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生猪市场波动的政府调控机制研究

王宏梅 孙 毅

(山东建筑大学 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中电建核电公司，山东 济南 250200)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截至2018年底，我国生猪存栏量约4亿头，生猪生产规模约占世界总规模的50%，生猪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维持其健康平稳发展意义重大。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生猪生产由计划为主向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转变以来，生猪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常常出现生猪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问题。2015-2017年3年间我国生猪养殖的平均盈利水平分别为0.95/公斤、3.99/公斤和0.86元/公斤。(1)张海峰、郭惠武、王珺 ：《2017中国生猪市场发展报告》，《饲料与畜牧》2019年第3期。市场价格波动剧烈。2018年生猪生产全行业进入持续的产能淘汰期，尤其是当年下半年受非洲猪瘟的影响，行业整体亏损持续时间长达4个月，部分地区亏损甚至长达10个月。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减少8.3%，生猪总存栏同比减少4.8%。进入2019年以来全国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养猪行业交流平台猪易网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生猪均价24.02元/公斤，已突破历史高点21元/公斤，部分猪源供应紧张地区价格已超过27元/公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猪肉价格在4-7月份同比分别上涨18.2%、14.4%、21.1%、27%。同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也已连续5个月持续上涨，其中7月同比上涨2.8%，为近17个月的新高。据保守的估计，我国猪肉价格在整个CPI中其所占权重在5.6-10%之间，是CPI权重最大的单一组成商品，所以每一次生猪价格的飞涨几乎都会引发CPI的波动。据此，有人戏称中国的CPI就是“中国猪肉指数”(China Pig Index)，可见其对民生福祉、市场物价影响之大。生猪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不仅使投资生猪养殖成为“高风险”经济行为，而且在宏观上它稀释市场预期浪费政策资源，妨碍社会福利水平的平稳提升，在微观上它扭曲价格信号导致大量社会投资效率低迷、生产经营决策损失惨重。生猪养殖预期越不确定，生猪生产经营就越不稳定，从而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幅震荡就越大，对民生福祉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有关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等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在以下六个方面似有共识：其一，波动诱因方面。綦颖(2007)等研究认为，生猪价格波动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响：生猪生长周期、农户决策、不可控制重大事件冲击及政府宏观政策；(2)綦颖、吕杰、宋连喜 ：《关于中国生猪产业的周期波动问题探析》，《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9期。赵守军等(2012)的研究认为，生猪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生产领域，即生猪养殖成本、生猪生产者预期以及生猪生产方式；(3)赵守军、赵瑞莹 ：《山东省生猪价格波动研究》，《科技和产业》2012年第5期。赵瑾(2017)等的研究则认为，外界冲击对猪肉价格波动存在非对称性影响。(4)赵瑾、李莉、郭利京 ：《外界冲击对猪肉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江苏农业科学》2017年45期。其二，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及生猪价格预测方面。赵守军等(2012)依据山东省2000-2011年生猪价格月度统计数据，运用HP滤波法分析得出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平均为3年半的结论；赵瑞莹等(2008)通过构建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生猪价格风险预警模型，采用2003-2005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证明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对生猪价格风险进行预警；(5)赵瑞莹 ：《生猪价格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与应用》，《运筹与管理》2008年第17期。其三，稳定生猪生产方面。武深树(2015)认为，生猪的市场价格波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殖效益，但并非关键因素，养殖成本高低对养殖效益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应通过识别影响养殖效益的关键成本要素，进而减少生猪生产的波动；(6)武深树 ：《湖南生猪养殖效益的变动趋势》，《饲料广角》2015年第8期。李彦君(2013)的研究认为，生猪生产波动主要是养殖户对养殖利润盲目追逐造成的，特别是小养殖户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把控能力差，生产决策水平低，盲目追涨杀跌，对此，应加快产业升级，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兼并淘汰小养殖场；(7)李彦君 ：《价格与供求影响市场经济下的“猪周期”》，《中国畜牧兽医报》2013年第9期。其四，生猪养殖意愿及生产决策方面。沈鑫琪等(2019)利用河北、辽宁和北京等地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价格波动情境下，认为养殖场户对生产规模、出栏和生产投入的决策行为及其一致性程度是我国生猪供给和价格波动的关键要素；(8)沈鑫琪、乔娟 ：《价格波动情境下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差异——对缓解生猪价格大幅波动的思考》，《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顾莉丽(2013)在对吉林省237个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吉林省农户生猪养殖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农户生猪养殖意愿与疫病防治能力、政府政策支持、生猪出栏价格、生猪销售难易程度、玉米饲料获取难易程度等因素呈正相关，与生猪养殖成本呈负相关。(9)顾莉丽 ：《吉林省农户生猪养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畜牧杂志》2013年第49期。其五，生猪智能养殖方面。胡甜(2013)等的研究，利用RFID技术和企业资源计划技术(ERP)设立了一个生猪养殖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企业经济效益评估等功能；(10)胡甜、郑丽敏、任发政 ：《基于RFID技术的可追溯型养殖ERP系统设计》，《肉类研究》2013年第27期。董晶(2014)等的研究基于射频技术为大中型猪场设计了一套易于实现且价格低廉的生猪养殖检测系统，其中包括借助于生猪电子耳标和安装在食槽附近的天线对生猪个体进行识别，通过安装在生猪进食位置下方的称重传感器自动读取生猪进食前后的体重和进食量数据。(11)董晶、姜永增、郭艳宏、姜远达 ：《基于射频技术的生猪养殖监测系统的设计》，《黑龙江畜牧兽医》2014年第4期。其六，国家干预机制方面。李圣军等(2013)认为，总体上讲政府储备调控没有达到稳定猪肉价格的目的；(12)李圣军、孔祥智 ：《政府储备调控对猪肉价格的影响研究》，《中国物价》2013年第8期。虞炜(2017)等的研究认为，政府应更多地挖掘真实的供求矛盾，适当降低储备规模，发挥进出口调剂市场余缺的作用，应重视以屠宰企业为代表的中间环节在市场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促使商业与政府两种储备相互配合，政府应完善生猪及猪肉市场监测预警机制；(13)虞祎、张晖 ：《猪肉储备政策对价格的影响及福利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周清杰等(2017)通过回顾我国政府依据“猪粮比价”指标对生猪市场进行价格干预的历程，证明干预效果并不理想，建议减少不当的政府干预，充分利用好市场价格机制的自我调控功能，实现生猪市场平稳运行。(14)周清杰、侯江源 ：《我国生猪市场价格调控中的“猪粮比价”：理论内涵与实践反思》，《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2期。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既有文献对影响生猪市场与价格的研究较多，普遍认为要稳定我国生猪市场，必须很好地解决生猪价格波动问题。实际上，价格的正常波动是市场高效配置资源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而我国生猪价格的异常波动，应不属于信号功能的价格波动。因为，其市场价格的波动已经不能准确反映生猪市场供需平衡的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如国家干预、价格预警、规模化养殖、订单养殖等。但是，考虑到生猪市场的复杂性，“猪周期”及政府决策的时滞性，国家通过猪肉储放和补贴等措施干预生猪市场，仍然存在最终效果适得其反的风险。政府干预理论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会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即“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是，市场作用既是基础性的，又是决定性的，政府只在市场失灵时才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本研究认为，我国生猪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在调控时机的选择上、调控引发的“合成谬误”以及信息不完全等方面。对此，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缓解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和建立完善政府调控机制展开研究。

二、我国生猪市场波动成因及缓解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机制建构

本研究通过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和布瑞克农业数据库客户端获取全国生猪价格。2000年1月至2019年11月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大致经历过五个波动周期，在这五个周期中每个周期的时间长度约在38-58个月之间，平均周期为44.6个月，时间跨度较长，并且每一轮周期下行时间均超过上行时间。但是，2019年以来全国生猪价格急剧快速上涨，其上涨幅度在短短几个月上翻近3倍，价格上涨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为历史所罕见。

(一)我国生猪市场波动成因分析

除却突如其来的疫病因素，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我国本轮生猪市场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历史的看，为了保持我国生猪市场稳定，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2007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猪肉储备制度。通过猪肉储备制度，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2008年，中央通过财政补贴政策节省生猪养殖户的养猪成本，进一步刺激养殖户进行大规模的生猪养殖，但是由于生猪生产供过于求，生猪市场价格开始下滑。为了维护生猪养殖户的利益，2009年1月中央政府又出台《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要求各地建立生猪价格预警机制、完善中央地方储备肉制度。2011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要求构建防止生猪价格大起大落的长效机制，减缓生猪市场的周期性波动。201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该预案是对2009年初《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的完善。尽管政府的扶持政策推动了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引导和规划，造成部分地区养殖总量超过环境容量，致使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对此，2013年11月11日国务院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随后在禁养限养政策的约束下，大批生猪养殖项目被迫限产停产，直至退出生猪养殖行业，生猪市场供给严重失衡，加之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导致全国生猪市场价格持续攀高。事实表明，近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为保持生猪市场价格稳定，促进生猪产业发展而出台的多项调控政策，对于生猪生产和生猪市场价格的调控有得有失，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我认为：(1)政府调控时点不恰当。一是从生猪市场价格出现非正常波动到高层达成比较明确认识，开始研究对策(认识时滞)，到国家明确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再到决定实施何种政策工具(行政时滞)。二是从国家采取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改变自己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再到对生猪市场价格产生作用，期间的周折使得政策实施存在时滞效应。实际上，政府也很难确定政策实施的时机，因为根本无法准确判断价格波动起于何时以及处于什么阶段的什么位置。因此，采取直接干预措施必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某种程度上调控政策的作用不仅有限，甚至可能形成反作用，反而助推了市场波动。(2)政府调控可能引起“合成谬误”。合成谬误理论由萨缪尔森(1955)在其所著《经济学》中提出。通俗的理解，即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但加在一起却是一个谬误。也就是说，政府对生猪生产的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控作用，但后期可能引发更大的“合成谬误”。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11月，我国有2600余万个养猪场户，其中90%以上是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养殖户。一方面中小规模养殖场占据绝对多数是我国养猪业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生猪养殖者整体文化层次较低，生猪市场信息不完全。所以，微观养殖者会根据现阶段的政府行为及生猪价格对未来进行预期，进而形成蛛网效应。同时，生猪养殖者还普遍存在盲从心理，往往“一哄而上”的扩大生产或者压缩生产，从而进一步加剧合成谬误(也称羊群效应)助推市场波动。(3)生猪市场透明度不高、信息不完全。主要表现在：生猪生产数据采集技术落后，采集方法不科学以及数据采集人员主观随意性对数据质量的影响；政府信息平台信息发布不及时，小规模生猪养殖户缺乏网络设施不能及时得到准确的市场信息，也难以有效地利用网络监测预警机制来抵御和防范养殖风险。

(二)缓解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机制建构

2019年以来，国内生猪价格急剧上涨，社会普遍关注，政府高度重视。2019年8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主要包括：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和养殖场(户)的支持；地方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支持农户养猪，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升防疫能力；增加地方猪肉储备，启动救助与物价挂钩联动机制。通过“龙头企业加农户”“产业体系帮农户”等技术模式，充分调动小散户补栏积极性。(16)《政策更细致，态度更迫切！国务院出招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中国证券网2019年8月21日。农村农业部从2019年10月份开始，定期召开生猪生产形势新闻发布会。为了尽快恢复生猪生产，政府从猪场建设、财政补贴、疫病防控、信息发布及养殖者培训等各个角度全方位的支持生猪生产，各项恢复生猪生产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加上市场行情的带动，生猪养殖场户补栏信心进一步增强，全国生猪生产开始探底回升。

可以预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疫情等突发事件下对于生猪市场的保供稳价将起到积极作用，相关调控政策的实施肯定也会极大地刺激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生猪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理性生猪养殖户又会进入下一个“合成谬误”阶段。一方面生猪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养殖成本降低会吸引大批新进入者加入生猪养殖行业，另一方面，现有生猪养殖者也会积极调整产能，扩大养殖规模。如此，不远的将来生猪市场供给又将供过于求，生猪价格又会大幅度下跌。殷鉴不远，2007年我国生猪价格出现过暴涨，当时国家迅速采取了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良种补贴等生猪生产扶持政策对生猪市场进行调控，试图通过增加生猪市场供应来降低生猪市场价格。然而，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使得这一轮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际作用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显现。可是，广大养殖户在政策诱导下扩大生猪存栏的养殖热情被激发了，一哄而上的扩大养殖生产，导致后期生猪市场明显供大于求，引发生猪价格再次走低，并且持续的低价延续了近一年半的时间。生猪市场的合成谬误，扭曲了政策效应。因此，缓解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必须有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生猪市场价格调控机制。

首先，政府调控时点的选择应当精准恰当。对生猪市场价格调控时点的选择，必须符合市场供需双方的预期，在不恰当的时点进行调控，不仅达不到政府调控的目的，反而会加剧市场价格的波动，如图1所示。假设生猪市场由于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短期内生猪供给大幅减少、市场价格上涨。如果市场价格已经从P0上涨到接近P1时政府才开始采取调控措施，则此时的调控不但对缓解市场价格波动的效果有限，还可能引发下一轮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因此，政府的调控时点应把握在高价位P1出现之前，这个时点可以是P0与P1之间的某一时点Px。因为，生猪养殖户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不会超过P1，一般的价格合理预期只会在P0至P2之间(P2

图1 政府干预调控风险

其次，倡导成立全国和区域性生猪养殖行业协会。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具有中小规模养殖场占比极高、产业化程度较低、养殖场所比较分散和养殖从业者文化层次较低等特点，加之生猪市场信息不完全，在市场剧烈波动情境下靠养殖户自身实力进行逆市场操作几乎不可能。政府调控干预生猪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市场失灵”，但也可能引发合成谬误或羊群效应，导致下一轮更大的市场波动。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必须积极搭建第三方平台，加强生猪养殖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当市场出现波动时，行业协会指导会员积极应对，避免“一哄而上”的压缩养殖规模或扩大养殖规模，降低生猪供给对生猪价格波动的过激反应，使“猪周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此，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全国性的生猪养殖行业协会，并在各省区建立区域性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以保护和增进全体生猪养殖户的既定利益为目标进行运作，各区域行业协会直接与全国行业协会对接。全国行业协会和国家农业管理部门直接对接，形成联系政府与各区域行业协会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政府部门的参谋和助手。通过生猪养殖行业协会将全国分散的、规模不一的养殖场联结成相对集中的、易于行业管理的组织形态，提高行业聚集度，在生猪养殖领域内加强信息技术交流和行业自我协调；政府农业管理部门通过行业协会获取各地生猪养殖信息，包括育肥猪数量、能繁母猪存栏量、生猪健康状况等信息，遇到疫病等突发事件或产业政策调整，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信息协调功能进行政策调控，增强养殖户科学决策能力，降低合成谬误效应。

再次，搭建生猪生产信息平台，推动生猪市场信息化数据化建设。信息化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加大生猪市场信息化建设力度，提高生猪市场信息化水平。生猪市场信息化平台建设需要政府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生猪生产提供信息化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和完善生猪生产决策信息支持系统，提高市场透明度，实现生猪市场信息共享，综合运用数据库、数学模型、专家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对生猪生产领域的数据进行加工分析，以协助解决多样化和不确定性问题。对此，本文提出生猪生产信息支持系统构想，见图2。

图2 生猪生产信息支持系统流程图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生猪生产与生猪市场价格的稳定，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因此，每当国内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政府旨在支持生猪生产、缓解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调控政策就纷纷出台。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恰当的政策调控时点，不仅没有达到政府调控的目的，反而加剧了生猪生产和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动。而且，在生猪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相关的调控政策在调动养殖户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可能诱导理性生猪养殖户进入一个“合成谬误”，而这个“合成谬误”又将引发下一轮市场波动，从而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如此循环纠结，此其一。其二，生猪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是造成我国生猪生产与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具有中小规模养殖场占比高、产业化程度低、养殖场所分散、从业者文化层次低等特点，这些特点限制了生猪市场信息高水平的交流与共享，从而难以避免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的波动。一方面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可能造成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受到迟滞或失误；另一方面，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也可能造成行业内信息交流不畅和生猪养殖从业者的经营预期落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可能缺乏可靠的依据，而养殖户的生产经营决策则可能陷入盲目或合成谬误。

(二)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和完善生猪生产信息支持系统，畅通生猪生产信息发布平台，实现行业信息共享。生猪生产与生猪市场价格具有联动效应，为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的可能发生的波动，决策者和从业者需要根据生猪市场发展规律，对未来的市场走向和经营风险作出预判和评估，而这些预判和评估的科学性则需要大量的信息与数据支撑。因此，建立和完善生猪生产信息支持系统，是生猪生产走出“猪周期”，从根本上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基础性设施建设。生猪生产信息支持系统搭建起来后，相应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就能直接服务于生猪产业的发展，就能丰富我们的市场供应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

第二，提高生猪生产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对生猪市场的直接调控，一般是在“市场失灵”的境况下，而政策性调控主要体现的是对行业发展的引导，因此这类调控对行业发展也更有针对性，其引导作用也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例如，政府相关部门为增加生猪市场供应调整生猪生产规模，会根据区域生猪繁育情况、饲料供给、运输便利和防疫能力等市场条件，并结合专家组或市场供需双方的建议，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意见。另外，生猪养殖行业是集科研、技术、经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因此，相应的调控手段应注重其有效性。例如，对某项生猪繁育新技术的推广，除需要与供应商养殖户达成共识外，还要成立专门技术指导小组或顾问团，对既有生猪繁育体系进行调整。通过政策的积极干预，将既有生猪繁育体系纳入新的技术发展体系之中，加大对生猪养殖从业者的技术培训力度，使他们充分认识到采用新技术的市场优势，以及应对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

第三，加强对生猪养殖行业从业者的再教育，提高生猪养殖从业者的文化素质。缓解生猪市场价格波动，从供应商养殖户的角度讲，就是要避免对生猪市场波动的过激反应和羊群效应下的盲从决策，不要重复陷入“合成谬误”的陷阱。因此，要通过再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培养他们对生猪市场变化趋势的科学判断意识和经营决策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北欧国家丹麦的做法。丹麦是世界上生猪养殖首屈一指的强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个称谓，得益于丹麦重视生猪生产者的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他们认为提高行业从业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无论对于新技术采纳、市场基础建设，还是生产科学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他们重视专业职能培训。丹麦政府通常在生猪生产辐射范围内分区设立专项基金和成立专门培训机构，聘请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每年对生猪生产者进行数次集中的专业培训和技术辅导，使他们了解先进的养殖技术，掌握必要的科学管理理念和知识；各地区还设立农业咨询服务中心，这些中心再通过与农业院校或者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为生猪生产者定期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技术培训，并提供终身免费教育服务。另一方面，他们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丹麦部分农业学院可以为生猪生产者敞开大门，设立专业课堂对生猪生产者开展继续教育，以塑造知识型的生猪生产者，为生猪养殖注入更多的现代科技和科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