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及动力机制研究

李保璇 黎洋佟

摘要：城镇空间结构的形成是城乡聚落共同作用的空间表达。本文通过对北京市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进与关系演绎的梳理，粗略展示了其城镇由明清时期漕运仓储中心单一功能演替的散点布局，发展为低水平均衡的城镇形态，到建国后围绕卫星城镇的极核式聚集，再到重点新城及副中心确立初期极核扩散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相伴经历从城郊工业节点到中心“卧城”，再到生态型城市副中心的职能转变。系统掌握通州城镇空间结构演进的特殊性和客观规律，洞见城镇空间结构的发展始终受到以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为核心、产业准入和空间布局作牵引、综合交通建设为传导的多元驱动因素影响，旨在为通州区城镇空间布局与职能结构的合理优化提供基础支撑。

关键词：城镇空间结构；时空演变；动力因素；互馈机制；通州区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5.011 中图分类号：TU982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5-0077-08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its Dynamic Mechanism in Tongzhou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

LI Baoxuan， LI Yangto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a spatial expression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Through analysing the evolu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Tongzhou District， this paper roughly shows the scattered layout of the single function success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cent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development. Then it transformed to a low-level and balanced urban for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showed the polar nuclear clustering around satellite towns， and then transoformed to the key new cities and sub-centers， establishing the initial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process of polar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is is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s from the suburban industrial node to the center "sleeping city"， and then to the eco-city sub-center. It systematically grasps the particularity and objective law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ongzhous cities and towns， and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has alway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ultiple driving factors that take planning strategy and policy guidance as the core， industry access and spatial layout as the trac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transmission. It hopes to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the rational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ongzhou District.

[Keyword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pace-time evolvement； dynamic factor；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Tongzhou District

1 新型城镇空间体系下的空间探索需求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全面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发展的城镇化策略成为共识[1]，城镇化进阶过程需要合理的城镇空间结构作为引导。北京在快速城镇建设进程中，为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有序发展，适时推进以区县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名单，通州区成为北京市唯一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2017年9月29日，《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正式出台，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出现在“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市域空间格局中。自此，通州区的功能定位更加明确，“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城市职责更加清晰。2018年12月27日，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明确强调“通州全区加强城乡统筹，提高城市副中心与拓展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協调性”。

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促使通州定位不断发生变化，历经明清时期漕运仓储中心、建国以后的卫星城和快速城镇化时期的重要新城。随着城市副中心职能定位的确立，通州区城镇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国土空间绿色发展理念下，需重新思考和优化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使其成为通州区转型提升的发力点。基于此背景，为使通州区城镇更好地突显区域地位、发挥节点作用，进而辐射带动燕郊、大厂、香河、廊坊、武清等地连片发展，推动首都科技、产业、文化及公共服务资源延伸到周边地区，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研究和剖析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进程和动力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2 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的演进研究

2.1 散点式生长阶段：单一功能时期（明朝— 1948年）

早在新石器时期，通州境域内便有人类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史。通州城镇的兴起从明朝开始，漕运南北贯通使通州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物资运输的中转站。1292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通州从此成为京东交通要津和全国漕运仓储重地，誉为“乃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成为万国朝拜、四方进贡、水陆进京必经之地，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通州经济的繁荣和兴旺（见图1）。为护卫漕运与仓储安全，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后加筑新城和张家湾城（见图2）。明清两朝在通州设立漕运管理机构，容纳官兵役丁，将其升级为关卡要塞的同时也刺激了地区工商业、工业的发展，通州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漕运行政中心和商贸中心。至此，通州旧城、新城、张家湾城三城联动的“河畔之城”初见雏形。

2.2 散点低水平均衡阶段：城镇形态形成初期（1949—1997年）

建国后，通县作为北京市14个卫星城镇之一，定位为“京东地区经济贸易中心，首都综合性卫星城”，城镇发展逐步走向正规。通县于1997年撤县设区，包括8个镇12个乡，由于基本经济部门仍聚集在原通县县域范围内，区域经济核心地位未发生改变。而周边各城镇总体呈现出城镇规模小、镇间联系弱、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状态。例如漕运古镇张家湾镇、受多河道冲击的古镇漷县、运河沿线的西集镇，农作物产量均可达到每亩地上千斤，农耕成为地方生计之本。该阶段，城镇空间结构逐渐形成“中心统领、各镇均衡”的散点式空间结构，即中心区域（原县域）经济发展良好，其余各城镇节点经济活动分散孤立，各自为政的自给自足、小范围的封闭式循环状态，呈现“低水平、自循环”的发展模式（见图3、图4）。

2.3 极核式聚集阶段：重点卫星城时期（1997—2005年）

1997至2005年，通州作为重点卫星城镇建设时期，通州区划主要对街道、办事处，乡镇行政区进行调整。至2005年一系列合镇并乡的安排过后，通州区形成了与如今行政区划相差不多的4个街道，10个镇，1个乡的城镇结构。区内享受小城镇优惠政策的乡镇面积扩大近一倍，拓展了乡镇的发展空间，逐渐承担起承接市区扩散的人口和产业的重要职能。城镇围绕“一河（运河）、两线（长安街延长线和八通轻轨沿线）、三城（改造旧城、建设河东新城及南部新城）”的空间结构进行大规模规划建设。作为京东地区重要经济贸易中心，工业产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例如台湖镇、马驹桥镇、永乐店镇等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较好的城镇率先推进工业开发区（北京永乐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院、工业产业园（中关村科技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等项目建设，并逐渐呈现以围绕工业产业园区为极核的城镇人口、要素与信息集聚，加之八通线轨道交通的牵引拉动作用，区域资源开始由低势能城镇向高势能城镇集聚，进而形成了激增生长的“一心多点”城镇空间结构（见图5）。城镇工业产业的技术革新和服务产业需求的日益旺盛，部分具备较好工业及服务业基础的近郊城镇竞争优势逐渐凸显，表现为将周边和更大范围地区的资源与要素吸引到中心区域及高势能城镇，从而形成“集核集聚”的发展模式（见图6）。

2.4 由极核扩散阶段：快速发展时期（2005—2019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正式确定通州为北京东部发展带上重要的现代化综合新城，作为北京的东大门成为北京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经济区的桥头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助推下，通州新城实现了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职能调整，加强基础服务设施、大规模土地整备等建设。同时在生态文明引导下形成了“一城三辅四重点”的城镇空间结构，“一城”即承接中心城功能疏解与新增职能的通州新城城区；“三辅”即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庄镇、潞城镇及张家湾镇，属于新城行政功能的重要承载空间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四重点”即漷县镇、台湖镇、西集镇与永乐店镇，是通州新城的重要经济支撑城镇，也是承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解决劳动力就业及资源节约的重要产业城镇（见图7）。相较于建设卫星城时期的工业集聚发展状态，新城建设时期开始出现“反极核式”效应，表现为经济活动频繁的极核镇区向周边地区扩散，人才、公共服务资源开始外溢的趋势，进入了极核向外扩散的空间结构发展阶段，高势能城镇开始辐射拉动周边低势能城镇共同发展，并逐渐培育多个重点或特色城镇节点（见图8）。

201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聚焦通州”战略，明确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是自通州承担漕运仓储中心职能后又一重要历史使命和关键角色。通州区城镇内部空间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各城镇依据自身优势打造特色小城镇，并逐渐形成差异互补的网络体系。同时，通州区亦加强区域协同，与亦庄新城、北三县联动发展。此时的城镇空间结构不再是点对点的单一发展形态，而是表现为“多点牵头、节点特色”的网络型格局。“多点”包括由城市副中心形成的主导核心点，亦庄新城（通州部分）形成的经济增长点及永乐店新市镇主导的区域联动点，各城镇在网络体系中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职能分类分工、信息链条整合，形成新城与城镇协同相生的局面，并呈现出城镇向高水平均衡发展的演变趋势（見图9）。

3 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3.1 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因素分析

通过对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进程的综合分析和反馈效应的研究发现，城镇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政策战略、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综合交通、地域文化等传统动力因素，以及国际化、新经济、信息技术等新时代动力因素都对不同时期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变与调整产生了影响。但从明清时期漕运仓储中心单一功能演替的散点布局，发展为低水平均衡的城镇形态，到建国后围绕卫星城镇的极核式聚集，再到重点新城及副中心确立初期极核扩散的空间结构形态分析来看，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的演进和关系演绎呈现明显的政策导向和职能特征，再结合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城镇产业结构性调整，归纳得到核心动力因素（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牵引动力因素（产业准入和产业布局）和传导动力因素（综合交通建设）对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起主导作用。

（1）核心动力因素——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无疑是推动通州城镇空间结构演进的核心动力因素[2]。从漕运仓储中心、远郊卫星城、京东重点新城，到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城镇历史职能的转变离不开每一重要时期的战略决策。核心动力因素也直接推动了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不仅有效地加速了通州新城范围内由镇到地区再到新城的城市等级转变，也使通州新城外其他乡镇职能定位与产业升级方向发生转型蜕变。例如永乐店镇，在卫星城建设时期，仅作为以观光农业、新兴产业培育的综合型城镇，但近年在副中心建设的强力带动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做好永乐店新市镇的战略预留和用地资源管控，相应镇域内土地管护及用地违法建设拆除、清运涉及面积50平方公里；同期集聚高端新兴产业，增强对外商贸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入到计划城市名单，以“枢纽型区域节点、协同发展先行区”的高标准建设新市镇，未来将逐步强化与大兴区采育镇、河北省廊坊市区、天津市武清区的协同作用，打造为通州区京津发展轴中重要的东南門户城镇（见图10）。永乐店镇在核心动力的推动下升级成为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中仅次于通州新城、亦庄新城（通州部分）的第三个重要发展节点。

（2）牵引动力因素——产业准入和产业布局

产业准入和产业布局在通州城镇空间演进中具有强劲牵引作用。产业更替产生的扩散效应一方面通过资源、人才、信息的流动，将经济动力传导到镇域腹地，促使腹地经济成长；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又以渐进式扩散的方式促使下一级别的城镇形成和扩大。随着北京中心城区产业的疏解和外溢，通州已制定符合发展的产业进入标准，形成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和科技创新的“3+1”类型。同时，各城镇依托自身优势，明确通州新城与各个乡镇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与分工，实现区域内产业协同与联动，形成了差异化的职能分工和产业方向，充分有效利用设施资源，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大格局[3]（见表1）。

（3）传导动力因素——综合交通建设

道路交通的传导作用对城镇的发展和城镇空间格局有明显的支撑作用。区域交通便捷程度直接关系到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协作、城镇间的联动发展，交通流的畅通水平是资源要素流动和传导的基础保障，交通网络的建立为城镇职能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机遇平台[7]。在城镇空间结构发展初期，空间与要素集聚生长阶段，道路交通主要为聚集中心之间连接；而在城镇职能疏解与扩散阶段，道路交通则对资源要素交换起到网络通道的关键作用。

通州区在形成初期，因漕运兴旺，水上航运交通成为主要方式。而后由于区域陆路交通兴起和错失轨道线路建设机遇，城镇发展几近停滞。至卫星城建设阶段，在北京市综合轨道交通网络建设的带动下，借助贯通长安街的地铁八通线，增强了通州与中心城区的联系；随着北京六环（通州段）、地铁六号线、京津高速、京沪高速、京通快速路等区域大交通体系的完善，进一步加速了通州与周边城镇资源要素、人才、信息的传导与交换，成为通州在集核式集聚阶段激增发展的重要根源。同时在区域内加强推动朝阳北路、通马路、张凤路等区域间道路网络，保证区域间的便携通畅，为城镇职能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能。在重点新城时期，着重区域内道路网络建设，提高路网容量以支持发展需求，确保新城中心、重点发展区域、大型换乘枢纽的通达性。城镇间提高公交交通系统效率、稳定性及服务水平。城镇内改善道路条件，打通断头路，完善步行道及配套设施，鼓励绿色出行。协调私家车的控制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平衡，保持出行能力，实现各种交通模式、交通系统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步调统一。近年来，通州区加强区域间道路系统完善，提升与香河、大厂、廊坊、武清等地的换乘能力，增加北三县通勤人员与北京CBD、金融街等中心区位的接驳方式，推进地铁五号线与“通武廊”轻轨的换乘建设，着力推动京津冀地区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流动，切实发挥桥头堡的带头作用（见图11）。

3.2 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产业准入和产业布局、综合交通建设不仅在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而且三大动力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互馈机制。不同时期通州城镇职能和行政区划的调整，给通州城镇带来发展机遇，享受更多高级别政策优惠和生产要素供给，但当城镇空间演化扩展到一定阶段，行政区划又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制约和限制城镇资本、产业、劳动力等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地域空间上的合理流动和分布，城镇空间结构的改变又会影响城镇的交通模式和需求。相反，综合交通的优化和快速传导又将进一步拉动城镇的空间关联，促进空间与土地的布局调整，进而带动城镇产业结构和类型重组，同时要求顶层设计对城镇产业准入、结构内容、组织方式和生产要素提出更高标准。三者互动反馈，共同作用于通州城镇空间结构历史演变的全过程（见图12）。

4 结语

通州区作为优化北京市城市空间格局、职能结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和战略“东翼”，正积极探索面向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对通州城镇空间结构演变与动力机制的分析，发现城镇体系演进经历了从城镇散点式生长到散点低水平发育，到单中心极核式集聚、连片拓展，再到单中心極核式扩散的过程。并且在强政策导向和历史职能定位下表现出不同的演化规律，受到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产业准入和产业布局，以及综合交通建设等主导动力因素的共同影响。面向未来，通州区应进一步锚固与亦庄新城、北三县之间的“多点联动”发展模式，并以培育特色小城镇为重要抓手，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目标，构建空间结构治理新秩序，促进通州城镇向高水平均衡形态发展，从而提升通州区城镇空间结构合理布局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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