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广场舞冲突的成因及治理
——基于W市X小区的调查

张为康，张腾龙，辛榕榕，程方亮，罗 京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体育强国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广场舞作为中老年群体参与健身锻炼的一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迅速风靡全国。但在广场舞爆发式发展的同时，由广场舞而引发的冲突事件也随之而来，加之媒体的广泛报道与发酵，广场舞冲突成为了全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国家有关部门曾于2015年、2017年先后出台了 《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积极促进和规范了广场舞健身活动的开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因广场舞而引发的冲突问题依旧存在，如何对广场舞冲突进行有效的治理仍是我国社会发展中需面对的一大问题。因此，研究广场舞冲突的成因及治理途径不仅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也是解决社会现实发展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X小区成立于2012年，位于W市市区，拥有居民将近700户。小区内物业、居委会、业委会等组织机构健全，属于典型的现代城市居民小区。小区现有广场舞群体1个，成立于2017年，由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群体规模在80人左右，年龄在50～70岁之间，以女性居多。无特殊天气情况，该群体每晚7～9点之间都会在小区南门空地进行广场舞活动，舞种以双人交谊舞与单人舞蹈操为主。经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自该群体开展广场舞活动以来由于音量过大、占用场地等方面原因与小区居民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出现，且一直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鉴于上述情况，本研究选取X小区的广场舞冲突为例，进行研究分析。

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工作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在社会工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1］。该理论在1979年由布朗芬布伦纳首次提出，他认为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可划分为4种类型：微系统是指个体直接面对和接触的系统，比如家庭、学校等；中系统指个体所处的微系统之间的互动，比如家校合作；外系统是指个体不直接接触但对微系统产生一定影响的系统，比如父母的工作单位；宏系统是指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比如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2］。同时布朗芬布伦纳还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3］。2004年，美国的查尔斯·扎斯特罗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人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将人的生态系统重新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指处在生态系统中的个人，个人也是一种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指与个人直接接触的小群体，比如家庭、单位、朋辈群体；宏观系统，指个体比小群体更大的社会系统，比如文化、社区、组织、政府［3-4］。

综上所述，在社会生态学视角下分析广场舞冲突问题，不仅能够解释个人因素对广场舞冲突产生的影响，而且能够厘清家庭、社区、制度等因素对广场舞冲突问题的影响，对多层次、全方面地分析广场舞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广场舞冲突的有效治理途径将大有裨益。本文根据查尔斯·扎斯特罗教授的划分方法，将广场舞生态系统划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3个层次。广场舞参与者生态系统中，微观系统即指广场舞参与者个人，包括他们的心态、思维意识等；中观系统包括广场舞参者的家庭、非广场舞群体等；宏观系统包括小区内的管理组织、制度、物质资源等。

2 资料的收集

2.1 访谈法

本研究对广场舞参与者、周边居民、小区居委会负责人广场舞冲突问题进行了非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信息表

2.2 观察法

研究者进入广场舞群体活动场所，观察广场舞活动中广场舞群体的个人行为以及日常话语。了解他们所在群体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通过与他们交谈、互动进行参与式观察，从而对广场舞群体有一个较为整体的把握，对访谈内容形成更为深入的理解。

3 X小区广场舞冲突的成因分析

3.1 微观系统

3.1.1 公共利益关怀缺失

城市公共空间是供市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使用的公共外部空间场所，主要包含了社区、广场、公园和绿地等［5］。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应为集体所共有，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开展的广场舞活动势必要考虑到周围居民的普遍利益。但X小区广场舞的参与者们却在此方面存在欠缺。在谈及场地选择问题时，广场舞参与者C说道，“我们最初在里面（小区里面），因为在里面玩还有个避雨的地方，但是有人投诉说我们声音大，就是扰民，我们就来了外面”。在访谈领舞A时，她就这一事情补充道“一开始（刚到小区外时）我们也不在这的，在那边（一家小区商铺前），那里地比这边平，方便我们跳。后来他们（商铺经营者）不让我们跳了，物业也来找了我们，但是健身不能停呀，我们还得跳，于是就来了这边。现在这边的还好，有时候他们（指目前跳舞场地附近的商家）会嫌我们声音大，我们就小点声。”从上述质性资料可以看出，广场舞参与者在选择场地时仅考虑是否方便开展广场舞活动，而忽视了对于周围居民、商户等相关群体的普遍利益的考虑。长此以往，若双方保持利益的一致性，尚可和平相处。否则，冲突的爆发只是双方容忍度的问题。因此，广场舞参与者们公共利益关怀的缺失是冲突爆发的重要主观原因之一。

3.1.2 群体思维负向作用

现代城市社会分工已经趋于高度分化，人口基数虽大，但流动性强。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向“生人社会”，往往邻里之间虽“鸡犬相闻”却互不相识。成长于“熟人社会”下的广场舞参与者们在退休后的生活往往会显得无聊、寂寞，广场舞的出现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社交的平台，使他们迅速搭建起了往日的“熟人关系网”，并乐在其中。“我宅在家里的话，一个人都不认识，大家在一起跳舞结识了到处来的姐妹，认识了很多朋友，相处的很开心。姐妹们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领舞A）“在这跳舞，大家可以一起聊天，一起玩，很高兴。”（参与者B）“我们一起跳舞心情好、身体也好、交际也好，都是我们舞伴，都是姐妹们，有一个68岁的比我还大。”（参与者D）通过上述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广场舞参与者们通过广场舞活动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形成了具有高凝聚力的群体。然而，高凝聚力的群体产生后，为寻求一致性，个体往往会主动压制自身的看法与周围人保持一致，即产生群体思维［6］。在面临居民的投诉时，广场舞群体的利益受到威胁，愤怒的情绪下暴力抗争往往会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而为保持一致性，即使有少数群体成员持有理智的声音，也将会无法表达。因此，在合理的解决方法还并未出现之前，群体思维就已经将错误的反应迅速转化成为团体的统一意志，使广场舞参与者们变得“同仇敌忾”，通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群体冲突的可能性则随之上升。

3.2 中观系统

3.2.1 不同居民群体需求各异

社区是一定区域内居民生活的共同体，而共同体内不同居民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我觉得这个声音还是挺大的，我家里小孩写作业就会有影响。群里也有投诉的，主要这块是学区房，小区隔一条街就是个小学，所以家里有孩子的不少”（居民I）。“我平常晚上会做一些事情，肯定觉得他很烦。如果不做事的话就无所谓。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居民F）。“我做生意自然还是希望声音要小一点，不挡我的路好”（居民E（商户））。另外，研究者还了解到，小区还有部分上年纪的人患有身体疾病，对于声音比较敏感。广场舞群体为进行广场舞活动，对音响音量以及场地空间有着强烈的需求，但这正与周围非广场舞居民群体寻求安静、不堵路的生活需求相左，需求的差异必然引起利益的冲突。因此，这是导致广场舞冲突产生的重要客观原因之一。

3.2.2 家庭正确行为引导缺失

家庭不仅是人们温馨的港湾，更对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以及同一阶段不同角色的发挥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7］。广场舞参与者多为退休人员，家庭生活几乎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家庭因素对广场舞参与者的行为影响势必更为深刻。通过访谈过程可以看出家庭成员对于广场舞参与者非常支持。“我家有2个女儿，他们都非常支持我来跳舞”（参与者B）。“支持的，肯定是支持的，因为锻炼了身体，也很开心。”（领舞A）“支持，我晚上在家没事，他们也希望我出来逛逛”（参与者C）。但家庭成员对产生的广场舞冲突却未曾过多关心。“对于这个，他们倒是没说过什么，主要是我开心、健康就行”（参与者B）。“有纠纷肯定是不好的，家里人肯定是希望解决的，谁也不希望我们跳舞还生一肚子气，但这也避免不了”（参与者C）。家人出于健康、社交等方面的原因对广场舞参与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支持，这无疑为参与者参与广场舞活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一味地支持，却未对广场舞活动产生的问题给予正确的行为引导，反而会使得广场舞参与者在面对纠纷时更加“理直气壮”。因此，家庭正确行为引导的缺失不免对冲突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3.3 宏观系统

3.3.1 体育场地资源稀缺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激增，时间、空间的极度压缩，造成了公共空间资源越发珍贵。在寸土寸金的都市，空间资源开发的最大化就等于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更是如此。利益的驱使下，开发商在小区的建设规划中对于居民的体育场地需求一时难以顾忌。小区居委会负责人J说道，“这个小区你可以看到，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利用率非常的高，这里头和外面空闲场地都很小，因此，可用来给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是非常小的，都是见缝插针式的使用，我们唯一能开辟出来的可能就是南门那片地方稍微大一点。”而即使空间稍大的南门口，也并非广场舞活动的绝佳之处。南门是小区居民出入的主要通道，且不少商铺在此经营。夜晚降临，广场舞活动开展时，小区居民、商铺、广场舞团体一时间集中出现在南门，在有限的空间内难免会互相干扰，久而久之不满叠加，冲突必然爆发。因此，小区可利用体育休闲场地空间的稀缺是广场舞冲突产生的又一重要客观原因。

3.3.2 有效管理机制缺失

广场舞冲突究其本质而言仍属于小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冲突，因此，对广场舞群体进行管理、解决广场舞冲突是小区居委会、物业等组织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小区居委会确实对广场舞冲突进行过积极的协调并对广场舞团体给予过一定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大。家里有孩子做作业的，就会影响到他们。我们会为其做协调，比如说跟广场舞领队协调这个事情。他们跳广场舞的话，我们请老师来给他们练，然后我们有活动，他们也来参加”居委会负责人J说道。另外，物业公司也给予了广场舞团体一定的管理与物质支持，例如在广场舞团体活动时间在晚上7～9点，所以物业专门调配了灯光进行照明。有业主在居民群里反映声音大的问题时，物业也会派人过来敦促降低音量。居委会与物业对广场舞群体的管理及支持是该小区广场舞活动在一系列冲突后依然能开展至今的重要保障。但通过广场舞冲突仍时有发生的现实状况，我们也不难看出，小区居委会与物业在对广场舞群体的管理总是“治标不治本”，并未形成有效的机制使冲突得到彻底的解决。正如居民G所说，“他们声音大，物业的人来了，声音就调小了，但一会物业的人走了，他们声音又大了起来，物业的人不能总守在这吧。”

4 广场舞冲突的治理对策

4.1 微观系统

4.1.1 加强广场舞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它要求公民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关注集体和公共的利益［8］。因此，提升广场舞群参者的个体认知水平，加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是形成广场舞冲突有效治理的重要一招。可举办相关知识讲座，向广场舞参与者讲解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理念，使其自身清晰认识到公共空间内利益的普遍性，在行为抉择时能充分考虑到公共利益；同时，也应向参与者普及有关公共空间使用的法律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等，从法律层面明确其自身的权利与责任，规范其行为，促进社会责任感的形成。

4.1.2 引导群体思维正向发展

在群体思维的影响下，个体会主动选择隐藏或最小化自身的不同意见，试图与周围人保持一致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消极负面的作用，但通过采取恰当的措施也可能会使其产生积极的正面作用［9］。首先，要发挥好广场舞群体领导者的作用。有研究显示，群体领导对群体思维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对群体领导的有效控制［10］。在广场舞群体中，一般领舞是群体的发起者、组织者，在群体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应与领舞者做好沟通，使其明白自身在群体中的重要作用，肩负起促进群体良性发展的责任，在面对问题时引导全体形成正确的群体思维导向。其次，可挑选广场舞开展较好的团体作为先进榜样向本地区广场舞群体进行介绍，鼓励本地区广场舞参与者向榜样团体学习，争做优秀广场舞团体。再次，对在冲突中表现较为理智的团体成员可进行表扬奖励，通过正向的刺激提升个体发表不同观点的信心，进而增加正向群体思维。

4.2 中观系统

4.2.1 促成相关利益群体间的有效互动

利益表达是利益保障的重要途径，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最佳方式就是对话协商［11］。只有将对话渠道打开，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然而目前由于公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的不足以及相关文化、制度的缺失，大大降低了公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冲突的可能性［6］。因此，在广场舞参与者与周围非广场舞群体居民的利益冲突中，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协商能力，形成广场舞相关利益群体间的有效互动是解决广场舞冲突的关键一环。可通过开展社区协商民主座谈会等活动，使广场舞参与者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共聚一堂，畅所欲言，将自身的诉求、想法向彼此坦露，促进双方相互理解和换位思考，解除抵触心理，在平等、理性的对话中逐渐提升自主协商能力，最终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

4.2.2 发挥家庭因素的重要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家庭因素对于广场舞参与者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广场舞冲突的治理中，妥善对家庭因素加以运用，力求形成解决冲突的正合力，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应使广场舞参与者家庭成员了解冲突的现实状况，确保他们形成客观的理性判断，这是发挥家庭正向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次，鼓励家庭成员多与广场舞参与者多进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广场舞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在肯定参与者锻炼身体、丰富业余生活的行为的同时也应就冲突本身给予理性的分析，给出正确的解决建议。再次，可建议受过较好教育的家庭年轻成员也向广场舞参与者普及现代社会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活理念、行为规范等，形成社会外部教育与家庭内部教育的一致性，从而使广场舞参与者们真正能接受这些观念并内化为自身的观念。

4.3 宏观层面

4.3.1 保障场地资源的有效供给

人类美好的幸福生活需要足够的生存空间来保障。在目前场地资源紧张的客观事实下，首先，要做到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盘活体育场地存量。可与社区周围适合开展广场舞活动的体育场地、城市空置场所的管理部门积极联系，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在这些场地空闲、适宜的时间点为广场舞活动参与者们开放。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确保体育场地的足量供应。现阶段应严格按照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全民健身条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中对城市居民体育场地建设的相关指标规定，在设计、建造等多个阶段加强监督，对违反相关规定的部门、开发商给予追究问责。再次，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为城市体育场地“扩容”。人的体育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有关部门还应根据居民对体育服务设施的需求量以及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12］，为城市体育场地扩容，确保场地物质资源的供应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4.3.2 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

广场舞冲突事关多方利益群体，仅靠社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难以达成治理的有效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13］。因此，广场舞冲突的治理应号召多方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形成协同治理的机制。具体而言，首先，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发挥主导作用，为不同利益主体协商解决广场舞冲突问题搭建平台，为达成共识积极斡旋。其次，物业公司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配合相关措施的实施，助力广场舞冲突的解决。再次，不同利益主体要广泛参与，珍惜自身参与治理的权利，表达好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做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将协商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总之，只有将多方主体汇聚起来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作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广场舞冲突问题才有了彻底解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