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探访独乐寺

张亚萌

【解开“营造法式”之谜】

“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这是1932年4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到达天津蓟县（今蓟州区）独乐寺，住在寺院对面小店，晚间给夫人林徽因打电话，诉说的城里人第一次下乡的冒险经历。

独乐寺所在的蓟县离北平不远，秦汉时属渔阳郡，唐开元十八年（730年）设置蓟州，独乐寺即在县城西门内武定街。它地处渔阳，寺名亦被牵强附会——因白居易名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独乐寺之名也被“安插”给实在范阳（今涿州）而非渔阳起兵的安禄山。至于寺名的起源，一说因寺内观音塑像内部支架是一棵参天杜梨树，杜梨谐音“独乐”;一说佛家独以普度众生为乐，故名。其实真相很有可能是流经蓟县的独乐河，此河早已被记载于北魏《水经注》，因河得名。

独乐寺与安禄山无关，但似乎又与他的时代密切相关。

1931年5月29日，日本学者关野贞驱车前往清东陵考察，途径蓟县，无意间发现路边有一座古建筑，遂停车从旁门进入。虽有砖墙阻隔，但仍能看到四坡屋顶，匆匆一瞥，即认定这是辽代建筑。关野贞从独乐寺返回北平，到宝珠子胡同7号造访中国营造学社，向社长朱启钤、文献部主任阚铎等人讲述了发现独乐寺的始末。此时的朱启钤，为了不让1930年2月在北平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变成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推动《营造法式》的研究走出僵局，迫切需要找到一位有国学造诣的现代建筑师来主导工作。他找到的人就是梁思成。早在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梁思成、林徽因收到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题字：“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这部《营造法式》，是1919年朱启钤赴上海以北方总代表身份出席南北会议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手抄本，后委托藏书家陶湘搜集各家传本校对付梓，于1925年刊行了“陶本”。正是这部书，成为奠定中国营造学社的“基石”。

“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学者如伊东、关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梁思成与日本颇有渊源，当时日本建筑界称唐代建筑在日本得到继承，中国既无唐构也无能力测量古代建筑，而关野贞造访学社两个月后，在东北大学任教两年的梁思成即来到北平，担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而此时，梁思成生活过11年的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时局风声鹤唳，山雨欲来。

梁思成曾对身边的人说，《营造法式》这本书“涉及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对于27种大小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然而对于确定每一种结构方法和位置则很少提到。如果没有工匠来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这本书是很难读懂的”。当他主持学社工作后，意识到用考证之法研究已然语焉不详的中国建筑史是不可能的，必须用科学的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才能解开《营造法式》之谜，建立建筑图像的“基本序列”。

也是在这时，梁思成在宾大的师兄兼好友杨廷宝偶然路过用作为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看到在一楼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独特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此乃“蓟县独乐寺”。回去后，杨廷宝向梁思成提到这张照片，梁思成十分兴奋，即跑去鼓楼观看。照片中巨大的斗拱引起了他的兴趣，“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

【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

此时局势依然风雨飘摇。1932年3月1日，十九路军被迫全部撤出上海市区驻防，此前闸北突起兵火，“陶本”《营造法式》原版毁于一旦。同日，长春更名为“新京”，数天后溥仪“登基”，四海哗然。4月间，日军更大举进攻长城各关口，蓟县即将被日军占领。在营造学社社员、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眼中，“生来就是一个行动派”“实事求是”的梁思成，此前并无田野调查经验。在打听到每天早上6点有一班长途汽车发往蓟县、交通尚属便利后，他从清华大学借了仪器，找了社员邵力工和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等人一同前往。

这次考察，是梁思成“第一次离开重要交通干线的旅行”。60年后，梁思达还记得行程中的细节：从北京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大家还得下来推车。

那辆若是“放在美国”大概早被当成废铁卖掉的老破车，到了沙上车轮飞转，却一步也不能动弹。于是一众乘客只好帮着推车，一直把这个老古董推过整个沙滩。还有其他麻烦的路段，梁思成等人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车好几次。如此千辛万苦，80公里的行程，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却觉得很兴奋、很有趣。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节了。就这样一批‘土地爷下车了，还得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浮土，才能进屋。这家地处独乐寺对门的小店，就成了我们的‘驻地”。

既然“没有土匪”，就可实地研究，登檐攀顶、逐部测量、速写摄影，以记录各部特征。站在独乐寺高6米、正面檐廊高悬的“独乐寺”巨匾（据传出自严嵩手笔）下，梁思成扑面而来的感受，即是与他日思夜念的唐代建筑的“极相类似”。而日后他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追忆与咏叹了这辽代构造之上的唐代之风——山门为庑殿顶，坡度平缓，气势雄伟，檐脚高挑流畅的线条如同鸟翼飞翔，正脊两端的鸱吻张口吞背，与明清寺院建筑的大吻龙尾向外翻转大异其趣。山门南边两侧梢间立有4.5米高的“哼哈二将”，北部两梢间墙上则绘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补绘的四大天王壁畫。

山门北即是观音阁。阁前柏树虬枝曲张，游人稀少之时，徘徊在柏树前，仿佛能回到独乐寺漫长历史中的某个时刻——乾隆十八年（1753年）后，寺院被辟为皇家禁地，直至1917年，独乐寺的西院被改为师范学校。1925年陕军来到蓟县，驻于独乐寺，为寺内驻军之始;1928年为北洋政府蓟县保安队驻地，随后孙殿英的部队又在此驻扎了一年时间，这一年对独乐寺的破坏最甚。1931年，全寺被划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学校对独乐寺的建筑非常珍惜，观音阁与山门被完整保存下来，独乐寺渐渐恢复了一些面貌。

通高23米的观音阁屹立在石砌台基上，其上下檐各有一匾，上匾为传李白所书“观音之阁”，梁思成认为颇有唐人笔法，亦有学者认为此乃明代李东阳所书;下匾为咸丰帝所书“具足圆成”。两檐与匾“迷惑”了许多游人——进阁后才会发现实有三层。梁枋绕塑像而设，中间形成天井，在阁内黯淡的光线中，通高15.4米的菩萨面容沉静，衣带飘洒，为辽代雕塑珍品。如今游人走上三层平台，还能近距离看到它丰润的面容，阳光直射平台南侧洞开之门，楼下的人向上仰望，常可以欣赏到观音身披的一缕金光。

观音阁“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梁思成把他主导营造学社第一次考察的成果，写成4000余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成为中国建筑史上学术著作之发轫。

梁思成在《山门考》中的最大“发明”，乃将斗拱与柱式相提并论：“斗拱者，中国建筑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与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柱式）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那些斗拱与梁枋、28根立柱共同形成的“筒式结构”，不仅让独乐寺足以抵御唐山大地震在内的近40次地震袭击，更栖息着中国古代建筑的魂灵。

梁思成还发现了观音阁底层有内墙。他认为，这里面有明代重绘的壁画，后被人用灰盖住了，乾隆“梵宇久凋零，落色源流画”的诗句，可为佐证。1976年，考古工作者正是根据梁思成的观点，在观音阁内发现包括十六罗汉和二明王在内的巨幅壁画——专家考证，这些壁画始绘于元代，明代重描。壁画以佛教中十六罗汉和两个明王为主题，间以佛教有关的神化故事和世俗题材，构成一组组各有独立内容又彼此相连的巨幅画卷。在传说的佛教故事中，糅杂了大量现实生活的素材，如“郭巨埋儿”农夫渔妇”等，喝圣水、献经卷等画面，都是现实生活的剪影。

【重返独乐寺】

对于此次“没有土匪”的考察，梁思成说：“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将会习惯于这种旅行而毫不以为奇。”当他望向观音塑像，他可能知道的是，叩开唐构之门，已经指日可待——1937年7月6日，由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营造学社山西考察小组，确证了五台山佛光寺的始建年代，证明了唐代木结构建筑还留存于中国大地之上。由独乐寺肇始，梁思成一生考察和测绘古建筑无数，以现代建筑科学的方式解读中国古建，一如费慰梅所言，找寻和发现了中国建筑的“语法”。

抗战结束后，清华大学找到梁思成，希望他可以主持清华营建系。1947年，颠沛流离十年的学社以清华名义返回北平，人员几乎全部归入清华，同时宣告存在了15年的中国营造学社——这个民国时期唯一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最终解散。

1964年4月，时隔多年之后，梁思成和第二任妻子林洙重返独乐寺，联系重新测绘独乐寺的事宜。梁思成说，这座辽代楼阁式的古建筑独具特色，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实为无上国宝。在观音阁的月台上，梁思成指着咸丰皇帝所题“具足圆成”的匾额说，“具足”是佛家语，“圆成”不是佛家语，应为“圆通”，是咸丰弄错了。他又指着观音阁四角的8根支柱说：“这是乾隆十八年加上去的，意为防止檐角下沉，结果使四角失去平衡，破坏了力学原理，影响了美观和壮观。”随后，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再一次测绘独乐寺。梁思成亲自审看测绘的每一件图纸和照片，感慨“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并表示一定要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重修獨乐寺观音阁。

1966年，又是一个春天，梁思成感到重修独乐寺希望渺茫，但对观音阁仍牵挂在心。他和莫松江教授一起第三次赴蓟，研讨观音阁的保护问题。梁思成建议要尽快在阁之大脊安装避雷针，以防雷电击燃，毁于一旦;要安装好门窗;观音塑像的头顶常落鸽子，要设法罩上铁丝网保护好。

由20世纪30年代独乐寺的考察开始，以梁思成、刘敦桢等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十余个研究人员，在1931年至1944年间完成了大量工作，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回顾社员的工作，大部分属于整理资料，而对于理论阐述、审美意识探讨和建筑力学的考察，尽管努力，却收效甚微——在战争的动乱年代，依靠国家拨款和社会善款得以维持而又无政策保护的学术组织，总是首当其冲遭受破坏。

1932年，梁思成依据乾隆《过独乐寺戏题》中“梵宇久凋零，色落源其画”一句，推断独乐寺的观音阁内或有壁画。1972年，全长45米余、高3.15米的元代壁画在修缮时被发现，只是他不会知道了——当年1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去世。如今再访独乐寺之人，每每在微风吹过时，会听到观音阁檐下的风铃响动，绕梁不息。只留独乐寺，千年独乐于此，不知它记不记得，那个曾住在它对面小店里的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