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八记》中的不遇之景与谪弃之臣

2020-05-30 01:02刘城
语文建设·上 2020年3期
关键词:小丘永州西山

刘城

公元805年9月,由“二王八司马”推行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被贬为邵州刺史,并于11月赴任途中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永州谪居生活。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但在文学创作上却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尤以《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构成的《永州八记》最受世人关注,其不仅是柳宗元的散文代表作,亦是中国山水游记史上最富开创性及最具经典性的作品。

《永州八记》最为后人所道之处,即为主与客、情与景的互相交融。其所记之景多在世人所忽视、遗弃之地,皆是“不遇之景”,正如此时的柳宗元,从一位曾位居朝廷核心权力圈的大臣,突然就变成了“沉窜俟罪”“投窜零陵”(《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的谪弃之臣。柳宗元与永州山水的相遇,碰撞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炫目的诗文火花。柳宗元以极其凝练、精致的语言描摹了永州山水,抒发了自己的游览之情。作者(主)把情感投射到景物(客)之上,既是写景亦是抒情,二者有时甚至难以分辨。

柳宗元由京城外放到被时人目之为蛮夷之地的永州,由礼部员外郎贬为并无实职的永州司马。“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答问》)的世态炎凉,“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的远州谪居生活,时常让柳宗元感到惊恐、忧惧,并生出被朝廷、君主遗弃之感,这种情绪极为明显地流露于他的诗文中且贯穿其居永州期间,“弃”“废”“遗”等词频繁见于作品中即为明证,兹举数例:

废逐人所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亲故遗忘,况于他人。(《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

则予之弃也,适累斯人焉……以予弃于南服。(《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

弃逐久枯槁。(《构法华寺西亭》)

以宗元弃逐枯槁,故不求远仕、务显名,而又难乎其进也。(《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

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受放逐之罚,荐仍囚锢。(《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

某负罪沦伏,声销迹灭,固世俗之所弃,亲友之所遗,敢希大贤,曲见存念。(《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

独弃伧人国,难窥夫子墙。(《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吊影,追咎無既,自以终身沉废。(《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

卒就废逐,居穷厄。(《与顾十郎书》)

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赢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

自遭斥逐禁锢。(《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

独被罪辜,废斥伏匿。(《答问》)

这些诗文的写作年代从公元805年持续至814年,这也是柳宗元居住在永州的十年,而柳宗元不断在词句中突出自己身为“弃臣”之窘况。不仅如此,他在咏物时也有意无意地让审美对象染上遭弃、孤寂的色彩。公元808年,柳宗元在《茅檐下始栽竹》描绘“旖旎附幽墀”的竹子:

嘉尔亭亭质,自远弃幽期。

不见野蔓草,蓊蔚有华姿。

谅无凌寒色,岂与青山辞。

实际上,这具有“亭亭质”且“自远弃幽期”的竹子不正是柳宗元自己的写照吗?他在《南涧中题》以“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一联描绘失去伴侣而惊飞于幽谷之中的“羁禽”,“于波面上漂浮不定”的寒藻,但这“羁禽”与“寒藻”不也正似在溪涧幽深处那徘徊无依、凄楚哀伤的柳宗元吗?明末文人周埏曾论此诗:“此因游南涧而写迁谪之怀也。首言风景冷落,次言游兴幽适,三言终感起悲,末言心莫我知。总见逐臣失君怀念,凡过笔触物,皆成愁思也。”(《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柳宗元在诗文中自陈受遗弃的悲苦,并将此情弥漫于咏物辞章中,塑造并巩固着柳宗元的“弃臣”形象,而这种形象更集中、全面地凸显于《永州八记》这一组山水游记中。

作为中国山水文学巅峰之作的《永州八记》,乃“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的柳宗元在“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之后的借景抒情之作,所写的“景”均为“不遇之景”,所抒之情皆是遭弃之情,不遇之情。

作于元和四年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被清人沈德潜称为“此篇领起后诸小记”(《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九)。柳宗元在文中表明自己在永州喜欢外出游览的原因:“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远贬僻地,偏居蛮夷之州而造成心理恐惧,让柳宗元常借漫游而舒忧。柳宗元“日与其徒上高山,人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自己也“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柳宗元自觉永州之地无远不到,山水之景无不靡览之际,突然惊见西山之异,此诗用一个“始”字就突出了西山的人迹罕至。其后他“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穷山之高而止”,杂草丛生,需开路而行,也从侧面见出西山的荒芜。柳宗元登上西山远眺发出这样的感慨:“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蝼为类!”此时此刻,在他的心里,这西山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自己与西山皆具“特立”之质,却都遭世人遗弃,不被世俗所识。

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柳宗元亦强调小丘为“弃地”的现状:“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当柳宗元“怜而售之”后,又发出一通感慨:“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拥有如此精致的小丘,如果放到长安附近沣、镐、鄂、杜等地,一定会有贵族竞相争购。但被弃置永州,农夫渔父忽视它,卖价极低却多年不售。幸运的是现在有了柳宗元的知己之遇。柳宗元将得丘的经过书写于石上,以此庆贺与小丘的遇合。小丘被遗弃于远州而无人赏识,却得到了柳宗元的知遇。但柳宗元的美才,谁又能赏识呢?他所憧憬的君臣遇合,何时才能实现呢?两相对比,柳宗元祝贺小丘被赏识之举,显得多么令人心酸。正如林云铭所云:“末段以贺兹丘之遭,借题感慨,全说在自己身上。……乃今兹丘有遭,而己独无遭。贺丘所以自吊,亦犹起废之答无躄足涎颡之望也。”(《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至小丘西小石潭》虽未云“弃”,但“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亦可见其人迹罕至,鲜有人知。

《袁家渴记》所记之袁家渴乃“永中幽丽奇处”,柳宗元称“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可知袁家渴此前并未进入永州居民的视野,亦属荒弃之地。

《石渠记》中的石渠,亦如袁家渴一般无人得识。柳宗元与州牧一道发现此景,且“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显其美致。他还“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柳宗元惋惜此地“未有传者”,不仅开发它,还希望通过自己所记文字帮助以后的好游者能较为方便地找到它,欣赏它。

《石涧记》所写之石涧,乃与石渠一道为柳宗元等人于同一天发现。柳宗元面对此景叹道:“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昔时有谁曾于此享受到这种游赏之乐吗?日后还会有谁能追随我的足迹来此地再欣赏此等美景吗?通过对“古之人”及“后之來者”的感慨,表明在柳宗元的前后,能亲履此地赏此美景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吧。

被明人茅坤称为“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的《小石城山记》,述小石城山之景后即云:“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柳宗元欲通过惋惜小石城山埋没荒岭之中,借以宣泄美好的事物遭遇遗弃的愤懑之情,更抒发贤才遭贬弃之感。林云铭也看到这一点,说此文“盖子厚迁谪之后,而楚之南实无一人可以语者,故借题发挥,用寄其以贤而辱于此之慨”(《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清人卢元昌曾如此论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天欲洗出永州诸名胜,故谪公于此地。观其穷一境,辄记一笔,千载之下,知永州有钴鉧、石渠、西山、石涧、袁家渴诸地者,皆公之力也。”(《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永州八记》中那深处僻地、无人知赏的奇景,异于前贤所喜记之“名山大川”,其得闻名于古今,莫不有赖于柳宗元之功。

而这些“不遇之景”与柳宗元的知遇,皆因它们与柳宗元的遭际高度契合。首先,就本质而言,二者皆具美质。“不遇之景”是风光美、景色奇,而柳宗元是才“美”、志奇。其次,就遭遇而论,二者皆被世人遗忘、抛弃,价值无法彰显。柳宗元反复述及“不遇之景”的地理位置,其目的尤在于突出景物被遗忘于世,隐于荒凉僻远之地,其美无人发掘,更无人欣赏;而柳宗元谪贬远州,其满身才华却无处施展。柳宗元笔下的“不遇之景”,很大程度上即是“不遇”之自己。正如明代茅坤所言:“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以无以发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三)以美好风物之“美”的遭弃,来隐喻自己被朝廷和皇帝的弃用。二者际遇相似,但亦有不同。这些“不遇之景”虽不被世人所知道,但终究还是等来了柳宗元“出而传于世”(《袁家渴记》),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而柳宗元却再也未能离开贬地而重回朝廷。

永州风光确实也给了柳宗元不少游赏之乐,但这种乐趣却只是暂时的。柳宗元于公元809年所写的《与李翰林建书》说: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头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柳宗元面对“幽树好石”虽得暂乐,但其实并未真正得到解脱。就好比一个人囚居于土牢之中,一遇到春天宜人之景,则“负墙搔摩,伸展支体”,“亦以为适”,但最终发现自己还是囚于寻丈之地而不得出,“岂能久为舒畅哉”?柳宗元引此事即为说明自己居永州,就如同被拘禁在土牢之中,即便偶遇佳景而有所乐,也不过是暂得之乐罢了。

正因为如此,摆脱“谪弃之臣”的身份,离开“穷厄”之地,一直都是柳宗元的愿望,谪居永州十年如此,公元815年被贬到柳州之后也未曾改变。他于公元816年所写的《送李渭赴京师序》云: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丑地,无所束缚,自取瘴疠。后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

他对李渭居于永州和柳州这类的丑地十分不满,“何自苦如是”的反问,真实写出作者居于柳州的感受。柳宗元在文中还催促李渭赶紧离开此地,切勿逗留:“今而日将行,请余以言。行哉行哉!”柳宗元这一声声“快离开吧!快离开吧”被孙琮所识,其道:“为李渭劝驾,实自叹自己羁系。”可谓真知柳子者。

公元818年,就在去世的前一年,柳宗元还在《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中为自己向当权者求援:“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窃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词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伏惟动心焉。”谪柳已三年的柳宗元,还在盼望着身为宰相的李夷简能伸以援手让自己返回京城,不要让自己在此“沉埋踣毙,无复振矣”。

只可惜,柳宗元在贬官生涯的第十四年,还是逝世于柳州这个荒远的“蛮裔”(《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谪弃”之臣的身份虽未消弭,但柳宗元却由于勤政爱民而成了守护一方的“柳侯”,受到柳州历代人民的尊崇与怀念。虽然遭朝廷弃于远州,但柳宗元永远活在了百姓心中。从这个角度而言,柳宗元又何尝被遗弃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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