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李世美 谭宓 狄振鹏

摘 要：在去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启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居民消费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理论逻辑关系表明，居民消费升级是扩大内需和有效构建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推手和内生动力。居民消费升级不仅受到收入等需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经济转轨过程中消费制度供给的影响。合理的复合消费制度兼顾私人消费的高效率和集体消费的公平性，更有利于居民消费升级。从私人消费与集体消费失衡视角探讨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制度性困境，并就如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提出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制度改革路径。

关键词：双循环;消费升级;私人消费;集体消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研究——基于路径分层的理论与实证”（20YJA790039）;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重点专业学科建设资助。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12-0075-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12.006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去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在这一趋势下，全球对外投资和贸易额均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2019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全球直接投资比2017年下降了13.1%;2019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也指出，2018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仅为3%，并将2019年的贸易增长率调低至2.6%。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去全球化。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我国经济同时面临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美国贸易制裁和外部需求下降的多重压力。在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和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强的重大背景下，党中央部署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将重新构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格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在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加工贸易，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模式。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加速，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并且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随着内部经济的人口成本和环境成本不断提高，以及外部经济的国外需求放缓和贸易摩擦加剧，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不再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逐步过渡到内部大循环模式。尤其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和消费的GDP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而贸易依存度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这说明我国经济由过去的引领经济增长的国际大循环模式正逐步过渡到以内部大循环为主的新模式。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势而为提出的重大战略。那么，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更好地立足本国市场，构建更加完善的内部需求体系和更好地挖掘内部需求潜力，将是经济双循环的立足点和着力点，这充分体现了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地位的双循环新格局下，进一步有效扩大内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将为内部大循环提供最原始动力。居民消费升级是提振内需的重要途径，也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题中之义。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提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的，只有在促进消费者利益时，生产者的利益才应当受到关注[1]。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分析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突破消费升级的制约条件，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将对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内部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居民消费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理论逻辑关系

居民消费升级是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循环的重要推动力，其与经济双循环的理论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民消费升级是经济循环的重要推力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市场供给与需求不断实现动态均衡的过程，而消费升级问题则是在这一动态均衡过程中不断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消费需求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现消费需求和有效供给相匹配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经济循环是一个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不断循环的过程，其中生产属于供给侧，交换和分配属于流通环节，而消费则属于需求端。所以，消费升级对经济循环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消费升级产生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水平会传导到生产环节，会助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促进更高效率的供给水平，从而提高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税收收入，这又将产生引致投资和引致需求，从而促进整个经济良性循环。反之，如果社会消费需求疲软，甚至发生消费降级，则会引发企业利润下降和需求不足，经济循环难以为继，最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

（二）消费升级对大国经济产生“国内市场效应”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大循环模式实施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由于技术封锁很难从外部引进先进技术发挥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制裁，国内产品出口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更多依托满足国内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立足点。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国内大循环具有“国内市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那些拥有较大规模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利用国内大循环可以有效支持国内企业高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促进国际循环。其理论依据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由于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规模，规模经济能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和研发费用，能有效降低产品价格，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除了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消费群体，同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具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和投资需求潜力，只要能把国内大循环打通，相对于小规模经济体，更加具备条件通过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实现双循环经济良性发展。

（三）消费升级可以有效协调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国内大循环与早期拉美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进口替代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实施进口替代的国家一般会通过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等贸易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产业，达到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提高本国工业化水平的目的。但是，进口替代模式是以牺牲本国居民消费为代价的一种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且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割断了与国际市场的有效衔接，从长期来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双循环也不同于基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主要通过一国比较利益扩大出口，使本国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从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曾经在亚洲“四小龙”、日本，欧洲的德国、瑞典，非洲的南非等各国广泛采用，我国也长期实施这种国际大循环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阶段都对各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结果表明，这种模式也很难具有持续性，主要原因是其本质是通过增加外部需求来替代本国需求，容易造成国际贸易失衡并引发贸易争端，同时本国的经济增长很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冲击。在经济双循环格局下，国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满足国内需求居于主要地位。在国际贸易保持总体平衡的前提下，对外出口增加外部需求也意味着进口对等规模的进口商品以满足内部需求。所以，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国内居民消费升级有利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产品既可以由本国生产，也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方面，国内居民消费升级直接带动内部大循环;同时，居民消费升级会增加对国外高端商品的进口需求，并引进国外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理念，又进一步促进国内居民的消费升级，带动本国经济的内部大循环，从而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二、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居民消费升级特征明显。已经由发展型消费逐步过渡到享受型消费，智能消费和汽车消费已经逐渐普及。但是，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资本形成率相对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偏低，经济驱动仍然过度依赖于投资驱动，消费的整体升级仍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居民消费升级面临可持续性问题。我国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水平，尤其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明显（图1）。当前，在中美贸易战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形势下，我国经济同时面临外部需求放缓和内部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受到很大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可持续性压力不断增加。三是消费贡献率与消费率发生背离（图2）。近年来，我国的消费贡献率不断上升，而消费率却增长缓慢，臧旭恒把这一现象称为“消费市场悖论”[2]。这一悖论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構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与投资增速放缓导致二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而并不是消费升级动力强劲的表现。

（二）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及其影响因素

消费升级的内涵分别可以从消费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来分析。从消费客体来看，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数量升级，品质升级和结构升级。其中数量升级和品质升级属于改良性升级，而结构升级是一种革命性升级，处于消费升级的最高层次，更能体现消费升级的本质。目前，鲜有文献从消费主体角度分析消费升级内涵。所以，从消费主体来看，居民消费升级是一个由部分高消费阶层引领消费升级，然后依次带动中低层消费升级，即由部分升级带动整体升级的一个阶梯式、螺旋式上升过程[3]。所以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消费整体升级和消费持续升级。其中消费整体升级主要与收入分配有关，而消费持续升级主要与居民收入增长持续性相关。

从需求端来看，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根据经典的消费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杜森贝尔的相对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收入形式为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大量的后续研究也表明收入分配及负债也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4-7]。从生产的供给侧来看，技术创新是影响消费升级的首要因素[8-10]，尤其是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虚拟仿真、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等信息技术的升级与推广，极大地激发了消费业态创新和新兴服务业的兴起，推动了由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的升级。

三、消费制度对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

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结构重大转型的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在经济渐进转型过程中，实施了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重大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变革既会对消费公平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持续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一）消费制度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制度指人与人之间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根据诺斯的定义，制度指的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游戏规则，其中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的实质是规范人们各类行为的各种约束条件。那么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凡是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有关的各种关系都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消费制度主要发生在消费领域，是与消费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属于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所以，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消费制度可以理解为经济制度在消费领域的体现，即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激励或者约束的一系列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其中，正式消费制度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政策规定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如有关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与消费有关的制度;而非正式消费制度是那些不成文的、没有统一约定的一些消费惯例或者消费潜规则，如不同单位的各种隐性福利制度等。

对于消费制度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房爱卿等将消费制度细分为抑制消费、补偿消费、适度消费和鼓励消费四种制度安排[12];卢明名、齐晓安则从消费者保护、消费市场、消费政策以及消费调控四个方面对我国的消费制度进行分析[13];张斌、马娟把消费制度定义为一系列消费权利、标准、机制以及调控体系的总称[14]。卡斯特最早运用集体消费这一概念来分析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并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方式由传统的市场消费模式向集体消费模式的重大转变[14]。其中，传统消费模式指消费者通过直接的市场交易获取消费资料的形式，即私人消费模式;而集体消费模式是指消费资料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是由政府或者集体单位提供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的形式来获取，比如国家不断增加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消费基础设施等的投入，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显然，集体消费物品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属性，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属性。所以，由于一国在特定阶段针对消费品的提供和人们获取消费品的方式所制定政策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制度。参考卡斯特对消费模式的划分，本文把消费制度划分为私人消费制度、集体消费制度和复合消费制度。

（二）集体消费制度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在集体消费制度下，居民消费以集体消费为主，居民几乎没有消费选择自主权，居民的消费品基本由国家或者单位配给，其经济制度基础通常为完全的计划经济。在这种消费制度下，缺少私人消费的初次分配，主要以国家或者单位的二次分配为主。居民消费升级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该国的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和国家对消费品的分配政策。在集体消费制度下，如果制定公平合理的消费政策，国家可以较好地对居民实行消费调控，并较好地实现消费公平。但是，由于居民丧失了消费选择自由权和消费热情，反馈到生产领域则不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所以，在集体消费制度下，过度追求消费公平与生产低效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社会消费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使得消费升级最终缺乏物质基础而停滞。所以，在集体消费制度下，居民消费很难持续升级，往往很容易陷入一种低水平的“消费贫困陷阱”中。集体消费制度是一种较为极端的消费制度形式，一般发生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如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农村也曾经实施过与之接近的消费制度。

（三）私人消费制度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在私人消费制度下，一国消费品以私人消费为主，鼓励自主消费，对居民各类消费均不设限制，居民拥有充分的消费选择自由权，消费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由调节，实现供需均衡。在这种消费制度下，完全依靠私人消费的初次分配，而缺乏国家或者单位的二次分配。这种消费制度实施的前提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私人消费制度能够激发对各类私人物品的消费需求，并传导到生产环节，提高私人物品的生产效率和供给水平，有利于为消费升级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在私人消费制度下，由于部分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部分自然垄断行业不适合自由市场竞争，居民的部分公共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其次，过分追求效率最终很难兼顾到消费公平，在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普遍扩大的现实面前，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很难得到最基本的生存性消费保障，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保障性住房需求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公平缺失和社会稳定;第三，在私人消费制度下，很容易引发由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导致的消费分层扩大，最终只有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升级，而中低收入阶层会消费停滞甚至消费降级。所以，私人消费制度很容易产生消费不平等和消费分层，不利于居民消费的整体升级和持续升级。这一制度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普遍实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依靠市场交易机制的私人消费制度既难以满足部分劳动者的基本消费需求，也对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形成桎梏，不利于社会再生产。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这种完全个体化和依赖市场的劳动力生产方式一度导致劳动力再生产无法进行。

（四）复合消费制度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私人消费制度和集体消费制度是两种极端形式的消费制度，均难以兼顾生产效率和分配公平。现实世界各国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复合消费制度，即消费主要由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两部分构成。私人消费能力主要由劳动者取得的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减去各项扣除和税收后的净工资收入及各项净财产收入所决定;集体消费则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各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能力，以及具体分配形式。由初次分配为主的私人消费和二次分配的集体消费共同构成了居民的总消费。根据普遍的税收原则，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或者以流转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种一般实行累进制的税率，故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渠道和提供集体消费物品进行二次分配，以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由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中低收入阶层，故集体消费的二次分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能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从而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并促进整体消费升级。从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看，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保障性住房等个人福利，相当于高收入群体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较高水平的集体消费更有利于带动中低收入群体的私人消费，促进消费的品质升级和结构升级。

所以，完美的消费制度应该同时兼顾私人消费的效率原则和集体消费的公平原则。在这种消费制度下，其经济制度基础仍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收入二次分配对消费进行有效调节，通过集体消费这样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促進私人消费的效率提高，尤其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能更好地体现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互补性。所以在这种复合消费制度下，一方面高收入群体高水平的私人消费引领消费升级;另一方面，较高水平的集体消费能更好地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消费需求，有效地释放出广大居民的私人消费潜力，从而带动居民整体消费升级。综上所述，可以刻画出不同消费制度对居民消费升级作用机制下的经济特征（表1）。

四、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制度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升级特征明显。我国的消费制度逐步由原来的抑制私人消费的集体消费主导阶段逐步过渡到鼓励私人消费及集体消费市场化改革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基础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具体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述举措说明我国政府在关于民生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又加快向集体消费回归，各级政府在这些领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在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领域仍然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制度困境，抑制了消费升级的整体性和持续性。

（一）收入分配导致私人消费货币权分配失衡

货币权与私人消费紧密相关，是一种形式上平等的权利。由于私人消费满足“谁付费谁消费”的基本原则，消费者只要拥有货币，即可以得到其所需要的私人消费物品，而不需要考虑其身份与社会地位等。所以，在私人消费领域，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决定了个体拥有的货币权大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个“特征事实”。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提高了居民整体收入，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货币权，但收入分配问题导致了居民货币权分配失衡。

1.居民收入初次分配问题

我国虽然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收入分配制度，以调节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是，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真正向劳动者倾斜，而是向企业和政府倾斜[2]。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曾不断提升。但自1993年实现集体消费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6]，之后居民收入份额才有所回升，但整体增幅不明显。根据周慧、岳希明的测算，现阶段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收入比例稳定在60∶25∶15左右，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低于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中，2016年这一比例为61.28∶24.25∶14.46，同期的居民收入比例美国为79.6%，欧盟为69.94%，日本为64.03%，巴西为70.89%、古巴为72.78%、南非为67.22%[17]。长期以来，由于居民部门收入分配比例过低，不利于培育和壮大中产收入群体，消费整体升级缺乏群众基础。

2.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问题

近年来，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所有制差距等原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2010—2012 年我国收入的基尼数据均超过了0.6[1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2017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7，远超过收入分配的警戒线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更大比例来自高收入群体不同，我国现有的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广大工薪阶层征税，缺乏对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税的征收。由于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会导致货币权分配失衡，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分层和固化，削弱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私人消费升级能力，制约了居民消费的整体升级。

（二）集体消费的身份权分配失衡

根据拉尔夫·林顿的定义，身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模式中所占据的位置[19]。在我国，这种身份往往与某些集体消费特权紧密相关，这与货币追求的形式上平等存在根本区别。无论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各种社会福利形式的正式集体消费项目，还是单位福利形式的非正式集体消费项目，都与个人身份挂钩，身份演变成一种集体消费特权。正是因为身份不同，集体消费对不同身份群体具有不同的政策规定。

通过在养老、医疗等各方面进行社会化改革，我国逐步建立了全民医疗、全民养老体系，使得各项福利保障更具有普惠性。但是，这些领域仍然沿袭了大部分身份特权，具有很强的等级性。主要体现如下。第一，数量巨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很难平等享受到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市民待遇。我国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20]，但又产生了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城市内部有大量的城镇居民属于流动人口，仍不能真正转变为城镇市民。根据2018年的农民工调查报告，仅有2.9%的农民工能够享有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其中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自购保障性住房。第二，体制内身份比体制外身份享有更高的医疗报销比例、住房公积金水平和养老金水平。其中，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享有免费医疗，公务员仍未纳入社会养老体系。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中，各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职工缴存比例占了60.16%，而民企及其他企业缴存比例仅为19.5%[21]。第三，在各类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中，不同身份的职工在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各方面仍相差甚远，其中一般的编制内人员属于正式职工，能享有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而编制外的聘任制、合同制、临时工等员工则只能享受差别待遇。

我国集体消费制度的社会化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目前的集体消费制度安排仍主要沿袭了原有制度框架，编制与非编制、体制内与体制外、城市与农村的身份界限仍然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身份权利仍是集体消费二次分配的主要依据，容易造成二次分配不公平和消费分层，与建立集体消费制度的初衷相违背，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整体升级。

（三）集体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协调失衡

1.集体消费制度改革提高了居民的支出成本，对私人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只考虑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忽略支出成本上升，不能客观分析我国居民消费问题。住房、教育和医疗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领域中主要的支出项目，也是居民由物质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进行结构性升级的主要内容。但过高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可能会对其他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高房价不仅是简单满足居住需求，背后还具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等隐性福利。即使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但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庭为了让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不得不购买价格昂贵的学区房，实质上是额外承担高额的教育成本。另外，我国虽然建立了全民医保体系，但在现有的医疗制度下，非职工医保的普通城鎮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报销比例仍然偏低，由于这部分群体收入水平较低，由住院治疗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仍是家庭的重大开支。对于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及以下的阶层，考虑到教育、医疗和住房高支出成本，用于其他消费的开支就不得不大幅度减少。

2.集体消费的身份特权加剧了私人消费的不平等

理想的消费制度应该同时兼顾私人消费的高效率和集体消费的公平性，形成“互补效应”。集体消费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为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特权转变为货币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契机。在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体制内单位职工由于特有的身份权享有低价购买存量房或单位集资建房的资格，这些低价获取的住房一般既可以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也可以出租获取租金收入，顺利实现由身份权力向货币权力的转换。所以，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是一场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分化的过程。此外，通过集体消费社会化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常做法是个人按照工资比例缴存，再由单位和社会缴存剩余比例部分。但是，由于身份权利差异导致的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都存在较大差异，最终使集体消费因身份权而进一步放大，即个人收入越高，则其余各缴存比例越高，这明显背离了集体消费和社会保障应该遵循的公平原则。集体消费更多眷顾的是部分具有身份特权的群体，现有的集体消费的市场化与社会化改革并没有实质性打破原有按照身份特权进行二次分配的整体框架，集体消费的市场化革与社会化改革很难真正发挥出对中低收入阶层私人消费不足的“互补效应”，反而会强化部分具有身份特权群体的金钱权，产生“劫贫济富”效应，加剧社会分层和消费分层，抑制消费整体升级。

五、双循环新格局下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制度改革路径

萨伊定律着重强调供给的重要性，其主要观点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凯恩斯则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对于居民消费升级，必须从集体消费的供给侧和私人消费的需求端同时发力，实现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互补，不断推动居民消费整体升级和持续升级。

（一）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支出结构，提高居民私人消费能力

当前，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过程中，消费升级既要关注收入问题，也要关注消费的支出结构问题。从经济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人均收入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披露，我国目前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有6亿的中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 000元左右。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广大劳动阶层虽然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促进了出口能力提升，但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偏低将对国内大循环产生明显制约，导致居民消费升级动力不足。在初次收入分配体系中，当收入分配过多向资本、技术和土地等要素倾斜时，很容易导致社会收入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资本所有者和精英阶层集中，不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消费升级。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相对于普通劳动者，市场规则使得资本拥有者、经理和金融机构这一方面拥有更多的权力，精英阶层的相互联系和强势地位，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比实际贡献更多的收入[22]。只有真正落实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占比，才能打通扩大内需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经济国内大循环。居民有效需求还必须考虑居民消费的支出结构，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和高医疗成本严重削弱了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私人消费能力，尤其是高房价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严重透支了中低收入家庭未来的消费能力。所以，在国内大循环为主导的双循环格局下，必须继续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抑制投机性购房。

（二）经济发展应该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国家由经济建设向社会发展转型

在农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消费制度主要以私人消费为主。农业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約，生产和消费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实现，以商品化交易的私人消费比重较低，政府提供的与生活相关的集体消费也极为有限。自工业革命以来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步瓦解，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再拿工资去市场换取消费品，这极大地促进了以商品化交易为特征的私人消费。但是，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消费供给不足，最初由一些慈善团体承担部分集体消费品，然后再转变为由政府提供。直到19世纪，英国工人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均主要由工人自行承担。但是，随着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由于潜在的生产规模和现实的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协调，当技术和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很容易导致市场饱和，消费需求不足很快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所以，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维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各国逐步提供包括保障性住房、基础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集体消费品。1883年，俾斯麦对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保障改革试验，被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尤其是劳动立法在西方迅速得到普及，有关工作时间、工资、健康、社会保障、养老等问题不再是私人问题，而普遍成为国家的责任。尤其是“二战”后，一方面经济快速恢复为各国政府提供更多集体消费品奠定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劳工组织的强大、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均逐步加大了对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的投入，不断完善各项个人服务和社会福利，使得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及其在政府总支出占比均出现明显上升。数据显示，2015年德国、芬兰、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的各项集体消费福利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占比均接近于40%或者超过40%，其中日本超过了50%;多数国家的个人福利支出在总福利支出中占比超过了60%。以德国为例，1995—2015年，德国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总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由35%上升到44.4%，其中私人福利支出占比由59.3%上升到65.1%[23]。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提供较为完善的福利保障，能够较好地实现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互补，居民消费需求旺盛，居民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远高于我国现有水平。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业化解决了过去几千年以来的物质匮乏难题后，这时候的经济发展应该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这也和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一致。所以，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政府应该不断增加对与集体消费相关的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既能扩大国内的投资需求，也能提高居民私人消费能力，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三）改革现有集体消费供给的制度框架，增强集体消费的普惠性和公平性

继续深入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领域改革，逐步改革通过身份特权获取集体消费的制度框架，缩小由于身份特权带来的集体消费差异，增强集体消费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真正让更多群体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住房制度方面，增加面向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的这部分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建设投资力度，继续推进高质量的人口城镇化，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住房负担。在教育制度方面，一方面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由过去依靠低成本人口红利逐步向高质量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减少教育资源向发达地区、城市和重点学校的过度倾斜，增加对农村、落后地区和非重点学校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养老和医疗制度改革方面，逐步消除由于身份特权导致的集体消费差异，逐步实现更加普惠的养老和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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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nd the escalating global trade war， China has opened up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based on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effectively open the dual cycle economic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consumption institution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consumption system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it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collective consump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of China's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Key words： Double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Private consumption; Collective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