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士花园

李晓君

我的房东们

从我入住贤士花园算起，平均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便有一次搬家的经历。描述这些房东，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有着各自的背景、性格、情趣，虽然我与他们的交往浅尝辄止，远谈不上深入，但从一个以写作为职业、善于观察人的角度来看，大致能够对他们有所把握。首先，频繁地搬家，可以看出我的性格中某种变动不居的偏好，一定程度上的完美主义、爱挑剔、带有理想主义乃至易幻想的特征——总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房子。回过头来看，这四套房子其实总体上大同小异，在居住的便利和缺陷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此，我的搬家看起来像是瞎折腾，显得有些徒劳和不切实际。这里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比如，在女儿外出集训七八个月之久时，将每月2000余元的房租浪费掉是没有必要的。这不是一个工薪家庭的消费模式。

搬家是很辛苦的事情，那些随着时日增加的日用品、书籍、衣物、厨房用具，等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成为恨不得扔掉的累赘。在这期间，我们清理掉多少书籍，是不可计数的。当我面对一堆堆并非“经典”但也来自朋友的馈赠，在若干个场合相遇购来、一些会议活动作为资料赠送的图书时，取舍往往是让人痛苦的。我总觉得某本书会作为今后的工具或资料而用，但显然，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它——更重要的是，在搬家时不可避免成为负累。我的太太，是个比我干脆和豁达的人。正是她帮助我痛下决心，将那么多的书清扫出我们的书柜，使之遭遇化为纸浆或摆上旧书市场货柜的命运（如果是后者，我内心的愧疚感会轻一些）。我的一大纸箱早期发表的样刊，竟也在某次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

我的第一个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我们之间曾有过交谈。这是两个高个子、相貌平整、很般配的人，两人都姓郑，而且名字最后都有一个华字，这是让我震惊的，乍看之下，以为这是一对兄妹。我在他们的房子里住的时间最久，大概有两年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在女儿初一下学期时搬进这个小区的，直到她初中毕业才离开。阴差阳错，女儿录取的高中，又在这片区域，我们又鬼使神差地搬回了贤士花园。基于与原房东良好的关系，彼此信任，我拨响了郑女士的电话（在他们家庭关系中，她是主导者），遗憾的是，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们在女儿学校周围，找了一圈房子，临近开学时，都一无所获。有一天，我在单位接到太太电话，告诉我找到房子了，还是在贤士花园，看起来不错，让我赶过去看一下，以便敲定下来。这当然是后话。郑氏夫妇，都在证券公司上班，属于哪个阶层不清楚，年纪比我和太太大三岁。从房子原有的装修和格局来看，他们属于经济上的宽裕阶层，目前他们住在红谷滩新区（是单位的集资房或是商品房则不得而知），这套单位的福利房他们此前租给过一个客人，我们家是他们遇到的第二个租户。显然，他们对以前的租户很不满意，那是几个南大一附院的实习生，共同分担开支，她们不太重视卫生，用房东的话说是“不太搞卫生的”。这是一对职业风格鲜明的人，也许工作劳累，还是别的，女主显得有些憔悴，看起来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些——但那份精干、细致（伴随着轻微的苛刻）却是显而易见的。男主看起来年轻一些——他们同岁，只相差一个月，曾经是同学。他们看起来很忙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们不会约着见面，那通常是家用电器坏了，或遇到什么难题非得房东出面解决时。一般是女主来得多，也是匆匆解决便离开了。他们在经济上不算是很大度的人，锱铢必较，理性而严苛，虽然总体上是不错的人。想来与他们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他们是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培养了一个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儿子。我希望，我们家能沾上他们家的好运。对这套房子，我非常滿意——虽然那沙发摇摇欲坠，是个危险品，厨房和卫生间也不少毛病，电视机完全是个摆设，等等，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似乎也不该有太多的挑剔，我们做好了长租的准备，一些房子的缺陷我们准备来逐步完善。

我一直对这对夫妇有一定的好感，想来他们的人缘也是不错的，他们在这个小区生活了至少十多年，他们的孩子在这里读书、成长。C栋的门卫看得出来，与他们非常熟悉，关系也很好，每次他们过来（尽管时间很短），总能看到他们亲切地打招呼、攀谈。那位傲慢的高个子门卫，见到他们时，神情立马有一种不自然的（过度的）热情。这是他们为人处世好，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

我的第二个房东，我始终未曾谋面。房子是太太通过中介找到的。我赶到贤士花园的时候，只有中介——一位男士，和他太太在房子里。房主将钥匙留在中介手上，她是外地人——抚州临川人，不知何故，在南昌拥有这样一套房子。这是一栋八层楼高的二楼，小两室一厅，面积大约只相当于前一套房子的一半，可能不到70平方米（我们之前的房子有140平方米）。但这套房子看起来装修得比前者新些，家具电器也更齐备，虽然小，但也紧凑，加上临近开学，留给我们挑选房子的时间不多了——再者，我并不是个很耐心的人。往往是这样，房子在你最急、最需要的时候，是最稀缺的，踪迹难觅;而在平时，在你不再为找房发愁时，你会发现，菜市场边上的公告栏里，各个建筑物的临时招贴处，那种租房信息比比皆是。我们很快就和中介签了合同，并且住进来了。自始至终，房主未曾见面，只在电话里有过沟通。仅从电话里的交往来看，这是个厚道、实诚的妇女，一言以蔽之，是个好人。我们才住进不久，热水器就坏了，我打电话给她，她二话没说让我们找菜市场旁边的电器修理铺维修，费用从下个月的房租中扣除。我想，如果是前面那位房东——郑女士，尽管我对她印象也不错，但显然的，会有几个来回的核实和交涉的。后来几次房子内部的问题，在与房主协商时，对方都很大度，充分信任。这让我对抚州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但房子的缺陷，开始日益显现出来。这时，我的母亲已经完成“保姆式”的陪伴使命，回到赣西那个小县城去了。尽管如此，房子仍让人觉得拥挤。女儿的房间，只摆下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一个小衣柜，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写字做作业的位置也没有。我们将书桌摆放在客厅，客厅成为我们家吃饭、休息的公共生活空间外，兼做了女儿的书房。高中第一个学年，还不要求在学校上晚自习，每晚，女儿在客厅做作业，我则侧躺在靠窗的沙发上——用女儿的话说是“葛优躺”。太太拿着书在卧室里看。这是每晚我们家固定不变的情景。窗外，是两栋楼宇之间的平台，户外的任何声音都毫无保留地涌进来，以前，我们在14楼听不到的老太太们的闲言碎语、楼下电视里的声音、狗的追逐声、风吹起地上纸屑的声音，如此逼真地传入耳膜——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最要命的是，那在别的小区、广场和空地都能遇到的、这些年来流行的广场舞，每晚准时伴随着一支乐曲，在窗外响起。那是一支奇怪的曲子（我不知道歌名），同时有着奇怪的旋律——现在，只要一想到此，那支奇怪的歌词伴随着旋律还会在我耳边萦绕——“感觉自己棒棒哒……”，那些老人，也有妇女，大概七八个吧，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地舞动起来。基于此，我到现在无法接受广场舞。也许那时带来的阴影太重了吧。我的房东——那个隐身人，自然是无法目击和感受到这一切的。她是个好人，我们却无法再合作下去。我们只租了一个学期便退掉了房子。

第三位房东姓刘，是位温婉的女性。她也住在红谷滩。我回到了C栋，那么凑巧，我从地宝网上又找到了一套C栋的房子。当我们开车，把东西搬回C栋时，我看到C栋院门口小卖店罗老板（我通常叫他罗师傅）惊掉下巴的神情——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不快，但仅这一次，我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便终结了。我第一次住进贤士花园时，是房主带我还是自己找到罗师傅的，记不清了。那时，小区还没进行燃气改造，还在使用罐装煤气，我是在罗师傅店里代办的煤气使用手续，每次他扛着煤气罐上来帮我置换时，我们还会交谈几句。他是个热情的人，每次我们交谈都很愉快。自然，我也会在他店里消费一些物品。在我前次搬离这里时，我去找他要回代办煤气罐的三百元押金，他要我拿押金条来，这理由无可反驳。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押金条竟找不着了。我向他说明，他却一改往日的热情，恶狠狠地拒绝了我，仿佛那就是一锤子买卖的事，我们今后将永不会再见面。我没有纠缠他要回那几百元押金，只是觉得他脸变得太快、太市侩和不近情理。我愤愤地离开了他的店。

已经进入了微信时代，房主和我加了微信，每次我都是通过微信将房租付给她。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女士时，她穿着一件旗袍，虽然年纪与前面的郑女士相仿（从后来的聊天中，得知她也是在证券公司上班），但她的风格与郑女士不同。郑女士是那种精干的职业女性形象，刘女士则带些文艺范，有些古典的气韵。她会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她参加古琴学习、焚香、时装秀之类的信息，也会晒一些抄写《心经》、读书会之类的照片。她是几个房主里唯一一个称我“李老师”的人。我的微信，偶尔也会露出我职业特性的一鳞半爪。既然我们是微信好友，我想多半她也会关注——作为一个谨慎的房东来说，对租户的了解是必要的，这合情合理。我们的合作关系时间不短，仅次于她的同事郑女士。我们回到了电梯房，回到了高层。我重新拥有了写毛笔字的空间，而女儿则开始了上晚自习。她有个带书桌、书柜的很大的卧室，外面还有一个阳台，每天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阳光会眷顾这里。在那许多个夜晚，我沉浸在写毛笔字中，桌上摊着一大摞字帖：《黄州寒食帖》《蜀素帖》《祭侄文稿》《苕溪诗帖》，地上满是我涂写的毛边纸，一得阁墨水的气息在房间里沉浸不散。刘女士很少过来，微信省去了很多麻烦。但中途也来过几次，每次都穿着不同款式的旗袍。她看起来大约五十岁，肤白，身材苗条，秀眉长目，也许她古典的打扮反而使她显得更老一些，她的实际年龄可能不到五十岁。解除租赁合同后，自然地，某一天，她在我的微信好友中消失了。

从一开始，我就算好了女儿去杭州集训的时间，因此和刘女士约好了一年半的租期（起初，她对这半年不理解，因为她是以一年为一个租期的，当我说明缘由后，她也痛快地答应了）。至少到现在为止，互信，在我和三个房东身上都存在着。我们有时会夸大人的恶意，喜欢听闻人群中糟糕、负面的信息，我们对于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总是持怀疑态度。我们有时习惯了“他人即地狱”的思维。

我的最后一位房东，是位男士，年纪与我相仿。

我习惯性地走到菜市场的公告栏去，那是春节过后不久，女儿即将从杭州返昌。没有找到意料中的房子。我找到大门口的门卫老太太，尽管她带我看了一套房子（她有钥匙），但那房子显然不能让我满意。我灰心地离开了贤士花园，在学校周围又看了几套房子（我从网上摘录了一些房子的信息——有些不实的信息将我带到十公里之外的地方;看房是要付费的，大约花费了百来块看房费后，我不甘心似的，又回到了贤士花园）。意外地，我在一栋楼的拐角处，看到一张A4纸那么大的新贴的租房信息。我打通了上面留的电话，是一位女士接的，对方让我在原地等十几分钟，她马上过来。迎面骑着电动车过来的却是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嘴上留着小胡子，衣着普通毫不讲究，仿佛是在干活的中途过来，急匆匆，寡言少语。这套房子的陈设，与前面几套大同小异，三室两厅，除了光线稍差，因为我们进屋开灯后，好半天室内才显得透亮一些，那是一栋高层楼的三楼，没有电梯，白天也要开灯。对于我来说，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房主审慎地、沉默地陪着我将屋子转了一遍，熟稔地按着开关，拉开窗帘又拉上。我浮皮潦草地看过后，便迫不及待希望签订合同（甚至与太太都没有商量）。他显然有备而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有些发皱的纸来——两份合同。当听说我只租六个月后，他惊了，随后断然拒绝，说那不行，最少要租一年。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此次可能出现的最大障碍。房主收起那两片纸，起身准备离开。他说他很忙，店里还有生意要去照顾，希望我再找找看。我非常清楚，没有更合适的机会了，因此我请他再考虑下，帮帮忙。我说实在是因为女儿读书就近才来租房，她学美术，刚刚从杭州集训回来，离高考只有五个月时间。他突然眼睛一亮，看了我一眼说，你女儿也在实验中学？我说是的，原本不抱指望的心又提起来了。他说，好吧，我租给你。他说他女儿也在实验中学读高三，在7班。你女儿在几班？8班，我说。嗯，那是重点班。

此后一切顺利，不仅签了合同，房主还将卧室里坏了的空调换成了新的。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成了我们合作和缔结友谊的纽带。他甚至坐下来，与我聊了下她女儿的学习情况。因此知道她的女儿专业中等偏上，是在南昌某个画室集训的，联考成绩比我女儿后大概千把名（只要文化上线，录取一本无虞）。他没有让女儿回学校学文化，而是放到一个培训机构（新状元还是博艺？）学文化。这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他说他还有一个儿子，正在读初中，供养两个孩子读书，成了家里最紧要的事，他们夫妻两个是做小生意的，离这里不远——我脑海里浮现出永外正街那些店铺的形象。王兄——我这样称呼他，对他的负责任的态度表示钦佩。他说，还不是想博一下，为了孩子，做父母的不就是这样？他笑了。这是个非常朴实的人。我与他之间的信任感，在亮明一个准备高考的家长的身份后，无比坚实地建立起来了。就在我离开贤士花园半年后的春节，还收到他的微信问候和祝福。

“卡夫卡式的无助”

我研究了一小会儿手中这本书：让-菲利普·图森的小说集《迟疑·电视·自画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封面写着“实验艺术丛书”）。这是由三个中篇构成的集子，篇名如封面所示。不知是为图省事，还是其他考虑，显然出于后者——图森给自己的小说取了这样的标题。封面上，作者右手拽着外衣（搭在肩上），左手插在裤袋里，头歪着，揶揄地、嘲讽地望着书外，头光光的，用书中《电视》里入室行窃者的话说是——“秃子”——“一個穿睡衣的秃子拿着一个喷水壶，女人说，然后她开始笑起来，狂笑不止，一个穿睡衣的秃子拿着一个喷水壶在大楼的楼梯里，她觉得这真是太妙了。”勒口的介绍显示，作者在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了7本书。书名都极简：《浴室》《先生》《照相机》《迟疑》《电视》《自画像（在国外）》《做爱》。一个省级美术出版社出版小说，并且是先锋小说，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光看书名，图森的写作确实当得起“极少主义小说”的评价。尽管书并不厚，作者的写法极简省，有东方主义美学旨趣，但十余年来我居然没读完，我总是拿起读一段，又放下了。这不是以故事取胜的小说，随便可以从哪一段读起，都让人觉得津津有味，但不足以吊起胃口非读下去不可。这正是法国新小说的特点。我历来对富有实验精神的文字和艺术，充满敬意。我认为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先锋派，然而糟糕的是，我越来越堕落成一个外表被人读成一个再四平八稳不过的人，我看起来是（其实无疑就是）个保守派。

我仍记得这本书当时放在江西师大老校区旁青苑书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个书店同样不起眼，却是南昌读书人心中重要的精神圣地。它早已不在先前这个位置。最初搬在一条胡同，现在则在一个叫“金域名都”的小区的门店里。我也许能够记起屋中每一本书的来历，它来自哪个时间、哪个地点、彼时的境遇，诸如此类，等等。我不长也不算短的阅读史，由这一本本书可以拼贴出我的精神肖像——这样说，显得似乎有些自负，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说从每一本购得的（少部分赠送的）书，可以按图索骥，追踪我个人成长的历史。当然这毫无必要。也许每一本书，只对我才有意义。比如，这本图森的小说集，当时紧紧夹在青苑书店进门靠右角落的一堆书里，与一些美术和摄影类的书挤在一起。在当时，我依然是个美术爱好者。这个书店，最初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挚友——现某高校美术教师介绍给我的。我当时刚来南昌不久，而他先于我从北京（之前他离赣北漂数年）来到南昌，在一个院校进修。此后我是这家书店的常客。我当然记得，那个学校——江西教育学院，并不著名，我的挚友租住在石泉村一间民房里，我孤身一人在南昌，而他是单身，我时常周末去找他，晚上挤在他那张窄促的单人床上过夜，房间里呛人的汗馊味和油画颜料及调色油、松节油的气味，在这沉闷的空间里弥漫。我的挚友爱上了摄影，用仅有的积蓄，购置了一架单反相机。他给我看他为学校一些美女拍的肖像，他的摄影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前来找他拍照的女生络绎不绝，我在当时没说，心里却在想他完全是胡闹，不务正业，为他的前途担忧。几年以后他去了云南艺术学院读研。我在青苑书店的架子上取下图森这本书，突然想起他来，神思漫游了一小会儿。

阅读小说是我的爱好。对于一个有志于散文艺术的人来说，能够给他提供的优秀范本少之又少。而小说则不同，那是个无穷的丰富的世界，就像一片森林，每一片树叶都很精彩。散文则像一片乏味的草地，一眼望去，相似而单调，甚至那满眼的绿色看起来都那么虚假。多年来，有一本小说我一直暗暗喜欢。这不是一个爆红的作家，绝大部分读者可能对这本小说毫无印象。二十年前，那时我还在县城做一个小公务员，对于一个默默写作的人来说，没有谁比他更关心县城仅有的几家书店的命运——难以想象，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县城，小书店和邮局还有不少文学杂志和文学书，现在这些书店踪迹全无，邮政报刊亭的内容也大相径庭——只有新华书店还在，但里面的书与县城大部分青少年的精神生活没有太多关系。如果书店不能给人带来惊喜，其实是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的。我就是在县中附近一家书店看到这本书——张旻长篇小说《情戒》（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之前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小说家，我的视线落在这个“旻”字上，拿不准读“min”还是读“wen”。我们县城尽管有一些文学气息，毕竟闭塞，我不知道其时作者已经在许多著名刊物发表了大量小说，并且引发关注。这本书和其他言情小说摆放在一起。虽不经常，但有时我也会偷偷地阅读那种通俗的言情读物——我就是抱着这种心理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黑白封面，左下方是一张作者肖像，三分之二处在亮光中，三分之一隐藏在阴影里——这是经典的肖像构图，偏分头，并不算英俊的面庞有一种沉郁、凝思的书生气。长得与我当时县城的一个文友刘恒有点像。我先是看了一会儿扉页的题记：“我大概很难适应一个没有××的世界，但现实不在这里，因为现实并不完全寓寄与此……《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然后又看了李劼写的序——十多年以后，我注意到作家在另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中国父子》中，浓墨重彩地写到这位个性鲜明的学者、文学批评家，在当年安亭师范，他们做过两年同事。在张旻看来李劼是一个既深刻又孩子气、性格冲动对爱执着但屡爱屡败的人。对于李劼序言中称之为的“郁达夫《沉沦》式的痛苦”和“包列罗舞曲”，让我对作家充满好奇。小说从一次春游故事展开，在游山洞时，一个男青年对一个女性如真似幻、若有若无的恋情。我觉得张旻刻画的也是我的心理。书中这个青年教师形象，被评论家描述为“他所生长的禁欲的、非人性的环境，使他从小就丧失了与女性世界正常交往的能力和健全的心态，变得格外羞怯、懦弱、孤傲和乖戾，直至病态”。似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自认为包括70年代初）出生的人，不会觉得意外。

这本书夹在我的书架里，在这些年来六七次的搬家经历中，不曾遗失。坦白地说，近二十年来，我偶尔还将这本小说拿出来翻过。那一个个在校园里、旅途中、乡野里、城市郊外出现的女性形象，依然撩人心扉、楚楚动人，她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男子精神成长的链条。而本该注入激情和狂热的对象，却又因为主人公“局外人式的冷漠”“卡夫卡式的无助”，而使恋情尚未展开便已结束。主人公似乎沉浸在爱河开启一刹那的欣喜和迷惘中，沉醉在那一個个带有空幻色彩的细小的情节里不能自拔。我的太太并不认同我的看法——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喜欢张旻的小说《情戒》并推荐给她看。她读完后告诉我并非像我说的那么出色。

这不禁让我困惑——是作者的小说艺术，还是对爱情疏离、冷漠的态度吸引着我？太太认为，张旻的小说有些“小”，而我恰恰认为这很可贵，是作者有意为之。关于本书的交流仅止于此。我尊重太太的观点，但并不动摇我的看法。我们有不少共同喜欢的作家、喜欢的书，也有各自认可的作家，这很正常。包括前面提及的让-菲利普·图森，我猜想（但不能确定），她也不会那么喜欢——虽这无关痛痒，但想想还是让我懊恼了一小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