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快速城市化生态安全研究

胡茜

摘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本文从风险分析的视角，探究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雾霾气候的风险与大气环境安全问题、水生态环境的风险与安全问题以及土地生态环境的风险与安全问题，提出了维护生态安全的对策建议，强调推动城市群建设、优化新常态下的城市功能以及加强生态城市功能分区规划等人口措施是目前减缓城市生态风险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快速城市化；城市生态安全；生态风险；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5-0001-03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大课题“基于《概论》课理论体系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阶段成果之一（18GJJA00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确立，将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人口总量也迅速膨胀，使得生态环境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加大了雾霾气候风险、水环境生态风险、土地生态风险等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目前，环绕在我们身边的雾霾天气、缺水与水污染、垃圾等问题比比皆是，已成为城市不可回避的一个客观现象与事实。各类生态风险易发生叠加效应，给城市生态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威胁到了人的生命系统、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生态风险的威胁与挑战，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本文以北京市为例，探索近年来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规模扩大与各类生态风险（如大气污染、水资源减少、水体污染以及废弃物污染等）之间的关系，阐明人口快速增长在推动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城市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大、生态安全水平降低的现象，针对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路径。

一、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情境下，人口向大城市，尤其是向特大城市迁移和聚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常住人口规模，还是迁移人口规模，都呈现出了增大的状况，造成了城市人口规模呈快速扩大的态势，如今，这一快速城市化现象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景象。对北京市来说，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 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按照这种趋势，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规模要在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2 300万人以内，任务仍然很艰巨。

第一，从城市人口增长的来源上说，北京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迁移增长现象较突出。迁移增长现象意味着在北京市常住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外来人口也持续增长与扩大，换言之，除了常住人口以外，北京市迁移人口所占的比重也很大。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北京市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业、住宿餐饮、建筑业这四大传统行业里。显然，迁移人口比重的增加以及风险管理无疑对北京市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从人口分布区域来说，北京市人口的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核心区域。由统计结果可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有近一半住在朝阳、丰台、石景山和海淀四区构成的城市功能扩展区，达1055万人，占49%，人口集中度较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快，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特大城市，北京对全国人口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这就造成了近年来人口规模和迁移规模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规模和迁移规模的扩大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城市人口总量增长太快，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时，那么各类生态风险凸显出来的可能性就会加大，“环境污染与资源的消耗也因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我们的星球在三个方面被过度使用：即资源的减少（包括清洁的水和土地）、生物圈的更新能力以及大气质量。[2]”一旦这些生态风险得不到有效的防控，则会威胁到城市生态安全，进而就有可能引发由城市生态安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产生负面连环波动效应，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快速城市化过程所产生的生态风险与安全问题

快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而人口规模的扩大需要生态资源与环境作支撑和保障，即人口规模需要在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才能维持，倘若人口规模的增长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就会产生各类生态胁迫效应，增大生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城市生态安全水平。

（一）快速城市化过程所产生的雾霾气候风险及大气环境的安全问题

在气候变化上升为全球环境问题的同时，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北京市因雾霾天气的增多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追溯北京雾霾天气增多的原因，我们发现这一现象与近年来人口规模的扩大是相关的。换言之，人口数量的增大与雾霾日数的增多存在正比关系，即在北京人口规模日益增大的时候，雾霾天气也越来越多。由于庞大而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需要大量的资源来支撑，高密度人口活动所产生的高排放、高污染现象便不可避免，城市所排放的这些细颗粒物一旦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度，在浓度持续积聚的条件下，如果受静稳天气等影响，就极易出现大范围的雾霾现象。因此，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与雾霾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密切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规模的扩大能够加剧雾霾气候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以实现美丽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中的重要方面，而如何降低雾霾气候风险，维护大气环境的安全以及人的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安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是资源环境严峻形势的紧迫要求。其中，解决人口问题是防控風险以保障自然、人及社会安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快速城市化过程所产生的水环境生态风险与安全问题

第一，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说，北京属于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城市，从这个意义而言，北京水生态环境的安全水平并不高。北京地处暖温带的北缘，系半湿润半干旱过渡带，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95mm，只有全球陆地平均降水量的60%，折合成降水资源量为104.5亿立方米，其中60%～70%蒸发散失，只有少部分成为径流和入渗地下，从总量这个维度来看，北京的自然降水量是不足的。且由于北京地勢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这一特点不利于自然降水的储存和保留。因此，北京的水环境生态安全状况不是令人乐观的。

第二，北京水环境生态风险还表现在水体污染严重这一现象上，其造成了水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的状况，增大了水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水生态环境安全水平也随之降低。随着快速城市化程度的深化，人口规模的增大使得污水排放量加大。探究水体污染现象加剧的原因，它和人口规模庞大及年增规模扩大这一问题紧密关联，换言之，污水排放量与人口数量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另外，人口增长还造成了地下水污染严重这一现象。

因此，上述分析表明，作为当前水环境生态风险的主要表现——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与快速城市化问题是密切相连的。如何确保水环境生态安全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而要有效地防控水环境生态风险，不仅需要供需和污染治理等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更需要源头治理的理念及其相关措施，而解决人口问题是保障水环境生态安全的关键。

（三）快速城市化过程产生的土地生态风险与安全问题

在快速城市化继续推进的时候，人口规模不断扩张还给土地承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造成了生活垃圾等各种废弃物污染日益加重的现象，这一现象降低了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增大了土地环境的风险不确定性，土地生态系统的安全遭到严峻的威胁，影响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土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巨大的人口规模与有限的土地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态势下，土地承受力越来越紧张，土地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加剧彰显，使得土地生态环境的风险程度不断加深，土地资源的安全受限。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18年12月份发布的数据，全市2018年常住人口为2 154.2万人。北京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市在2020年的人口承载力约为2 100～2 200万之间，在土地利用达到极限的情况下，人口承载力约为2 500～2 900万。而根据北京市社保部门的估算，加上流动人口数量，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2 900万。这也就是说，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已趋近于人口承载力的极限，而一旦到达了这个极限值，根据美国威廉？福格特提出的土地承载力理论，北京的土地生态系统所面对的风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土地资源将遭受很大的负面影响，正如Norman Myers所指出，人口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以下现象：1961年到1985年里可耕种的土地扩大了72%，这种情况导致了沙漠化、森林砍伐以及许多自然环境的恶化[3]。

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每天产生海量的垃圾，这些废弃物所致的污染对土地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增大了土地生态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假如风险得不到有效防控，土地生态环境将走向不安全。探究这些废弃物产生的原因，与人口规模有着密切的关联，即垃圾产生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巨量的废弃污染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土壤中，一旦超过土壤的容纳和净化能力，那么土地的性质、结构等就有可能发生改变。进一步说，如果污染物的积累占据优势，那么土地的生态平衡就有可能被破坏，土地自然功能就有可能丧失，土地的质量也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增大了土地生态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土地生态安全问题。

上述土地生态风险是一种潜在性与现实性相互交叉的风险，因为土地污染是一个潜伏期比较长的风险，它具有隐蔽性、长期性、难以治理等特点。基于这种特点，倘若风险控制不力，其破坏性较大，不仅对土地生态环境有很大的损害，例如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品和质量，其后果会通过长期摄入受污染的土壤的植物产品或动物的健康状况显示出来；同时，这种风险的破坏性还会延伸到社会系统中，对人的身心健康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土地生态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土地承载力问题还是废弃物污染问题，都会增大土地生态系统的风险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土地生态安全也走向“不确定性”，而要解决上述所言的风险问题，维护土地生态安全，还需从解决人口问题这个风险源抓起。

三、减缓城市生态风险以维护生态安全的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民主体性思想、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4]。藉此，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本文从人口的维度方面提出三个解决人口与生态环境之矛盾的建议和措施，来降低生态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维护城市的生态安全。

第一，培育和构建城市群，将城市群区域各城市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同城化与一体化发展态势，借助于这种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效应，将人口布局分散优化，多中心布局，进而分散生态系统的风险源，缓解生态胁迫压力，乃是当前解决城市人口问题，以减缓生态风险、维护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所谓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指的是以一个大城市或者特大型城市为中心，周围布局一系列卫星城市，利用发达的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将核心城市与周边卫星城市高度连接在一起形成同城化与一体化的发展方式。这种同城化与一体化意味着组成城市群的所有城市在产业结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方面均实现同城化与一体化[5]。该模式有利于将核心区的人口转移到其他同城区域中去，降低人口密度，缓解人口过于集中所带来的生态胁迫压力，降低生态风险不确定性的发生率。其原因在于将人口分散多中心布局后，风险源就会均衡分散，生态胁迫压力获得释放，一旦临界点的压力降低，作为自组织的生态系统便会回归平衡状态，生态安全水平便会逐渐提升。另外，这种城市群的发展模式由于是通过产业结构转移发展、市场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同城一体化功能，它对人口规模的影响作用是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来实现的，能够避免单一的、极端的人口政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因而成为推动城市区域均衡发展、降低人口密集度，以减缓风险保障安全的一个长远方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实际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成效显著，常住人口增量、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双下降[6]。

第二，在培育和选择城市群的基础上，从国情和市情相结合的现实背景出发，根据新常态下城市化以及生态环境约束条件新变化的特点，选择优化适合自身发展的城市功能，以城市功能的改变来影响或者改变区域的人口承载力，这种源头治理模式能够避免末端治理的风险负面效应，转移风险，降低后续风险治理的巨大代价，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当前，城市里尤其是特大城市存在多种核心城市功能，这些城市功能大而全，面面俱到，它们叠加在一起容易产生巨大的人口吸附效应，这是造成快速城市化进程里人口规模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进而才造成城市各类生态风险出现扩张的态势。建议利用新常态的战略机遇，合理定位适合城市发展的功能并在实践中有序推动，例如根据城市定位弱化或者转移一些非必要的城市功能，以非必要城市功能疏解降低人口总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和服务管理水平。通过优化提升城市功能的路径来影响城市化进程，才能控制人口规模，将风险源转移，从源头上降低不确定性因素，这是目前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手段。

第三，从生态风险预警的角度，根据生态安全评价原则来加强城市功能分区规划，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底线控制以及增长边界等理念与城市功能分区结合起来，即将蕴含生态安全原则的功能分区来决定承载人口的规模与能力，此举能够将人口分布置于生态系统的约束条件之下，有利于将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维护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提升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建议以核心城市或者城市群为单元，在保留城市核心功能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安全原则规划不同圈层的功能城区，例如做好生态破坏区、生态敏感区与生态脆弱区，城市生态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等人口规划工作。在根据不同的功能城区规划布局人口时，要避免单一、极端的人口政策，而要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原则，依靠长效经济机制，如实施产业结构升级战略带动就业转型，通过影响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来改变区域人口承载力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整体可持续条件下保障城市化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减轻城市人口对自然系统压力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压力，减缓生态风险，这是当前助推城市人口工作发展，提升城市生态安全指数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05-19]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

[2] Alexander Carlus，Kurt M. Lietzman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M]. 1998：95.

[3] Nicholas Polunin. Population and Global securit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6.

[4] 趙建军.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价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概论》书评[N].中国环境报，2018-6-7-（3）.

[5] 方创琳、周成虎等.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J].地理学报，2016（4）：531.

[6]北京市全市年末常住人口（北京市统计局）[EB-OL]. [2019-01-23]http：// tjj.beijing.gov.cn/tjsj/yjdsj/rk/2018/201901/t20190123_415576.html.

（责任编辑：李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