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兰波或不可能的逃离

［法］德?维尔潘

摘 要：  兰波的诗歌常常在放弃信仰和皈依上帝的“无休止的闹剧”中摇摆。事实上，兰波并不打算做出坚定的选择，他是要通过意义的不连贯和不断转换，创新诗歌，摆脱束缚，为此他甘愿成为“被诅咒的诗人”。兰波的诗歌也表达了对出发的渴望，一次次的出发刺激着兰波的创作，甚至他不断出发的生命本身也是创造诗歌语言的过程。他无休止地出走与回归，不可能实现“逃离”，但他并不因此放弃远行。在扩展了诗歌的边界之后，他回归生活本身，为发现世界的未知而再出发，但放弃诗歌不意味失败，沉默反过来补充了诗歌的话语。他的话语和沉默，他的出走和回归，都是在创造新的可能性，提供通向未来的通道，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兰波;诗歌;诅咒;逃离;出发

中图分类号： I565.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2-0005-（14）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2.001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李建英教授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将法国与中国两位相似的被诅咒的诗人阿尔蒂尔·兰波和顾城做了比较：兰波想要成为“盗火者”， 而顾城这位20世纪的中国诗人，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位“试图不断地燃起愿望电火的人”。诚如这部论述所强调的那样，“火”的内涵在两位诗人的心目中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生活相隔一个世纪。

然而，“火”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那里为人类盗火并赋予人类智慧。对诗人和艺术家而言，火是创造的力量，兰波和后来的雅克·瓦谢（Jacques Vaché）、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让·皮埃尔·杜普雷（Jean-Pierre Duprey）以及其他几位盗火者一样，将一切焚烧至尽，为的是在内心建造起王国。毫无疑问，这个王国是窥探他们未解之谜的标准，这个标准甚至就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正是通过自由逃离了我们。

谈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们都要保持谦卑，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关于他们，从来不存在任何既定的真实。对兰波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沿着没有地图的道路，以各种牺牲和矛盾为代价，以一种努力赢得的自由，创造了这个至善的王国。假如在资料有限的时代，有些人可能更想抹去世间的一切痕迹，从而使世界更为神秘，兰波与莎士比亚、荷马一样，就是其中之一。

盗火者的举动有巨大的吸引力。1883年，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成为第一个反省“被诅咒的诗人”这个特殊群体的诗人，几年后，他又将他们称作“纯粹的诗人”。

一、“被诅咒的伟人”

《利特雷字典》（Littré）成书于兰波的时代，根据字典定义，被诅咒的人就是“被厄运击中”的人。

首先符合这个定义的形象就是撒旦或“被上帝诅咒的该隐”。过了很久以后，人们才渐渐接受“被诅咒的”这个形容词的转义，即“被所处社会和同时代的人所抛弃的人”。

1.古老的形象

该隐和撒旦在西方文化中是最古老的被诅咒者，波德莱尔在1857年第一版的《恶之花》中就引入了这两个形象。他从《圣经》中汲取灵感，又改变了人物原本的面貌。《圣经》中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堕落天使路西法变成了象征着恶魔的撒旦。被诅咒的人在恶中自称无所不能，但它同时又保持着最初形象的影子。正如雨果在第四首《颂歌集》中写道：

魔鬼被自己的狂热所揭露，

得胜的魔鬼身影中我们看到了天使流放。

为了证实反叛的正义性，波德莱尔站在该隐一边：支持该隐和他那因饥荒而堕落、流浪、腐蚀的“种族”——反叛和“种族”也是兰波创作的两个动机，总有一天，他们会带着仇恨升上天空并将上帝摔向地面。紧接着，在长久的连祷之后，人们会向撒旦祷告，而不再向上帝祷告。

虽然兰波很少提起波德莱尔，但他一度是波德莱尔的追随者。1871年5月15日，正是巴黎公社起义期间，兰波在写给帕那斯派诗人保尔·德梅尼（Paul Demeny）的《通灵人书信》中承认，波德莱尔是“第一位通灵人，诗人之王， 真正的上帝 ”， 他并未将波德莱尔称为被诅咒的诗人。兰波给“真正的上帝”加着重号，也许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1871年5月，短暂而剧烈的巴黎公社运动最后失败了。但运动期间，兰波与起义者及那些献出生命的“劳动者”站在一起。在5月15日的前两天，他给曾经的老师、将他引荐给保罗·德梅尼的伊桑巴尔（Georges Izambard）写信说，“疯狂的愤怒将我推向巴黎战争”， 尽管他看上去并未真正参与其中。兰波并未梦想成为“诗人之王”，亦未像后来的魏尔伦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正式得到“诗人中的王子”的称号。他想要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劳动者”，这意味着要全身心地投入自由事业，甚至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劳动者。正如那封长信中所明确阐释的：“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

1871年5月，兰波写给伊桑巴尔和德梅尼的两封信中，一再地强调既包含先知力量又包含超然力量的“通灵人”一词：“我工作是为了让自己成为通灵人”， “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通灵人，使自己成为通灵人”。

写给德梅尼的信更受关注，因为“被诅咒的人”一词首次出现在此信中：

必须经历各种感觉的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人，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被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

兰波没有举例。“伟大的病夫”，就是波德莱尔提到的塔索（Tasse），或被关进疯人院的热拉尔·德· 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伟大的罪犯”是该隐或在中世纪因谋杀罪而被判处绞刑的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伟大的被诅咒者”是撒旦或那些把自己置于撒旦符號下的诗人们，比如波德莱尔。

因此，兰波召唤了三个邪恶的形象：于身体而言，恶是疾病;于精神而言，恶是犯罪;于灵魂而言，恶是诅咒，即绝对的恶。他似乎使波德莱尔的诗文更加明晰。

2.在诅咒的源头

兰波意欲成为被诅咒者的坚定信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比2004年发现和出售的诗歌《记忆》第一版的手稿更值得关注。这一版《记忆》的标题是《被诅咒的家庭》，前面还有“来自艾德加·坡”（DEdgar Poe）的字样。艾德加·坡的诗歌从未用过这个题目，因此不可能作为兰波诗歌的原型，但据兰波的同学欧内斯特·德拉埃（Ernest Delahaye）证实，在夏勒维尔读书的几年中，兰波自主读过几部波德莱尔翻译的艾德加·坡的作品。艾德加·坡被看作是被诅咒的诗人，这一点人尽皆知。诅咒作为不可抹去的话语，是一个符号，一个被选中的标记，代表与旁人不同，即便如此，诅咒也使人陷入痛苦之中，无休止的痛苦使人精神分裂。正如开裂之中的“厄舍古厦”，处在死亡之中的兄妹没有死，痛苦、秘密和禁忌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或许也属于被诅咒的人。

所谓被诅咒的家庭，無须比较最小的细节，便知道兰波的家庭就是。神情傲慢的《夫人》（她“挺直腰板站立于草原”），正监督“孩子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读/红色的羊皮书”

Arthur Rimbaud， “Mémoir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ition établie par Louis Forestier， Paris， Poésie/Gallimard， 1973， pp.118-119. （或许指《圣经》），这让我们想到了兰波的母亲。“母亲”“了不起的娘亲”，兰波无法忍受母亲的权威，在1871年8月28日写给德梅尼的信中抱怨不已：“一位像七十三个戴铅头盔的衙门一样强硬的母亲痛下决心。”

为了逃离母亲，他于同年9月第四次逃往巴黎，魏尔伦接待了他。

然而，母亲身在“被诅咒的家庭”中，精神却已去往别处。母亲站在此，内心却“冰冷、阴暗，行色匆匆！自从那人离去”！

像极了附近的河流。兰波的父亲，军官弗雷德里克由于职业原因，在家庭中鲜有露面。1860年，阿尔蒂尔6岁时，父亲彻底离家。兰波不可避免地感到痛苦，但他亦无法接受自己成为“静止不动的小舟”。他在《被诅咒的家庭》的末尾处抱怨道，“小舟”，“静止不动”， 这似乎暗示了兰波此后的方向，在母亲的枷锁下，他踏上了父亲离开的路。

1871年5月26日，兰波在寄给德梅尼的诗歌《七岁诗人》中，承认自己也属于生活在“母亲”和“作业本”权威下的诗人，渴望逃离，“写小说/写大漠中自由流浪的生活”。

他想要“猛烈地扬帆远航”，正如他在1871年夏季刚刚完成的百句诗歌《醉舟》中所写的那样。

诚然，这位可怕的母亲用天主教的方式养育了兰波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人还保存着兰波和哥哥弗雷德里克初领圣体的照片。应该是1871年5月14日（写作《通灵人书信》的前夜），在参加并抗议小妹伊丽莎白的初领圣体仪式后，他写作了最初版本的《初领圣体》。兰波在其中揭露“可笑的神秘信仰/和圣母院、稻草圣像一样豪华”， 他还回忆到“（他）的初领圣体已经结束”，他肯定希望背弃它，即使他感到“（他）的整个身心/都（还在）遭受过耶稣的不洁之吻”。

事实上，耶稣基督绝不会被赦免。在诗歌《初领圣体》的末尾，耶稣被指责为“活力的永恒窃贼”。

在他另一首后来写的诗歌《米歇尔与克里斯蒂娜》中，“克里斯蒂娜”被念出来就足以代表了“田园诗的终结”，因为“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中包含了耶稣。米歇尔与克里斯蒂娜也许是一对想象的夫妇，暗示着神秘的结合。

《耻辱》可能也是作于1872年，他在这首诗的末尾自称“讨厌的孩子/愚蠢的野兽”， “就像石山中的一只猫/熏臭了整个世界”，希望“他死后，哦，我的上帝！/还会有人祈祷”！

3.救赎的追求和承诺

常常很难判断兰波是彻底抛弃了宗教还是保留了一些宗教教育的影响，我们不敢说他还残留着信仰。

确切地讲，这真的称为“残留”吗？这难道不是萨特在波德莱尔身上看到的既向着天使又向着恶魔的“双重诉求”吗？就像渎神的祷告，抑或灵魂受到宗教伤害后对宗教发出的挑战。不用提克洛岱尔眼中的兰波，也不用提皈依者甚至殉道者眼中的兰波，他们为了找寻真正的信仰甘愿忍受奥古斯丁式的折磨。在兰波作品中，介于背弃和宽恕之间，的确存在着体现宗教秩序的话语。

但除此之外，还需知道这种宗教话语能带来什么：是反宗教还是要其他宗教？兰波很晚才被列入现代性的先知之列。他在支持圣母领报和宣告废除之间摇摆不定，跟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大肆利用诅咒和幻象—— 我们有理由认为相隔十年的兰波和尼采具有相似性，它关乎一个属于“人”的宗教的许诺，这是处在历史之中但摆脱了道德和传统束缚的“人”，是于上帝而言渺小得如同煤气灯之于太阳的“人”，他可以挑战，可以释放，但又难以以卵击石。兰波偷走了火，但带来了光，他穿越地狱，不顾诅咒，只为给《彩图集》以色和光，这正是他诗性语言的肌理。

预言能揭示未来，它又潜藏在历史的根源中。兰波主张要尽可能回到过去，回到他的“高卢祖先”那里，高卢人是不信基督的。“高卢祖先” 几个字开启了《坏血统》，又显露了“假皈依”的迹象，这是《地狱一季》的开篇之作。《地狱一季》也是他1873年10月唯一自费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作品。他唯一确信的是自己“一向属于劣等民族”。

在中世纪，他可能被卷入了十字军东征，这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征战，但这也是受诅咒的，“我在火红的林间空地与老妇、孩子们一同狂舞”。

“今天”，无论如何，“异教徒的血液重新归来”，

他发觉“现在我被诅咒”。

他意识到了这些信仰的曲折反复，然而他又思忖：“基督他为什么不帮我，不让我的灵魂自由、高贵？”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哎呀，福音已成为过去！福音已成为过去！”

这句话重复了两遍，以“哎呀”引导出来，难以判断兰波在此究竟是诚恳的还是戏谑的。

《坏血统》被分成了多节，包含了一套戏剧性行动里的众多具体行为。《坏血统》这样的文本不是要表现一种坚定的意志，而是要传达缺少连贯意义而又不断转变的想法。比如，他刚刚戏谑地表明“我内心深处向往上帝”，

紧接着就发现“我太愚蠢了”！ 或者就是，被罚入地狱的人反过来指责“牧师”“教授”“法官”，说他们将自己交送（社会或上天的）审判是错误的，“我从不属于这群人”。

他呐喊道：

我从来不是基督徒;我属于面对极刑而歌唱的种族;我不懂法律，也没有道德;我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你们搞错了……

但在下文中，他又声称自己无辜：“是的，在你们的光芒中我闭上了眼睛，我是一头野兽，一个黑奴。可我会得救。”

除非仁慈是“毒藥”，是“被诅咒了上千次的吻”， 就像接下来在《地狱之夜》中所说的那样。

所以，先知同样也是革命者，作为《圣经》中引导奴隶反抗的形象，先知能解放卑下者，就像《光辉历史》中的一幕，引导人们走出黑暗。在此意义上，昙花一现的兰波背负着过去和未来的愿望和意义，穿过向他敞开怀抱的天空，这片天空承载着历史中的幻象和梦想。他身处的时代令他激动万分，这个时代热衷于历史的运行法则和决定论，也热衷于对被埋葬的文明进行考古;这个时代第一次将全世界的人类历史纳入思考范围，最大限度地开阔了人类视野。兰波领先于他的时代，必然会急躁万分，会感到极度地失望。诅咒不正是因此才会逐渐发生变化吗？“被诅咒的诗人们”以弗朗索瓦·维庸为先驱，他们被社会放逐，不被世人理解，难道不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诅咒的意义悄然发生了转变？先知高呼，不为渎神，只为自己对救赎之火的承诺。难道不正是因为身处在一个政治性强的宗教中，先知才要在荒野中高呼？其中不正是有一位曾经未像著名先知那样获得重视的，与他的时代、历史、社会格格不入的笨拙的兰波吗？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然有所失去，但同时也融入了对其他东西的憧憬，寻求救赎就得从离开法国甚至离开欧洲开始：

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我进入了含的子孙的真正王国。

1873年10月，兰波转向非洲，“真正的”非洲。“真正”这个品质形容词在他的笔下被赋予力量，就像他在《通灵人书信》中形容波德莱尔是“真正的上帝”，在后来的《谵妄I》中形容他和地狱伴侣的生活——虽然没有明言，但基本可以断定是魏尔伦，他承认“真正的生活”并不存在。

一直到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哈勒尔时期——此时他短暂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也没有丧失对得救的追求。就像他在《地狱一季》中表现的那样，他时而放弃信仰甚至义愤填膺，时而皈依上帝（“上帝赐我力量，我赞美上帝” ），随即又再次抛弃上帝，然后宣称这是一个“无休止的闹剧”，为此他指责自己太过看重这个闹剧，无论这个玩笑是世俗的、斗争性的还是过于虔诚的。

正因为如此，《彩图集》中出现一首以《虔敬》为名的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兰波之前，另外两位被诅咒的诗人阿洛伊休斯·贝特朗（Aloysius Bertrand）和波德莱尔也分别在《黑夜的加斯帕》与《巴黎的忧郁》中使用过《彩图集》中这种短散文诗的新形式。

《虔敬》首先献给两位修女路易丝·瓦纳昂·德·伏林根和莱欧妮·奥布瓦，她们的假贵族名字骗不了人，其后附了一个可笑而又倨傲的“Baou”。随后是向某位叫璐璐的人致敬，根据弗农·安德伍德（Vernon Ph. Underwood）的说法，这是一位在伦敦卖艺的杂技演员，她在文章中被形容为“魔鬼”。向“夫人XXX ”致敬，可能是向兰波虔诚又令人畏惧的母亲致敬。向既被她逼迫去初领圣体（“致曾经年少的我”）又被她要求崇敬“神圣老人”的人致敬，向“穷人的精神”致敬，向“高傲的教士”致敬，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卑鄙无耻。向一位我们无从了解的喀耳刻（Circé）致敬，她在这里被写成阳性，“高高冰层上的希尔赛多（Circeto）”，为了进行“默祷”，她从《奥德赛》中阳光明媚的希腊小岛被移至北极的夜，但默祷被突然打断了（“但再没有‘今后”）。

4.创造的精神

毋庸置疑，今天的读者必须了解，兰波紧张的创作阶段从1871年7月至9月他到达巴黎开始，之后他和魏尔伦一起去往比利时。1872年7月两人前往伦敦，一年后回到比利时首都，至魏尔伦开枪打伤兰波并被监禁一年半画上句号。

兰波经由同伴魏尔伦的介绍，加入“丑陋的家伙”与“被诅咒的诗人”这两个巴黎文学群体，起初被热情接纳，1872年5月突然被当作叛徒逐出。他受自身发明创造精神的启发，尝试各种极具梦幻的办法，创造出的诗歌虽然保留了十四行诗的形式，但实际上越来越自由，《元音》就是一例。

诗人兰波先是致力于超越旧的诗歌形式。他对前人发表了大量犀利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他评判缪塞的作品“乏味”，对于他欣赏的诗人，诸如雨果甚至是波德莱尔，他也毫不留情地评论他们的诗歌形式“平常”。

滑稽的选择使他与同时代的诗歌创作日渐疏远：梅拉（Mérat）和科佩（Coppée）为此买单，甚至泰奥多尔·德·邦维尔（Théodore de Banville）也在1871年7月15日兰波寄去的诗歌《与诗人谈花》中受到讽刺，尽管一年之前兰波还曾请求他帮忙在杂志上发表诗歌。

同样地，兰波在诗歌理论方面的思考也随着与一些通信者的往来越来越深入。他首先选择的通信对象是老师乔治·伊桑巴尔、朋友保罗·德梅尼，他先后分别寄予两人《通灵人书信》，此外还有邦维尔。之后的对话主要是与魏尔伦，在1871年5月15日寄给德梅尼的信中，他称魏尔伦是“真正的诗人”。

在《地狱一季》的两个中心篇章中，兰波将《通灵人书信》中提出的创新精神做了拓展，毫不犹豫称之为“谵妄”。《谵妄I》是在地獄伙伴陪伴下的色情性谵妄，《谵妄II》是从《元音》开始就已经表露出来的诗性谵妄。早在1871年5月，他就宣称要成为通灵人，要做“伟大的被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

兰波引经据典，甚至常常以自己修改过的典故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寻找支撑，然而在这条道路上，他可能会陷入发疯的恐怖境地，甚至面临死亡以及作为被诅咒者被罚下地狱的威胁，尽管经受过“彩虹”， 寻找过真正的诗歌。他不愿对幸福感到失望，所以他认为要“向美致敬”，也就是要放弃文学。

放弃文学可能并非突然的决定，但在1875年和魏尔伦决裂后，兰波就只写信或者偶尔写写报告了。在1879年回夏勒维尔的途中他曾在塞浦路斯逗留了两天，当时他对德拉埃说他不再想着“这个”——诗歌。阿尔弗雷德·巴尔代（Alfred Bardey）是他在亚丁和哈勒尔工作期间商业公司的老板，兰波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跟他说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可鄙的“污水”。

5.追求未知

无疑，他没有放弃“未知”，但这已不是他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长信中所提到的“未知”。这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未知，他本想发现关于整个世界的未知，却只发现了部分的世界：埃及、阿拉伯、阿比西尼亚，还有荷属印度。1891年11月9日，在马赛离世的前夜，他给为自己守夜的妹妹写了最后一封信，当时他因癌症住院，已被截了一条腿。写信是为了告诉海上运输公司的老板，他的身体目前至少还有部分知觉，他还想登上阿菲纳尔公司的船：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人们可以将它翻译成“无尽”。一段无尽的旅程，不是或不再是地狱中的旅程。

这位不想成为信徒的将死之人是否最后相信了宗教？答案无法确定。他妹妹伊莎贝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她的证言有待推敲。1891年10月的一天，伊莎贝尔经过一番努力，说服兰波接受了医院牧师肖利耶神甫（Chaulier）的到访，并从他口中得知哥哥阿尔蒂尔有信仰。

但是，哥哥的信仰是什么呢？属于什么宗教呢？是基督教吗？另有一些证言声称病入膏肓的兰波用阿拉伯语叹息“Allah Kerim”，即“安拉需要你”。事实上，众所周知，在哈勒尔的漫长生活期间，在他于那个国家进行商业旅行的间隔中，兰波追寻着父亲过去的足迹。兰波的父亲曾是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人，他留下的资料证明他对阿拉伯语言文化以及穆斯林宗教都很感兴趣。兰波还曾经坚持要家里寄《古兰经》给自己。

这依旧是未解的秘密。

尽管如此，依旧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兰波在很小的时候就试图脱离他成长的天主教环境。他与自己的过去、与自己的母亲决裂，但他的决裂并非彻头彻尾。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或内心有时会反复无常。

作为一位创作者、一位艺术家，他愿意被诅咒，他甚至颂扬“伟大的被诅咒者”。因此，兰波是一位时常以暴力的方式摒弃基督以及基督教的诗人，是一位立志要褪去羞怯、打破传统和惯例并重建规则的人。这或许就是魏尔伦口中的“纯粹的诗人”，他以此修正了之前封于兰波的“被诅咒者”的称号。兰波的诗歌试图与一切脱节，拒绝一切束缚，但纯粹的诗歌终难逃脱失败的厄运。大胆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命中注定的失败为他贴上被诅咒的标签。或许正是如此，兰波接受了他在历史及人生之中的一切结果：盗火者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他反对众神贪得无厌，而留给自己的，只有经受折磨。

他如其所愿地和文学、和诗歌创作发生了彻底的决裂，从而改变了命运。这也是他要成为创造者、发明者的时候想要拥有的命运，仿佛他最初要成为“伟大的被诅咒者”的志向在此终结了。但是与平凡的生活决裂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当这位被诅咒的诗人到达未知领域时，正是生活本身将他交给了神秘。诅咒成为一种转折，带来了颠沛流离，也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逃离;它开启了一种闭合的人生，在出走与回归、否定与忏悔中循环往复。一旦原先的“知善恶树”被连根拔起，诅咒就开启了一个无法定居的世界，这是一方属于探险和未来的土地。

二、不可能的逃离

兰波逃离这个世界，被驱逐，被诅咒，被罚入地狱，每个人都可以对此做出不同的阐释，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年轻的兰波从年少起便将无休止地前行视为生命所需，并且越走越远。他为逃离夏勒维尔的地狱，为逃离他的家庭，为逃离“欧洲气候”的寒冷以及“法兰西乡下”的空虚，为投身到远方的宁静与热情之中而前行。

1.无休止地前行

诗人或流浪者，无数次出走的艺术家或狡黠的游荡者，兰波的双重身份貌似不可调和。首先，这的确事关出发。为了抓住诗歌，充当盗火者或偷光贼，以及追赶碎片或闪电的人，年轻的兰波必须重视他身上的“另一个”。其次，这更是一种为了抓住生活本身而选择的回归，要回归真正的生活，回归跟随沙漠商队的原始生活，就好像只有通过流浪的生活他才能拾回那颗“受刑的”“被偷的心”。

那么，对于他来说，为了寻找“太阳之子” 的新“状态”而选择诸如塞浦路斯、亚丁、欧加登或者哈勒尔的远方土地，是不是逃脱法兰西的命运，逃离“野蛮人”或者“劣等民族”的方式？

除了计划回归最本初的生活，改变语言，将声音转化为色彩与图像，并通过“语言炼金术”经历“各种感官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 来充当“通灵人”，他还在1871年的诗作《对于我们来说，我的心是什么……》中表达了另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宣称要摧毁原本的秩序：

（……）工业家、王子、议员，

灭亡吧！打倒权势、法院、旧规则。

以另外一种旅行的名义，以一种闻所未闻的变身为代价，他向往着改变世界、种族、时代，远离崩坏消亡的第二帝国和充满谎言的第三共和国，期待在现实中到达“含的子孙的真正王国”。

这种雄心壮志在他诗歌之旅行将结束时被清晰证实：“出发，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

这是一种怎样的解放？对于一个在《彩图集》中号称“被驱赶”“被抛弃”“被活埋”，并且整日惶恐、惧怕在夏勒维尔被分解的孩子來说，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回报呢？

但是应该注意，这位诗人，甚至在他坚定地默默开启东方之旅前，就已经看见了一切，想象出了一切：语言改变的时代;世界变幻的时代——这是对西方、对家庭以及对使他备受束缚的圣洗仪式的复仇之路;以殖民冒险、非法买卖、黄金幻影为代价的“种族”改变的时代。

在成为同学德拉埃口中的阿比西尼亚“流浪的新犹太人”之前，兰波首先想成为一位“波希米亚人”，一位 “自由的自由”的使徒。他在1870年3月的诗歌《感觉》中表达了远行的渴望：“顺从自然——快乐得如同身边有位女郎。”

1870年11月2日给乔治·伊桑巴尔的信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兰波的渴望：“好多次我都想重新上路。——上路，戴上帽子，裹着风衣，双拳插在兜里，出发！”

无休止的前行刺激着兰波的一生，也在他“挑衅与使命共存”的文学道路中发挥作用，正如皮埃尔·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证实的那样。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模仿学习进而“研究”拉丁诗，通过模仿甚至戏谑的方式，从阿尔贝·梅拉、弗朗索瓦·科佩甚至邦维尔开始了解同时代的诗人。在众多抨击对象中，兰波选择了面对普鲁士的威胁而经常出没“巡逻队”的家乡，以及皇帝、王子这些王室成员。不过，从表面看，他只是将箭射向那些蹲坐的人，比如米洛图斯兄弟（frère Milotus）以及“手指萎缩如弯曲的藤条”的“坐客”，这所有时常“编排着座椅” 的“老朽”。这就是年轻天才笔下呈现的不走路的人：“噢，别让他们站立！他们陷入海难……”

2.出发和诗歌灵感

面对这些坐客，兰波无休止的前行愈发显得频繁。众所周知，在1871年魏尔伦邀请他前往巴黎之前，在1870至1871年期间他已经三番两次地出走至巴黎。他经受着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源自大城市、诗人以及文学小圈子，同样也源自道路崎岖的历史，如帝国的倒台、普鲁士的入侵，或许还有巴黎公社事件。1872和1873年，他与魏尔伦一起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浪，其间曾于1873年短暂地返回罗什。在1874至1879年间，他经历了真正意义上错误的出发：离开伦敦和斯图加特之后，经由圣戈达高原从瑞士到达米兰。他在前往锡耶纳的途中中暑晕倒， 1874年8月中旬短暂地回到夏勒维尔。之后，在妹妹维塔利（Vitalie）去世以后，他重新开启了东行之路，并于1876年4月短暂停留在维也纳。5月，他向布鲁塞尔出发。他在鹿特丹参军并登陆巴达维亚，但在爪哇岛做了逃兵回到法国，直到1877年再一次地离开夏勒维尔。他试图加入美国海军，但并未成功。后来人们在德国、瑞典，甚至在丹麦和挪威都找到过他的踪迹。之后他本打算前往埃及，却因胃病折磨不得不停留在意大利。1878年末，他再次从热亚那出发，此行以埃及和塞浦路斯为目的地。1879年，由于发烧，他不得不返回罗什治病。

1880年他又朝着亚历山大港和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远行，后来他停留在亚丁，但旅行却并未就此结束。1880—1881年间，他在哈勒尔旅行。1882或1883年他返回亚丁，1883—1885年间又去往哈勒尔。他在1885—1887年间游历了绍阿，于1888—1890年间再次回到哈勒尔。之后由于不堪忍受腿部和右膝盖强烈的疼痛，他不得不因病返回法国。1891年5月20日他在马赛下船。截肢手术后，他短暂地留在家庭农场休养，于5月23日再次乘上去往马赛的火车，并于11月10日病逝，妹妹为他送终。

兰波的生命主线是前行，前行给予他力量并使他成为独一无二的他。他在《醉舟》里透露出在旅行中辞世的梦想：“噢，让我通体迸裂，散入海洋！”

Arthur Rimbaud， “Le Bateau ivr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94. 前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在《感觉》以及《我的波希米亚》中，前行这一主题统领着全篇，首先是孩子的前行，然后是波希米亚人在自然、在诗歌中的前行。在《地狱一季》中，“前进”如同惩罚一般在《坏血统》中回荡，前行的动作变得不确定，它介于动与静两者之间，是一种诗人无法承受的静态。

《彩图集》重新运动起来：《致一种理性》中出现了“前进”， 《民主》中出现了“上路”。

但是这种永不停止的运动以什么为基础？这份冲动，这份如此强烈的活力从何而来？显而易见，它来自兰波从年少时就表现出的反叛，这是一种由百折不挠和狂傲不羁的精神所孕育的反叛。

3.新幻象和新语言

兰波的诗歌斗争也是如此，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场为新幻象和新语言而进行的斗争。在1871年的那些伟大的诗歌中，滑稽模仿占了主导位置，《醉舟》《捉虱的姐妹》，或许还有《与诗人谈花》，都属于这样的作品。滑稽模仿一直系统地延续至《诅咒诗画集》，这个群体延续了“丑陋的家伙”的风格。在《诅咒诗画集》中，兰波兴之所至，轮番取笑莱昂·迪尔克斯（Léon Dierx）、 阿尔芒·西尔韦斯特（Armand Silvestre）、路易·拉蒂斯博纳（Louis Ratisbonne）、弗朗索瓦·科佩，还有路易·贝尔蒙泰（Louis Belmontet）。这种滑稽模仿的创作方式渐渐让位于一场完全不同规模的诗歌革命，这场诗歌革命在《通灵人书信》中已经初具雏形，后又在《地狱一季》中有所发展，而此时的魏尔伦在比利时被判处两年监禁。

《语言炼金术》中所展现的诗歌哲学建立在对“荒诞的绘画、门贴、舞台幕布、联欢会的布景、招牌、民间彩绘、过时的文学、教堂的拉丁文、错字连篇的淫书以及那种祖母爱读的小说、童话、小人书、古老的歌剧、愚蠢的谣曲、单纯的节奏” 的新品味上。换言之，兰波想从陈词滥调之中汲取新养分，并且将诗歌从辞藻浮夸、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之流的手中解放出来。尽管出发点发生了改变，但他的愿望并未改变：“找到一种语言”， 唤醒未知，从而创造“巨大的进步”。

一批货物：两个象牙

一批货物：三个象牙

一批货物：四个象牙

一批货物：两个象牙。

结尾令人唏嘘，他最后的诗作竟是以中止工作合同的形式呈现。但是他的前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停下来。尽管他彼时已是“高位截肢”“残废”的“苦人”，兰波仍然想要朝着苏伊士的方向前进。出发与剥离并存，就像重新开张和结算以一种无限的耐心在更新的练习中不断交替。在这个过程中，地狱和天堂被不懈地耕耘，直至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他的感情在那里深深地扎了根：阿登，“丑陋的山岩”;哈勒尔，“还是那个糟糕的哈勒尔”。“未知”对于他来说是一张熟悉的面孔，是离“地狱”近在咫尺的地方。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更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当他“急于找到一个场所，确立一种形式” 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曾变成诗歌和生活的囚徒。更不用提缠绕着他的“烦恼”了。远离了前往“含的子孙的真正王国”这个古老而光荣的梦想，但是“地狱”仍旧属于他，这里依旧孕育着新的开始、新的承诺。

三、摆渡人颂歌

兰波作为通灵诗人，尽管最终没能逃脱自己命运的法则，他前进的道路被阻断，走向“崎岖的现实”，但他预想到了一切新时代的诗歌，开辟了新的道路。不过他一定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拥有这么多后辈，影响这么多子孙。这些来自各个领域的追随者、信奉者和艺术家都以他为楷模，崇尚他的冲动、他的大胆。通过他的作品，他创作的季节，他那沉默和真实交汇的道路，甚至他那受尽痛苦的死亡结局，他最终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足迹，实现了向命运的复仇。临终时的兰波触摸到了神秘，并且确信了自己是通向未来的摆渡人。

他的话语和沉默，他的出走和回归，他奇妙的在场与缺席，都为后人开拓道路，打开新的天地，从而创造别的可能性。如果说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我们自己，就如在我们每位被诅咒的兄弟身上找到自己那样，那是因为大家都是文字的兄弟、“人类的兄弟”，他们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从吕特伯夫（Rutebeuf）、维庸或欧比涅（Agrippa dAubigné）开始的这一类诗人，都和兰波一样甘愿让诗歌成为自己生命的核心，他们为了拯救我们而拼死抵抗，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兰波在困扰和纠缠他的几种声音之间进退两难，听一听他在《坏血统》末尾处的呐喊，他叫道：“開火！向我开火！马上！否则我就投降。——懦夫——我杀了自己！我纵身扑向马蹄！”

枪火吞噬了他，这就是他通过他的话语和他的沉默向我们传达的。这场在19世纪末借由兰波既备受折磨又硕果累累的生命和语言进行的诗歌革命，在我们这里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1.折磨

继他之后的诗人分裂成两派，为选择哪一派深深困扰。勒内·夏尔（René Char）向“履风之人”的选择致敬：“你离开得好，阿尔蒂尔·兰波！我们这些人相信你有可能获得幸福。”

René Char， Fureur et Mystère， Paris ： Poésie/Gallimard， 1967， p.212. 无论是对于哈勒尔的商人兼探险家兰波，还是对于在德军占领塞雷斯特时逃避兵役的勒内·夏尔来说，行动都是话语的补充。这种近乎于放弃的离开不是懦弱，而是谦逊的抵偿，是对人与诗歌真理的抵偿，通过这样的牺牲，他的话语能获得完全不同的分量。还有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观点，《纽约复活节》和《跨越西伯利亚的散文》的作者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情不自禁地表达了遗憾：“他本应该回来，不管他是保持缄默还是重新开始创作，都会是另一番结局了。”

通过这些反应，我们更能明白兰波这颗现代诗歌流星的奇特之处，他身处在一段时间、一门语言和一种命运之中，然而他又从中逃脱，决裂，离开，前进。因此，他的诗歌不仅是话语的成果，更是沉默的结晶，沉默使他变得强大而成为他自己。兰波的诗歌对法国乃至世界上以沉默为特征的诗歌来说，都投射出了重要的光辉，此后马拉美则会以最纯粹的结晶，以“音色虚无的饰品不知所踪”再次来丰富这种沉默。

那么，如何与一种忠实于其语气并关注其意义的语言恢复联系，同时避免让语言反过来伤害到诗人？正如勒内·多马尔（René Daumal）所言：“整夜，他试图从内心挣脱无声的词语，而这个词语却在他的胸中变大，令他窒息，提到他的嗓子眼儿，像笼子里的狮子一样总在他的脑海里游荡。”

对于其他盗火者而言，反抗的呼声就是最后的求助。正因如此，在罗德兹医院接受多年的精神病治疗之后，1947年1月，安托南·阿尔托在“老鸽棚”的舞台上终于呼喊出来，正如乔治·沙邦尼埃（Georges Charbonnier）所见证的那样：“那天，他曾呼喊/ 呼喊 /他的的确确发出呼喊/在灵魂崩塌之际的呼喊/＼[……＼]/在词和话语的信誉面前，在那些从未遗忘‘转变的人面前。”

然而，语言的爆炸还包含着另一种威胁，就是在大量流于形式的实验后，音符与步调不再一致，乐器已经走调，语言面临干涸和萎缩。

多年以来，兰波的正确和他的真诚不断得到检验，正如魏尔伦在得知兰波死讯后，他看着伊莎贝尔笔下一幅兄长身穿东方服饰的画作，说道：

你，死亡，死亡，死亡！但至少如你所愿地死亡，

白皮肤的黑人，辉煌的野性

文明的，漫不经心地教化……

啊，死亡！无数火光在我身上存活。

2.有待完成的任务

无论是对兰波还是对于许多其他的盗火者来说，话语的困扰都并非单独袭来。他们同样肩负着探索深渊的职责，他们要呼喊并发掘到自我的最深处，直到最遥远的天际，直到与自我身上的“另一个”或自己的另一面相遇，这种探索也滋养着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égalen）、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或爱多尔德 ·格列森特（Edouard Glissant）的前行。正因为兰波，诗歌的边界循着前进的渴望，朝向其他人和其他世界，朝着通灵人所能感知到的最终边界不断扩大：

终于找到了。

什么？永恒。

它是大海

伴着太阳远行。

通过兰波的努力，一般概念对于科学家或哲学家来说不再是一种抽象原则。它总能在某个内心或某种声音中实现具体化，从而被每个人理解。无论是以亚丁或哈勒尔，还是以伊甸园或某个“地狱”的模样展现出来的“别处”，都从植根于诗人的孤独中的某个场所借用了名字和颜色。

兰波和弗朗索瓦·维庸一脉相承，他让“词语”组成的诗歌通过他或者与他一起变成“行动”的诗歌，从而使“我”能讲述“我们”的故事，正如塞泽尔所说：

我们是黑奴贩子的呕吐物

我们是卡勒巴尔的犬猎队。

这里的“我们”与肤色、出身和信仰无关。这不是通过种族联合，而是通过博爱、平等和身份认同形成的“我们”。只有超越历史的界限、地理的疆界、语言的差异和思想的限制，才能够通过诗歌形成联合。它在诗歌声音的碰撞和韵律的交叠中实现了自己在对话与交流中的使命，一个新的空间由此产生。但依照兰波的宗旨，我们不应该还想被限制在这个空间之中。

3.离开，诗人的话语

离开，意味着长久的轻松，意味着摆脱一切无用的负担。为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也应该以他为榜样，怀着对未来的唯一关切，去继续清点、结算、贱卖。

诗人、商人探险家阿尔蒂尔·兰波开拓了那么多新的领地，发起那么多新的挑战，清点了那么多新的诺言。他在行囊里零乱地塞入诗句、散文、话语和沉默，他在场和不在场都以重振诗歌为目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产生回响。

如果在我们的旅程结束之际，我们仍质疑1875年的事件在兰波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关注一项近期的发现，即他于1874年4月16日写给原巴黎公社社员茹尔·安德里厄（Jules Andrieu）的书信。强硬的风格和突兀的问题证明了这封信的真实性，兰波这位20岁的年轻诗人在信中请求收信人抽出“半小时的谈话时间”，目的是要写作一本题目就能开宗明义的著作：《光辉历史》。

多年以来，兰波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褒奖或批判，我们可能已经丢失了他原本的声音、他最初的音调，但这封信的数行文字又再次将他的声音传递给了我们。这封信的作者处在一个被巴黎公社和镇压“流血周”等事件打上烙印的时代，他是一位曾介入时代纷争和时代关切的人。他的思想被他的主题——历史浸淫，他带着一些必要的讽刺在“大众”面前表现成“双重通灵人”的样子，但当他要面对由“几届中学毕业生”组成的大众进行“广告宣传”时，他还应该更务实，甚至更厚颜无耻。总之，兰波并不掩饰他对维持生计的担忧，他通过描绘历史寓言和幻想故事来挣钱，这些作品或许并不缺少道德训诫的意味，但相比之下他更善于通过表现“多少有些残酷”的日子，比如“战斗，转移，革命场景”，来直击灵魂。

我们深知，兰波被“转变”的记忆占据了头脑，被一些诡计和花招诱惑。要在从前，他怎能保持“救赎”的激情和雄心壮志不变，而那在通灵人时期是十分必要的？“打乱一切”的手段也不足以对抗习惯和利益的驱使，它们能像影响每个人一样影响着他。因此我们应该把他想象成“拙劣诗才”、沙龙诗人以及社团知识分子的样子。这样，我们相信，高傲的孤独保护着他，正如急躁的内心使他一直不想停下脚步。

正因如此，自1875年起，兰波更加无视一切，更加频繁地出走。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只会引起厌恶的“这里”和“在场”之中。此后他唯一关切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走得更远，为了扩大通灵人时期的视野，他拒绝只在诗歌领域的内部继续开拓。

作为结语，请允许我强调，阿尔蒂尔·兰波之所以能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按照马拉美的说法，因为他是“引人注目的过客”，这包含他的相似性和现代性。

诅咒和逃离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兰波身上存在的矛盾，看到新的对立、不可调和的辩证关系不断滋生，甚至在讽刺和争辩中也是如此——话语喷涌和沉默接受共存。他渴望不停地出发，却还要忍受不断归来;他依旧跃跃欲试，但却疾病缠身。对于后人来说，也许真正的逃离就在于他完美地隐匿在矛盾中，隐匿在无法捉摸中。他的身上承载着三重矛盾：天使堕落而人道，因而过于人道;在话语上获得自由的囚徒，成为模糊看到真正自由的囚犯;最后，真正的说谎者，是那个寻找绝对真实的人。

首先，我要强调他痛苦的人性，他先后披上过模范学生、“小痞子”和造反者的外衣，后来成为忠心的职员，成为哈勒尔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学着为生活欢庆，为憤怒呼喊，直至任由他长久的抱怨在流浪的岁月中膨胀，而这都是同一个声音。在1882年7月10日从亚丁寄出的家信中，他亲口承认：“如果我埋怨，其实是一种歌唱的方式。”他的抱怨一直持续到去世前。1888年8月4日，他写道：“那么，这不是苦难吗？举目无亲、不用思考地活着，在一群黑人中迷失自我地活着。”截肢后，他在1891年6月24日的信中表现得如同宿命论者：“好吧，我听天由命了。我会在命运抛弃我的时候死去。”

7月15日，就在去世前几周，他充满绝望地形容自己：“像个彻底的废人一样坐着，唉声叹气，等待黑夜降临，等待彻夜的无眠和比前一天更加悲哀的清晨。”

关于我们的兄弟兰波的人道，还应该提及，兰波渴望自由，但他选择的生活自由是挣扎在屈服与反抗之间。一方面，他屈服于特别固执的母亲，形容自己“顺从得冒汗”，但在诗歌传统桎梏下，面对帕纳斯派、象征主义或颓废派的派系竞争，这样的屈服是要不得的。屈服也表现在他经商期间，商务逼迫着他，令他筋疲力尽，而他只能幻想着“无拘无束的自由”。

另一方面，他坚定地拒绝任何与当时“中产阶级意识”一致的身份认同，他拒绝一切与诗人或社会名流相关的身份地位，因为那只会把他禁锢在过于狭小的生命空间。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兰波身上还有另一种古老激情，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痴迷的旅行者”（德拉埃语），他充满活力，富有人情味，只为了追求真理。尽管有时这位天才少年会摆个架势，耍耍花招做足伪装，但他从未改变在《地狱一季》最后表达的追求：“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

这一追求为我们还原了兰波，诗人和冒险家的身份构成了他人生的统一和完整，他的确是被诅咒的诗人，但显然是“纯粹”的诗人。

Cursed Rimbaud or Impossible Escape

Dominique de Villepin

Abstract：

Rimbauds poetry makes a “continuous joke” between the abandon of belief and the return to God. Instead of making a firm choice， in light of breaking banal rules and achieving poetry innovation， Rimbaud reveals his intention by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his poetry， for which he is willing to be “cursed”. Rimbaud s desire for departure also stimulates his creation and leaves a deep trace in his work， moreover， his life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constant departure also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poetic language.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escape” from the cycle of departures and returns， Rimbaud never stops his journey. After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poetry， he stopped writing and discovered the unknown world. However， keeping silent does not mean the failure of his poetry career， but a supplement to his poetry. His words and silence， his departure and return， are all channels of creating new possibilities， which exert a prolonged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Rimbaud， poetry， curse， escape， departure

（責任编辑：洪庆明）

作者简介：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法国政治家、外交家、诗人，2005—2007年间曾担任法国总理。

文章系本刊首发，原文为法文。译者：王洪羽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校对：李建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