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1919年甪直的叶圣陶

陈国安

100年前，1919年，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一个转折处，“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巅峰。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1919年，叶圣陶，25岁，加入“新潮社”，发表了第一首白话诗和第一篇白话小说，写了第一篇序言，父亲去世，搬家到甪直。这是青年叶圣陶人生的转折处，也是甪直的叶圣陶一次人生的觉醒！

一

1919年3月，叶圣陶经顾颉刚介绍加入新潮社，在甪直设立《新潮》杂志“代卖处”。“新潮社”于1918年秋成立，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及校外人士。其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有《新潮》月刊和“《新潮》丛书”，胡适在筹备期间就受聘为顾问，《新潮》月刊于1919年1月创刊，后来鲁迅也在《新潮》月刊发表作品。在《新青年》的直接感召下，兴办的《新潮》注重思想革命，致力于唤醒民众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立场基本上与《新青年》一致。有论者说叶圣陶“是唯一一个非北京大学师生的社员”，这虽然无法确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潮”社中非北京大学师生，叶圣陶一定是最活跃最有成就的那一个！

《新潮》创刊号，发表了叶圣陶和王钟麒（即王伯祥）合作论文《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第一卷第二号，发表了叶圣陶散文《女子人格问题》和第一首新诗《春雨》;第一卷第三号，发表了叶圣陶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后收入小说集《隔膜》时改题目为《一生》）;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叶圣陶独著论文《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有目录作《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似误）;第一卷第五号，发表了小说《春游》;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论文《王钟麒<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大纲>跋》（又题为《教材大纲和教科书》）;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了论文《小学教育的改造》。《新潮》月刊第一卷（共五期）、第二卷，起初前七期，每期都有叶圣陶的作品。

“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社周围聚集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们几乎都以思想启蒙自任。与其说他们是学者、文化人或教育家，不如说他们是思想家，他们都是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时代为己任的思想家，都在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来进行“文学的革命”和思想的解放。所以，1919年江南苏州乡下的甪直，叶圣陶在《新潮》上所刊发的文字，仅仅以一位教育家或语文教育家来评价是不够的，我们以为这是一个作为思想家存在的叶圣陶，是一位正在思考着文化教育启蒙并为之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和实践者的叶圣陶。

《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绝不是一篇单纯的语文教育中作文教学的论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在民间的一次重要回应。人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其思想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文化思想失去了文言文的表达方式系统，它就是失去了绝大一半。所以，新文化的猛将们一再表达要求废除汉字的激烈言论和主张。凡一种文化或社会秩序新建必然会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来对待原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契约，所以“五四”健将们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处理所有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问题。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欲废孔学（一作：礼学），不得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犹不可不先废汉文。”当然汉字没废，但在教育中的文言文的表达方式系统几乎是废了，这其实真正地引发了传统文化的思想与现代社会及教育的断裂。

白话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至少是一场为思想运动准备的表达思想的运动，是传统文化思想转型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吐故纳新的一次典型体现。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点意见，开启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叶圣陶这一篇《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虽然以文言写就，但基本是沿着胡适这样一个思路来论述的。开篇明义：“小学作文教授之目的在令学生能以文字直抒情感，了无隔阂;朴实说理，不生谬误。至于修词之工，谋篇之巧，初非必要之需求。能之固佳，不能亦不为病。（按文字大别，不出抒情论叙二类。故但言抒情及说理）”叶圣陶：《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叶圣陶全集》，卷十五，页3，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又说：“颇有一种人，亦尝识字，亦能运思，亦富情感，而不能下笔成文者，即此手续为之障碍。欲去此障碍，唯有直书口说，当前固尚难能，而将来终当期其达到。为今之计，使之较近口说，俾易练习，则未始不可。”“然则小学生之读物亦唯求其为较近口说之文字耳。”篇末重申：“小学作文之教授，当以顺应自然之趋势而适合学生之地位为主旨。于读物则力避艰古，求近口说;于命题则随顺其推理之能力而渐使改进;于作法则不拘程式，务求达意，只须文字与情意相吻合;于批改则但为词句之修正，不为情意之增损。”明确提出了小學生写作以白话取代文言，读物也应该是白话文，并且很乐观地预言：白话文一定取代文言文。这一篇论文发表在1919年1月，“五四”运动尚未爆发，白话文运动的倡导只是在大学教授们之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争论也仅是在教授们之间进行，叶圣陶的这一篇论文是民间基础教育者对此一种强烈的回应，是新文化运动高等教育界与民间的中小学教育界的一次呼应，是新文化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新思想孕育的合流。

作为思想家的叶圣陶，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教育一隅，而是从社会底层出发，思考这个旧社会的罪恶根源。除了在《新潮》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女子人格问题》外，还发表了他的白话小说处女作《这也是一个人》。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女子是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独立健全的人格？女子独立健全的人格是如何失掉了的？这是论文与小说互为表里的一次思想表达。与胡适、鲁迅他们一样，叶圣陶此时的思想基础是进化论。他认为：“泥古不化”，就不免自绝于进化之路了。（《叶圣陶全集》，卷五，页3。）叶圣陶认为“人格”是个人在大群里头应具的一种精神。也就是做大群里的独立健全的分子的精神。他明确喊出了：女子应具有人格，因为他是大群里头一分子，是一个“人”。他分析了女子人格沦丧的理由：“女子为事实所迫，自己的本能和理性渐渐退化，男子乘此机会，根据着自己的‘迷信和‘自私心，把诱惑主义来骗女子，把势利主义来欺女子。女子受惯了欺骗，只觉得自己地位当然如此，他人也觉她当然如此，于是专在‘事实所迫的范围里寻生活。因果循环，无有休歇，女子的人格遂丧失了。”即使女子生儿育女，他们也“应该知道并不是替男子生儿女，乃是替社会增新分子。这也是一种很重要很神圣的事业。”这里所说的“大群里头”就是指的社会。这是改造旧社会创造新时代的思考。最后叶圣陶给出结论：“男女大家应该有个共同的概念：我们‘人，个个是进化历程中一个队员;个个要做到独立健全的地步;个个应当享光明、高洁、自由的幸福。”《这也是一个人》是文学版的《女子人格问题》，“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就凭这两篇论文和一篇白话小说，我们认为，叶圣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群体中就是一位出色的启蒙者和思想家。

二

叶圣陶在1919年的“觉醒”不仅体现在思想界的讨论与表达，还在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上取得了非常的成就。

这一年他发表的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及《秋之夜》（发表在《妇女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未见）。白话诗歌：《春雨》和《我的伴侣》（发表在《时事新报》和《国民公报》）。散文论文除前揭在《新潮》月刊上发表的外还有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吾人近今之觉悟》《甪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人的生活》（未见）《敬告创办义务学校诸君》《新生活和新人生观》（未见），尚有为著名学者郭绍虞专著《中国体育史》所作的：《〈中国体育史〉序》。

我们先说叶圣陶这一年的文学创作。

《这也是一个人》是叶圣陶第一篇白话小说。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当然，现代文学史上一般也认为第一篇白话小说是1917年，陈衡哲以莎菲为笔名，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前后半年，叶圣陶的这篇白话小说就刊发在1919年1月《新潮》月刊的创刊号上，这是他1918年年底向《新潮》所投的稿子，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人》与《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间相隔不长，前后相继。《狂人日记》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中国社会“吃人”的残酷现状作出的一次揭露，是鲁迅反封建的第一声文学呐喊。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则是用朴实而冷静的叙述揭露了平民社会中“女人”是怎么被“吃掉”的残酷事实。一如顾颉刚在叶圣陶的小说集《隔膜》的序言中所说：“民国七年，《新青年》杂志提倡国语文学极有力量。但那时新体小说只有译文，没有创作。圣陶禁不住了，当《新潮》杂志出版时，他就草了《一生》（即《这也是一个人》）一篇寄去，随后又陆续做了好几篇。可喜《新潮》里从事创作的，还有汪辑斋、俞平伯诸君，一期总有二三篇，和圣陶的文字，竟造成了创作的风气。”（《〈隔膜〉序》顾颉刚，“全集”卷一，页207。）这一篇小说是《新潮》做白话小说的奠基石。

叶圣陶的文言小说，从1914年发表在《小说丛报》第2期上，1913年底创作的《玻璃窗內之画像》开始，后来编入文言小说集《穷愁》。叶圣陶共计作文言小说20多篇，《穷愁》收入15篇。顾颉刚在《隔膜》序中详细叙述了这一段创作过程。这些小说中以《博徒之儿》《姑恶》《飞絮沾泥录》《终南捷径》等几篇最为有名，他“以平民的立场和眼光去反映社会生活和世相人情，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揭示人们富有时代特色的现实心态进入叶圣陶的描写视野的，大多是平凡的普通人，有教员、学生、医生、画家、塾师、村姑……这些活动在生活底层的‘三教九流，他们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在叶圣陶的文言小说里得到具体生动的反映”（曾华鹏：《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6期，页30。）这些文言小说大多是“摹写黑暗社会的作品”。这一篇白话小说还是沿着这样一种路径开始的，它旨在揭露黑暗的社会中女人是如何不被当作人的一生。主人公“伊”是没有名字的，哪怕是翠花小芳这样的乳名都没有，父母公婆丈夫，没有一个人把她当作一个人存在着的，更不用说是新婚之后的女主人了。她逃到城里一個富人家做女佣，从本该是女主人的“伊”变成了女佣人。然而，这家的主妇却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她。小说里主人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人，甚至提出了最彻底的解决方案：草个呈子，请县长做主，让他们离婚。而主妇却又有了顾虑，很实际的顾虑！主人也就只得说一声“无可奈何”。在“伊”那个赌鬼丈夫去世的时候，主妇也挡不住了，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只能回到那个残酷的旧式家庭中去哭丧，而她连哭丧的权利也没有，就被公婆以“受了二十千钱，把伊卖了”。像卖掉一头牛一样的把“伊”卖掉了，而且自己的父亲并不认为公婆有什么不妥，“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这样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叶圣陶也许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到《新青年》，叶圣陶从上海到甪直，是每期必读，每期必买的。《狂人日记》是讲一个男人的“被吃掉”，《这也是一个人》是讲一个女人的“被吃掉”。小说以冷静的叙述，不紧不慢，非常克制地把“伊”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情节从容地展示给读者看，作者未加一点自己的情感，笔调无比沉静细腻。题材看上去很“平浅”，然而，思想的深邃却是跃然纸上的，这就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主张。叶圣陶自己说：“在生活中看到什么，感到了什么，我就写什么，空想的东西我是写不来的。”又说：“我在城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到了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了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多是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我对他们比较熟悉，我就给他们写照。”（吕剑：《在叶圣陶家》，《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这篇白话小说的结构、语言和主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发掘其精彩高妙之处。

随着在甪直生活的状态转变，叶圣陶文学创作中情绪上也发生了变化。顾颉刚的《隔膜》序中说得很清楚：“自五年到现在，六年之间，他没有离开过甪直。八年，又把全家搬了过去，从此他做了甪直人，他每天所到的地方，只有家庭及学校，而这两处都充满了爱的精神，把他浸润在爱的空气里。于是，他把民国四年以前的悲观都丢掉了，从不再说短气的话。社会的黑暗，他住在乡间，看见的也较少了。于是他做的小说，渐渐把描写黑暗的移到描写光明上去了。”小说《春游》便是重要的过渡之作。这是叶圣陶创作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故事很简单，讲一对三十岁左右的男女到野外春游，“伊”同样没有名字，只是丈夫的美好的影子，丈夫也爱着她，她于是就跟着丈夫一起共同喜乐，成为丈夫“共振”的另一方。这一次平常的春游，在美好的春天和自然野外，“伊”似乎找到了自己，“伊”“把以往的生活忘了”，“把自己也忘了”，“伊只觉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泼，高洁，自己早和这自然，活泼，高洁融合了。伊所感想深印脑筋，容貌上便显出了一种快乐刚毅的神采——以前不曾有的。伊的丈夫还当伊因跟着自己出游所以快活，实则此刻是不然了”。叶圣陶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想，他期待寻找出自然与美来解决这个社会的残酷问题。但是这篇小说的结尾“春游的事情过去了。伊的生活依然如故，没有变更”。这是《这也是一个人》姊妹篇，不管一个女子生活得有没有爱是否幸福，她们有没有一个独立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自然和美能唤醒她们对独立健全人格的体验，但是是否能够真的塑就独立健全的人格，他对这样的一种思考还是很悲观的。

叶圣陶这一年创作的两首白话诗是需要大力为之表出的。《春雨》发表在《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五四”运动尚未爆发，作者以清新的笔调写自己眼中所见到的春天，乡村的野外，“那洋泾港畔的平田，早披上绿绒衣”，“稻哩，麦哩，轮流更替，同在一块田里。是不绝的生机！是无穷的地利！”以一种充满期待的心情来歌颂这“霏霏的几天春雨”！内心有压抑不住的兴奋，这是白话诗最早的农田和农夫的描写。另一首白话诗《我的伴侣》则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叶圣陶对社会中那些令人作呕的政客、官僚和军人的无情鞭挞。愤怒地喊出了：“我只听见一片可怜的声音！”“我只看见一派可怜的行径！”奉劝他们回头是岸，“抛却你的政策，威权，兵器，运用你的智慧，可以谋利世的计划，撰利世的文字，运用你的体力，可以制造器具，种植禾黍。到这时，你是学问家，也是工人。再请看看世界，是不是更为光明？你的生活，是不是更为幸运？”对那些昏庸的官吏政客军人的挞伐和规劝，也是对那些反抗的普通民众的热烈赞颂。这两首诗恰好展示了叶圣陶诗歌创作的两端：内心追求朴实的自然和美，同时文学要有改造社会创造时代的功能。

三

1919年，作为思想家的叶圣陶觉醒了，作为文学家的叶圣陶觉醒了，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也觉醒了。

在语文教育上的觉醒以《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为标志。从作文教学目的出发指出：“处今日之时势，小学生所需智识至多。若以悠久之岁月而练习不可限程收效之作文，实非今日所应有之事。宜以最经济之时间练成其最能切实应用之作文能力。”然后首先说：“选择读物殊为必要。”继谈“命题”“作法”“批改”。这篇论文除了具有白话文运动中的思想价值之外，在语文教学上他几乎把作文教学的关键环节都作了阐述，至今看来我们的作文教学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四个问题。如命题，叶圣陶认为：“教者命题，题意所含必学生心所能思。或使推究，或使整理，或使抒其情绪，或使表其意志。至于无谓之翻案，空泛之论断，即学生有作，尚宜亟为矫正;若以之命题，自当切戒。”从学生出发来命题，不可使学生有无谓之翻案和空泛之论，强调“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教者有思想欲发挥，有情感欲抒写，未必即可命题，因学者未必有此思想有此情感也。教者心赏某文，玩索有素，未必即可选为教材，因学生读此文，其所摄受未必同于我也。必学生能作之文而后命题，必学生宜读之文而后选读，则得之矣”。一切的教育都要从学生出发，从“学”出发来思考“教”的问题，“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根本就是恪守“以学生为本体也”！

叶圣陶的教育觉醒在教材编写上主要体现在《教材大纲和教科书》。（叶圣陶：《教材大纲和教科书》，“全集”卷五，页13。）这是对王伯祥自编小学史地教材的思考。在编辑教材上，叶圣陶绝不仅限于语文一科的思考。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史地的学习，甚至一切教育都是为了让学生“做个正正当当的人”，不能“偏重读书，忘了人生”。这是叶圣陶编教材的立场，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继承的教材编撰的出发点的思想。

同样，他在郭绍虞编撰《中国体育史》的序中也一再重申这样的教育观念：“踵此而顺民族之性，施练身之教，以无逆本性，斯习为常。”指出这样的学术史著作也要立足解决“至今生民孱弱，与体育若何关系”的问题。总之，叶圣陶的教育学科观非常明确，就是一切的学科教育为了学生的现实人生。

这一“为人生”的教育观念在叶圣陶对小学教育的论述中更加显豁，主要体现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改造》两篇论文中。

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中叶圣陶明确地提出：“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打定一辈小学生具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叶圣陶：《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全集”卷十一，页9。）继而分析认为小学教育的关键问题就是教师修养问题，他们“欠修养”。“小学教育没有好现象的根本原因——教师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没有修养功夫”。教師自己内心没有主张，眼里也就没有学生！

“对于教育，就没有确定的主义。但是身为教师，不可不有一种主义做个幌子。于是人家主张的主义，只要是‘能行的‘有势力的，便‘亦步亦趋的主张。人家说军国民教育是强国的根本，便叫学生唱《从军乐》，练习‘野战。人家说职业教育是富国的基础，便叫学生织草鞋，编竹席。这些主义，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是完全的还是偏一的？究竟哪一种是应当主张的？他们却不肯从学术上、自己理性上，下个断语了——大概他们不能够。最妙的熔各种主义为一炉，凡世人所主张的，应有尽有，不管它是‘水乳还是‘矛盾。其实牵强附会，合己从人，简直是没有主义罢了。并且人家主张的主义，尽有迎合社会，迁就现状的;他们对于社会现状，但求相容，所以没有矫正社会改进现状的趋向。教育和社会本当互相适应的，脱离社会，教育便没根据，然而所谓‘适应，贵在‘顺进化之理，预备应付将来。若以现状为已足，无论何人，只消和现状相应，那么教育便是部印书机，还有什么价值！那盲从‘印书机的教育主义的，便是走入了迷途。”“不明白教育的真价值，又容易流入偏重形式的弊端。他不晓得学生的情性是怎样，便当学生是件机械。他又不晓得学生要求于学校的是什么，便叫学生迁就学校，装学校的面子，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惟其当学生是机械，不承认他们有活动的个性，所以行动作息都要一律;整日里让他们坐在教室里——或是站在操场上，使他们各站着二三尺见方的地位，更没别的活动所在：便是绝妙的管理法！教授学科，预先编了‘教案：自己怎样问，学生应当怎样答，逐句话，逐一动作，各占若干时间，一一配定。到了教他们的时候，只要把自己问的，他们答的，一一照表演毕，无不如愿，而且时间没有差错：便是无上的教授法！”

之所以不避其烦地引这么一段来，是想引起我们今天老师的反思：叶圣陶说的问题我们改掉了吗？今天的教育改变了吗？叶圣陶100年前的奉劝还是需要重温的：“原来教育事业是教师做的，教师不专等旁人来‘觉我，就靠自己觉悟！”

如果说《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从教师的角度来讨论小学教育问题揭示其弊端的话，《小学教育的改造》则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提出改造的建议。小学教育从儿童的角度来说：“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把知识授予儿童，勉强儿童修炼德行。”最后叶圣陶提出的改造小学教育的意见是使“儿童在学校里便知和行合一，修养和生活合一。他们的本质是创造的，进化的，所以教育愈进步，他们便养成健全的人。同时，这样的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而且更有系统，更有价值，更有改进的精神”。1919年5月，杜威来上海了。这样的改造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着一样的观念。这一篇论文叶圣陶写于1919年11月。

叶圣陶在教育上的觉醒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密切相关。1919年5月5日，叶圣陶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学界声讨卖国贼，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的报道，彻夜未眠。他觉得天地间最重要的是“民气”，就和王伯祥等人一起商讨唤起民众的计划。第二天，在“五高”操场召开“五四”宣讲会。会上，叶圣陶作了题为“独立与互助”的演讲。（商金林：《叶圣陶甪直文集》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他还写了《甪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叶圣陶确实是“五四”运动浪潮中的弄潮儿！

叶圣陶，1919年7月，把家搬到了甪直，他真正地体味到了教育的“甜滋味”，以前“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且是苦的;但自从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与之前他对教育的苦恼恐惧相比，是一次重生。因此他说“我真正的教书生涯是自甪直开始的”。从1917年由上海到甪直教书，在甪直一共生活了5年多，1922年秋，叶圣陶把家从甪直搬回苏州。

1919年，甪直的叶圣陶正在觉醒，他说：“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只重在我的‘努力奋斗——这是我们近今的觉悟。”（叶圣陶：《吾人近今的觉悟》，“全集”卷五，页11。）100年后，读到此，我心底的同感油然而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责任编辑 杨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