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进展 *

卢晓菲

内容提要 ｜ 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这体现出贸易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便成为近年来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市场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降低企业进入的截断成本条件，进而抬高生产率门槛，减少企业进入，最终通过扩展边际抑制出口规模扩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呈现出从具体贸易政策研究，逐渐转向贸易政策潜在波动性研究的新趋势。本文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起源、测度方法以及主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未来的三个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贸易政策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具体贸易政策效果研究，逐渐转移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经济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指的是无法被预测的未来经济波动。在当前的贸易领域研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指的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当前无法预测的贸易政策的潜在波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简称TPU）这一概念由凯尔·汉德利（Kyle Handley）于2014 年明确提出。根据截至2020 年3 月的国外研究论文摘要，笔者制作了词云图（图1），该图显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前沿动向。基于这些已有研究，本文首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起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梳理；其次，对目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主流测度方法进行述评；最后，结合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大多数基于贸易协定签订这一特征，按照WTO 背景、其他贸易协定背景和无贸易协定背景三种情况，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了评析。

图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国外文献摘要词云图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其他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还包括产业政策不确定性、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等。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思路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重要基础。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阿维纳什·荻西特（Avinash Dixit）奠定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伯南克构建了投资不可逆性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理论模型，模型两大关键假设是：第一，投资是不可逆的；第二，关于投资的信息是随时间逐渐增多的。基于这两大假设，企业投资行为是一个随机动态优化问题，潜在投资者每期都需要在当期是否投资问题上作出最优决策。企业投资决策具有期权价值特征：如果预期收益现值小于成本，企业会延期投资；如果预期收益现值大于成本，企业会即期投资。而影响预期收益现值的则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预期收益现值小于成本的可能性提高，并导致企业延期投资，而外资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则会提高企业即期投资的可能性。1Ben Bernanke,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8, 1983,pp. 85-106.荻西特同样在存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的情况下，研究了投资决策的重要特征。荻西特将实际投资类比为认购期权，作出投资决策就相当于执行期权，投资成本相当于期权行使价格，建构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最优投资模型，并说明了模型可以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投资决策等多种实际分析。2BAvinash Dixit, 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1989, pp. 620-638.基于以上两大重要研究，历年来大量文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进行了研究。例如，萨希·阿克罗纳（Sagi Akrona）等学者以酒店业为例，研究了2001—2018 年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305 家酒店企业投资的影响，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降低企业投资,并进一步使用面板分位数估计和广义矩估计等方法检验了这一机制的稳健性。3Sagi Akrona, Ender Demirb, José María Díez-Estebanc and Conrado Diego García-Gómez,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U.S. Hospitality Industry, Tourism Management, vol. 77, 2020, pp.1-10.

企业出口也是一种投资活动，不少学者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国际贸易的产生展开了研究。丹尼斯·诺维（Dennis Novy）和艾伦·泰勒（Alan Taylor）在开放经济前提下，构建了企业采购和库存调整模型，企业或从国内供应商采购、或支付较高价格从国外供应商采购，同时企业也有部分存货。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的冲击，企业可以通过削减国外采购的方式调整存货，从而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流的影响比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更大。实证方面，诺维和泰勒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提供的VOX 股票市场期权隐含波动性指数代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1962 年以来的美国进口和工业产出数据，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4Dennis Novy and Alan Taylor, Trade and Uncertainty,https://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pdf/10.1162/rest_a_00885.安德鲁·格林兰（Andrew Greenland）等基于双边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出口目的国的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总出口额和出口扩展边际就越低，出口集约边际也越高，主要原因在于新企业或者新产品的出口投资具有不可逆性，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会推迟企业投资。5Andrew Greenland, Mihai Ion and John Lopresti,Exports, Investment and Policy Uncertaint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2, 2019, pp. 1248-1288.

基于上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研究进展，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逐渐展开。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机理相似，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也会使得企业在当期出口和延迟出口之间作出权衡，从而影响贸易活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不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最新方向，也是贸易政策研究的前沿领域。

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识别和测算是其研究基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关税测算法、非关税壁垒识别法和文本提取法三种测度方法。

（一）关税测算法

关税测算法是目前最主流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实际适用关税有可能会提高到关税上限，因此用实际关税和关税上限之间的差异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实际测算中，又可以分为直接差分法和变体差分法。直接差分法是指直接以关税上限与实际关税的差额测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是贾斯廷·皮尔斯（Justin Pierce）和 彼 得·肖 特（Peter Schott），该方法使用中美非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关税（关税上限）和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关税（实际关税）间的差额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1Justin Pierce and Peter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8, 2016, pp. 1632-1662.变体差分法则根据理论推导，对关税上限和实际关税之间的差额进行技术调整，典型代表是汉德利和努诺·里摩奥（Nuno Limão）。他们基于中国面临1980年以来美国高关税威胁，直至中国加入WTO 才得以消除威胁这一历史背景，以1-（τ2V/τ1V）σ来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其中τ 2V 为关税上限，τ2V为实际适用关税。2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2017, pp. 2731-2783.关税测算法主要针对行业水平关税的潜在波动，因此测算的主要是行业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二）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是对关税测算法的重要补充，用于测算微观企业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其主要内容是，非关税壁垒的实施会提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此，之前面临非关税壁垒措施的企业会提高对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这种方法由梅雷迪思·克劳利（Meredith Crowley）等学者于2018 年提出，基于“关税回音”理论，该方法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同一个企业的不同出口市场中存在“扩散效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F 所出口产品P在出口市场A 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那么这个企业F 所出口产品P 在出口市场B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会提高。由此，以出口企业在上一期、任意出口市场是否遭受反倾销措施的虚拟变量作为本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即如果企业上一期受到非关税壁垒措施虚拟变量取1，则本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取0，则本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3Meredith Crowley, Ning Meng and Huas Heng Song,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14,2018, pp. 96-115.

（三）文本提取法

文本提取法是较为综合的测算方法，用于测算随时间趋势变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其主要内容是，从新闻等文本中提取出表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关键词，通过对关键词的标准化处理，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典型代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新闻报道，另一类是基于上市公司财报。基于新闻报道的文本提取法，最初由斯科特·贝克（Scott Baker）等学者提出，旨在识别经济政策决策者、经济政策执行内容和经济政策影响效应三个环节所存在的不确定性。4Scott Baker, Nicholas Bloom and Steven Davis,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31, 2016, pp. 1593-1636.汉德利和里摩奥将此方法用于测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关键词“经济”替换为“贸易”，分析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特朗普得到提名及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这一指数显著上升。1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 Trade under TRUMP Policies, https://terpconnect.umd.edu/-limao/handley_limao_trade_under_TRUMP_policies.pdf.基于上市公司财报的文本提取法，以达里奥·卡尔达拉（Dario Caldara）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该方法基于上市公司季度财报，计算同时出现贸易政策和不确定性词汇的句子数量，除以财报中所有句子总和，最终得到微观企业i 在时间t 所感知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it。2KDario Caldara, Matteo Iacoviello, Patrick Molligo,Andrea Prestipino and Andrea Raffo,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09, 2019, pp. 38-59.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自2014 年汉德利提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国外大量学者展开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文献基于贸易协定签订的背景，因为贸易协定中关税等约束性条款降低了成员国之间潜在政策波动性，进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出口扩张。赫罗尼莫·卡瓦略（Jeronimo Carballo）等学者深入探讨了贸易协定对降低不确定性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如果美国和没有签订优惠协定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会通过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渠道促使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出口提高6.5%。3KJeronimo Carballo, 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 https://www.nber.org/papers/w24368.还有少数文献研究了非特定贸易协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面按照有无贸易协定背景，分别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进行综述。

（一）WTO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WTO 是最典型，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涉及最多的贸易协定。加入WTO 之后，成员国之间关税约束承诺等条款提高了彼此贸易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进而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加入WTO 促使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度下降，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澳大利亚加入WTO 的背景，汉德利研究了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其进口的影响。通过理论建模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推迟出口企业进入新市场；而加入WTO，会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实证发现，澳大利亚1996 年加入WTO 前后的1993—2001 年间，国外企业出口到澳大利亚的产品种类数增加了7%。对这一效应分解之后发现，实际适用关税降低至0，仅会导致出口澳大利亚的产品种类数增加4%；而将关税上限约定为WTO 承诺关税上限，会导致出口澳大利亚的产品种类数增加17%，这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的出口扩张作用比实际关税降低的出口扩张作用更大。4Kyle Handley,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94,2014, pp. 50-66.

基于中国加入WTO 的背景，汉德利和里摩奥分析了中国对美国出口激增的原因。基于一般均衡模型，两位学者推导了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进入从而影响贸易、价格和实际收入的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加入WTO 之后，初始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行业比初始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行业的出口增长更快，由此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出口扩张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加入WTO 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激增的原因主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5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2017, pp. 2731-2783.冯玲等研究发现，中国加入WTO 导致中国出口美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促进了高质低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也会导致低质高价产品退出美国市场。1Ling Feng, Zhiyuan Li and Deborah Swens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06, 2017, pp.20-36.米歇尔·依姆布鲁诺（Michele Imbruno）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进口。研究发现，中国加入WTO 后，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使得中国能够进口更多种类的、更高质量的产品，提高了中国的消费者福利和企业福利。2Michele Imbruno, Im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7, 2019, pp. 806-826.

以上研究均认为一国加入WTO 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会促进出口规模扩张，但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却未必会抑制出口规模。乔治·亚历山德里亚（George Alessandria）等学者基于中国加入WTO 之前美国每年都要重新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这一背景，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效应，认为中国加入WTO 之前，即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对美出口规模也在快速增长。一方面，中国加入WTO 之前，美国不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的概率非常小，基本在6%左右，即高关税威胁实际上不存在；另一方面，相较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际增加，中国出口企业对美国关税的预期才是决定出口规模的主要原因。3George Alessandria, Shafaat Khan and Armen Khederlarian, Taking Stock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hina’s Pre-WTO Accession, https://www.nber.org/papers/w25965.

除了直接影响出口贸易之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导致企业增强预防性储蓄、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反之亦然。刘青和马弘基于中国加入WTO 这一背景，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加入WTO 之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扩大了市场规模、资本投资和进口投入规模，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4Qing Liu and Hong Ma,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3cd6/658d29b3677b7b8f2d 80de954510dab3c363.pdf.费代丽卡·科利（Federica Coeli）基于中国加入WTO 背景，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会促进原本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促进技术升级，主要机制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会促进中国出口规模扩大，而市场规模是创新的重要因素。5Federica Coeli,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China, https://econ.au.dk/fileadmin/Economics_Business/Research/TGF/DIEW2018/FCoelli.pdf.

近年来，逐渐开始有学者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就业、采购模式、股票收益、人口流动等。皮尔斯和肖特发现中国加入WTO 之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导致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数激增，并导致美国制造业逐渐向低劳动密集行业倾斜，从而减少了美国制造业就业。6Justin Pierce and Peter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8, 2016, pp.1632-1662.肖特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企业采购模式的影响。理论建模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会促进企业选择“日本模式”进行采购，即国内采购商会和国外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承诺以高出供应商成本的价格采购高质量商品。相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则会促使国内采购商选择“美国模式”，即通过竞标形式选择成本最低的供应商，然后花费高昂成本检查监督运输环节，以防止供应商运输低质量商品。基于1992—2011 年美国进口贸易数据（LFTTD），实证分析发现，随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模式逐渐转为“日本模式”，这种采购模式的转变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福利收益。1Peter Schott, Justin Pierce, Georg Schaur and Sebastian Heise,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Structure of Supply Chains, https://ideas.repec.org/p/red/sed017/788.html.马塞洛·比安科尼（Marcelo Bianconi）研究发现，在中国获得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之前，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制造业的股票收益要比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制造业平均每年高4.3%，这种差异主要是来源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溢价。2Marcelo Bianconi, Federico Esposito and Marco Sammon,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Stock Returns, https://ssrn.com/abstract=3340700.乔瓦尼·法基尼（Giovanni Facchinia）研究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国内人口流动的影响。该方法使用2001 年前后地级市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研究发现：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会导致本地劳动力市场调整，调整模式主要是非本地户籍、高技能和最佳劳动年龄的劳动人口流入，同时本地户籍、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较大的地级市向美国出口的增幅也相对较大。3Giovanni Facchinia, Maggie Liu, Anna Maria Mayda and Ming Hai Zhou, China's “Great M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Reduction i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20, 2019, pp.126-144.

（二）其他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除了加入WTO，加入欧盟、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等也会通过类似机制促进贸易扩张，或者影响投资、社会福利等其他经济因素。

基于葡萄牙加入欧共体这一背景，汉德利和里摩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汉德利和里摩奥将期权价值理论拓展为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异质性企业和沉没出口成本的动态模型，发现即便关税水平保持不变，优惠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也会促进出口规模扩张。基于企业水平数据，汉德利和里摩奥实证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葡萄牙企业总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4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Policy , vol. 7, 2015, pp. 189-222.

基于欧盟和韩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一背景，西拉·拉卡托什（Csilla Lakatos）和拉尔斯·尼尔森（Lars Nilsson）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欧盟和韩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2005—2014 年欧盟和韩国在HS8位数产品水平的双边贸易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TA 的签订会增加双方贸易政策的可预测性、降低双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双方贸易发展，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上都有正向作用。5Csilla Lakatos and Lars Nilsson, The EU-Korea FTA:Anticipati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mpact,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vol. 153, 2017, pp. 179-198.

1997 年瑞士与最不发达国家签订免税和免配额协定（DFQFMA），2007 年这一协定生效，4 年之后瑞士修订该协定以提高执行力度。在此背景下，克里斯蒂安·里策尔（Christian Ritzel）等学者比较分析了孟加拉国纺织服装出口如何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孟加拉国纺织服装业出口在2007 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第一次下降时增加了29%，2011 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第二次下降时增加了17%。6Christian Ritzel, Andreas Kohler, Stefan Mann and Silviu Beciu, The Causal Effect of Reducing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Bangladesh's Textile Exports to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56, 2018, pp. 31-44.

基于乌克兰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签订关税同盟协定这两大背景，奥列克山大·谢波蒂尔（Oleksandr Shepotylo）和詹·斯图卡茨（Jan Stuckatz）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中间品贸易的影响。他们使用2003—2013 年间乌克兰制造业企业—产品水平数据，研究发现，乌克兰和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从欧盟国家流向乌克兰的直接投资增加、中间品出口增加。1Oleksandr Shepotylo and Jan Stuckatz, Political Uncertainty, FDI, and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Evidence from Ukrainian Firms, https://ssrn.com/abstract=2983695.

贸易协定签订会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从贸易协定中退出则会提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亚历山大·格拉齐亚诺（Alejandro Graziano）等学者基于英国脱欧这一背景，研究了英国脱欧对英国和欧盟之间贸易造成的影响，并对英国脱欧的可能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发现，英国脱欧可能性的增加会降低英国到欧盟的出口额以及出口企业数量，这种影响效应在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行业中更大，因为英国脱欧后，这些企业将会面临更高水平的潜在贸易保护。2Alejandro Graziano, Kyle Handley and Nuno Limão,Brexit Uncertainty and Trade Disintegration, https://www.nber.org/papers/w25334.约瑟夫·斯坦伯格（Joseph Steinberg）结合英国脱欧事件，分析了英国脱欧导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斯坦伯格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内生出口参与和随机贸易成本，研究发现，英国脱欧导致的英国家庭消费等价福利总损失在0.4%～1.2%之间，其中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导致的福利损失低于0.25%，这表明，由英国脱欧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较小。3Joseph Steinberg, Brexit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 117, 2019, pp.175-195.

（三）非特定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除了基于特定贸易协定冲击的研究视角，也有少数文献并不针对某个特定贸易协定，而是从一般视角出发，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克劳利等学者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入、退出决策的影响，其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他们基于2000—2009 年的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导致企业减少进入新的外国市场、退出现有外国市场。克劳利进一步预测，如果国家间没有竞相提高关税的话，中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数量应该会显著增加。4Meredith Crowley, Ning Meng and Huas Heng Song,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14,2018, pp. 96-115.

阿尔贝托·奥斯纳戈（Alberto Osnago）等学者直接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视为一种贸易壁垒，基于2011 年65 个WTO 成员国家HS6 位数行业水平的双边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便在实际适用关税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也会促进出口增长6%、贸易量增长1.3%。对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5Alberto Osnago, Roberta Piermartini, Nadia Patrizia and Rocha Gaffurri,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How Much Do Trade Commitments Boost Trade,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07341535379025233/The-Heterogeneous-Effects-of-Trade-Policy-Uncertainty-How-Much-Do-Trade-Commitments-Boost-Trade.

卡尔达拉等学者直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的经济效应，基于新闻报道、公司财报和关税，构建了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水平和总量宏观层面的数据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减少企业投资，主要存在两种预期机制，即未来关税会增加的预期和未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的预期，这两者都会降低投资，且后者对出口企业的作用更强。1Dario Caldara, Matteo Iacoviello, Patrick Molligo, Andrea Prestipino and Andrea Raffo,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09, 2019, pp.38-59.斯坦伯格针对卡尔达拉等学者的研究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对其研究发现作出了两点补充：第一，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据集和美国的投入—产出账户联系起来，阐述了企业为什么会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非出口企业担心国外限制进口会影响竞争、进口中间品的企业担心国内贸易壁垒会影响出口成本；第二，基于价格刚性假设下的定价模型，分析了量化结果对模型假设的敏感性。2Joseph Steinberg, Comment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by Dario Caldara, Matteo Iacoviello, Patrick Molligo, Andrea Prestipino, and Andrea Raffo,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09, 2020, pp. 60-64.

四、结论与展望

目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和局限。第一，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政策背景来看，基于WTO 冲击的研究最为丰富，这类文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因果推断方式和实证检验方法等都与WTO这一冲击密不可分，大部分文献与汉德利、里摩奥的研究一脉相承，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理论机制都是企业进入理论。相较之下，其他贸易协定或非特定贸易协定背景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相对不足。第二，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对象来看，对出口规模、出口二元边际等贸易效应的研究最为丰富，其次是对企业创新的关注，对就业等宏观经济要素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第三，从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识别来看，绝大多数文献是以行业层面关税上限和实际适用关税之间的差额或其技术变形来测度的，这种测度值只存在行业层面的波动性，不存在实际意义上企业层面或者时间趋势上的波动性。另外，识别、测度企业层面或者时间趋势上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献相对较少。

未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一，相关理论机制逐渐丰富。目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主要理论机制是企业进入理论，中间品贸易理论等其他理论机制会逐渐丰富。第二，贸易协定背景逐渐拓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拓展，其一是从WTO 这类多边贸易协定拓展到双边贸易协定，其二是从有贸易协定背景拓展到无贸易协定背景。第三，影响对象逐渐由微观因素扩展到宏观因素。目前多数文献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出口贸易及相关微观经济要素的影响，针对就业、储蓄等宏观经济要素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后者作为重要的要素供给市场，未来可能会成为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