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三通館續考*

韓李良

關鍵詞：三通館；館職；館臣數量

清乾隆年間爲續纂“三通”，曾設立三通館。三通館及相关問題研究，學界也已取得一些成果。(1)目前僅見王鍾翰先生撰《清三通纂修考》一文，從三通館構成及運作、“清六通”體例、取材和價值等方面予以論述，但其限於當時客觀條件，所見材料不够豐富，如其自言未能見到張廷玉墓志碑傳等材料，所以一些論述不够充分。此文之後被收入王氏文集，筆者目驗三種，發現僅有一處變動，但未作説明，即1963年中華書局版《清史雜考》收録《清三通纂修考》中記載翁方綱曾於乾隆十七年與博明同時充任三通館纂修官，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清史雜考》與2004年中華書局版《王鍾翰清史論集》收録的《清三通纂修考》中都僅載有博明，而無翁方綱的記載。王氏此論，所據爲震鈞《天咫偶聞》，經查核原書，當以1963年中華書局版爲是。詳氏著：《清三通纂修考》，《清史雜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09，218—221頁。此文寫作於1938年，原名《清三通之研究》，後刊於《史學年報》1939年第2卷第5期；(清)震鈞：《天咫偶聞》卷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38頁。但由於此前條件所限，一些材料未能進入研究者視野，導致一些論述不够充分。而現在，隨着清史纂修工作的進行，清代史料整理成果蔚爲大觀。三通館相關問題，如館臣數量、來源及構成，館臣在館時間，纂修中是否存在助校等，就有了較大的研究空間和可能。今不揣淺陋，考述如下。

一、 增補館臣名録

三通館的開館時間至少有四十二年，(2)乾隆十二年六月續文獻通考館開，僅負責纂修《續文獻通考》一書。至三十二年時，乾隆命增纂《通典》、《通志》等書，且古今分别，需修成“續三通”“清三通”等六書，故將館名改作三通館，之後館名没有再變化。直至五十三年十月，還有三通館承辦書籍繕寫工作仍未完成的記載，故推算其開館時間持續至少有四十二年。詳見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上諭，轉引自《清三通纂修考》，第209頁；“諭内閣所有武英殿、國史館等承辦空函各書著派八阿哥等督飭趕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37頁。纂修書籍一千六百餘卷，期間有多少纂修人員參與，並無明文記載。王鍾翰先生據《清實録》《上諭》及浙江官書局本“清六通”(下文簡稱“浙本”)書前所載三通館職名表等，共輯得三通館纂修人員七十四人，其中總裁二十三人，纂修官五十一人。(3)先爲纂修官後充總裁者如劉墉、陳兆崙等，皆計入總裁内，纂修官中則不再重復計數；多次出任總裁、纂修官者如梁詩正等，也僅計一次，不再重復計算。此外，王鍾翰先生還據浙本書前三通館職名表來考證“清三通”成書時間，但所得結論有值得商榷之處，筆者另撰有文對其予以討論，此不贅言。詳見《清三通纂修考》，第209—217，221頁。其實在浙本“清六通”外，《續通典》及“清三通”的武英殿本(下文簡稱“殿本”)(4)筆者所見武英殿本“清六通”，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續通典》一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續通典》及“清三通”。其中，復旦所藏爲劉承幹舊藏，有“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白文方印、“吴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朱文方印。，以及“續三通”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下文簡稱“庫本”)卷首都附有一份三通館職名表。將這七份三通館職名表與浙本“清六通”所附相校，新發現二十四名館臣不見於後者記載。此外，通過查核《清實録》、清人詩文集、年譜、同年齒録及地方志等相關記載，又輯得館臣五十名。下文依館職如總裁、纂修、協修及其他(含館職不明)等四類論述，每一類内按科第先後爲序。若該人入館與離館時間可考者詳述之，否則僅注明其科第。

(一) 總裁

彭元瑞於乾隆“四十年三月，充三通館副總裁”(5)《清史列傳》卷二十六《彭元瑞傳》，第1999頁。因彭元瑞之後又於乾隆五十二年充三通館總裁，已被王鍾翰先生計入增補名録，故本文不再重複計數。下文錢大昕情况同此。詳《清三通纂修考》，第211，216頁。，鍾音於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充三通館副總裁”(6)《清高宗實録》卷一零五七，第127頁。。

(二) 纂修官

新見殿本與庫本“清六通”所附三通館職名表，可補纂修兼總校官一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王坦修；纂修兼校對官十六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吴典，三十六年進士周厚轅，三十七年進士蘇青鰲，四十年進士許烺、賀循、饒慶捷，四十三年進士孫希旦、馮敏昌，四十五年進士汪如洋、徐準，四十六年進士曠楚賢、祝堃、陳廷慶、歐陽健、曾燠、屈爲鼎；滿纂修四人：巴達爾呼、齡椿、嵩年、明達。

二十一人中入館時間可考者有三人：孫希旦，乾隆四十六年春充三通館纂修官，四十九年卒於任，在館近三年，曾作《續通典凡例十二則》；(7)乾隆四十六年春，孫希旦“散館一等，充武英殿分校官、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詳孫延釗：《孫敬軒先生年譜》，《孫延釗集》收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17—220頁。馮敏昌，或與孫氏同時入館，五十年二月離館；(8)馮氏年譜僅載其於四十六年充“武英殿分校官”，未言充三通館纂修，但其與孫希旦同榜，亦一同散館，故推論其入三通館或應與孫氏同。馮氏於五十年二月“以部屬用，遂改授主事”，其離館應在此之後。詳(清)馮士鑣編：《先君子太史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7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2—27頁。汪如洋，乾隆“四十八年充三通館纂修官”，五十一年離館。(9)汪如洋於乾隆五十一年“冬督雲南學政使”，詳(清)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卷八《翰林院修撰汪先生墓志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2頁。

此外，通過考察清人詩文集、年譜、方志及檔案等，又可補纂修官三十六名，依科第先後論述如下：

孫人龍，乾隆“甲子冬視學粤中，秩滿入都，充文獻通考纂修官”(10)(清)宗源瀚等纂修：《(同治)湖州府志》卷七十六，清同治十三年刊本。。按乾隆十二年十月，興泰繼孫人龍之後爲肇高學政。(11)《清高宗實録》卷三○一，第933頁。可知孫氏入京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應在此之後，離館時間不詳。

萬松齡，曾充三通館纂修官(12)萬氏入館時，爲續文獻通考館，該館至乾隆三十二年二月時才改稱三通館。但清人所撰傳文、行狀等多有以“三通館”代稱“續文獻通考館”的情况，下文就有多例。詳(清)阮升基等纂修：《(嘉慶)重修宜興縣志》卷三《萬松齡傳》，清嘉慶二年刻本。，乾隆十三年六月，萬氏在翰詹大考中因位列四等，著休致。(13)《清高宗實録》卷三一六，第193頁。故萬氏在館時間至多一年。

王康佐，乾隆七年進士，二十三年“補原官充三通館纂修官。己卯以病乞歸，自此優遊林下”(14)王氏請假南下時原任檢討，此復任“原官”，當即“檢討”，詳(清)張紹棠等纂修：《續纂句容縣志》卷九上《王康佐傳》，清光緒刻本。。其在館時間約一年。

李友棠，乾隆十年“乙丑成進士，由翰林擢充三禮義疏、續文獻通考兩館纂修官，辛未五月補授福建道監察御史”。(15)(清)童范儼等纂修：《(同治)臨川縣志》卷四十一《李友棠傳》，清同治九年刻本。知李氏在乾隆十六年五月離館。

汪廷璵，乾隆十三年進士，曾“充會典、續文獻通考兩館纂修”(16)(清)王昶等纂修：《(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二十八《汪廷璵傳》，清嘉慶七年刻本。。

吴鼎，乾隆十六年辛未科特恩保舉經學，“三十年乙酉，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分辨《樂考》、《經籍考》兩門”(17)“分辨”疑爲“分辦”之誤。(清)楊潮觀：《吴公易堂墓志銘》，轉引自劉世德《楊潮觀撰述考》，《藝文志》第一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頁。，離館時間不詳。

艾茂，乾隆十六年進士，“甲戌兼文獻通考纂修官，丁丑以母憂去官”(18)劉鍾蔭等纂修：《(民國)麻江縣志》卷十六《艾茂傳》，1938年鉛印本。。

秦百里(19)秦百里《太康縣志序》末署有“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加三級秦百里”，知其應曾充三通館纂修官，詳(清)武昌國等纂修：《(乾隆)太康縣志》卷首，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與周灃(20)乾隆“敕修《續文獻通考》，總裁諸公屬以分纂，咸推巨手”，分纂即纂修官别稱，知其應入三通館，詳(清)江峰青等纂修：《重修嘉善縣志》卷二十四《周灃傳》，清光緒二十年刻本。是乾隆十六年進士，邵嗣宗(21)《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南鄉試同年齒録》，善本書號0384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與朱陽(22)朱陽《晋寧州序》末署有“充武英殿三通館纂修官”，知其曾在三通館任職，詳(清)毛嶅、朱陽纂修：《(乾隆)晋寧州志》卷首，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是乾隆十七年進士，以上四人皆曾充任續文獻通考館纂修，但在館時間不詳。

紀昀，乾隆十九年進士，三十二年“充三通館提調兼纂修”，次年即因涉盧見曾案，遣戍烏魯木齊。故，紀氏在館時間約一年。(23)(清)李宗昉：《聞妙香室文》卷十四《紀文達公傳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0册，第687頁。

朱筠(24)見章學誠《朱先生墓志銘》、王昶《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載(清)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385，1395頁。、沈業富(25)《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南鄉試同年齒録》，善本書號0384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與陳夢元(26)(清)翁元圻等纂修：《(嘉慶)湖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一《陳夢元傳》，清刻本。爲乾隆十九年進士，皆曾充任三通館纂修官，在館時間不詳。

錢大昕於三十七年復“充三通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七月離館。(27)(清)錢大昕著，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錢辛楣先生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24—25頁。

蔣士銓，乾隆二十二年進士，“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明年奉母南歸”。(28)(清)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六《翰林院編修蔣君墓志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58册，第555頁。知蔣氏在館時間約一年。

鄭爔，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充國史館、三通館、武英殿纂修官”(29)《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南鄉試同年齒録》，善本書號0384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陳蘭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後“改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三通館纂修官”(30)(清)蔡呈韶等纂修：《(嘉慶)臨桂縣志》卷二十九《陳蘭森傳》，清嘉慶七年修光緒六年補刊本。。按：二十五年時，陳氏散館，被授翰林院編修(31)《清高宗實録》卷六一三，第893頁。，則其入館應在此之後。

劉焯，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充國史、方略、三通各館纂修，勤於其職。保薦御史，俄出爲河南西華知縣”(32)(清)邵子彝等纂修：《(同治)建昌府志》卷八《劉焯傳》，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按：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劉焯因大考三等，著以知縣用(33)《清高宗實録》卷八○八，第926頁。，知其於三十三年四月後離館。

余廷燦，乾隆二十六年進士，三十四年散館授職後入三通館，三十六年時乞假歸里(34)(清)唐仲冕：《陶山文録》卷八《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兼充三通館纂修官余公墓表》，《清代詩文集彙編》437册，第554頁。，在館時間約兩年。

周位庚，“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充三通館纂修。三十三年大考，休致，尋授刑部主事”(35)(清)蔡呈韶等纂修：《(嘉慶)臨桂縣志》卷二十九《周位庚傳》。。按：周氏於乾隆三十一年散館時被授爲檢討(36)《清高宗實録》卷七六○，第363頁。，則其入館應在此之後，三十三年著休致，則在館時間約兩年。

李鐸，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丙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兼武英殿、國史館、三通館纂修、起居注官。戊子大考，改用江西會昌知縣，調彭澤新建署理饒州府景德鎮同知”(37)(清)董誥：《琪園李太史傳》，載宋憲章等纂修：《(民國)壽光縣志》卷十二，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又，《清高宗實録》載李鐸散館爲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此處作“丙午”，誤，見《清高宗實録》卷七百六十，第363頁。。從傳文所載可知，李鐸應在三十一年散館後才入三通館，三十三年戊子大考後改知縣用，則其在館時間約在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間。

龔驂文，“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充三通館纂修”(38)(清)夏修恕等纂修：《(道光)高要縣志》卷二十《龔驂文傳》，清道光六年刻本。。依傳文所述，龔氏或與李鐸同時入三通館，離館時間不明。

陳昌圖，乾隆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三年“戊子秋昌圖奉命充三通館纂修官，分撰《續(通)典》”(39)(清)陳昌圖：《南屏山房集》卷二十一《嘉禮續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00册，第401—402頁。，其文集卷十九及二十收録其所撰《續圖譜略稿》。從此可知，陳昌圖曾參與《續通典》及《續通志》兩書的纂修工作。乾隆四十年時陳昌圖“由翰林院編修考選山西道御史”(40)(清)黄叔璥撰，戴璐等續補：《國朝御史題名》，《續修四庫全書》第751册，第340頁。，則其在館時間應在乾隆三十三年秋至四十年間。

鄒玉藻，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曾“充三通館、四庫全書館纂修官，校勘勤謹稱職”(41)(清)吕懋先等纂修：《(同治)奉新縣志》卷八《鄒玉藻傳》，清同治十年刻本。，四十年“由翰林院編修考選浙江道御史”(42)《國朝御史題名》，第340頁。。知鄒氏應在乾隆四十年時離館。

金蓉，“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入翰林，充三通、四庫全書纂修官”(43)(清)司能任等纂修：《(嘉慶)嘉興縣志》卷二十三《金蓉傳》，清嘉慶六年刻本。。

邵晋涵，乾隆三十九年“仍纂修《四庫全書》，兼輯《續三通》”(44)(清)邵晋涵：《南江文鈔》卷五《廣西鄉試録序》，《清代詩文集彙編》405册，第356頁。黄雲眉先生考證，《續通志·金石略》當爲邵晋涵所編，見黄雲眉：《邵二雲先生年譜》，載《史學雜稿訂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3頁。。

龔大萬，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三十七年四月因劉統勛奏請而入三通館。(45)(清)應先烈等纂修：《(嘉慶)常德府志》卷四十一《龔大萬傳》，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王爾烈，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歷充四庫全書處、三通館纂修”(46)翟文選等纂修：《(民國)奉天通志》卷二一一《王爾烈傳》，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後於四十六年“由翰林院編修考選陝西道御史”(47)《國朝御史題名》，第342頁。，知其應在此之後離館。

閔思誠，“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編修，充四庫、三通館纂修”(48)(清)宗源瀚等纂修：《(同治)湖州府志》卷七十六《閔思誠傳》，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鄒炳泰，乾隆三十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四庫館、三通館纂修，文淵閣校理”(49)(清)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卷四《協辦大學士鄒公墓志銘》，《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90册，第399頁。。按傳文所載，鄒炳泰入三通館在其散館之後，即四十年四月後，何時離館則無明文記載。

吴紹燦，乾隆四十年進士，四十九年充三通館纂修官，五十三年歸里(50)(清)吴錫麒：《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四《家蘇泉編修傳》，《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15册，第402頁。，在館時間約五年。

許兆棠，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充内廷方略館、三通館纂修，提調翰林院事”，之後於“乾隆甲辰殁於京寓，年甫三十有三”(51)(清)吕錫麟等纂修：《(道光)雲夢縣志略》卷九《許兆棠傳》，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錢棨，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狀元，“除修撰。丁父憂，服除入京，奉命在上書房行走，充三通館纂修、武英殿分校”(52)(清)宋如林等纂修：《(道光)蘇州府志》卷一零二《錢棨傳》，清道光四年刻本。。按：錢棨不知何時丁憂，但其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53)《清史列傳》卷二十八《錢棨傳》，第2189頁。，知其服闋入京當在此之前。

蔡共武，乾隆“辛丑科進士，朝考入選翰林院庶吉士，授職檢討，充四庫全書分校、三通館纂修、武英殿提調”(54)《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同年齒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潘奕藻，乾隆“甲辰會試府君中式第六十九名”“廷試改庶吉士，充内廷三通館纂修”“丁未散館，改部屬，分刑部直隸司行走，旋補山西司主事”(55)《(江蘇蘇州)大阜潘氏支譜》卷十九《誥授朝議大夫賜進士出身刑部陝西司郎中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顯考畏堂府君行述》，清光緒十三年松鱗莊木活字印本。。從上載，知潘奕藻在乾隆四十九年即入三通館任纂修官，五十二年四月散館改部用，則其應在此之後即離館。故潘氏應於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四月間在館。

(三) 協修

在以上總裁、纂修之外，新增補協修三人，分别是：

董誥，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朝考入選，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館、三通館協修”(56)(清)姚文田：《邃雅堂集》卷四《太傅董文恭公行狀》，《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48册，第627頁。。

沈步垣，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充武英殿纂修、三通館協修。甲辰改刑部主事，升員外郞，擢浙江道監察御史”(57)(清)宋如林等纂修：《(嘉慶)松江府志》卷六十《沈步垣傳》，清嘉慶松江府學刻本。。考《清高宗實録》，沈步垣於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改庶吉士(58)《清高宗實録》卷一一三○，第107頁。，則其入館當在此時，四十九年改刑部主事，則其應在此之後離館。

楊志信，乾隆“甲辰成進士，殿試置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充三通館協修官。散館，改禮部主事，升員外郎、郎中，充《學政全書》纂修官”(59)(清)李蔚等纂修：《(同治)六安州志》卷二十七《宦績》，清同治十一年刊光緒三十年重印本。。據此，我们可知楊志信在乾隆四十九年殿試後即入館，任協修，五十二年散館後即離館。其離館時間當與上文潘奕藻同。

(四) 館職不明及其他

除上述諸人之外，又增補提調官三人：西精額、彭元珫及索寧安。(60)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續通典》及《續文獻通考》書前三通館職名表。此外，還增補分校與校理二人，這兩種館職並未在三通館設置的諭旨中有記載，分别是：

分校一人，潘紹觀，由“舉人官内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充四庫館、三通館分校。旋通籍，以庶吉士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晋郎中”(61)(清)多祺纂修：《(光緒)蘄水縣志》卷十《宦迹》，清光緒六年刻本。。

按：依傳文所載，潘紹觀以内閣中書入三通館充分校，之後於乾隆四十六年中進士。疑傳文所言“分校”應是校對官。

校理一人，孫星衍，乾隆五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五十四年散館以部員用，後補刑部直隸司主事。(62)(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二集卷三《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32—433頁。按：張紹南所撰年譜，記載較阮元爲詳。張氏指出孫星衍“充三通館校理”在乾隆五十三年，次年四月散館後就部，“九月題補刑部直隸司主事”(63)(清)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叢書集成續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720頁。。可知孫星衍應在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四月間在館，此時“清六通”皆已告竣，三通館主要工作轉爲繕寫四庫正本及清本(交武英殿刊刻)，故其另立新職——校理，亦有可能，然所見充校理者僅此一例，孤證難立，存疑俟考。

以下八人，皆爲進士，亦參與纂修“清六通”，然所任館職爲何，未見明文記載，故將其定爲館職不明，分别是：

李英，乾隆十年進士，參與“纂修三禮、《續文獻通考》等書”(64)(清)唐仲冕等纂修：《(嘉慶)重刊荆溪縣志》卷三《李英傳》，清嘉慶二年刻本。。

張裕犖，乾隆十三年進士，“纂修《續文獻通考》”(65)(清)廖大聞等纂修：《(道光)續修桐城縣志》卷十六《張裕犖傳》，清道光七年修十四年刻本。。

秦承恩，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曾參與纂修《續通典》。(66)乾隆三十四年，章學誠“爲秦芝軒師校編《樂典》”云云，可判定秦承恩曾參與纂修《續通典》，詳(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補遺《上朱先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08頁。

嵇承謙，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從楊鸞《贈稽(嵇)晴軒學使》詩小注“時修三通”(67)(清)楊鸞：《邈雲樓集六種·後續邈雲四編》，《四庫未收書輯刊》拾輯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79頁。“稽”爲“嵇”之訛。，三十七年壬辰科庶吉士，(68)(清)朱珪等纂，余來明、潘金英校點：《皇朝詞林典故》卷五十八《題名·小教習》，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41頁。則其三十七年時已在館，但具體何時入館則不考，其離館或在乾隆三十九年出任陝西學政時。

楊壽楠，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充武英殿纂修，校理三通、四庫等館”(69)(清)潘懿等纂修：《(同治)清江縣志》卷八《人物志上》，清同治九年刊本。。

鍾蟠雲，乾隆四十三年“戊戌進士，由三通館事議叙知縣補用”(70)(清)楊英燦等纂修，余天鵬等續修：《安縣志》卷二十四，清同治二年增補嘉慶本。。

又，王昶及褚廷璋二人。據王昶《軍機處題名記》載，乾隆時“開方略、國史、三通諸館”，其“皆爲斟酌條例，用副右文稽古之至意”(71)(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七《軍機處題名記》，第475頁。。從王氏自述可知，其曾參與三通館事務。此事在其《年譜》中記載則更爲詳細。《年譜》云，乾隆三十三年“開續三通館，凡纂修條例屬先生與褚君左峩撰定而奏進之”(72)(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附王昶《春融堂集》末，第667頁。。從此所述可知，不僅王昶曾參與三通館纂修條例等擬定，而且褚左峩(名廷璋)也曾參與其中。但可惜的是，兩人擔任何種館職却没有明文記載。其中，王昶在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時又因涉兩淮鹽運事不密罷職，則其在館時間約半年。褚氏在館時間則不詳。

綜上，筆者增補三通館纂修人員七十四人。綜合王鍾翰先生增補纂修人員來看，纂修官人員選擇基本遵循了設立時的規定，即“由翰詹選派”。同時從上文中有明確入館時間的記載來看，有在庶常館學習期間即入館者如陳昌圖、潘奕藻；亦有在庶常館學習期滿，散館授職後才入館者如龔大萬、鄒炳泰；亦有在翰林院任職多年後被選入館者如王康佐。可知纂修人員入館時間并無規律可循。

二、 館臣構成考

乾隆三十二年改續文獻通考館爲三通館時，曾對館職人員構成有明確規定：

纂修官十員，仍由翰詹選派。與提調官二員，收掌官二員……至原設謄録十二缺，不敷繕寫，應酌添四缺。供事、匠役亦應各添二名。(73)《清高宗實録》卷七七八，乾隆三十二年二月，第548頁。

上述爲新開三通館時預設館臣構成情况，庫本《續通典》等所附三份三通館職名表則是經過一段實際運作後，重新作出調整的實際情况。將兩者比較可以發現，在實際運作中除提調官及收掌官人數没有變化外，其餘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纂修官數量已遠超預設名額。乾隆三十二年開三通館時，預設纂修官僅爲十員。此時，他們並没有意識到實際纂修開始後工程量的浩大。而且，三十八年又開四庫館，三通館館臣又多兼四庫館職，而整個官方重心向《四庫全書》轉移。所以，在這種情况下，僅十員纂修官已無法滿足正常運行，三通館增加纂修官已成必然。這個情况在三份三通館職名表中得到了證實：庫本《續通典》職名表中纂修兼總校官八人，纂修兼校對官三十一人，滿纂修三人；庫本《續文獻通考》職名表中纂修兼總校官八人，纂修兼校對官三十人，滿纂修三人；庫本《續通志》職名表中纂修兼總校官七人，纂修兼校對官三十四人，滿纂修四人。從上述三通館職名表可看出，同時在館纂修官數量的常態即爲四十餘人，已遠超原定名額四倍。

二是館内職務細化。乾隆三十二年改稱三通館時，續文獻通考館已運行二十年，但是纂修人員及館規課程制訂仍顯粗疏。在後來的實際運作中，這種情况逐漸地被改變。

首先增添新館職。從上文所述三份三通館職名表纂修官情况，我們可以看出館職方面新增總校官及校對官兩個職務，但并未另外增添人員，而是由纂修官兼任。實際上，是在纂修官内部進行了細化和分級。從三通館職名表排序中可看出，總校官在校對官前，一般爲七至八人，職務應高於校對官，可看做區分館職高低的標準。此外，從上文增補纂修人員第二類情况可看出，有部分翰詹人員被選爲三通館協修，説明在實際纂修過程中又增添有協修這一新的館職。但是這一館職未載於三通館職名表中，因材料缺乏，原因俟考。

其次，纂修官分滿漢。原先三通館在設立纂修官時并未區分滿漢，之後或因實際纂修工作需要，如《續通志》《清朝通志》中《六書略》及《七音略》等需要專業人員的緣故，增添了滿纂修官，同國史館例。實際上，又將纂修官細化，分爲滿漢二類。這一點從上文三通館職名表所述纂修官情况中可證實。

三是纂修官來源並不單一。三通館開館時規定“纂修官十員，仍由翰詹選派”。通過三通館職名表及上文增補纂修人員發現(74)增補纂修人員中有明確入三通館時間者，考其時任官職，皆出自翰詹。，三通館選派纂修官實際並未嚴格執行這一規定，主要體現在滿纂修官的來源。這一點在三通館職名表中可得到證實。三通館職名表載纂修兼校對官有顧宗泰，官職爲文淵閣檢閲内閣中書，漢纂修官僅此一例；此外新增滿纂修官，則基本出自各部主事、筆帖式等低級官員，如理藩院主事巴達爾呼等。(7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續三通”所附三通館職名表皆載有顧宗泰、巴達爾呼。

四是三通館同其他官方修書機構一樣，也存在助校現象。除王鍾翰先生《清三通纂修考》提到三通館總裁梁詩正延請馮浩參與纂修外(76)馮浩先被梁詩正延請參與纂修，後入館成爲正式纂修人員，轉引自《清三通纂修考》，第210頁。，筆者又輯得三人：萬光泰(77)萬光泰，乾隆元年舉人，“梁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載《清史列傳》卷七十二《萬光泰傳》，第5900—5901頁。、盧清(78)“紀文達時修《續文獻通考》，延爲佐理校勘”，載羅汝澤等纂修：《(民國)霞浦縣志》卷三十一《盧清傳》，1929年鉛印本。、章學誠(79)“現爲秦芝軒(名承恩)師校編《樂典》”，載《章學誠遺書》補遺《上朱先生書》，第608頁。。其中除萬光泰亦爲總裁梁詩正所延請，盧清爲紀昀延請，章學誠爲秦承恩延請。其中紀昀館職爲提調及纂修官，秦承恩所任館職未見記載，但不可能是總裁等，只能是纂修或協修等職。從此四例看出延請助校者有總裁，亦有纂修官，並無一定之規。

結 語

筆者據新發現殿本及庫本“清六通”所附三通館職名表，並結合《清實録》、清人詩文集、年譜、同年齒録及地方志等相關記載，在王鍾翰先生輯補基礎上又新輯三通館臣七十四名，並詳考其在館時間，發現其入館時間並無一定之規。又通過對館臣來源、數量、館職名稱及纂修工作考察，發現館臣并非僅從翰詹中選取，同一時期在館館臣數量一般爲四十名左右，遠超之前預設數量；館内職務也有細化，如纂修官細化爲總校官及校對官；同時，在原定館職基礎上，又新設有協修等館職，而且分滿漢等；纂修工作中，同其他官方修書機構一樣，也存在助校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