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中的意象
——王骁勇的工笔藏族人物画

文：张国荣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王骁勇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甘肃省555 创新人才

甘肃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甘肃省第五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作品获“第五届全国工笔重彩画大展”铜奖、“海潮杯全国中国画大展”银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铜奖、“第二届全国中国人物画作品展”优秀奖、“第七届全国工笔重彩画大展” 优秀奖、“首届《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展” 优秀奖。《高原红》参加“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大夏河》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祥和甘南》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2014 年至2017 年主笔创作大型长卷《敦煌印象·丝路虹霓》，获“甘肃省第九届敦煌文艺奖” ，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壁画展。

如果说，20 世纪初中国画的“改良”是在“反传统”的观念下开始的，那么，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画“创新”是在“西方现代”和“文化寻根”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文化又成为社会意识转变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画创新观念的主要表现：借鉴西方现代美术中“有意味的形式”构成；强调把西方绘画中尤其是印象派或后印象派的色彩运用到中国画的水墨之中；传达一种艺术乌托邦的集体意识和经验；对传统文化的忧虑和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在这些观念中，仍然强烈地凸显出面对社会文化转型时的民族自卑自弃和对西方文化艺术形态的盲从。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又面临了一次严重危机。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画在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侵蚀中一味追求形式和风格上的多样化，很难领略到一种民族身份和中国文化应有的气派。85 思潮之后至20 世纪末，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和传统中国画审美价值的自觉回归以及本土文化的关照中，我们才感受到了来自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力量。美术家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仅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更强调了个性化的方式来反映现实，并在广泛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做着对传统审美价值的努力回归和艺术的大胆创新。

于是，一种在西方参照下的民族自我表现意识在艺术家的心灵里又一次复活，把汉唐文化的诞生地西北地区的文化遗存、黄土高坡、风土人情作为艺术资源，成为艺术家们抗拒西方文化冲击的最有效的选择，也是对汉唐之风“魂兮归来”的召唤。在这种选择中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成为一种民族身份鲜明的象征和标识，成为一种对普遍生命应有的雄健、顽强、不屈品质的独白与表述。民族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历史沧桑与生命体验同炉。80 年代文化艺术的“寻根”热潮，在一种特殊历史情境中产生的综合情结里更多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普遍的人文理想；而当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文化自信，是艺术家在新时代又一次自觉创作“中国化”艺术的契机。

甘肃人物画创作，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创作的主流样式，同样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因此，在人物画创作的方法上，普遍采用了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造型和中国传统写意笔墨或工笔重彩相结合的手法。而在人物画的题材中，从20 世纪50 年代起，对藏族人物题材和主题的艺术表现成为许多人物画家的选择，尤其是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1982 年陈丹青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时的油画创作《西藏组画》在全国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二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文化寻根”热潮，使西部尤其是西北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双重源泉。作为西部民族之一的藏族形象和藏族人的生活自然也成为艺术家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是藏族人的那种生存力量和虔诚信仰使艺术家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振和创作欲望。甘肃也因此产生了先后几代表现藏族题材的国画家，而创作方法大都属于现实主义下的写实手法。在为数不多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家中，王骁勇的工笔人物画创作脱颖而出。

■ 吉祥天姆 王骁勇 中国画 180cm x 120cm 2020 年

■ 雪融香巴拉 王骁勇 中国画 200cm x 160cm 2006 年

■ 祥和甘南 王骁勇 中国画 170cm x 196cm 2014 年

20 世纪90 年代，王骁勇仍然在写意笔墨中追求着他绘画上的古典意味，注重在理想意境中的笔墨抒写。这一时期，依然沉浸于文人情怀的王骁勇似乎无意以激进的姿态挑战当代艺术，他愿意在笔墨的计较中表述自己对于已经隔世的深远文化的理解和探寻自己的笔墨方式。2000 年至2002 年，王骁勇在中央美术学院胡勃工作室进修，学习现代工笔重彩人物画和矿物质颜料的使用。之后，他便选择了以藏族人物为题材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创作。2001 年王骁勇去四川阿坝州的藏区时，他感受到那里的天空湛蓝、纯洁、幽静，天地之间聚散着神秘祥和的气息。雪域高原的藏族先民繁衍生息在这片神奇的净土，藏族人民拥有神圣的宗教文化、富有创造智慧和坚韧的生存能力。雪域高原独特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一直激发着王骁勇创作灵感和热情，并在创作中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在稳固继承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基础上已有了崭新的发展，现代观念加之媒材与手段上的多样性，促使了工笔画的形态转变。十多年前，王骁勇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以新颖的面貌在中国当代工笔画中崭露头角，这首先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主题和精神取向。相对于众多表现藏族人物题材的作品，王骁勇的创作在有意逃离着那种惯有的解读和表现程式。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不再表达概念中藏族人生活中单纯的苦涩和坚毅，而是在人物豪放的性格塑造中寄寓了一种心灵圣地的那份明净、纯真和灿烂。

2016 年9 月20 日，在敦煌开幕的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SRDICE）”上展出了一件长34 米、宽1.4 米的工笔画长卷《敦煌印象丝路虹霓》，这是由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莫建成策划和构思，时任天水师院美术学院教授的王骁勇主笔，带领十余位省内中青年画家，经两年时间共同合作完成的巨幅历史题材工笔重彩作品。通过此长卷的创作，王骁勇对敦煌壁画艺术有了一次全新的、深度的认识、研习和理解，因此，近几年来王骁勇以藏族人物为题材的工笔重彩画创作，在绘画造型、形式语言和个人风格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王骁勇的工笔重彩中，对传统工笔重彩画的作画程式有了新的突破。这主要体现在有意消解那种扎实精致的写实表现，强调了意象造型。画面人物造型处理上简约概括，有意借用唐卡艺术和敦煌壁画中的表达方式，进行形式与语言上的转换。打破了传统工笔的线型程式，勾勒的线条尽可能灵活松动，强调线条的写意性和表现力。大胆借鉴敦煌壁画的意象造型、构成图式及色彩构成，采用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手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画面呈现出鲜明的敦煌艺术或藏族艺术的特色。《吉祥天姆》中彩云穿插于人物之间，使原本现实的空间变得神秘而空灵；人物面部及服饰上那些富有节奏的线条极具随意性、写意性、丰富性和表现性；画面中藏族傩舞形象突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蕴表达。《甘南记事》系列作品中，明显借用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或建筑图像以及装饰性图案，使作品的主题从精神层面转向文化表达。

在王骁勇看来，敦煌壁画艺术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一是意象造型。敦煌绘画中的造型、图像、空间是非写实的，它完全是一种意象表现。意象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审美，但敦煌绘画中的意象的表现更具有随意性、创造性和超现实性。二是平面的形式构成。敦煌壁画中的形式构成中，在图形（点线面、色彩）与图像（人物、树木、山丘等）的关系处理上，变化及其丰富。三是色彩的构成。敦煌壁画的色彩具有平面性、装饰性和强烈的对比性。只有这样，对生活现实或艺术写实的超越才成为可能。

王骁勇工笔重彩画中所追求的写意性写实风格，既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又有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和当代性。王骁勇在创作中不断地确认着自己，感悟着传统和本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传统工笔画的制作过程因过分的程式化而消减了画家的感性和情绪表达，王骁勇心中向往那块充满信仰的圣地，更其因写意而自由的绘制过程，使他品尝到了一份因情感能得以肆意释放而获取的精神快意。在对本土的深厚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上，王骁勇又不断地挑战自我。本土文化的挖掘，民族精神的表达，画面形式构成，艺术语言的创新，这都是他创作中要力图解决的新问题。

■ 甘南纪事 王骁勇 中国画 140cm x 70cm 201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