。观察中原史前城址所在的具体位置可以发现，至少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对城址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1.气候适宜。据环境学者研究，中国全新世以来的气候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距今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即半坡和庙底沟文化时期，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为暖湿的时期，其峰值出现的时间距今6000年左右，其后逐渐向冷干转变，在距今5500年左右达到低谷，因而距今5500～45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为气候的相对冷干时期[25]。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转变带来的气候带和植被带整体南移，造成大范围的文化格局调整，同时对具有不同地理特征的各地区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气候条件的差异和变化也使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城址在功能和形态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中原地区地处我国中部，在地形上横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有山地、盆地、河谷平原、台地、大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在气候上，位于亚热带和北温带的交界地带，不冷不热，具有多种生物资源；在干湿地带上，位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不干不湿。因此，在中国早期城址的分布区域中，其区位优势最为明显，能够适应各种极端的气候条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没有周边地区明显，因而在各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上呈现出连续性特征。

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是整个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层所出孢粉的分析可知，该地区的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气温比现在高1℃～2℃[26]。而且大河村遗址还出土有鱼、貉、獾、牛、鹿、麂、猪、竹鼠等动物骨骼遗存，由此可以推断，以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气候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温暖湿润的[27]，适宜人类的繁衍生息。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大暖期气候条件下，中原地区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快速发展，并在仰韶文化中期达到鼎盛阶段，而到了气候相对冷干的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文化发展势头有所减缓，受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有所增多。经过对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进行多学科研究分析可知，遗址周围分布有大量的阔叶树栎林、刚竹属和其他阔叶树种，其中有许多分布于热带、亚热带的树种，表明当时的中原地区气候是温暖湿润的，“具有亚热带气候特点”[28]。再从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动物标本来看，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气候尽管比仰韶文化时期稍冷，但仍较温暖湿润。在进入大暖期气候后期的龙山文化时期，气候暖湿程度在波动中有所降低，导致内部各文化区出现明显差异，同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2.土地资源丰富。土地资源是指已经被人类所利用和可预见的能被人类利用的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进行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基本资料，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不能出让的存在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土地的数量、质量、分布等决定着土地的人口负载量和人们平均生活的质量。农业生产对于土壤、气候、地貌、水文等条件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的土地，农业生产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是有很大区别的，故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土地才适于农业生产。土地资源可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类型。一般而言，山地宜发展林牧业，平原、盆地宜发展耕作业。土地资源是自然的产物，其位置是不可移动的，其类型变化非常缓慢。

史前城址实际上是一个较大的聚落。城内居民平时从事农牧渔业生产，战时出征或守卫城市。其生活物资的供给，一是靠军事掠夺或输入，二是靠城市周围的土地进行生产，其中后者是最可靠的获取生活物资的途径和手段。综观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这些城址的选址遵循着城市周围必须有着丰富的、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如平原、盆地、河谷地等条件，适宜进行农牧渔业生产。郑州西山、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安阳后冈、濮阳戚城、濮阳高城、平顶山蒲城店、新郑人和寨、安阳柴库等城址，周围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资源丰富，附近既有广阔的平原，又有洼地湖泽，既可以发展农牧业生产和从事渔猎、采集等行业，又为制陶、制骨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淅川龙山岗、新密新砦、登封王城岗等城址，周围是开阔的河谷平原、盆地或丘陵，地势虽有一定的起伏，但对农业生产无大妨碍，同时可为人类生存提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3.山川险阻择高而建。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史前城址，多位于区域内地势较高而平坦之处，且周围多存在大范围可以倚重的高山、关隘、悬崖等自然屏障。之所以把城址选定在较高之地，主要目的是利于军事防御和抵御洪水，同时，相对平坦的地形可为城市的建设扩展和发展农业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在军事方面，高地是理想的据点，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可对敌情做出比较准确、全面的判断。在抵御洪水方面，新石器时代气候普遍较现在温暖湿润，降水量丰沛，洪涝灾害时常发生。在当时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建在平地或低地的城址，很容易被洪水冲垮墙垣，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建在高地、岗地之上的城址，可以抵御一般的洪水泛滥。在古代交通条件下，高山、关隘、悬崖等自然屏障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或屏障，利于军事防御。可以说“山川险阻择高而居”是史前选择城址位置普遍遵循的原则。

观察已发现的中原地区史前城址可知，古人建城所确定的高地一般位于盆地或河谷之内，对军事防御十分有利，且多是岗地或台地，范围相对较小而平坦，明显高出周围地面数米甚至更高，这样可以观察到周围较远地区的情况。这些高地在现今的地名上多被称作岗、台、城、冢、岭、墩、山或崖等。如郑州西山城址北依邙山余脉，坐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的南缘；安阳后冈城址西邻太行山，位于洹河南岸的高岗之上；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西邻太行山，位于孟庄镇东侧的台地上；登封王城岗城址位于颍河谷地中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被称为“王城岗”的高岗台地上，至今仍高出周围地区数米，南眺箕山和大、小熊山，西望少室山，北倚太室山前的王岭尖，有石羊关、辕关等关隘，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新密古城寨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城内地面高于溱水河床10米，高于周围地面2～5米；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遗址东北部的岗地之上；郾城郝家台城址位于石槽赵村东北的台地上；淮阳平粮台城址位于大朱庄西南一处被称作 “平粮台”的台地上，高出周围3～5米。

4.水资源丰富。水与土地资源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之一。水资源不仅能给早期人类提供基本的生活、生产用水，还能提供大量的渔产资源，弥补粮食不足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饮食。

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选址，具备丰富的水资源是其基本条件。由于早期人类活动对自然水资源的破坏微弱，加之当时较当今温暖湿润的气候，因此区域水资源条件应优于现代，这一时期人类的活动用水主要依靠自然水源。分析发现，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皆濒临较大的河流或湖泊、沼泽，充足的水源能够满足当时城内居民生产、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同时，早期人类的主要交通与运输方式还是利用舟船航行，河流亦是早期城址最常见的自然防御设施，因此，城址位于河流、湖泊岸边或距河流、湖泊较近，有利于交通运输和军事防御。如郑州西山城址南临枯河，北去不远有古黄河；淅川龙山岗城址西侧有闹峪河；安阳后冈城址位于洹河湾内，东行四五十里即有古黄河南北向穿过；温县徐堡城址位于沁河南岸；博爱西金城城址南北分别有运粮河、勒马河；登封王城岗城址位于五渡河西岸和颍河北岸，周围有较大的水域；新密古城寨城址位于溱洧二水汇流处；淮阳平粮台城址东临沙河支流新蔡河；新密新砦城址南邻双洎河，西有武定河，东有圣寿溪河。

此外，水井的出现是人类水资源获取方式的一个重大进步，先民不仅能从水井中获得较为洁净和稳定的水源，使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先民摆脱依河湖而居的限制成为可能，从而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同时，水井作为一项重要的水利设施，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9]。考古发现，早在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有水井出现[30]，凿井技术在龙山时代逐渐成熟，类型也逐渐多样化，在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洛阳矬李、汤阴白营、辉县孟庄、鹿邑栾台等遗址都发现有各类水井遗迹。

三、结语

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选址有上述特点，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邦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私有制、阶级的出现，早期国家或雏形国家孕育产生，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各部落、部族或邦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同时，由于生产力低下，史前先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获取自然界资源的手段较少。为应对以上种种问题，应运而生的就是城市的出现，而上述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选址思想和特点，也是史前先民在实践过程中应对矛盾和困难的重要对策。

可见，中原地区史前城址自形成伊始就注重对建城位置、生态环境及地貌条件的选择，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和原则。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地演进、成熟和完善，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并对后世城市的选址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