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代表的成本
——基于资源视角对信息游说的分析 *

琳达·弗勒特

内容提要 ｜ 虽然专家信息和公众倾向性信息被视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的关键资源，但人们对获取此类信息所需的资源知之甚少。现有的学术研究认为，经济资源提高了团体的信息提供能力，但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因为这意味着资源贫乏群体在游说政策制定者时处于不利地位。本文从资源角度来讨论信息游说问题，认为不同类型的信息需要不同的资源，虽然经济资源确实与更多的专家信息有关，但政治能力使团体既能提供专家信息，又能提供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这表明，各团体可以依靠经济资源以外的其他资源提供信息。

一、导 言

提供信息是游说的一个关键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专家信息，即可以预测政策提案有效性的专业信息，以及预测选举结果的公众倾向性信息。因此，信息通常被视为“游说中的货币”，也被视为利益集团为产生影响而向决策者提供的资源。决策者需要利益集团提供信息，这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并使信息提供成为利益集团潜在的影响力来源。然而，信息收集和传达的成本十分高昂，且本身也需要资源。人们对信息成本知之甚少，这就是本文评估信息提供成本的初衷。政策支持者就具体政策建议进行游说，但立法游说所需的信息不一定是现成的信息。例如，某个组织可能对汽车的燃料排放有全面的了解，但缺乏有关汽车尾气对人类影响的信息，获取这些信息需要人力、财力或研究能力等资源。

有学者认为，经济资源与其提供的信息量之间存在关系，信息提供是团体内部能力起作用的表现。这表明，拥有更多资源的支持者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从而提高游说成功的机会。然而，不同的支持者所提供信息的深度不同，可能导致偏见的产生，并助长政治上的不平等。从规范性视角来看，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游说有利于能够支付信息收集费用的支持者。此外，由于向决策者传递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利益集团往往被描绘成公众的传送带。如果更多的资源有利于倾向性信息的传输，那么就会对信息的代表性构成威胁，因为信息传输是偏向那些握有丰富资源的人。因此，收集信息的成本可能会带来偏见，并且偏袒拥有更多资源的团体，这些团体不仅在资源数量上占主导地位，而且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论证。因此，了解信息成本有助于我们理解隐藏利益代表的偏见。

本文对这一主题的贡献，在于从资源的角度对信息游说进行分析。虽然先前的研究认为，更多的物质资源意味着提供更多的信息，但利益集团也可能有其他重要的能力。除了被定义为金融手段的经济资源外，利益集团还具有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指的是代表公众或某个选区的能力，在公民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能力，也是动员公众并获得支持的能力。本文认为，要获得专家提供的信息确实需要经济资源的支持，但获取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首先靠的是政治能力，而不是经济资源。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自GovLis 项目收集的新数据，数据包括5 个西欧国家（丹麦、瑞典、德国、英国和荷兰）的利益集团对50 个具体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活动。这些数据从对媒体报道进行的详细编码、专家访谈、案头研究和调查得来。这样的研究设计让我们能够分析政策支持者针对具体政策问题提供的信息，且涵盖了不同的利益代表机制。

研究发现，不同资源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提供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虽然经济资源有助于提供专家信息，但政治能力也与提供更多专家信息有关。这可能意味着，即使团体没有很多经济资源，它们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能力获取专家信息。政治能力也有助于获得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而经济资源在这方面的证据则较少。因此，利用其政治能力的支持者也更有可能提供这两类信息。本文通过评估信息提供的驱动因素，特别是收集信息所需的资源类型，补充信息游说方面的文献。通过揭示所拥有的资源和所能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信息是昂贵的，可以策略性地使用，但消耗的成本和资源可能因信息类型而异。此外，本文还表明，如果集团不将经济资源用于游说活动，它们有可能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战略利用，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信息成本

如前所述，政策制定者需要政治信息和专家信息，对于这两类信息，利益集团都能提供。本文将专家信息定义为有关技术细节、政策有效性以及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政治信息通常用于向决策者施压，本文将其定义为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指的是与公众偏好、选举后果或道德有关等的信息。重要的是，所谓的公众倾向性信息不仅仅指一般公众舆论，也指某一特定选区的信息。信息通常被视为一种资源。然而，信息本身也需要资源，提供不同类型信息的能力因支持者而异。此外，许多学术研究根据团体类型对获得的信息类型和数量进行分类，而事实上，不同类型团体在信息提供方面没有差异。其他研究则将利益集团的信息提供视为其组织实力在起作用。事实上，有些研究已经表明，经济资源会影响组织提供的信息量，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取决于集团能够获取和传递决策者所要求的何种信息。由于各团体提供信息的程度不同，资源较少的团体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然而，虽然经济资源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支持者有可能利用其政治能力收集和提供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

（一）利益集团拥有哪些资源？

利益集团拥有各种资源，如财力、合法性、代表性、知识和动员公众的能力。这些资源可以分为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一方面，所有组织都有财力，可用于游说活动，属于经济资源范畴。财力包括利益集团用于游说的物质资源，如游说人员所需的费用，或进行研究所需的费用。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拥有其他资源。相关文献对这些资源有多种阐述，本文将其定义为政治能力。本文将政治能力分为代表能力和动员能力。代表能力是指团体为其选民或广大公众代言的能力，以及与成员或普通公民进行密切互动的能力。代表能力还指该组织所代表的人数和了解公众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的能力，以及团体作为中介组织将社会利益整合起来，传递给决策者的运作能力。动员能力是指某个团体获得和维持政治支持的能力，包括团体能够动员的公众支持的多寡。动员能力需要沟通技巧、成员和支持者，但不一定需要经济资源。本文下一节将阐述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提供信息的基本机制，虽然经济资源可能有助于提供专家信息，但在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方面，政治能力比经济资源更为重要。

（二）信息游说的资源观

经济资源能让团体或组织雇佣具有必要专业知识的员工，或购买有关具体问题的知识服务。即使一些组织拥有研究部门，本身具备宽泛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它们也需要拓宽自己的知识组合，投资于研究，以获得有关问题的具体信息。例如，政府可能希望讨论一项新的政策提案，禁止柴油车进入高污染地区，以控制空气质量。一家汽车制造商对其汽车的燃料排放有所了解，但并不掌握汽车尾气对人类影响的证据。该公司拥有经济实力，可以花钱请多家外部机构进行空气污染的研究，并在研究后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决策者。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实力能够让组织或团体拓宽解决相关问题的渠道，获取更多具体的信息。毫无疑问，这类专业信息难以获取，而且获取成本高昂。经济实力不足的资源贫乏群体，很难获取这样的信息，最后也很难用可信的方式传播出去。

然而，政治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量预算，而且还可以用来补偿所缺乏的经济资源。为了理解政治能力如何能够获取相关信息，不妨将利益集团视为传送带。利益集团通常被描述为公民和决策层之间的中间人，在其中组织、聚合和传递公众倾向。然而，能提供与政策相关的信息并作为一个传送带高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具有一定的组织特点。不同团体在这方面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团体发挥传送带的能力，除其他因素外，还取决于它们如何组织信息流，即它们如何与成员及支持者互动，以及如何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决策层。因此，作为传送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够准确地代表组织成员的利益。团体必须对其成员和支持者有所回应，这样才能避免成员离开组织或撤回支持的风险。成员的离开或支持的撤回最终会影响团体的生存。因此，团体必须知道它们的选民想要什么，以及如何从一项政策中获益。成员、支持者、客户和团队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组织获取信息的能力，因为领导者通过与成员和支持者的互动来了解他们的倾向性。成员人数因此成为有助于聚合信息的资源。这样的互动不需要很高的预算，只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时事通讯、举办活动和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这些互动不仅能够带来部分公众想要的信息，而且还能提高向决策者提供此类信息的几率，因为成员和支持者希望他们的团体利用现有信息，向关心选举后果的决策者施压。

作为传送带高效运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能够将政策转向自己想要的方向。虽然信息传递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准入要求，但各团体也可以依赖其动员能力，将公众的偏好传递给决策层。依靠成员和支持者的团体大多利用它们的动员能力，展示它们所做的努力，以满足它们的成员。这种动员能力需要的经济资源较少，更多的是需要沟通技巧、成员和支持者。要动员大批群众，需要各团体有忠诚的成员和支持者基础，能进行互动并了解他们的倾向性。团体不可能在不知道其成员是何反应的情况下，发起一场运动。动员能力能让团体领导了解他们的偏好，并评估基层运动的效果和成败。动员的能力也不同于实际的外部游说，因为前者意味着了解自己是否有能力进行动员，进而向决策者施压。总之，在提供任一类的信息时，每种类型的资源都有其优势，这就产生了两个假设：

假设1：经济资源对提供专家信息的影响大于政治能力（经济资源假设）。

假设2：政治能力对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影响大于经济资源（政治能力假设）。

另一种相互冲突的假设可能认为，支持者不能利用其政治能力，因为经济资源是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关键。然而，要判断一种资源能否弥补另一种资源的不足，需要把各团体是否具有提供这两种信息的能力考虑进去。由于决策者通常需要专家信息和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利益集团应尽量提供二者兼有的信息才能满足要求，以此来提高它们游说成功的几率。毫无疑问，团体能提供的某一类信息可能多于另一类，但能够提供的信息通常二者兼有。然而，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团体也可能获得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这使同时提供这两类信息成为可能。经济资源可以用于调查公众对某一问题的立场，也可以用于支付昂贵的媒体宣传费用，影响公众舆论。尤其是那些没有广泛吸引力、传达出争议信息的团体，“要避免免费但有损形象的媒体报道”，把钱用于它们能够把控的宣传攻势。同样，由于资源丰富的团体可以扩大并调整它们的投资组合，更多的预算也可以帮助团体获得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这就产生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3：较多的经济资源能增加团体提供专家信息和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可能性（持久性假设）。

三、研究设计

该模型将使用在较大的GovLis 项目中收集的数据进行验证。该数据集汇集了5 个西欧国家关于50 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民意和利益集团活动的信息，它们决定哪些民意可以送达政策制定者。数据集纳入了不同的国家，就是考虑到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的程度各不相同：英国是一个利益集团体系多元化的国家，而荷兰、德国、瑞典和丹麦则有温和的或较强程度的社团主义。

虽然许多关于信息游说的研究都调查了利益集团在游说活动中提供信息的一般情况，但本研究采用的设计则考虑到政策倡导者提供的信息，通常是关于提案的具体方面，而不是总体的政策制定。虽然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动员起来，推动总体政策朝着更右翼或左翼的方向发展，但大多数游说活动都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建议。数据中的50 个具体政策问题，都是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中出现的问题中随机抽取的分层样本。每一个政策问题都构成了一个具体的政策建议，建议意味着要对现状进行改变。样本中的50 个问题在显著性、公众支持和政策类型方面也有所不同，因为这些方面可能会影响到游说活动。抽样关注的问题包括在餐馆禁烟，或者削减社会福利。尽管民意调查多是针对相对突出的政策问题，但这样的小问题也应予以考虑。因此，根据民意调查者认为值得深究的问题而得出的样本，并不构成政策问题的完全随机样本。然而，如果公民期望利益集团传递他们的倾向性能产生实际意义，公民至少应该了解集团方面的看法。此外，分层样本确保了媒体显著性呈现的变化，媒体显著性一直被增加为控制变量。

（一）因变量

本文区分了专家信息和公众倾向性信息，这产生了两个因变量。我们是根据问询支持者使用特定陈述的频率（1 ～5 级），对信息提供进行衡量。专家信息包括事实论述和科学证据、拟议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对国家的经济影响以及与现行立法的兼容性。回答可以从1 到5，1 表示“从不”，5 表示“非常频繁”。将不同参数的值相加并除以项数，这样最终的因变量是一个从1 到5 的序数。这个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是0.74。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包括有关公众支持的论点、公平和道德原则。加上了公平和道德因素，是为了确保不仅考虑有关公众舆论，而且还考虑政策将如何影响团体和社会某些阶层。再次，将这些项相加并除以2，得出最终变量的范围是1 ～5。这个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77。此外，本文还验证支持者是否提供了兼而有之的两类信息，从而提供了第三个因变量。信息组合变量是一个二进制的变量，依赖于其他两个因变量。如果支持者几乎不提供任何信息，或者如果支持者只提供某一类的大量信息，也就是说，当支持者在两种类型的信息或任何一类的信息上得分低于3 时，变量将取0。如果支持者在公共倾向性信息和专家信息上的得分都高于3，则该变量指定为1。

（二）自变量

主要的自变量是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经济资源变量遵循物质资源的逻辑。然而，经济资源这个自变量不是了解组织的一般预算或工作人员数量这样的信息，而是去了解支持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把经济资源用于某个问题的游说。这样的问询能衡量针对游说政策所用的资源，而不是组织总体上的财力或人力。这是一个从1到5 的序数变量，5 表示非常同意。调查里的4个不同问题项可衡量政治实力这个变量，其中包括代表性和动员能力。这两个问题项关注的是：与成员或利益相关者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的互动对支持者有多重要，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公众的重要性有多大。这样的操作，与认为政治能力是利益集团能够提供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的研究一脉相承。可以说，这个问题更侧重于重要性，而不是团体的实际能力。因此，这样的做法意味着，支持者如果认为某一策略在具体问题上很重要，那么他们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虽然这样的调查不甚理想，但它让我们在实证研究上讨论政治能力。另外的问题项是，支持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和媒体的关注。这样的操作，与认为政治能力是动员公民和志愿者能力的研究一脉相承。动员能力很容易获得关注，进而吸引更多的媒体注意和更多的新闻报道。所有问题的得分范围都是从1到5，其中5 表示非常同意或非常重要。所有问题的得分相加，除以4，最终的变量范围是从1到5。此处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62。为了确保政治能力与信息提供之间的关系不会变成团体的外部活动和信息提供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做的分析将对此加以控制。

（三）控制变量

我们所做的分析对提供信息的支持者类型进行了控制，因为支持者类型可能会影响支持者拥有的资源以及提供的信息类型。第一类是“利益集团类型”。这个变量遵循INTERARENA项目的分类，但增加了“公司”和“专家”两项，因为这些支持者同样有可能向决策者提供信息。“公民团体”包括公共利益集团以及爱好和身份团体（identity group），这些代表集体利益的团体依靠成员组织运动，通常经济资源有限。第二类是工会和专业团体。它们是会员制组织，可以与会员进行大量互动，有可以依赖的实际专业知识，同时因为收取会员费，它们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资源。第三类是公司和商业协会。这些团体不依赖个人会员，不参加外部活动，常常拥有经济资源和市场影响力。最后一类是专家、智囊团和机构协会。通常认为，它们拥有的物质资源比商业团体少，比公民团体多，因为它们的强项在于内部能够提供专门知识以及自己能够进行研究。

我们所做的分析还包括“媒体显著性”这个控制变量，因为政策倡导者可能就高度关注的问题提供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而专家信息主要关注不太突出的问题。我们根据用于编码的两份报纸中每天关于某个问题的陈述的平均次数，来衡量显著性。此外，还包括“政策类型”，这个变量是关于分配、再分配或监管问题的。尽管专家信息可能更多地涉及监管问题，但公众倾向性信息可能涉及导致更多冲突的再分配问题。分析中也包含了“外部活动”这个控制变量，以排除政治能力和信息提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外部活动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这个变量根据两个针对政策倡导者的调查问题项而得来。每一项的回答都是五分制，各项相加之后除以项目数。这个变量也可以解释为对动员能力的衡量。然而，它衡量的是实际进行的活动，而“动员能力”变量衡量的是支持者可以依赖的资源。

另一个控制变量是组织内的显著性，即与其他问题相比，支持者认为某个具体问题有多重要。支持者对某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影响所提供信息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为提供信息而投入的资源规模。如果某个问题不是组织的优先事项，那么组织所提供的信息量可能会大大低于在议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同样，可以假设问题在组织内的显著性会影响用于收集信息的资源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议题的重要性比起其他相关性较差的议题的重要性高得多，那么组织愿意调用更多的资源。这个变量的分值从1 到5 不等，其中5 表示，相较于组织正在处理的一般问题，这个问题要重要得多。最后，由于一些学者认为支持者的游说方式会因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也将“立场”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考虑在内。因此，有研究认为，那些想要挑战现状的人需要加大投入，以说服决策者承担不可预见的后果带来的风险，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所提供信息的数量和类型。我们在识别支持者的同时，也对“立场”进行了编码，我们根据媒体声明、官方文件和专家意见进行手动编码。如果支持者的立场缺失或编码为中立，则根据调查中的“自我报告立场”添加。

四、分 析

在开始回归分析之前，以下部分将简要探讨主要变量的分布。总体而言，支持者往往提供更多的专家信息（平均值3.5），而不是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平均值3.1）。此外，大多数支持者提供的信息二者兼而有之（60%）。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与这两类信息都呈正相关。这表明，每种资源都可以弥补另一种资源的潜在不足，因为每种资源对任何一种类型的信息都有积极的影响。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这些假设。所有的分析都是以多层次模型的形式进行的，对政策问题进行随机截距，解释各国不同问题的异质性和特定的效果，以控制一些未观察到的差异。由于检验假设1 和假设2 的因变量是有序的，因此采用多层次有序logistic 回归模型，如表1 所示。

假设1 预测，更多的经济资源意味着提供更高水平的专家信息。模型1 确实表明经济资源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P<0.001）。模型2 添加了支持者级别和问题级别的控制变量，虽然影响规模减小，显著性从P<0.001 下降到P<0.05，但主要影响仍然存在。与假设1 的发现一样，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资源与专家信息的提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模型2 显示，团体的政治能力也很重要（P<0.001）。这一系数表明，政治能力对提供专家信息的影响甚至比经济资源的影响更大。虽然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都显示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显著增长，但政治能力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增长却更为显著。这表明，没有经济资源的团体可以依靠其政治能力来收集和提供专家信息。

表1. 多层次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3 和模型4 检验假设2，以验证支持者的政治能力是否与提供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有关，即团体是否能通过与成员和选民的互动来获知他们的倾向性。模型3 表明，政治能力（P<0.001）和经济资源（P<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模型4 中加入支持者和问题级别控制后，经济资源的影响降低，显著性下降到P<0.1，而政治能力的影响仍然显著（P<0.001）。也就是说，经济资源从低水平增加到高水平是微不足道的，而较高水平的政治能力与提供更多公众倾向性的信息是相关的。因此，根据假设2 的分析，支持者的政治能力与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于增加的控制变量，模型2 表明，不同类型的支持者在专家信息提供的数量方面与公民团体没有区别。与公民团体相比，只有专家才更有可能提供专家信息（P<0.01），这并不奇怪。根据模型4，商业团体提供的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明显少于公民团体（P<0.01）。因此，那些通常与成员和公众（即公民团体）有更多互动的人，更有可能提供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这表明，无论组织类型如何，一个集团拥有什么样的资源更为重要。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信息，外部活动的影响是积极的，并且非常显著（P<0.001）。虽然纳入这一变量并没有消除政治能力的影响，但它是一个重要的独立因素。外部活动与政治能力之间的相关性相当高（0.63）；然而，VIF 检验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会给模型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尽管如此，所进行的分析已经将“外部活动”这个变量排除在外。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对专家信息的影响保持不变。然而，经济资源对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影响在P<0.05 时变得很显著（而不是P<0.1），而政治能力的影响保持不变。这可能表明，经济资源对于外部活动相当重要，但对于获取更多政治信息则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支持者认为某个问题越是相关，提供的专家信息就越多（P<0.01）。令人惊讶的是，公众倾向性信息更多的是关于监管问题，而不是关于分配问题（P<0.05）。然而，这也可能是进入样本的问题类型造成的，所以需要谨慎解读这一发现。在荷兰、德国和英国的发现也是一样：与德国相比，荷兰的公众倾向性信息更多（P<0.05），英国的专家信息更多（P<0.05）。

这些分析只检验两种资源对专家信息和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影响，而某种资源对于某类信息是否比另一类信息更为重要，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推断。也就是说，分析并没有检验经济资源对专家信息的重要性是否大于对公众倾向性信息的重要性，也没有检验政治能力对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影响是否大于对专家信息的影响。此外，经济资源对专家信息更为重要，但差异不显著。虽然这项额外的分析比较了某种资源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但主要的假设是比较两种资源对任何一种信息的影响。

表2 给出了检验假设3 的模型，假设3 认为经济资源可能会影响两类信息的提供。由于假设3 的因变量是二元的，因此采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5 显示了提供两种信息组合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与之前的结果一致，政治能力对提供二者兼而有之的信息组合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P<0.001），在增加支持者和问题级别的控制变量后，这种影响没有改变。因此，与假设3的预测相反，经济资源没有影响这两类信息的提供。相反，更多的政治能力让提供信息组合成为可能。在被观察的经济资源区间，提供两类信息组合的预测概率从58%提高到63%；在被观察的政治能力区间，提供两类信息组合的预测概率从26%提高到82%。

这些模型的控制变量显示，公民团体比商业团体更可能提供兼而有之的信息组合（P<0.05）。再者，组织内的显著性和外部活动对信息组合的提供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P<0.05 和P<0.001）。

本文对这些假设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总结表明，虽然经济资源对提供信息很重要，但这取决于信息的类型。而且，其他资源也很重要。它证实了有关学者关于战略的观点：并非所有利益集团的活动都需要高额预算，与成员和支持者的互动也会带来信息和知识。这也表明，着眼于团体内部结构的研究有其存在价值。想要把成员和选民的倾向性传达给决策者的团体，必须关注成员的偏好。然而，这需要组织具有一些有利于与成员偏好保持协调一致的特征，如协商、内部调查、全体讨论、会议和工作组等。这些形式的互动可以让团队领导了解成员的倾向性。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成员大多有实践经验，这些互动也使团体能够更多地了解政策提案的操作层面。

表2. 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

因此，在提供专家信息时，政治能力可能有助于补偿潜在缺乏的经济资源。资源对提供这两类信息影响的结果表明，拥有经济资源的支持者不一定非常执著，反而是通过政治能力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更可能有助于团体提供信息。此外，不同支持者类型之间的少数差异表明，该机制是通过团体拥有的资源起作用的，与团体的类型无关。这也意味着，团体类型不一定能作为分析一个团体所拥有信息类型的指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证研究没有发现不同团体类型在提供专家信息方面的差异。

我们也用不同的模型对影响进行了验证。首先，序数模型以多层次OLS 回归模型运行。两种资源对专家信息提供的影响是相同的。虽然政治能力对公众倾向性信息的影响也保持不变，但经济资源影响的重要性未能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些结果，可以知道团体人员对提供专家信息的影响十分显著，但对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或两类信息组合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尽管缺少数据，但政治能力对提供政治信息和专家信息的影响是相似的。最后，两个序数因变量被重新编码为二进制变量。3.5 以上的值被编码为1，表示经常提供这类信息；3.5 以下的值被编码为0，表示很少提供这类信息。结果再次表明，经济资源和政治能力对提供专家信息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但在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的模型检验中，政治能力而非经济资源对其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总而言之，不同的分析显示，政治能力对提供公众倾向性的信息具有强大而积极的影响，因而产生了强有力的结果。此外，有证据表明，经济资源能提高所提供的专家信息的水平。还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政治能力与提供的专家信息有关。这可能意味着，即使政策倡导者只有很少的经济资源，他们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能力提供专家信息。再者，政治能力与提供公众倾向性的信息以及二者兼而有之的信息组合有关，这驳斥了经济资源是信息游说的关键所在的观点。

五、结 论

本文首先探讨了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信息所需的资源，因为信息不仅是游说决策者需要的资源，而且信息本身也需要资源。虽然许多学术文献都强调了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和财力雄厚的团体的影响力，但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信息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资源。本文提出的预测认为，政治能力对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的重要性大于经济资源，而经济资源对专家信息的相关性比政治能力更大。此外，资金雄厚的支持者可以利用其经济资源来获取有关公众倾向性的信息。

结果表明，经济资源与提供专家信息之间、政治能力与提供公众倾向性信息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系。有趣的是，各团体现有的政治能力似乎也能够让它们提供专家信息。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没有高水平的经济资源，团体也可以利用政治能力获取专家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具有政治能力的团体能提供两类信息。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最终可能进行更有效的游说，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团体在与成员和支持者互动时不仅了解到其偏好，而且还收集了与政策相关的专家信息。因此，与公民的密切互动以及对公众偏好的了解是利益集团的宝贵资源，可以用来向决策者提供信息。这样的互动，不一定需要有预算来招聘专业人士或进行研究，且相对容易获得。

因此，本研究表明，信息提供是成本高昂的，但支出各不相同，而且不一定是经济成本。这意味着信息游说不一定有利于财力雄厚的团体。利益集团通过向决策者传递信息而充当传送带，它作为传送带的能力独立于其拥有的财力。

可以说，根据对5 个西欧国家关于50 个政策问题的抽样调查，所能概括和归纳的信息是相对有限的。然而，这些问题主题广泛，很具代表性，并且在媒体显著性、公众支持和政策类型方面表现各有不同，据此更有可能对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概括。不过，样本中的问题是从民意测验中抽样的，因而这些问题可能比一般的问题更为突出。这可能意味着，获得信息，特别是获得关于公众倾向性的信息，可能比获取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更容易，因此成本也更低。此外，尽管本文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这些结论可以概括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本文概述的理论机制也应适用于欧洲其他民主国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贡献之处，在于着眼于年轻民主国家的信息游说，这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可能较少参与决策。最后，本研究仅对信息的供给侧有所启示。鉴于政策制定者需要两类信息，而且如果利益集团提供的信息是二者兼而有之，它们应该能更有效地进行游说。因而调查结果表明，能够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的不仅仅是那些拥有很多预算的人。我们也从文献中了解到，利益集团主要提供专家信息。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信息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力雄厚的群体也同样不惜成本。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去检验决策者到底想要哪种类型的信息，并最终考虑哪类信息是最重要的，即哪种类型的信息最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