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回忆

苏北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文学界有许多纪念活动：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20卷的《汪曾祺别集》正在编辑中，纪念文集《百年曾祺》正式出版，故乡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即将落成……所有这些，都为汪曾祺研究和汪曾祺的经典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位有趣的“老头儿”虽然离开我们23年了，可他似乎没有走远。广大读者依然在不断地赞美他、谈论他、阅读他，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这魅力又来源于何方？

一

1997年5月，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到八宝山送别先生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先生的灵车到了，我走上去，抬起灵柩的一头。我此前没有抬过任何人的灵柩，抬着那个窄窄的盒子，人如梦游。这个盒子里，就是汪先生么？先生睡在鲜花丛中，安详如旧，只是不说话了——永远不说话了。我忍不住掉泪，这么一个有生趣、有“巧思”的人，就这么走了。

汪先生去世的前一个星期，我还到他家去过，在他那吃了午饭，还喝了两杯五粮液。我的女儿也去了，他拽了拽我女儿的小辫子，说：怎么叫陈浅，像个笔名！之后就靸着鞋，一会儿下厨房，一会儿过来站着吃两筷子菜。

1987年，我在县银行里，把一本《晚饭花集》抄来抄去，手酸了，就停下笔望着窗外。一个有点理想有点迷惘的青年，在对着书里面的李小龙、王四海、八千岁和陈小手，空想未来，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走向何方。

1989年，我飞出了县城，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开学没两天，汪先生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一散会，我就把他请进了我的房间。他的高邮在湖东（高邮湖），我的天长在湖西，我们是吃一个湖里的水长大的。

汪先生走进我们的宿舍，他环顾了一下，开口说：“三个人一间，挺好！”又说：“你们天长出了个状元叫戴兰芬。那个对子怎么讲的？”“天长地久，代代兰芬。”这是我们县的3岁孩子都知道的。汪老又说：“本来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戴兰芬是第九名状元。可道光点状元时，这个史秋名字不好听，听上去像死囚，道光看到戴兰芬，天長地久，代代兰芬，就点了戴兰芬为头名状元。”我说：“是的，县志上有记载。”“我寄给你的四个笔记本收了吗？是抄的你的小说。”我曾将抄他小说的笔记本寄给了汪先生。“收到。收到”。汪先生并不很肯定，轻描淡写的样子。

可就是这么几句话，汪先生就接纳了我。几天后，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二

我去过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说过多少话？我没有记录。他所有的书，我都反反复复看过无数遍，因此哪些话是书里的，哪些话是他说的，我已完全混淆了。一个太熟悉的人，你要是写他几件事，是困难的。你对他只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别人提起某件事，你说，哦，我知道的。汪先生对于我，就是一种温暖的包围。

我实在可算是汪先生的门徒了。朋友出了一本徽学的书，他在名片上印：徽学专家。我曾开玩笑说，我这辈子争取当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有汪学的话，我还可以在名片上印上：汪学专家。这当然是戏言。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一脉师承，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汪曾祺也是有师傅的，多年前我到青岛出差，还专门到小鱼山福山路3号，去看了一下沈从文先生在青岛的旧居。沈从文的湘西我也去过，这算起来，可是我的“师爷”了。我在沈先生旧居楼梯边的丝瓜藤下坐了坐，我说，沈先生，我来看你了。

其实对汪先生创作有很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废名。汪先生自己也说，我受过废名的影响。看来，注重文体的作家，大体上都有某种师承关系。只是或多或少，或者有的人不愿意说。

汪先生从来没当面在创作上指导过我。我去汪先生家，聊天、吃饭、要书、借书、要字、要画，但对于创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聊到西南联大，聊到吴宓。汪先生说，吴宓那个胡子，长得真快，他刚刚刮完左边的胡子，去刮右边;右边还没刮完，左边又长了起来。说完，汪先生抿嘴而笑。

汪先生还对我们说到赵树理，说赵树理是个天才，有农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说起一件事，说他们有个旧同事，天生风流，他借了赵树理的皮大衣穿，竟然与一个女人将大衣垫在身下，将大衣弄得腌臜不堪。赵树理回太原工作，那个人也来送行，赵树理趴下来，给那人磕了个头，说，老子，我终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说完，又是大笑。汪先生关注的是人，是人的生趣，是人的喜怒哀乐。

三

汪先生偶尔也对我说起过创作。1988年，山西大同的一个叫曹乃谦的人，写了一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汪先生看后褒奖有加，写了长文推荐到《北京文学》发表;1993年，我将《小林》等一组小说拿给汪先生，那时他还住在蒲黄榆的小旧居里。那天我去，将小说带上，吃饭前说了此事。汪先生说，可以，先放这，我看看再说。之后吃饭喝酒，一番热气腾腾。汪先生酒后微醺，眯盹着眼，坐了一会儿。我们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来，转了一圈，说，稿子呢？这个不能丢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转身，抱拳，进隔壁一个小房间去了。

几天后，我与朋友相约，又急不可耐地去了汪先生家。去时我心下忐忑，进门坐下，也不说稿子之事。大家东扯西拉，说说笑话，仍是留饭。饭后我终于憋不住，问：稿子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汪师母扯他的衣角。过一会儿，汪先生说，《小林》写的什么，要体现什么，都说不清楚，之后就批评：不自信，手太懒。还说，沈先生刚到北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硬是靠一支笔，打下一个天下;老舍先生每天写500字，有得写没得写，500字！你们这么年轻，手这么懒，一年中不写几个字，怎么行！说得汪师母差点扯坏了汪先生的衣角。

从此之后，我不敢给汪先生看稿子了，自己几斤几两，分量还是知道的。每次进门，便首先问一句先生：最近身体好么？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书。师母身体好的时候，会在旁提醒：老汪，刚出的书，给他们拿一本！师母经常笑话他：字、画都舍得送人，就舍不得送人书。想想也是，书除了出版社赠送的部分，其余还要自己花钱去买，而字画，完了可以再画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篇习作还在汪先生的书房里。有一年，因为汪先生的北京书房要整体搬迁到高邮的汪曾祺文学馆里，子女们整理时，竟在一堆资料中翻出这篇我手写的稿子。他们拍了照片传给我看，稿子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如初，而曾经为我看稿子的人已经走了二十多个年头。

记得有一年，我从山东长岛回来，游了海水泳，回北京都好几天了，到他家去。进门我首先一句：近来身体好吧！而他却不动，在那怔怔地看着我，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刮，说：刚游了海水泳吧——他怎么看出来的，真是怪了！汪先生不语，笑眯眯地泡茶去了——他就是这么关心年轻人的。

1996年初，我到报社副刊工作，请汪先生为我们画画，很快他给我们画了一幅墨菊，一大捧菊花，极有生气;我又请他给我们的“文苑风”写刊头，他一口气写了好几个供选用;再请他写稿，他又拿出两篇新作给我（有些磨蹭，有些舍不得，可是他好像又有些回不起面子）。几年前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在选用《不朽》和《名士与狐仙》两篇时，还在文尾注名，原载《中国城乡金融报》某月某日。其实汪先生不仅仅对我，他对所有的人，包括年青人，总是有求必应。

四

1996年底，一次我去汪先生家，为长江文艺出版社跑《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的事，去催汪先生为书写一篇自序。刚进门坐下，见汪先生笑模笑样的，一眼望去便知先生心情不错。先生为我沏上茶，电话铃响了。没说几句，汪先生就沉下脸，显得很生气，他对着电话大声说：我知道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来的！我可以向某某同志家属道歉，他们以为我很有钱，算出来那些精神损失费，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又有谁来赔？”我知道，电话里说的是《沙家浜》的官司。

1997年初，汪先生和丁聪联袂在《南方周末》推出“四时佳兴”专栏，一周一篇，丁聪画，汪先生写。汪先生写得真快，只要有人“逼”，他肚子里的东西，是越“挤”越多的。一次我过去，汪先生说，你把这几篇稿子带给丁聪去画插图。当时丁聪住在西三环的昌运宫，我在公主坟工作，离我的住地很近。汪先生给我手写的丁聪先生的住址和电话的字条，我还夹在一本书里，就那么几个字，也是十分的秀美。

我给汪先生送的手稿是《闻一多先生上课》《面茶》《才子赵树理》《诗人韩复榘》。汪先生的文字是再简约不过了。它们通俗明白，却出神入化，仿佛有风，有雨，有雷电，有气息。就是这么一个“巧思”（张兆和语）的人，却突然说走就走了。汪朗兄那天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对我说，老爷子可惜的是，他的思维还那么活跃，他越写越有神了。可世事就是这么无奈。

打开《汪曾祺全集》最后几年的作品，《小姨娘》《仁慧》《露水》《兽医》《水蛇腰》《熟藕》《窥浴》，虽然短小，然而生气盎然。《窥浴》写得多么大胆，可又多么美;《露水》写出了下层人的艰辛和不幸。汪先生热爱美好的东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东西，他用文学加以弥补。

一种说法很流行，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我专门查了一下《辞海》关于士大夫的定义。词条说：“‘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考工记·序》：‘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享受其职，居其官也。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

显然汪曾祺不完全符合上述条款，说他是读书人，他还真是读了一辈子的书。在生活中，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他自己说过接受儒家思想多一点，但他接受的，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而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式的。他喜欢《论语》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其实更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

五

从汪先生的晚年作品回观他早期的习作，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文汇报》发现的汪曾祺早年作品，从内容上来看，都是写于昆明的。这些佚文都已收进了新版的《汪曾祺全集》里。汪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芋头》中说过：“1946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沒有，真是前途缈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

这样的文字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而我对照汪先生《文汇报》这一组佚文，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汪先生这组文字的气息：空虚、苦闷、贫困、无着落。且看：

抽烟过多，关了门，关了窗。我恨透了这个牌子，一种毫无道理的苦味。

醒来，仍睡，昏昏沉沉的，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无好处。

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气清润，若经微雨，村前槐花盛开，我忽然蹦蹦跳跳起来。一种解放的快乐。风似乎一经接触我身体即融化了。

听司忒老司音乐，并未专心。

我还没有笑，一整天。只是我无病的身体与好空气造出的愉快，这愉快一时虽贴近我，但没有一种明亮的欢情从我身里透出来。

这是《花·果子·旅行——日记抄》里的一节，汪先生在文尾注明：1945年写于昆明黄土坡，1946年抄于白马庙。我们知道，汪先生在昆明呆了七年，除北京和高邮，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逐步成形的青年时期。

1944年到1945年，汪先生在黄土坡的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他的短篇小说《老鲁《落魄》都是写的那个学校的事;他那个有点现代派味道的早期短篇《复仇》也是写于黄土坡。战时昆明，生活极其贫困。青年的汪先生，人生的航向往哪去，他很迷茫。

“笔会”上的这组佚文，特别是写于昆明的那几则，那种人生飘渺的感觉，无不留在了笔端。但通过这些文字，也可以看出汪先生文风的一些脉络：重细节，不臆造情节，意象的营造，但早期的文字明显看出气盛，如周毅所说“有静穆与血性的密集交织”。我看到的则是，峻拔，决绝，用字用词往“险”的方向而去，有“西洋油画的瑰丽和挣扎于对象中的力度”。

先生晚年的文字，却冲淡平和得多，但那份灵动，人情的练达，集一生的观察力及白描功夫，也是青年时所不能及。我手头有一本《人间草木》，是汪先生谈草木虫鱼的散文集辑，其中有一篇《下大雨》：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叶东倒西歪。

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钻进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来的圆洞，很深。大黑蜂是一个“人”过的。

紫薇花湿透了，然而并不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着小脑袋。

蜻蜓倒吊在树叶的背面。

哈，你还在呀！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我养的。我在龟甲边上钻了一个小洞，用麻绳系住它，拴在柜橱脚上。有一天，不见了。它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来它藏在老墙下面一块断砖的洞里。下大雨，它出来了。它昂起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文字是这样的剔透、跳跃、灵动和圆融，有了不起的观察力，颇能代表汪先生晚年文字的精神。

六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一下。1995年的一天，我和朋友龙冬约好去看汪先生，黄昏时我们赶去，汪先生已经出门了。我和龙冬便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馆子边喝啤酒边等。我一人飘在北京，龙冬则刚从西藏回来，工作毫无着落，两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跄着来到福州会馆的汪先生家。汪先生还没回来，我们俩又着了魔似的来到附近的宣武区工人文化馆，在那打台球。汪先生回来了，我和龙冬便钻进汪先生的书房，胡吹乱侃到半夜才走。这一节给汪先生的女儿汪明写进《老头儿汪曾祺》一书。汪明说我们半夜翻墙头出了院子。可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起来，是翻了墙头么？

我之所以扯出这一节，是因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龙冬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该长大了。”龍冬这番孩子气的话，却让我一时语塞。

汪先生自己倒是谦逊的。他多次说，我的作品数量很少，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他说：过了六十岁，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我的一切，都是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但同时汪先生又是清醒的、自信的，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准确的。他说，“我是一中国式的抒情诗人”。他多次对我们说过，我的作品少，写得又短。短，其实是对读者的尊重。短，才有风格。短，也是为了自己。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了汪先生的预言。新一代人不断成长，二三十年已经过去，那些当时风流一时的作品，早已不见踪影，而汪先生的文字，却在润养着一代一代读书人。

是啊，这二十多年来，我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汪先生。不管是他何种版本的书，只是刚出版的，我见到就买。过去的山东画报社出的《说戏》《五味》《草木春秋》，编得真是好。由范用先生修订的《晚翠文谈新编》也好，可现在先生的书太多了，我已经无法集全，更何况，有许多版本更加适合新一代的青年读者，因为时代在变，阅读方式在变。而一个好的作家，他本质的东西没有变，那才是一个作家的灵魂，一个作家的根本。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通人性的，时代在变，人性永不变。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五月的鲜花正在窗外热闹绽放。可是匆忙行走的人们啊，你们可知道，一位我们喜爱的作家，他也是在23年前的这样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邃然离开了我们。23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他的不朽，他毫无疑问已载入了文学史。虽然他自认为和“伟大”无缘，但他终将和那些伟大的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并列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