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

我的文学之路，就是我的读书之路，我与苦难的抗争之路，我歌唱与苦难较量的奋斗者之路，也是我对文学爱的坚守之路。我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我多舛的命运;另一个是我喜爱读书，书读得多了，就有了创作的欲望。

逆境使我奋斗

我出生在安徽太湖县李杜乡笔架山下一个小山村。笔架山是大别山向南的一条不起眼的余脉。皖河的一条支流从村边悄悄流过，风景是很优美的。贫穷却在那里施展着淫威，我在那里度过的是凄楚寂寞的童年。

我降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月，母亲生我在逃难的路上。我是母亲的第五个女儿，前头四个姐姐，因为家穷，生下不久，都送给了人家，其实是令人心碎的抛弃。父母打听到谁家没有小孩，就在漆黑的夜里，悄悄把婴儿放到人家门口，然后躲到屋角后面，点燃一挂鞭炮，惹得村上的狗汪汪叫，婴儿吓得哇哇哭，没孩子的人家抱起了婴儿。送出去的四个姐姐，两个被活活饿死了。我之所以幸免于难，这得感激我的祖母，她坚持要留下我，说留个姐姐，才能引来弟弟，给我起了个谱名叫纯男，小名男伢。

我家祖上都是文盲，祖父是铁匠，常年在江南贵池乡下打铁。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想田都想黄了脸。我们那里属于大别山老区，新中国成立前夕，兵荒马乱，山里的地主纷纷卖掉田地往外逃亡，祖父一下买下二十多亩便宜田，兴奋过度，脑溢血死了。结果是给父亲买了顶地主帽子，我便成了地主的女儿。我想上学，没有读书机会，只在夜校的扫盲班识得几个字。直到我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才在乡里小学老师的帮助下，走进校门，插进五年级。

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1955年夏，我以全区第一名，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太湖中学，靠几元钱的助学金和一些老师的资助，勉强升学。

我初中毕业，父亲的肺结核病一天比一天重，母亲又因缺乏营养，双目失明。因为我是地主的女儿，学校不敢忽视阶级路线，停止给我助学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班级第一名，可我仍然不得不终止学业，到安庆市来当学徒工。每月只有十二元钱的生活费，我还要省下五块钱接济家里，每天吃五分钱的萝卜角。可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扼杀我的求知欲，我看一切能够找到的书，不放过任何一个自学的机会，上函授，读夜大。安庆市图书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我几天就去换借一本书，我认认真真写读书笔记，知识的甘霖润泽着我痛苦的心灵。我在三家小工厂一待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多么漫长啊，地主女儿的帽子，在强调阶级成分和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下，就是一块沉重的石磨压在我的头上。我饱受冷漠和歧视，不管我如何努力工作，我的工作如何出色，但好事没有我的份，运动一来我就提心吊胆，害怕有什么祸事突然降临。但这二十年，也是我丰富自我，提高自我的二十年。我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写了成麻袋的读书笔记，为我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和人生体验。我也因此认识到逆境是老师，认识到苦难是天赐的礼物，这段人生经历，也成为了我一笔无价财富，让我终生享用不尽。

我的第一本书

1976年，我患了重病，做了大手术，身体虚弱。几经周折，于1978年调到了安庆市图书馆，当了古籍管理员。这时我已是四十一岁的人了，膝下两儿一女，家务繁重。但为了能自由航行在书海里，我啃起了生涩的古文，像小学生那样，向老先生请教，将诗词、文段抄在卡片上，随时带在身上，供上下班路上背记。到了1981年，我已读了较多的古籍，开始萌生为巾帼才女立传的念头。当我搜集相关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历史现象，为人类生存和繁衍做过伟大牺牲和贡献的才女，在历史的星空中却是那样的稀疏和黯淡，历史的尘垢和世俗的偏见淹没了她们。我为之感到愤愤不平。就在这时候，常来图书馆看书的李帆群老先生告诉我，有个才女叫潘玉良，可以一书。

潘玉良的身世在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最激励着我的是她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妇女，竟然能成为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知名画家，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這个升华了的过程，浸透着奋斗的血泪。这股殷红的血，似乎涌进了我的心房，和我的血液融为了一体，我不能自已了，我决定写她。

但她生活过的地方跨度大，从扬州到巴黎;经历的时代是那么漫长，从辛亥革命到粉碎“四人帮”;身份的变化充满传奇，从孤女到艺术家。这对我来说，写好她难度很大。历史的，地理的，民俗的，文学的，艺术的，美术的我所掌握的种种知识，在写她时都感到不够用。而我所掌握的潘玉良的材料也很少，我所了解的不过是潘玉良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我既没条件去采访她的亲戚故旧，又没条件去看看她足迹所至的地域，我只能到书海中去求索。多读书，拜能者为师。凡是她所到过的地方，我都得去研读那里的史志、游记、民俗，了解名胜古迹、城市建筑，比如里昂的丝织业、巴黎的艺术、罗马的颓垣残柱。哪怕文中只提及一笔和她有关的事，我都得去翻阅大量资料。

倒霉的是，我的眼睛这时出了毛病。医生检查出三种病：双目视神经疲劳症，眼底黄斑部分陈旧性病变，眼压升高。医生建议不要再看书。可我不能不看书，眼睛痛得全身痉挛无法控制时，我做做按摩又继续工作。这一切又只能在工作之余和晚上进行。我在灯下坐到十一点，直到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为止。早晨四点我就强迫自己起床。那时正值1981年严冬，我体质不好，老感冒，从热被窝里起来，就喷嚏不断，鼻涕眼泪潸潸而下。爱的力量让我坚持下来了。所幸的是，我喜欢美术，曾经读过一些美术作品和美术史，为我写潘玉良提供了基础。由于我没有办法掌握传主的生活细节和她的真实内心和情感，我只能采用小说的形式来刻画她。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写小说，又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传记小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如何去塑造人物形象，只是由于爱，爱文学，爱笔下的人，爱一个与苦难搏斗的顽强灵魂，就那么随着感情流淌写下去，以至于不能自已。

但我有个设想，要让她在每一个人生关口活过来，让她喊出我的心声：世界上没有征服不了的困难，人类的命运可以通过抗争来改变！条件差，基础薄，不足馁，只要有个崇高的目标，坚定的意志，执着追求，刻苦进取，就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命运只能在有志者的追求中被掌握！人生只能在求索中闪烁光辉。当然，也并不排除机缘和条件。即使终生追求而不得，也能在求索中留下深深的履痕，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抱恨。

这是我在《画魂——潘玉良传》中歌唱的主旋律。尽管我的歌喉音色不够柔美，有些沙哑，缺乏艺术魅力，但这支主题歌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应和，形成了一股潘玉良热。数十家电台连播，并改编成广播剧演播。《文汇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二十多家报刊对我的作品转载连载，省文联和《清明》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座谈会，《文艺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安徽日报》《社会科学》《清明》等报刊，发了各种相关评论文章50多篇。我的这个作品获《清明》文学奖一等奖，收到3000多封读者热情洋溢的信。写信的人有老教授、侨属、工人、农民、大中学生、知识青年、图书馆管理员、离退休干部、文坛前辈、著名作家，还有囚犯。有的读者给我寄书、寄画册、寄邮票。书法家、画家给我赠寄他们的作品。有读者在节假日给我寄夹有钱的匿名挂号信，说是给我的慰问费。还有人千里迢迢带着他们奋斗的成果和礼物专程来看我。潘玉良的奋斗精神激励了很多底层人们去奋斗。比如河南驻马店一位叫石浅的读者，当时她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一个小工厂，感到人生无望，悲观情绪到了极点，她偶然间读到《画魂——潘玉良传》，顿觉眼前一亮，她觉得她的处境比张玉良好多了。她喜欢写字，决定苦练书法，后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驻马店书法协会主席，黄淮学院教授。她把她通过不懈奋斗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我的作品，说没有《画魂——潘玉良传》就没有她的今天，多次千里迢迢来看我。前年，她得悉我举办画展，携着全家和同事，开着两部车，来出席我画展的开幕式。像她这样的读者很多，他们以潘玉良为榜样，把苦难踩在脚下，通过奋斗努力，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以为，一个作者最大的幸福，不是赚了多少稿费，有多么高的名头职位，而是他的作品能给读者人生一点启迪，就是对一个作者最高的奖赏。我感激他们，深爱他们，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

接着是十家电影厂争相组稿，最后由上影厂和台湾金鼎影业公司将我的《画魂——潘玉良传》搬上银幕，以黄梅戏、话剧、沪剧、歌剧改编的形式搬上了舞台。六种不同画家创作的潘玉良连环画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海风出版社、台湾正展出版社、珠海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17种不同版本。2004年8月，韩国汉声研究所翻译出版了韩文版。在该书首版二十年后，北京亚环影音公司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搬上了屏幕。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连续剧，尽管执导的都是海内外知名大导演，出演的皆为大牌明星，在艺术表现方面可圈可点，可无不阉割了我原作的灵魂和主题，我深感遗憾。

在苦难中跋涉

《画魂——潘玉良传》使我这个生活在长江边上默默无闻的女人，有了为大众所知的名气，但也为我拉开了另一道人生的帷幕，让我感受到了女子成名的种种莫名压力。自作品产生影响后，种种流言就一直围绕着我，什么“《画魂——潘玉良传》不是她写的呀”，什么“百分之八十是抄来的呀”，甚至，来自美术界不同画派的争论和对立，也祸及到《画魂——潘玉良传》。一时间，我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迷惘之中。我甚至萌发了将来要写一部《传外传》的长篇，素材倒是异常生动丰富的，读者也许难以相信是生活的真实，可它的的确确发生在我的生活中。

我没有气倒在委屈和痛苦里！我想的是读者希望于我的，是不断读到我的新作，我不能辜负他们。有了新作，谣言就会不攻自破。我在最寂寞的日子里，写了一部十一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她被遗弃了吗？》，在读者中产生一些影响。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其中有位乡村小学教师，结婚前夕被女朋友抛弃了，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一股愤怒的火焰油然而起，气愤时，我便产生了错误的念头，你不让我幸福，我也不让你快乐。在这危在旦夕之时，同事们发现了这一苗头，他们无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我，其中一位老师及时推荐了您发表在1984年第3期《新苑》上的《她被遗弃了吗？》一文给我看。深夜十二点了，我翻开《新苑》。起初，我怎么也看不进去。读着，读着，我这个从不轻易掉泪的小伙子泪水簌簌地往下掉。松泉这个善良的忠于感情的小伙子叫我肃然起敬。竹芳那颗闪着金子一般光彩的心灵以及她那坚强的意志叫我无地自容。同是人民教师，为什么竹芳的胸怀是那么宽阔，而我怎么那么狭窄呢！我被竹芳那高尚的情操感动了。看完一遍，又看了第二遍。我想通了。我要感谢同事们的好言相劝，更要感谢您，感谢您笔下的竹芳在我糊涂时让我悬崖勒马。竹芳她是我今后生活中的楷模，她是我在社会这所学校的老师。石楠同志，您的《画魂——潘玉良传》曾震撼过我的心，您的《她被遗弃了吗？》又救了我的命，谢谢您，请您接受我深深的敬意，因为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这封信震撼了我，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一个作者，能有比他的作品给予读者人生道路一点启迪，点燃读者人生希望而感到的更大快乐和幸福么？这是一个写作者人生最大的快乐，一切委屈、误解和苦难与这种快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继之，我又写了部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裸雕》。写的是女建筑师施惠和一批改革者与种种反改革势力进行的错综复杂艰苦较量的故事。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将这两部小说结成一集，为我出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合集《弃妇》。

1984年，我就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创作长篇传记小说《寒柳——柳如是传》。

柳如是是个被历史的枯枝败叶掩埋了三个世纪的名女人，一个才艳盖世的名姬、诗人、爱国志士，一个被当时道学家诋毁，又遭后世轻薄者诬诽的女人。她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特定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她，她从一个名妓的婢女，故相的小妾坠入风尘，征歌肴酒，追求爱情的幸福和人格的独立，嫁给江左文坛泰斗钱谦益，成为绛云楼文艺沙龙的女主人，最后殉难。我不可能有这样的直接生活，只能去间接感受。但由于清代的多次禁书、毁版和兵乱，散落在明清著作中关于她的记载也随之灰飞烟灭了，尚存的也像一把砂子散落在汪洋大海之中。为熟悉了解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像大海捞针那样，在阅读中去搜寻散佚的一枝半叶，有时在几十万字中也找不到有关她的只言片语。在沿着她足迹采访的过程中，我吃尽了苦头。我到江苏吴江盛泽镇采访时，正遇大雨，道路泥泞。我因拉肚子两天没吃没喝，下了车，两眼发黑，若不是旅伴相扶就要栽倒在地上。稍作休息，我又强撑着去寻访柳如是的遗迹。回到苏州，我仍很衰弱，朋友们劝我等病好了再去常熟。在常熟，我日夜奔波在图书馆、文物处和名胜古迹之间，夜里就上知情者家中。我苦苦经营了四个年頭，四易其稿，终于在1988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寒柳——柳如是传》。

《寒柳——柳如是传》出版后，《文艺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评论家们给予了首肯。著名学者冯英子读后第一个把它推荐给读者，在《新民晚报》读书版上发表了《美哉！寒柳！》的评介文章。安徽广播电台把它录制成长篇连播节目，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电台都连播了，并在全国优秀连播节目评奖中，我的作品被评为一等奖。红楼梦学者冯其庸先生在杭州书店买了一本，读后吟诗一首，题作《咏寒柳》，并写成书法作品，托人带给我，我们也因《寒柳》而相识，成为忘年友。很多诗人咏过《寒柳》，我收到了数量可观的赠诗。该书在出版十六年之后，作家出版社将其收入到“精致女人”丛书之中，改名《一代名妓柳如是》。

我写的第三部长篇传记小说是《美神——刘苇传》。它是《画魂——潘玉良传》的姊妹篇。刘苇教授和潘玉良是上海美专的同班同学。早在1982年岁末，就有读者来信推荐我写她。1983年春，为修改《画魂——潘玉良传》，我和上海沪剧院《画女情》的编导结伴第一次访问她。1984年，我为写《寒柳——柳如是传》，沿柳如是的足迹采访，途经杭州，第二次拜望她，在杭州和她谈了一天。1985年12月初旬，我穿过鹅绒大雪，第三次去看她。此次是专题采访，我就住在她家，与她同床而卧，同桌而餐，不知者会误以为我们是久别重逢的母女。我们焐坐在被窝中，娓娓而谈。此次，我还访问了浙美的部分教授、讲师和她的学生们。1986年8月，我又专程去上海访问她抗战时期的一些学生。他们得知我的来意后，激动不已，邀集了在沪全体同学，为我回忆他们和恩师相处的岁月，为我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素材和生活细节。刘苇先生一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抗战中在重庆结识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教师于她，不单是一种职业，还是信仰，如同宗教，她亦如皈依的圣徒。她又是母亲，她的爱如同乳汁，汩汩地无尽无止地流淌了63个春秋，注入了数代学生的肌体。在辉煌的群星中，她算不上最明亮的一颗，但她一直在发光——燃烧自己发出的光！她的生命之灯，照耀着航海者的旅程。她把一生奉献给了创造美的人，奉献给了构筑美的事业。她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光耀，她是一位平凡的伟人。该作成书后，于1988年5月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1988年，我出版了两部长篇传记小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被选为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常委，还被命名为安徽省劳动模范。我更不敢懈怠了。这一年，我相继收到了几位昆剧学者和教授的信，他们推荐我写著名昆剧演员梁谷音，说她是群星荟萃的大上海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她身世的传奇色彩决不逊于潘玉良。我回信给他们，表示我要在充分了解梁谷音之后，才能决定写与不写。况且，我没有昆剧的知识。他们中的一位即给我寄来他研究昆剧数十年的资料和评介梁谷音表演艺术的剪报，一位曾经采写过梁谷音的老报人，主动为我的采访牵线搭桥，并安排好我的食宿。那时梁谷音正处在人生盛年，艺术创作的黄金季节。与她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比较，她的艺术水平的确不凡。但引发我心灵震颤的并非这个，而是不公平的人生、不平等的竞争紧扼命运咽喉时，她却不甘屈服进行奋争！她是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建国初期她的父亲已伏法，年仅二十九岁的寡母除了有点文化别无其他，怎能养活五个儿女？母亲只好把她们姊妹统统送人，带上一个遗腹子远走他乡谋生。九岁的梁谷音被浙东一个尼姑庵收养，她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给了她走向艺术的机缘。但在极左政治气候下她被列入另册，她父亲的问题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犹似挣不脱的十字架，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不管她多么刻苦，她的艺术多么有特色，表演多么出类拔萃，但在艺术贴了政治标签的时代，她得不到平等的待遇。平等于她也就更具有价值，她也就越发奋争，明知是没有平等的竞争，她还要竞争。我的心和她的心在这里撞击出火花，引爆出强烈的共鸣。1990年我完成了《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1991年2月，这个作品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作品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也受到评论家的关注，《文艺报》等报刊发了评论，两个月后又印了第二版。也是1991年的3月，台湾海风出版社出版了《画魂——潘玉良传》繁体字竖排版。《画魂——潘玉良传》受到台湾和海外诸多读者的欢迎。著名作家苏雪林、张漱菡撰文评介，台湾两家电台录制成长篇小说节目连播。诸多留学欧洲研究生、博士生和台湾艺术院校的研究生都以研究潘玉良作为毕业论文。《画魂——潘玉良传》后又两次改版再印。2003年，台湾正展公司还出版了《画魂——潘玉良传》插图珍藏本。

我在完成梁谷音传后，就着手写《一代名优舒绣文》。

我萌生为舒绣文立传之念，发端于一位朋友的信。他受托编辑一本以著名艺术家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书，求助于我，约我写名列其间的舒绣文。可我除了知道舒绣文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外一无所知。虽然只是写几千字的短文，但对于不熟悉舒绣文的人来说，绝非易事。虽然资料难觅，但我不能拒绝朋友。

那时我正在写梁谷音，我边写边搜集资料，逢人就求助，又给各地朋友写信，得到了四面八方朋友的热情支持。曾任《新民报》总编辑的赵纯继老先生，从一篇书评中得悉中国文史出版社曾出过一本《著名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立即邮购来一本。他拄着拐杖，吃力地攀上我家的楼梯，亲手把这本书送给了我，鼓励我说：“舒绣文对中国话剧和电影艺术作过卓越贡献，世人不应忘记她。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她。”我捧着这本书，感动极了。

这是一本纪念文集，收进了舒绣文生前好友田洪、欧阳山尊、黎莉莉、姜椿芳、陶金、吴茵、赵韫如、吕恩、叶子、李婉芬、洪逗等艺术大家以及她的儿子儿媳的怀念文章和曾见于报端她自己的文章、自传。就是这本书，引我认识了她，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她的“传略”。可我意犹未尽，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撞着我的心，不能平静，继续搜集资料，准备为她写部长篇传记文学。

1988年10月间，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女画家潘玉良》获上海电影厂、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电影文学剧本征稿大奖，我去上海领奖。恰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在上海演出，人艺是舒绣文人生旅途最后的驿站。在上海电影局和上影文学部的支持下，我不仅采访了她前半生的朋友和同道，也采访到了她后半生的同事和朋友。他们无不带着深深的眷恋和怀念颂贊着她。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未遇到过对一个曾经是合作者的人如此异口同声的颂赞。

我获得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仍不敢动笔。她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时代造就了她，我还需要研究她生活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她探求艺术的足迹，我必须研究中国话剧运动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抗战时期的银幕和舞台，以及对她艺术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她的传记，应该是中国话剧史、中国电影史的一个侧面，也应是一代名伶生活的缩影，我获得的素材还远远不够。很多师友又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我读了田汉、阳翰笙、郭沫若、洪深的文集、回忆录、影剧名人传记和研究他们的作品，比如《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家列传》等等，使我初步了解了绣文周围的人，熟悉了那个时代。我是带病写这本书的。我从上海采访回程的船上胆囊炎复发，后来又祸及心脏。我利用输液的时间构思，每天只写一点，多坐一会儿心房就发颤，写得非常艰难，以至于不止一次地想，也许写不完就要追她去了。《重庆晚报》第一副总编辑刘紫英在上海开会，听说我在写舒绣文，立即给我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说重庆人民一直怀念舒绣文，要我给她连载。我刚写到抗日战争，距完成全稿还有一半。她却说没写完不要紧，先刊前半部。我思索着，先刊部分，听听读者意见，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连载结束，该报刊载了戏剧史专家石曼先生写的《致石楠》的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此间熟悉舒绣文的同行们看了，无不赞扬说：这就是舒绣文。”我苦苦追寻的就是艺术地再现她，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艺术形象就是她。这个评价太让我感动了。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鼓舞着我要努力完成全书。这年仲夏，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张健女士借到黄山开会之机，专门来组稿，要我一定把这部书稿给她出版，表示一定要把书出得漂漂亮亮。我受到了更大的鼓舞，终于在与疾病的抗争中完成了全稿。八十八岁高龄的阳翰笙先生又为我这素昧平生的人写了情真意挚的序言，这本书于1992年5月出版了，果然出得不俗，是我已出版的书中第一本硬壳精装书。这本书获得了全国城市报纸连载作品评奖委员会授予的特等奖。

我从写女性转向写男性发端于1988年。

这年盛夏，安徽艺术学校老校长庆胜先生写信给我，推荐我为著名画家亚明写部文学传记。我知道亚明还是六十年代初。那时我从田间走进城市，从众多的书刊目录中选订了《美术》杂志。这对一个月工资只有十二元的学徒来说，无疑是个奢侈的选择。可我却因此知道了许多画家，也知道了亚明。使我久久记住亚明的是他的《货郎图》。那群形神兼备的乡村妇女生动活泼的群像，就像刻在石板上的图画那样印在我脑海里，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推荐。同年深秋，我到合肥出席《清明》杂志创刊十周年庆典，庆胜和省政协文史办的朋友，为了给我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采访环境，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从南京接来了亚明。

亚明语言幽默丰富，状物拟人，惟妙惟肖。观他作画，纵横恣肆。我们在一起谈了一周。我在完成舒绣文传后，就开始为撰亚明传作准备，搜集资料，研究他的绘画和文章，整理谈话录音，补充采访。1991年春天，梅花盛开时节，我专程去了南京，在他家住了五天，和他夫人同室而卧，与他全家同桌而餐，近距离地观察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家人和友人。我还采访了著名作家顾尔镡、刘坪，著名画家陈大羽和江苏画院的部分画家。亚明的形象在我眼前越来越鲜明了。8月3日，我吟了首小诗，记述写传时的情景和心境：

两度寒暑两度秋，

伴公欢笑伴公愁。

为求真魂与真相，

不施脂粉懒梳头。

1992年春天完稿后，我请老伴以毛笔小楷抄清，庆胜先生派其女亲往苏州东山，送到亚明手上。他不仅审阅了全稿，还作了逐字逐句的斟酌、审定，并用专纸写下了万言建议和修改意见，我也不愿这本小书给他带来麻烦。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删去了可能惹祸的地方。定稿后，恰逢安徽省政协的《江淮文史》创刊向我约稿，我寄去两章，编辑看后决定全文连载。全稿载完，1995年12月出版，题为《回望人生路——亚明的艺术之旅》。

我的第二个男性传主是艺术大师刘海粟。

1990年春，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先生写信给我，说他们计划出版系列名人传记，正在出版的有《巴金传》《冰心传》《贺绿汀传》，美术界拟出版《刘海粟传》。问我可有兴趣写。我感到很荣幸，同时又觉出这重托的分量。我迟迟不敢作复还有一层原因，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的一代宗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而且已有人给他写过两本传记，若不能突破，我写又有何意义？我虽然认识刘老，也有过倾心的长谈。可这对于认识了解一个人，只是雾中观花，还很不足。但我想，若能得到他的支持，或许我有可能完成任务。但此时他正在世界各国游历。江先生又来信问，并说，希望我把刘传写成一部纯文学的传记，并给我选了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担任这本书的责编。我说兴趣是有，但信心不足，我请他们社给刘老写封信，征求他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同意我来写。

我在等待刘老意见的同时着手搜集资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很多人给我泼冷水，劝我放弃这个选题。说什么的都有。一位我很崇拜的文坛前辈关切地对我说：“你在张玉良传中歌颂了刘海粟，因此引起了争议，你吃了棍子，还不吸取教训。刘海粟是个敏感人物，这个人物不好写呀！”

猛然之间，刘老已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而是和我融合了，我心里陡地蹿起一股反抗之火，把我的心烧得好痛好痛，也烧得我坚定了信心和勇气。我激动得心都发颤了，过去我笔下的人物，无不是被误解的苦难者，为苦难者立传，早就成为我终生的选择，这不正是我为之痛苦寻觅写《刘海粟傳》的契机和角度么？我提笔给刘老写信，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信未寄出，刘老在洛杉矶委托义女慕慧君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说他相信我写的传记一定有新的突破。他同时还寄赠了他刚刚出版的大型书画集和他在美国弘扬民族文化活动的剪报资料，并告诉我他回沪的日程，约我作竟日之谈。这给我心里蓬生的火苗添了油。

在此以后，他的家人又陆续寄来了他近年的全部著作、谈艺录、年谱、传记等等。刘老无不亲自题字签名，还有他们搜集的报刊资料复印件。许多朋友都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我还阅读《世界美术史》《西方美术史》《西欧近代画家》、印象派、欧洲艺术、《米开朗基罗传》《梵高传》《达尔文传》《申报》《辛报》《中央日报》以及历代画史、画论，各种美术书刊，合计数千万字。他的人生像沧海一样，他十七岁创办上海美专，获得“艺术叛徒”称号。为捍卫新兴艺术，他与杀人如割韭的军阀孙传芳论战。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的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和苦难。他三十岁就被法国艺术评论家称作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他创造了很多的艺术珍品，享誉世界。可艺术家的超前意识是难以为普通人所接受，误会像影子一样不肯离开他，他成了现代中国画坛备受争议的人物。

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被理解总是痛苦的。可刘老从没因误会而气馁、而沉沦。地狱之火反把他冶炼得更坚强，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何谓丈夫？丈夫就是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又不丧失人生信念和高尚气节，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这本书海外版题作《沧海人生——刘海粟传》，1994年10月由台湾地球出版社出版，50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5年12月出版了35万字的修订本，题作《刘海粟传》。作品出版后，反响不错，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3月14日在沪举办了《刘海粟传》研讨会。文艺界学术界的权威学者、评论家徐中玉、钱谷融、张德林、谷苇等出席了研讨会，一致给予肯定和好评，《上海文汇读书时报》《新民晚报》《人民日报·华东版》以及《澳门日报》等都发表了评介文章。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将这部作品录制成长篇连播节目参加全国连播节目交流，已有十多家省市电台播出。

1995年是我的第二个丰收年，散文集《爱之歌》，收入“中国当代作家自传体丛书”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不想说的故事》和《百年风流——刘海粟大師的友情和爱情》，都在这年出版了。

1995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立翔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社拟出版一套“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选目为历史上的著名女性，特邀约女作家来写，要我写名列其间的陈圆圆。我欣赏他们的创意和富有诗意的丛书名，可我的写作计划已定，准备工作也已做好了，就要着手开写了，不想放下正要做的工作。况且我对陈圆圆这个历史人物没有研究，只知其名，不知其事，我把我的想法告知了他，请他另请高手。可他不想放弃对我的希望和信心，表现出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敬业精神，不断来电话，宣传他们的构想和对这套丛书所寄予的希望，又给我写信，寄赠他们装帧考究的新书和陈圆圆的资料，说他们社将以大投入来制作宣传这套丛书。他有信心让作家们满意，一再请求我给他一个合作的机会。我被他的真诚和敬业精神感动了，答应先研究研究陈圆圆的资料再说，他马上又给我寄来了陈生玺先生笺释的传奇《沧桑艳》，并在信中说，这些材料更接近陈圆圆本人本事，更接近当时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氛围，而这在前人的同类创作中是很难做到的，要我不必为前人已写过陈圆圆而担忧，并鼓励我说，他相信我能够把陈圆圆写好。

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下来。我一面研究陈圆圆的事迹、她所生活的时代、她所处的历史环境，一面构思。我就这样穿过时间的隧道，走进了明末清初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走进了陈圆圆的生活。六个月里，我与她朝夕相随，命运与共，同悲同喜，同爱同恨。我写她的聪明美丽，写她倔强的内心，写她体现自身价值的艰难人生，写她令人悲泣的命运。我从她这个封建时代弱女子的身上，看到我中华民族向往自由、坚强不屈的伟大魂灵。陈圆圆之所以被古今文人学者咏唱了数百年，我想并非仅仅是她的美丽，而是她身上折射出的闪光的民族精神。

写作是从盛夏六月开始的。我因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类风湿病，不能开空调，也不能开电扇。在三十六七度的高温中，每日伏案不辍，创作的快乐充溢着我的内心，我没觉得有多么苦多么热。四个月完成初稿，这个速度当然比不上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但于我来说算是破历史纪录的。是书列于“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第一辑，题作《陈圆圆·红颜恨》，1998年12月出版。上海市作协、上海市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研讨会，并在上海繁华的淮海路上新建的图书大厦门前举行了签名售书仪式。这本书颇受读者欢迎，改过版，印了四次，《文汇报》《文艺报》《安徽日报》《安庆日报》多家报刊刊发了评论文章，对本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2003年3月，台湾古籍出版社将其分成上下两册，出版了硬壳精装本。

《陈圆圆·红颜恨》交稿之后，我就着手准备写《张恨水传》。最初建议我写张恨水的是张恨水研究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徐继达先生。他为此事专程来过我家，记得当时我很坦诚地对他说，我对张恨水知之甚少，为他立传还没那个勇气和信心，我只能将其列入远景目标，等我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再写。我的想法得到了徐先生的理解和赞同，他们表示支持我这个远景规划。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断地把他们积累的资料、书刊和张恨水的著作寄给我。张先生的书读多了，对他的认识和理解也多起来，对他背负的历史误会深感同情和不平。但我仍未将其列入具体日程。偶然遇到的两件事，促使了我写他。

其中一件是我从汉口乘江轮回宜时发生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旅伴，为消除漫长的水上寂寞，天南地北地神侃。说到安庆的人文，自然说起陈独秀、朱湘和张恨水。有人说：“张恨水我知道，他是鸳鸯蝴蝶派，黄色作家。”我当时的感受就像挨了一刀，猛觉心头一阵尖锐的痛楚，一种反抗和不平之气使我面色变得苍白难看，我脱口反驳：“这是诬蔑，张恨水从未写过黄色小说，怎么能说他是黄色作家呢？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也不公正，他是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家！”我凭着一股义愤之情不管不顾地介绍起张恨水和他的作品来。说他是黄色作家的人一脸尴尬地向我致歉，说他没读过张恨水的书，只是人云亦云，说自他知道张恨水这个名字以来，人们都这么说他传他，今儿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评说张恨水。一些人也跟着附和，说也是第一回听人这么说，让我不要怪他们，提到张恨水，大家都那么说他是黄色作家。我大声抗议，说这是极左文艺批评的流毒。有人说我这么护着张恨水，是他家什么人吧。我说我与他非亲非故，只不过以一个作家的良心为他说句公道话，并非袒护他。有人点点头叹了口气说，没想到作家也有被冤枉的：“你是作家，何不把你了解的写出来，还他历史公正，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张恨水哪。”

另一件是发生在我到省里开会，会上招待看黄梅戏《啼笑因缘》时。车上有人说，《啼笑因缘》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怎么现在还演这种戏。我对他说，“你误会《啼笑因缘》了，它并非单纯的谈情说爱，其主旨是反抗军阀压迫，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散戏后，那位同车的人专门来找我，说：“过去没看过那本书，只是听别人那么说，看过戏，我才知道张恨水背了那么重的黑锅。你何不为他写本传，消除历史误会的影响。”

从有关资料中，我已略知三十年代他所受到的极不公平的批评，联系起我遇到的这两件事，决非个别偶然现象，而是极左的流传投射给他可怕的阴影。我的心不由沉重起来，我在涉足文学之初就立下目标，为苦难者立传。我决然抛下其他工作，着手写他。我抱着写出一个真实张恨水的目的，进一步搜集资料，深入采访，我得到张恨水研究会全力支持，参观了他的故居，走访了他的亲朋故旧。成书后，于2000年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张恨水传》同年同月出版的还有《中国的女梵高——杨光素传》。早在1995年，我从报刊上读到一篇有关杨光素的报道，说她52岁那年断然放弃大学讲台，只身去到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人地两生的油画故乡法国研究油画艺术。历尽劫难后，终于获得成功，她的油画艺術受到了西方艺评家和同行的赞赏和高度评价，称之为“精美的华宴”。这篇文章让我无法平静。就我的阅历，到外国留学，是中青年的专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特别是女人，一般都希望过安稳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绝没有勇气这样去做。她却敢为自己钟爱的油画艺术，决然放弃一般人视为生命和依靠的职位和待遇，去靠一支画笔生存发展，这需要怎样的无畏和勇气哟！就是这个勇气和这个无畏，让我一想起就激动，心就无法平静。我想，一个人只要有这种勇气和无畏精神，何事不能为？我决定为她写传。我开始搜集素材，利用到她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开会之机，走访她的同学和同事，我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坚定了我写她的决心，便给她写了封信，把我的意愿告知她，并希望她回国的时候与她作竟日之谈。我很快收到她的复信，说为了让我了解她在法国的真实生活，和她与苦难抗争的情况，她希望我到法国她那里去做客。我到巴黎后，与她同吃同住了一个月，看了她在卢浮宫临摹的几十幅杰作，她创作的一百多幅精美的油画，和十多帧荣获金奖的作品。读了报刊上有关她画展的评价和西方艺评家的评论，我体会到她是个性格强烈独特的人，敢想敢干，敢恨敢爱，敢与困难较量，有时温柔如水，有时暴怒如一头惹怒的雄狮。三十天的朝夕相处，我懂了她。本书是我用电脑写的第一本书，完成于1999年炎夏。2000年，《中国的女梵高——杨光素传》由珠海出版社出版，6年后，河南文艺出版社将其收进了他们出版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文库”之中。

2002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反腐小说《真相》，出版十天后，《检察日报》刊文推荐介绍，并连载。很多报纸刊出评介。北京金英马影视公司立即买去了电视剧的版权。这在我生活的城市却引发了震动，艺术来源于生活，它又绝不只是生活。

2004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作《另类才女苏雪林》。我写苏雪林，只为一个愿望，不要忘记对我们民族文化作过贡献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管他们曾经站在哪个政治营垒，从我们全民族的利益来看，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2006年1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生为女人》，作品刚一面世就受到读者的喜爱，引起了评论家和媒体的热切关注。资深评论家江曾培先生在东方网上首先撰文评论，称该书是他近年读到的为数不多的好小说，是他举例的两部小说之一。《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发了对我采访的访谈录，《上海晨报》《上海新书报》都刊发长篇专访。《文艺报》《新民晚报》《新安晚报》《文学报》《解放日报》等十多家报刊发了书评。在上海书城举办作者与读者见面暨签名售书活动很热烈很成功，一些读者排着长队等了三个小时，还有一些老读者，捧着鲜花来买书。该书上市后，一直在上海书城文学类书籍的排行榜上。我深深地被读者们感动了。

2006年12月，14卷本的《石楠文集》出版。上海远东出版社将我的长篇小说《生为女人》相继再版了9次，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2008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4万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这之后，我宣布不再写长篇传记文学，开始写以女性命运为题材的小说。2010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漂亮妹妹》。2013年10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一边奋斗一边爱》。我觉得我的生活已写完了，决定不再写长篇。我拿起了陌生的画笔，开始续我青年时代的艺术梦想。偶尔有了生活的冲动，我写点随笔或散文。2017年10月2日，我在安庆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诗意金秋”画展。美术馆的馆长兴奋地表示真是盛况空前。

责任编辑（见习）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