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自信的内在生成逻辑

刘吉昌，聂开吉

(贵州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党的十九大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因此，文化及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贵州如何牢牢抓住文化发展机遇，如何将文化兴盛注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作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需要。研究贵州文化自信必然要基于贵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优美典雅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对贵州人与自然、人与人、群与群之间关系互动的理解。本研究以贵州建省600多年为时间周期，以当代贵州“活态发展”为视角，旨在将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逻辑，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历史逻辑

基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贵州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贵州地处偏远，不沿海不临边，致使外界对贵州的地理地貌、历史发展、民族文化、风物雅趣等情况知之甚少，尤其是对贵州文化认识模糊，总以为贵州是一片文化荒漠，无文化可言。到如今互联网时代，外界对贵州的认识，大多还是停留在大脑里的模糊认知，人云亦云地重复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贵州地域的“黑化”，认为贵州“乃蛮夷之地”，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殊不知，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都很富足，只是缺少发现、整合、继承和创新发展。基于此，贵州要培育更强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挖掘贵州文化的“精神富矿”、更深层次的精神标志，用以回应外界对贵州文化的质疑与偏见。

文化自信是人类对自身文化价值有充分的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有坚定的信心。既对自身文化高度认同，也对其他文化高度包容[2]。谈贵州文化自信要坦然面对“黔驴技穷”的嘲讽。同时，也要克服“夜郎自大”的自负心理。纵观贵州的发展历程，贵州一度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在历史上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如“极度自恋”与“盲目排外”，这种文化心态在贵州人的集体意识中普遍存在。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贵州抓住文化发展机遇，挖掘贵州文化的文化价值及文化内涵，用精神力量来引领贵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彰显贵州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

(一)贵州文化自信得益于丰厚悠久的历史文化

贵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贵州各民族建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先天优势。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垫底地位，贵州被贴上了贫穷落后、原始野蛮的标签。外界世俗的眼光，成为贵州缺乏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面对外界的质疑，贵州缺乏底气和勇气。这种精神不振、斗志不昂的状态，实质上是我们缺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3]，缺乏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敬重、珍惜和认同。贵州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包含着贵州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认同，也包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那么，何为贵州文化呢？

贵州文化确切地说，指的是贵州版图基本确立后，在这一区域内贵州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本研究所论证的贵州文化或贵州文化自信，是基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之后。从这时起，真正意义上的贵州文化或贵州文化自信才是成立的。当然，如果没有1413年之前贵州这片地域上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我们对贵州文化自信的阐述，犹如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是无根之树，不能茁壮成长。在贵州版图没有完全确立之前，我们直接讨论贵州文化或贵州文化自信是不妥的。

贵州不论是史前文明，还是有史记载，都是中华文明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无论是古人类资料还是考古遗存，贵州均位居前列，尽管不为世人知晓，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这方面的论述，相关著作已有大量篇幅论述，笔者不再赘述)。在贵州正式建省后，此阶段的贵州，更是涌现了诸多文化类型。诸如有对地方社会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土司文化、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阳明哲学文化；有对贵州、乃至全国都有积极影响的沙滩文化；有坚忍不拔、浩气长存的红色文化；有基于“苗疆走廊”而呈现出来的军屯文化、移民文化、集镇文化；有艰苦卓绝、顽强拼搏、激流勇进的“三线建设”文化；有风光旖旎、景色迷人的生态文化、山地高原文化，同时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等等，这些文明或文化的展示，是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历史根基。

(二)贵州文化自信得益于特殊的战略位置

纵观贵州历史，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贵州的战略位置就逐渐突显。明初云南仍在元王朝残余势力的把持之下，朱元璋为了一统全国，实现对云南的完全控制，于是下令向贵州进军，采取军事移民的形式，把大量的汉族军队派往贵州，广修驿站和卫所，在贵州实行军屯、民屯、商屯等发展经济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此，贵州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就逐渐突显出来。大量的军事移民，为偏远的贵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原传统文化，贵州的科教文卫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某一层面上说，因为明代对贵州的治理，避免了中央王朝不必要的战争消耗，巩固了其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彰显了贵州重要的战略地位,逐步推进了西南边疆的“内地化”。清末，为推动国家向前发展，贵州出现了“反洋教运动”，贵州人积极参与推动“百日维新”变法，仅黔地举人在“公车上书”中签字的就有95人之多，这是偏远贵州所展现出来的极其罕见的忧国忧民的新思维潮流。

到了近现代，国民党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致使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达万里的战略撤退。中国共产党为了救国民于水火，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历经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最终确立了党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军事谋略与红军英勇奋战，奇幻的“四渡赤水”，跳出了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前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州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新中国的诞生都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的野心极度膨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落入敌寇之手，日军为了打掉中国战区重庆指挥中心，不惜对中国军队进行围追堵截，防止援华物资进入中国，不惜代价对“史迪威公路”狂轰滥炸。贵州人民及公路沿线的人民，为确保“史迪威公路”的正常运行，积极与日寇、敌伪军展开殊死搏斗，确保大批援华物资经贵州—重庆送达全国各大战场，贵州为确保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1944年冬，日军攻打至贵州独山的深河桥，在中国军队、贵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抗击之下，日军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硬是没有突破深河桥防线。有人曾这样戏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一个起点一个终点，见证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开始走向胜利。因此，贵州深河桥被誉为“抗日战争的转折地”。同时，在14年的抗战过程中，贵州与西南各省接纳全国几乎所有高校进入西南地区继续办学，迁往贵州的高校在当时就有国立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十余所高校，贵州为保障高校的顺利运行，作出了重大牺牲，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中华文脉的根基，开创了“文军救国”的伟大历史创举，在抗战和建国历程中，贵州均作出了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贡献。20世纪60—70年代，因国家战备的需要，在西部地区开展三线建设，贵州又成为三线建设的排头兵，国家高精尖军工和各类工矿交通产业不断在贵州山地间拔起，贵州一时间成为“中国的大后方”。

综上，贵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关键历史时期做出了让国内外震惊的历史贡献。在今天，贵州也同样在做着不可磨灭的现实贡献，深挖贵州历史遗产与现实元素，有利于贵州文化自信的形成和巩固，更加坚定贵州人文化自信的信念，更好地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实践和建设的发展。

二、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文化逻辑

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文化逻辑是指在贵州这个多元的文化丛、文化圈之下，贵州各民族受这种文化或精神所影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选择。克拉克·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中这样表达：“文化是由人类的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积累性结构。实施这种思维的机制是每个人的内在素质的一部分；文化因素的积累主要是这类反思性行为在语言和客观性物质操作中的表达。”[4]文化自信是结果，文化逻辑是思想支撑和依据[5]。贵州建省600多年以来，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发展，产生了一大批贵州文化的标杆，创造出了一系列对贵州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诸如明代的王阳明，被贬居龙场，身处“苗夷”之乡，而能在短时间内“龙场悟道”，使其阳明学说从贵州大山走向全国和海外，打破了程朱理学笼罩下思想界的沉闷状态，对国人的思想影响可谓深远。又如贵州僻静的沙滩地区竟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黎安理、黎庶昌、黎荀、郑珍以及莫与俦、莫友芝父子等，其中郑珍和莫友芝最为著名，人称“黔中二杰”“西南巨儒”，均是黔中文化名人的典型代表。近人胡先骕评论说:“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6]明清文学家钱仲联教授认为：“子尹诗，才气工力俱不在东坡下”，称其诗为“清诗第一”[7]。更有诸多学者对贵州诗歌大加褒扬，“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7]。与此同时，明代有“诗书画三绝”的杨龙友，令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的黔中才子吴中蕃；清代有著名才子、诗人周渔璜，有有勇有谋、忠君爱国的封疆大臣丁宝桢，有清朝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李端棻，“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黎庶昌，名噪京华的“弗堂先生”姚华，有清末著名画家、诗人姚茫父；有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奠基人谢六逸，有中国乡土文化代表人物蹇先艾。同时贵州也有“三千子弟兵，八百贵州人”[8]的历史壮举，贵州人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逐渐趋于觉醒和建构中，并付诸于实践。贵州亦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旷继勋的赤胆忠心，民国风云人物何应钦的睿智谋略，他们作为贵州文化的标杆，对贵州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文化逻辑除典型的精神文明标杆外，还有一系列对贵州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诸如贵州移民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三线建设精神，文朝阳、黄大发等脱贫攻坚精神，以及被评为“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杜富国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精神等。贵州精神就是“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会议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9]是新时代贵州精神 。可见，贵州精神是变换的，是日新月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精神文化引领发展。这种精神是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文化逻辑，是推动贵州“精神高地”建设和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强调:“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当前一个重要的命题和任务，就是大力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10]贵州少数民族众多，50余个少数民族在贵州生存和繁衍，创造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局面，真正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当前，贵州各地方、各文化实体、各文化名人以及社会各界正在抢抓机遇，集思广益，挖掘贵州民族文化资源的“富矿”，积极创造性弘扬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贵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贵州靓丽形象，以增强贵州文化自信。

总之，贵州文化是一个多元汇聚、和而不同的文化圈，复杂多样的文化系统，这些文化标杆或精神文化都是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重要内容，是塑造贵州文化新形象、提振新时代贵州精神的丰富滋养，是激发贵州“后发赶超”的强大精神动力源泉。

三、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生态逻辑

著名水墨画家邹一桂在《山水观我》中曾这样描述：“黔中山水，格外有情；人不观山水，山水却起而观人，具有特殊魅力，引得无数文士，竞往游观。而自己不惟观看时流连忘返，至久别后，仍议念不已。”[11]贵州山川钟秀，风光旖旎，自然资源蕴藏丰富多样，使贵州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具有立体气候的山地公园生态省。

从前，一提到贵州，外界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贵州的“三言两语”，对其“说三道四”。无论是“三无”戏说，还是“黔驴技穷”“夜郎自大”，这些都是对贵州的主观、刻板的印象[12]。把天、地、人都予以贬低，这是不合理的。贵州雨多，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贵州绿水青山。2016年贵州被列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山高谷深，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可以说这是“风景贵州”的彰显。至于人，贵州更是人穷志不穷，充分发挥贵州各民族的生存智慧，无论是在深山、陡坡，还是在平原、坝子，尽管山水重重，贵州人民均有高超的智慧来驾驭。

贵州地处北纬26°的气候黄金线上，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贵州的地容地貌千奇百怪，可谓是景中有景，洞中有洞，“一山一景、一湾一滩、一水一景，都是贵州的真实写照。”[12]众多妙趣天成的自然景观，无不彰显贵州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使得贵阳成为国际生态文明论坛会议的长期固定地点。同时，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贵州文旅结合得十分默契。近年来，贵州全域旅游、民族文化旅游、自然风光旅游、红色旅游、美丽乡村旅游交替呈现，向纵深推进，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贵州旅游的热度一直高居不下。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五一小长假期间，贵州共接待游客3190.2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3.46亿元[13]。同年10月，国庆长假，贵州全省接待入黔游客2855.77万人次，旅游收入434.05亿元[14]。即便是受全球疫情的影响，2020年10月国庆期间，全省还是共接待游客519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67.21亿元[15]。在交通方面，贵州是西部唯一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贵州凭借着畅通的公路网、铁路网，已然在旅游业上实现了“换道超车”。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方便快捷的交通条件，让贵州的旅游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贵州的各行各业也得到充分的发展，贵州人的文化自信得到彰显，贵州人的说话底气、做事勇气也越来越足了，越来越多的贵州优秀儿女，逐渐走出山门，走出国门，在国内外舞台上大放异彩。

综上，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生态逻辑，是基于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20余年的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辛勤耕耘，贵州在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中，不断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向绿色化、生态化、高端化、现代化前行，贵州已成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山青、天蓝、水清、人美”的“贵州气质”不断向外界拓展贵州的知名度、美誉度。同时由于社会各界的宣传和打造，一系列多彩贵州知名的旅游品牌，不断加深外界对贵州的认知，通过“他者”对“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认可，来提振贵州的文化自信，彰显贵州包容、开放、自信的文化新形象。

四、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现实逻辑

贫穷和神秘，是长久以来外界对贵州的印象。贵州一直处于“毫无存在感”的状态，成为外人心中“贫穷落后”“野蛮”的代名词。2012年国发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犹如强大“引擎”，推动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近年来，贵州以全新的面貌与全国、全世界见面，得到外界的赞同和认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贵州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卓绝、吃苦耐劳的精神，让贵州在人们的视线盲区里悄然嬗变，凤凰涅槃，所取得的成就足以惊羡世界。

在经济上，贵州人民后发赶超、扬鞭启航，苦干、实干、创新干，不断跑出贵州经济发展的“加速度”。目前贵州经济增速仍然保持在全国前列，这是贵州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最好例证。在“请进来”的主场，贵州以每年举办的国际生态文明论坛会议、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国际茶文化节暨茶产业博览会、国际酒类博览会等平台，抢抓经济发展先机，助推产业做大做强。同时，在“走出去”的各种客场里，贵州以酒醇茶香为媒，以自然风光、魅力文化为介，在中国西部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平台，充分展示“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新形象、新魅力。与此同时，在推动科技创新上，贵州也不断发力，创新发展。目前贵州有“中国天眼(FAST)”、有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有“互联网+智慧医疗”的运用、有5G+“刷脸”公交乘车模式，贵阳成为世界上首个能在公共交通领域刷脸支付的城市。

由于贵州气候凉爽、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生态宜居等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互联网龙头企业纷纷在贵州建厂设房、开展大数据业务。近年来，贵州被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华为等公司看好，互联网大佬集体纷纷亮相于贵州大数据博览会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更是成了半个贵州形象宣传大使，多次在公共场合说，“如果大家错过了三十年前广东、浙江的投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贵州人“他们懂得未来，他们愿意去努力，他们敢于挑战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笔者认为，贵州之所以能够抢占时代先机，能“敢为人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基于贵州文化自信的牵引。

在影视界，2018年末到2019年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三部以贵州为题材背景的电影走上院线：票房口碑双收的《无名之辈》《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及年度最佳纪录片《四个春天》。此外，以贵州为题材的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国天眼》《花繁叶茂》入选全国第二批百部规划重点选题。此前隐身的贵州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中国的明星，魔幻与现实在这里如重峦叠嶂般交织上演。贵州千百年来被隔绝在中国主流文化之外，也正是因为此，才形成今天贵州文化的独特气质，这或许巧合又或许必然。今天，贵州人开始集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运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向外进发，贵州式的文艺以它的魔幻、剽悍和乡野，给困居于大都市的人群心灵以震撼和轰鸣。

贵州无论是在经济增速、高端科学技术、大数据、全域旅游，还是在影视界名气都越来越大，贵州的美誉度日益飙升，贵州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在诸多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厚积薄发，善于规划未来，在不经意间给人以震撼。随着越来越多的反映贵州现实的纪录片受到社会大众的热捧，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人类学电影手法在贵州大地、贵州民族地区开花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外界对贵州的了解、认识，这是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现实基础。贵州人的“精气神”从原先的压抑与苦闷，逐渐在贵州“后发赶超”的伟大实践中解放出来，展示出自信与开放，实现了贵州人“精气神”质的飞跃，多彩的贵州、开放的贵州、包容的贵州、崛起的贵州、自信的贵州不断实现华丽转身。

五、结论与讨论

文化传承着历史、映照着现实、牵引着未来。讨论贵州文化，谈贵州文化自信，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贵州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必须要深入了解几千年积淀的厚重的贵州历史文化。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打造贵州文化的“高颜值”，必然要建设好“风景、风骨、风俗、风情、风骚和风物贵州”，这是贵州筑牢文化自信的必要。贵州的发展对文化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具有贵州特色、内涵丰富、凝心聚力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势在必行，宣传好“贵州缩影、贵州新路、贵州样板”，有助于推动多彩贵州的经济社会建设。

首先，贵州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多元文化。贵州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因为贵州是一个省，而是因为它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诚然，在贵州文化中,含有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及两粤文化的因素，但它决不是这几个文化圈的简单延伸，其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将其包容。在贵州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汉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少数民族文化却根深蒂固；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彼此之间相互涵化、交融、借鉴，又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格局，“多元互构”成就了贵州文化的特质。在这里，汉文化影响深远，但又不纯粹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大量存在，但又并非一种，各种文化互相交流、互为交融，形成了贵州极其复杂的文化系统，犹如一丛烂漫的山花，竞相争艳。

贵州文化组成的多元性，是贵州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动因。当前贵州文化作为一种“多元文化”在业界已达成共识。史继忠将贵州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一个“杂”字，这是贵州“多元文化”的最大特点。贵州文化这种“杂”不单是指它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的文化特质依然保持。这种“多元文化”并未完全交融为一体，而是组合成“多元共生、共生共荣”的复杂的文化系统。这种复杂的、多元化的文化系统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是贵州文化自信内在生成的大前提。

其次，提升贵州文化自信在当下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与实践意义。贵州的文化自信生成，关乎贵州人“精气神”的凝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6]。贵州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展现了贵州的时代特色……文化嬗变、观念转型的文化思索，传达出对贵州现实生活的历史根基、当代思考和未来意义的表达，塑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世界意义的贵州人和‘贵州形象’。”[17]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贵州人开始集体反思，开始理性看待和思考自己的文化[18]，以期打破外界对贵州人的“龙虫之论”。

600多年来，贵州人由“虫”变“龙”和“龙”变“虫”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在今天，贵州人不论是在省内发展，还是在省外发展，均表现出“猛龙过江”“敢为人先”的态势，在各行各业均表现得干劲十足。诸如“贵州榜样·最美人物”刘芳、排雷英雄杜富国、致富支书文朝荣、新一代愚公黄大发、天眼之父南仁东等贵州“时代楷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为世人敬仰，这是贵州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彰显贵州集体人格的先进代表。回顾贵州60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国家政策关照到贵州时，贵州就抓住机遇奋力发展，当国家政策没有关照贵州、倾斜贵州时，贵州又退回到原先发展缓慢的状态。这都是源于贵州缺乏对自身文化资源的整合，缺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缺失，造成了贵州人精神上的缺“钙”。因此，培育贵州文化，增强贵州文化自信，是从根本上改变贵州人精神上缺“钙”的最好药方。

最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具有贵州特色、内涵丰富、凝心聚力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进入新时代的贵州，需要传承和弘扬深厚的贵州历史文化，发掘贵州文化的精神内涵，呵护好贵州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贵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数量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光旖旎的自然生态文化里汲取贵州人的精神养分，不断塑造一个“文化贵州”“鲜活贵州”“个性贵州”，不断提升贵州文化的自觉意识，强化贵州文化的认同理念，坚定贵州文化的守护弘扬。正如石培华先生所言：“雄奇险峻的山水，造就了贵州人胸中具有千山万壑的气魄；秀丽的风景和湿润的气候，孕育了贵州人的灵气和聪慧；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落后的经济，则磨砺了贵州人的坚韧；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人的思辨能力。”[19]这些都是贵州文化的精神内涵，贵州各民族人民在其中汲取了精神养分，是贵州文化自信生成的根本，也是贵州文化深层次的精神标志。作为贵州文化人，更需要有责任与担当，争为时代先锋。

抚今追昔，前景欣欣。新时代的贵州，正处在后发赶超、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全面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的进程中，文化所孕育萌生、潜移默化而凝聚起的精神力量在贵州改革创新、感恩奋进、后发赶超中体现得更加具体而生动。同时，在发展进程中，贵州正以做大做强“多彩贵州”文化品牌为抓手，以文化创意+全域旅游、文化创意+大数据、文化创意+乡村振兴等为着眼点，以打造贵阳孔学堂、修文“中国阳明文化园”、“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阳国际生态文明论坛”为平台，以唱响“我在贵州等你”为媒介，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为契机，不断营造出贵州人文相亲、文化兴盛、包容开放、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红色根脉的和谐氛围，不断丰富贵州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不断铸牢贵州文化自信的“精神高地”，不断彰显一个“动力更足、精神更旺、速度更快、发展更佳、和谐更显”的新时代贵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