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对义渠的策略探析

张若开

摘 要：义渠是戎族的一支，秦国立国之前的秦仲时代就展开了对戎族的军事进攻。秦国与义渠相互纠葛数百年，根据自身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不断调整对义渠的策略，直至公元前272年将义渠消灭。如此漫长的征服过程既有秦国发展战略的因素，也有义渠地处偏远、实力弱于秦国的原因。而且，秦国与义渠往来接触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影响，推动地区生产力发展、文明的进步，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秦国兼并义渠后快速恢复生产力和管理秩序提供了便利。

关键词：秦国;义渠;策略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6-0030-05

义渠戎是秦国征服兼并戎族过程中最后一个消灭的部族，同时也为秦国争霸中原过程中造成了阻碍和威胁。从秦穆公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彻底消灭义渠为止，长达350余年。秦国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不断调整对义渠的策略，并最终将义渠消灭，使其成为秦国领土的一部分。

一、秦国与义渠戎的策略分期

秦从立国之前的秦仲时期就开始对西戎展开军事征伐，义渠是众多戎族部族中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实际上，秦国对戎族战争的中期和晚期都是围绕着义渠展开的。所以，这里也可以将秦国对义渠战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首先是从秦仲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秦穆公“遂霸西戎”为止，是秦国对义渠的震慑时期。这一时期义渠只是秦国周边众多的戎族之一，史书记载“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1]，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118年，这表明在殷商时期，义渠就已经开始同中原王朝产生交集。秦人迁徙到西垂之后，周围戎族环伺，秦人两位首领死于对戎族的战争。秦文公继位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向东迁徙，并逐步消灭了荡社、亳、芮国、彭戏氏等东部戎族，而后又向西消灭了小虢、邽、翼戎、等几个西部戎族。秦穆公继位后，采纳由余的建议“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史书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3]。所以，大致可以推知秦国和义渠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但在公元前470年“义渠来赂，舔诸乞援”[4]，而此时距离秦穆公称霸西戎已经相距一百五十余年，秦国国力衰落，且义渠戎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义渠依旧向秦国表示臣服。由此推測，秦穆公时期，义渠实力尚弱，面对当时实力强大的秦国应当采取同样的做法。

其次是从秦康公继位一直持续到秦出公时期，是秦国对义渠的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秦国数位国君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中原诸侯之间的纷争，直到秦厉共公在位时才开始发动对义渠的进攻。但是，义渠的实力在这一世得到了快速提高，秦哀公在位时期“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5]。公元前626年，戎王派遣由余出使秦国，“戎王果具女乐而好之，设酒听乐，终年不迁，马牛羊半死”[6]。可见至少在秦穆公时期，西戎部族尚处于游牧生产阶段，而一百多年之后义渠等戎族已经可以“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可见，义渠此时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政治和经济水平，拥有比较强大的实力。秦国在这一时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仍可以震慑义渠等戎族，如公元前470年“义渠来赂，舔诸乞援”就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461年之后，秦国“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7]。秦国消灭了大荔之后，史书记载“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8]，表明此时在秦国周边仅存义渠一支戎族力量。在此情况下，秦国于公元前444年发动了对义渠的战争，史载“伐义渠，虏其王”[9]。但是，公元前430年秦躁公在位时期“义渠来伐，至渭南”[10]，仅过了十余年，义渠不但反叛秦国，还攻入秦国渭南地区。表明秦国并未真正征服义渠，一旦秦国势弱，义渠又再度反叛。而且秦国这一时期内部和外部环境快速恶化，“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11]，义渠得以摆脱秦国的控制。这其中固然有秦国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但义渠较强的自身实力亦不可忽视。

最后秦献公继位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72年，是秦国对义渠的兼并时期。秦国在这一时期经过秦献公和秦孝公“商鞅变法”后，国富民强，尤其是秦孝公继位不久“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豲王”[12]，并不断参与到中原诸侯的战争当中。而义渠则采取“筑城郭以自守”[13]的方式来防御秦国。显然，秦国励精图治的变法改革促使秦国国力强盛，义渠已经意识到了秦国的威胁。此时秦国的力量都集中于中原诸侯的纷争，加之义渠已经对秦国采取防范措施。至惠文王继位之后，义渠与秦国在公元前335年爆发了战争，并击败了秦国，史书仅有“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14]这一简短记载，但这证明义渠已经有实力威胁到秦国的安全。所以，在公元前331年秦国趁义渠内乱出兵义渠，四年后在义渠设置县，义渠君向秦国称臣。应当说，这次军事打击重创了义渠。但是，公元前320年秦国又再次进攻义渠，占领郁郅。由此可以看出，秦国一直没有完全征服和消灭义渠，以往几次征伐义渠，甚至是将义渠设置为县，也仅是名义上的征服而已。特别是在公元前318年，魏国公孙衍会晤义渠王，将秦国对义渠的战略告知义渠，史书记载“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15]。此时，义渠已经意识到无法与秦国相抗衡。所以，开始采取与中原其他诸侯国联合一同对抗秦国的策略。至秦昭襄王继位后，为摆脱义渠在秦国后方的骚扰和牵制，秦昭王母宣太后通过与义渠王私通的策略来拖延和麻痹义渠，为秦国争取了三十余年的时间，直至秦国称霸中原，中原诸国已经无力再组织对秦国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秦国于公元前272年将义渠彻底消灭。

二、对义渠策略的原因分析

秦国与义渠数百年的交往过程中，出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环境，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都有其特定的原因：

首先是出于秦国整体发展方向的需要，秦国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以东西方向为主。秦在立国初期就处于戎族力量的包围当中，秦国当时整体实力较弱。所以，在秦仲和秦襄公两位国君死于对西戎的征伐之后，秦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16]，将进攻方向改为戎族实力较弱的东部。秦穆公时期，用由余之策出兵进攻西戎王，取得了“遂霸西戎”的辉煌战绩，震慑了义渠等戎族。在秦康公继位之后数任国君，对义渠也只采取和缓为主的策略，也是由于秦国当时将主要力量用于应付东部的晋国。公元前461年，秦国以及韩、魏、赵三国开始对周边戎族的兼并战争，史书记载“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17]。可见，秦国在这一时期发动对周边戎族的进攻是因为东部诸侯都在忙于对周边戎族的兼并战争，东部安全得以保障的前提下，秦国才有精力进攻戎族。而这一点在秦献公至秦昭襄王在位时期就体现得更为明显，秦国即便在公元前331年趁义渠内乱之际出兵击败义渠，但因为东部诸侯国巨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东部地区。所以，义渠王可以在数年后出访魏国，就是因为秦国这时的战略方向是东方诸侯，放松了对义渠的监视和掌控。特别是秦昭襄王时期，秦国与中原诸侯大战不断，且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为集中力量击败中原诸侯以保证秦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安全，秦国利用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的策略来缓解义渠与秦国的关系，以此来换取时间称霸解决与中原诸侯的战争。这些对义渠策略都是为了满足秦国东西方向的总体发展需求实施的。

其次是由于义渠的地理位置偏远以及交通的闭塞。秦国从最初的立都汧渭之会;公元前714年秦宪公迁都平阳;公元前677年秦宣公迁都雍城;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徙都栎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共历经五次迁都，基本都是沿着渭水进行。而且，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道路交通发展主要是沿着渭水、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地区展开。而义渠位于“宁、庆二州”[18]即今甘肃省东部的董志塬，陕甘宁三省区的交汇地带，处于秦国最北端，距离秦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非常遥远，交通不便，而义渠活动的中心位置董志塬“包括甘肃省庆阳县大部及宁县、合水县各一部分。南北长87千米，东西宽36千米左右。面积2260平方千米。为陇东面积最大而较平坦完整的黄土塬。塬面海拔1200～1450米。有13条较大河沟呈辐辏状向塬心伸入，分割塬面成多数碎块”[19]。由此可以看出，义渠所处的核心活动区域外围是由沟壑分割，内部是高原上的平整黄土塬，秦国如果进攻义渠，必须要跨越众多的深沟长壕，然后仰攻黄土塬，难度可想而知。高士荣在《秦国及秦朝开发西部的基本模式》一文中认为“秦人地处西部，山高谷深，大自然的障碍是秦人向外发展的重要问题。……秦人交通来往，主要依靠他们在崇山峻岭中艰难开辟的道路”[20]，这一论述侧面反映出秦国恶劣的交通情况增加了秦军进攻义渠的难度，以至于秦国数次击败义渠，俘虏义渠王，但终究无法将其完全掌控。所以，一旦秦国无力顾及义渠之时，义渠立刻叛秦，如公元前331年“义渠国乱，秦惠文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21]，并于公元前327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22]。但是，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五国共同伐秦，义渠在此时配合五国进攻秦国，并取得“败秦师于李伯”[23]的胜利。由此可见，义渠偏远的位置使秦国无法将其彻底征服消灭，特别是秦国未能解决中原诸侯纷争之前，这更成为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

最后是由于义渠的实力相对较弱，无法从根本上威胁秦的安全。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秦国的实力就已经远超残存的西戎诸部。即便是秦康公继位之后，秦国实力开始衰败，义渠等西戎残部“筑城数十，皆自称王”[24]，但其总体实力仍要与秦国存有巨大差距，如义渠在公元前471年仍需要到秦国朝贡，特别是公元前444年秦厉共公进攻义渠，俘其王。这就说明从秦穆公去世（公元前621年）到公元前444年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义渠仍要对秦国保持臣服的政治态度，即便是秦国实力衰落，在军事力量上也要强于义渠。虽然，秦国与义渠的战争中，义渠数次击败秦国。但秦国每一次都是处于不利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当中才被义渠击败，如义渠在公元前430年的胜利是由于秦国君躁公年事已高，加之当时秦国东部晋国已经分裂为韩、魏、趙三国。而且，秦国东部领土处于韩、魏两国之间，导致秦国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东部。所以，义渠应是趁此时机攻入秦国渭南地区。否则，十余年前秦军尚能攻破义渠，俘其王，而十余年后居然被义渠攻入境内的纵深地区？十余年的时间，秦军的战斗力不可能下滑如此之大。再如公元前335年义渠击败秦国，但同年“秦伐韩，拔宜阳”[25]，义渠是趁秦国向东进攻韩国，无暇西顾的时机出兵击败了秦军。而公元前317年义渠击败秦军正是五国联合攻秦的战争中，秦国主要军力正与五国交战，义渠作为牵制力量在北部进攻秦国，击败了秦国的一支偏师。所以，义渠虽数次击败秦军，但都是在秦国军事、政治受到干扰和牵制的前提下。而且，义渠的这种军事胜利并不能伤及秦国的根本，无法扭转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因此，秦昭襄王继位，义渠王来贺，以此缓解双方的敌对关系。直到秦国已经基本确定了中原霸主的地位，于公元前272年将义渠王诱杀于甘泉宫之后，很快消灭了义渠。可见，秦国深知义渠的实力不能伤及秦的根本。所以，在战胜中原诸侯之前，不会分散精力于义渠。

三、秦国对义渠策略的影响

秦国与义渠相互博弈数百年，相互之间不仅仅是军事征伐和占领杀戮，对双方来说都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在秦穆公得由余而霸西戎时期，西戎部族是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如戎王因为沉迷女乐，整年不迁徙，导致过半的牧畜死亡。戎王在当时西戎部族中应属于强大的力量，尚且依靠游牧生产为生，更勿论其他偏远或弱小戎族。游牧经济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等特点。而且，王明砢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并列举了具体的数据：“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需要6—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只羊才能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26]。王明砢先生列举的数据尽管是以现代游牧和农业生产为依据，但却为我们了解西戎部族游牧生产提供了最为直观的参考。所以，在一百多年之后秦哀公时期，义渠、大荔等戎族已经筑城数十座，开始定居生活从事农牧结合的生业方式。根据学者研究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发现在12座汉代城址的文化层下面有春秋、战国地层，其建筑残件、所用陶器与秦文化无异，均系义渠国古城遗址基础上建立的秦汉县治。以上十余座古城的周长都在一千米左右，当具有汉代县城规模。另外还有4座周长600米古城不足县治规模未被秦汉所利用。这些古城大都选址在河谷地带，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在义渠的古城遗址中，陶器残片和瓦片为主的建筑残件十分密集，反映了义渠的制陶和砖瓦烧制的手工业非常发达[27]。这应是长期与秦国接触之后，促使义渠开始转变生产方式，以此来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城市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史籍记载中义渠所修筑数十座城郭，说明义渠国人已经逐步走向定居文明。义渠已经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游牧生产，而是农牧并举的生业方式。这对于文明的进步、发展和提高地区生产力无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次是鞭策秦国不断励精图治以自强。秦人早期崛起于西垂，周边戎族环伺，秦人历经数代国君的艰苦征战，方得以立足。高士荣在《从秦公器看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秦庄公不其簋铭文记载的秦庄公征讨西戎的战争经过、战争范围、所取得战争胜利的骄傲，又分析了秦襄公秦公簋铭文中记载秦襄公受封赐后回到西垂，保卫秦国基业的坚定决心[28]。正是由于，秦人这种坚韧的性格促成了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伟大胜利。但是，秦国中期内部矛盾斗争和外部巨大压力导致秦国势力衰败，义渠作为被秦国威势震慑数百年的西戎之一，居然攻入秦国腹地的渭南地区，彻底撕去了秦国最后一丝颜面。而秦国此后数任国君都困于内部纷争和急剧恶化的东部诸侯入侵，已经无力对义渠进行军事报复。这种耻辱很可能是秦献公继位之后开始着手对秦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而且，即便是在秦国“商鞅变法”国力富强之后，仍旧两次败于义渠，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当惠文之世，秦甚强矣，而义渠两次败之，可见国力之不弱”[29]。所以，秦国虽数于义渠，却也促使秦国改革变法、发奋图强，即便到了秦昭襄王时，仍旧对义渠保持警惕，史载“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30]。由此可见，义渠尽管牵制和威胁秦国的安全，却也成为鞭策秦国时刻警醒、发展自强的重要动力。

最后是扩充了秦国的实力。战国时代是先秦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霸中原甚至統一中原相互之间征伐不断，战争的规模和范围都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死伤人数也越来越多，如秦昭襄王十四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31]。这就迫使各诸侯国需要拥有充足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以此提供兵源和足够的耕种土地来维持战争消耗。秦国与义渠之间在秦穆公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维持着震慑与臣服的关系，直到公元前444年。前文已经提及，这一时期赵、魏、韩三国都开始发动对周边戎族的兼并战争，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领土范围、补充人口兵源、控制更多耕种土地。秦国对义渠开战之后，虽然有所反复，但总体上一直对义渠不断进行挤压和蚕食，而义渠也不断建立城郭防御秦国。义渠的这些举措虽是为了防御秦国，但客观上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定居点，而修筑城郭就需要派遣人员驻守和维护，这也方便了秦国占领义渠之后的生产生活。公元前331年，秦国趁义渠内乱出兵再次占领义渠，并于四年后在此设县，这就表明在一区控制区域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备的城郭和数量相当的人口。例如公元前314年，秦国在击败韩、赵、魏三国，又派张仪拆散了齐楚联盟，遂征伐义渠，史载“侵义渠，得二十五城”[32]，在此前后恰巧是秦国与中原诸侯激烈交战时期，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但过于频繁的征战以及秦国“商鞅变法”后所实施的二十级“军功爵制”都需要秦国补充足够数量的人口和耕种土地。所以，秦国出兵义渠，占领了二十五座城池，不仅为秦国补充了众多的人口和兵源，又拥有了足够的土地用于奖励立功的秦军士卒，同时还能有效的削弱义渠的实力。拉铁摩尔认为秦国征服的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就加入了秦军的骑兵部队[33]。

四、结语

秦国在不同的时期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义渠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尽管秦国最终消灭兼并义渠的时间跨度很长，但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既有秦国对于战略发展方向原因，也有义渠本身地处偏远、实力无法动摇秦国根本的原因。在秦国征伐义渠中，尽管秦国偶尔会被义渠击败，并受到义渠在侧后方的牵制和威胁，但义渠在与秦国漫长的交往接触过程中逐步改变了生业方式，由以往的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业方式，对于推动地区生产力发展、文明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秦国兼并义渠后快速恢复生产力和管理秩序提供了便利。而且，秦国为了融合内部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也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曾记载“可（何）谓‘赎鬼薪鋈足？可（何）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其他罪比群盗者亦如此”[34]。少数民族高层触犯律法时，只需要用钱赎罪即可，这对一向实行严刑峻法的秦国已经是非常大的优惠照顾政策了。秦国为了将加快民族融合，还鼓励民族之间相互通婚，也会给予优惠政策“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35]。由此可见，秦国对义渠的战争兼并尽管时间漫长，但也是秦国不断调整内部政策法规、不断融合兼并部族的过程，而正是这一兼并融合过程为日后秦国统一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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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