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范传统典籍外译项目打造国家水平文化名片

本刊编辑部

【摘要】本文全面回顾了《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历程，对《大中华文库》的立项背景和发展阶段、组织实施与质量把控等方面进行介绍，讲述出版過程中的点滴往事，深刻总结了《大中华文库》出版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大中华文库》 传统典籍 翻译 出版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走出国门，而中国传统典籍的外译，正是世界了解中国悠久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早在17世纪第一批传教士踏上这片古老东方文明沃土时，中国传统典籍外译的历程就开始了，经历了从选译到全译、从零散单书翻译到结集成套翻译、从选择性翻译到系统性翻译的历史过程，翻译的质量也日渐提高。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涉足中国传统典籍外译的出版机构几近百家，较具系统、规模的丛书则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师经典文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等。其中，以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组织20多家出版社编选翻译的《大中华文库》规模最大。

据了解，《大中华文库》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选出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经反复征求专家的意见和严密论证，最后确定了100余种典籍。这些典籍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以及科技等各方面。其中既有《老子》《论语》这类海外读者较为熟悉且已有若干译本的典籍，也有《史记》《汉书》这类海外略有所知但目前只有选译本的经典作品，而更多的则是此前尚无译本、在国外还鲜为人知的经典作品。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既代表了中国的学术、出版和翻译水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采访了《大中华文库》工委会主任、总编辑、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先生，《大中华文库》工委会副主任、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先生，外文出版社原总编辑徐明强先生，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尹飞舟先生，《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若楷先生，外文出版社总编辑胡开敏先生等参与该项目的出版界人士，回顾《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历程，就《大中华文库》项目（以下简称《文库》）的立项缘起、组织推进、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经验与启示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文化理想，与时俱进：《文库》的立项背景和发展阶段

编辑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积淀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字的特殊性，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很少向外界传播，虽有一些译成外文出版，但零零散散，不成系统。国外也有一些译介，但品种屈指可数，而且对中国文化颇多隔膜，多少带有猎奇性质，译文也不乏错讹，甚至存在故意篡改、歪曲作品内容的情况，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深入、准确的了解。

1994年7月，新闻出版署批准《文库》正式立项，并列入国家“八五”规划。自1996年起，《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开始具体组织实施。为了加强管理，《文库》下设两个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文库》整体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完成工作，总编辑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及内容审定，从而保证翻译和印刷上的高质量和文库工作的有条不紊。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和支持下，《文库》汉英对照版正式启动实施。

正如杨牧之先生在《文库》总序中所说：“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们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请问，这个项目当时是如何立项，最初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杨牧之（以下简称杨）：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华书局工作时就产生了编辑《文库》的设想。因为我是学古典文献专业的，日熏夜染，脑子里多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深深感到那些“子曰”“诗云”中有玄妙深奥的哲学，有说不尽的美。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些无可企及的文化经典都成为时代文化的坐标。我们有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中有无尽的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创新进取的民族精神，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抓紧把它们介绍到全世界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我想，这是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出版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于是，我便萌生了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系统、准确地介绍给全世界的愿望。这也是《文库》项目的缘起。后来我有幸担任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在我担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的时候，我有条件十分具体地了解到各个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也有可能组织有条件的出版社共同干这件大事，便邀请现代出版社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计划。之所以找现代出版社的编辑，主要是该社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这个公司有图书出口权，又属于新闻出版署主管，且《文库》出版后要销往国外，给外国读者阅读。除了现代出版社，我们又请来出版过此类中译外著作和古籍今译图书的出版社组成团队，如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大家热情很高，积极谋划，完善构想。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徐明强，时任图书司司长阎晓宏，现代出版社总编辑马欣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满之、副局长张光华，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熊治祁和后来的尹飞舟等都成为团队的核心，大家互相鼓励，通力合作。

徐明强（以下简称徐）：正如杨先生所说，外文出版社很早就参与了《文库》项目，当时我们承担的出版工作是以四大名著、杨宪益先生的译著为基础。团队成立后，各出版社不分彼此，各出高招。比如设计封面时，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光华组织湖南的美编拿出二十几个方案，一个一个比较。现代出版社总编辑马欣来为了最科学的物美价廉，计算出多个成本方案。我也到印厂多次调整版式，还派人到湖南当地的排版厂，有时一呆就是一个多月，直到第一辑最后顺利出版。

最初《文库》出版的品种还不多，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但是也得到了学界很多专家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等的肯定和支持，这些学者对《文库》要出哪些品種提供了很多建议。《文库》刚刚立项的时候，经济上还比较困难，没有补贴资助，都是出版社自掏腰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咬牙坚持下来。后来，好多家出版社积极加入进来，出版队伍达到30余家，不仅壮大了出版力量，也为《文库》带来了新的品种，扩大了出版范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文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尹飞舟（以下简称尹）：1993年，我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主管译文编辑室的工作。从1998年开始，我参与《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要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选取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至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艺术、医学以及科技等各个方面，再译成外文（当时是要求先译成英文），工作难度很大，之前的经验显然远远不够。为了出好《文库》，成立了学术顾问委员会，由丁望道、任继愈、李学勤、季羡林、杨宪益、戴文葆等18人组成，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担任《文库》总编辑，马欣来、徐明强、黄友义还有我担任副总编辑。可以说，这样的学术指导、编辑出版阵容，在当时是空前的，这也为《文库》的出版打了坚实的基础。而有幸参与其中，对我们湖南出版乃至我个人在传统典籍外译项目的经验积累、能力提升，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编辑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库》产品蔚为大观，从其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94—2016年的汉英对照版、2007年立项启动的多语种版以及2019年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第一批）。请问，《文库》至今完成多少品种，是否已经实现立项目标？

张若楷（以下简称张）：杨先生曾有一个比喻，我认为非常贴切。如果汉英对照版是《文库》的第一个“高峰”，多语种双语翻译是《文库》的第二个“高峰”，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语翻译就是《文库》的第三个“高峰”。《文库》汉英对照版110种，已经全部出齐，先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最高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和受众覆盖面，2007年启动的汉语与联合国另4种官方语言（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3种重要语言（德语、日语、韩语），共7种语言的双语对照版25种典籍175个品种也已全部出齐。

随着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扩展，沿线各国通过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也愈发迫切。为配合中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工委会又策划“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双语翻译工作。第一批涉及29种语言（如缅甸语、柬埔寨语、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保加利亚语、乌克兰语等），84种典籍，得到中央领导及有关部委和国家出版基金办的鼓励和支持，2019年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严控质量，稳步推进：《文库》的组织实施与质量把控

编辑部：从立项之初，《文库》项目就立足于为国家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2011年12月23日，《文库》出版工程暨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等出席表彰大会。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大中华文库》是国家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鸿篇巨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志之作，是当年新闻出版战线的“天宫一号”。刘云山指出，编纂出版《大中华文库》，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出版工程，是向世界全面系统推介中国优秀文化典籍的重大举措;《大中华文库》的出版，有力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了《文库》立意之高，而实现这一高目标，就需要在具体的组织实施上严守高标准，追求高质量。请问，这一高起点对项目组织实施有什么影响？

张：具体说来，《文库》要求切实做到“三个精”。

一是精选书目。中国古代典籍有20多万种，从中选出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搞好这套《文库》的根本。工委会3次座谈、2次发调查表，征求北大、清华等全国著名高校和中科院、社科院、军科院以及国家图书馆专家的意见，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110种典籍。这110种典籍，上自先秦，下至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以及科技等各个方面。既有已广为国外所了解的《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更多的则是目前没有译本，或没有完整译本，很少为国外所知的经典。我们担心优秀的图书漏掉，《文库》全部选题落实后，再一次征求各学科有代表性的专家意见。专家们一致表示，选题很全面，一流的书基本都入选了。

二是精细编译。《文库》把保证编译质量作为首要任务，组织中外专家进行翻译审校，中文原文也都经过了精心选择、认真校对。实施大工程，组织工作是关键。我们设有工作委员会和总编辑委员会，各司其职：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社的遴选，签订出版合同，制订出版计划等组织协调工作，从而保证《文库》工作有计划稳步进行;总编辑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内容审查。在翻译质量上，遴选专家对中文原文进行细致的校勘整理和今译，同时约请国内外翻译专家精心翻译;出版社进行一、二、三审，总编委会进行四审和五审。四审主要请外文局的一大批外文专家以及学术界的中文专家论证审稿，五审由总编委会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负责，如果不合格就要退回去重新做编辑加工，以确保质量。

为保证《文库》质量，我们聘请了一批优秀的外语专家，建立起一个“专家库”。各个语种的专家尽量配齐，每个语种至少2位。此外，《文库》还按照国际惯例，编制了词目索引，撰写“导言”，满足现代读者需要。

三是精心制作。要体现中国出版风格和水平。因为此项工作先后有30余家出版社共同参与，而且图书品种、印制数量庞大，不可能一次印制完成，为了保证全书质量、外观的一致性，保证多批印制纸张颜色、质量的一致性，在总编辑委员会下设印制小组，主要工作是统一版式、统一纸张、统一印刷、统一装帧，达到四个统一。在设计上，这套书别具匠心地凸显三个文化标志，以体现项目的宗旨和抱负：一是独特的故宫门环，象征叩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二是封面上奔腾的黄河壶口瀑布，象征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三是书脊上的长城垛口，当整套丛书摆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上的垛口图案便连成一条绵延、巍峨的长城，象征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文库》是个大工程，由于坚持了质量第一，坚持了四个统一，保证了工程的整体质量。以上方方面面，无不体现出《文库》立意打造体现国家水平传统典籍外译图书的文化追求与品位。

杨：我们与印厂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合作。这是因为，要想把书做好，与印厂的合作是绝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初在选择印厂时，我们就专门派人广泛调研，力求选出印刷质量好、性价比合理的工厂。我们不是把印刷厂只当作听从出版社安排的被动合作方，而是把印厂当作整个《文库》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家明白印装不好同样不能成为一部优质图书。我们在召开《文库》出版工作会议时，也请他们来参加，请他们谈在印刷时发现的属于编辑的问题，以及对出版方的建议和希望。同时他们也听到编辑的发言，了解出版社的想法，促进他们改进工艺，提高质量。时至今日，《文库》仍在深圳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现为碧兰星印务公司）印制，质量平稳、可信。公司负责业务的叶卓强对工作热情、认真，成为《文库》的朋友。他们也以印刷这套书为荣，把《文库》图片放在工厂的宣传册中。

胡开敏（以下简称胡）：从专业角度看，翻译绝不仅仅是不同语种的转换。我国知名典籍英译专家、有7种译作收入《大中华文库》的汪榕培教授认为，目前市场上的典籍英译本既有当代译者翻译的新译本，也有出自19世纪末传教士之手的旧译本。对于前者来说，很多译者的英文运用能力仍“不到家”，而一些英文功底扎实的译者，却往往对中国古典文化疏于理解，导致文本误读等问题;对于后者来说，狄更斯式的旧式英语已经不合时宜，同时这些译本对于原文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偏差。可见，要做成一套高质量的、代表国家水平的传统文化典籍外译丛书，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更高的质量要求。

在工作中，我们是这样把关的：对于已经有英译本的著作，《文库》会选择业界公认的权威译本，并且针对外国读者的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注释和索引;而对于目前尚无英译本、或现有译本不尽如人意的著作，则严格挑选译者进行翻译。出版社认真考察译者的翻译经历及翻译作品，判断其是否具有同类典籍的翻译资历以及是否为国外汉学家所认可。译本完成后，还将交由外籍专家改稿，并接受十多道程序的质量把关。此外，对于每一部经典作品，《文库》都请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导言，介绍该作品的基本内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以及该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流传情况，帮助中外读者深入理解作品。

坚守理想，和衷共濟：《文库》背后的故事

编辑部：请诸位谈谈《文库》出版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者给我们讲讲发生了哪些故事，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尹：要做的工作确实很多，难度也不小。从《文库》编辑体例到装帧设计，其中的环节都不容忽视。当时，我具体担任《文库》中《庄子》的责任编辑，并且为《孟子》《荀子》《西厢记》《牡丹亭》等其他项目组稿，同时我还要为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所有《文库》书目复审，经常忙得焦头烂额。但是一想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好像立刻“充满了电”，特别有干劲。其实不只是我，对于每一个出版人来说，能参与这样伟大的出版工程，都是光荣的、幸运的。

首先，在编辑《文库》（汉英对照）的过程中，我发现历史资料的收集对典籍翻译有很重要的影响。为了编辑《文库》，工委会搜集了800多种典籍目录，撰写五六万字的翻译大纲，精选了1840年以前出版的105种典籍，分成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和科技4个系列，并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进行审订，最终才确定书目。当然，版本也很重要。为了选择好的版本，我们前后收集了500多种英译本和300种中文版本，经过反复讨论、斟酌，才能确定合适的版本。

其次，翻译也是一个难题。翻译家不仅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还要对典籍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否则具有中国丰富的文化含义的内容就无法翻译到位。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典籍译稿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内容完整准确、语言标准流畅、对难以理解的典故进行恰当的注释、简要介绍典籍在中国文化史的影响。除此之外，翻译风格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在编辑《文库》时，我感受到存在不同的翻译风格，我大致概括为学者型、倾向读者型、坚持原著型、平衡原著和读者型，不同的翻译风格各有优劣，但需明确的是，要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原著的内容和思想，同时带给读者顺畅愉快的阅读体验。

徐：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大家都知道，译文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有变化，或长或短，所以对照时要一面一面地对，要注意原文与译文能不能对得上。另外，有些作品尤其是像四大名著这样的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会根据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对原文有所变通。比如《水浒传》的原文中每章前都有一首诗，由于该诗与后面的叙述是重叠的，所以译者坚持不翻译这些诗。如此就造成原文与译文对不上。类似这种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当初也很困惑：如果考虑在译文中补上，那么会违背译者的意志，实际上是侵犯了译者的版权，因此这种方法不可行;但是如果就不修改，原文、译文对不上，又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后来，我们考虑《文库》主要并非给学习外文的读者使用的，完全对照地阅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保留了译文的原貌，即便二者之间有出入，也没有关系。

黄：对于编辑而言，要做到原文、译文、外文三对照，相当于三本书的工作量。《文库》所选书籍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品，和现代的白话文著作相比，难度在于要经过两道翻译，第一道是把古文译成白话文，国内已经有很多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有比较好的基础，编辑需要做的就是挑选鉴别、购买版权，进行再修订。第二道就是要把白话文译成外文，尤其是译成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俄文等语种难度更大。除了翻译上的难度，在排版上也下了很大功夫。翻译成外语字数远比汉字字数多，但为了版面美观和读者阅读方便，在编辑中要把汉字内容和外文翻译内容对应起来，这对于编辑工作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杨：关于古籍翻译成白话，其实也是一个很重头的工作。这里包括两部分，一是古籍原文，一是白话翻译。古籍原文的底本选择、校勘精当、标点准确，已经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即古籍整理。这一方面，我曾经工作的中华书局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权威出版机构。白话翻译是否准确、流畅，也非常考验功力。在这方面，中华书局承担了大量的工作，马欣来、沈锡麟、张文强等多位书局资深编辑审订书稿，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欣来女士。她不仅承担了《文库》具体品种的审稿工作，还对《文库》立项作出重要贡献。项目从最初的完全自筹经费，到后来的得到有关部门定额补贴，到后来立项成功，一路走来凝聚了同仁的心血。而本项目最初立项，就是马欣来在现代出版社总编辑任上，由她所在的现代出版社负责的。现代出版社隶属于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对于《文库》这样的外向型出版项目很对口，欣来为此承担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痛心的是，她于2017年秋不幸去世。在回顾《文库》的历程和取得成绩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她的贡献，谨借此机会向她表达我们的敬意与怀念。

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团队中，还有很多令人敬佩的、有出版经验、有事业心的人，他们中：有外语专家又懂出版的黄友义、徐明强、陈万雄;有招之即来、来之能干的图书司和出版社领导阎晓宏、张光华、熊治祁、尹飞舟、李岩、徐俊、徐步;有编辑、审读、装帧设计专家马欣来、梁良兴、胡开敏、廖铁;有事无巨细、操心敬业的黄松、张若楷;有财务管理严格细密的中华书局和外文社的刘宏、顾铭;有热情关注，时时提醒我们的顾问杨宪益、任继愈、季羡林、袁行霈、金开诚;有出版方面的领导许嘉璐、刘杲、石宗源、柳斌杰;后来，又有财务上给我们特别理解和巨大支持的财政部有关领导金立群、王家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品格，不为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译介推广中华民族文化尽心竭力。

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文库》出版的成功

编辑部：《文库》项目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崇高理想感召下，聚集了一批有担当有抱负的当代出版人和中外专家学者，以打造国家水准传统典籍外译项目为目标，多年来兢兢业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有媒体称，《文库》是出版人“二十年磨一剑”的心血结晶，其翻译和出版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出版的国家水准。《文库》的出版，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翻译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曾表示：“《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质量很高，够国际水平，能代表我们国家的出版水平，我很高兴，也很自豪。”

黄：我认为，《文库》是一套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丛书，随着出书规模的扩大，《文库》已经成为外交往来的文化“国礼”。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向斯里兰卡政府赠送《大中華文库》汉英对照版图书100种188册。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南美四国，向哥伦比亚总统赠送了《大中华文库》西班牙语系列的全套图书。国家领导人对《文库》的宣传与推广，更进一步推动了《文库》“走出去”的成功实践。

张：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库》当之无愧为中国文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典范。我们的目标不仅在“走出去”，还关心“走出去”后反响如何，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不仅关注国内的社会反响与评价，也非常留心国外读者的反馈。令人欣喜的是，国外读者对《文库》给予了高度肯定。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维也纳市政府高级参议、维也纳市学术委员会主任、胡伯特·克里斯蒂安·埃哈尔特教授（Obersenatsrat，Wissenschaftsreferent der Stadt Wien，Univ.-Prof. Dr. Hubert Christian Ehalt）写给《荀子》译者罗悌伦教授的一封书信：

收到了您的《荀子》（指《荀子》汉德对照本），极为高兴、极为振奋！荀况这位战国后期思想家、教育家的政治文集的出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中华文库》中，这部著作的表现力令人叹服。作为特别关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欧洲历史学教授，我认为，全球化的一个特别重要、也令人欣慰的方面在于，世界各种文化正在彼此接近;因为，首先是通过电子媒介、当然也通过图书文化，对迄今彼此陌生的各种文化的认识正在扩展。在比较文化史方面，一个重要的任务将是对古老文化中经典作家作品的主题与思想内容进行交互比较。作为奥地利与欧洲的历史学家，对我而言特别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在继承自己的文学与文化史领域的经典作家作品，并为了将这些经典著作译为欧洲语言而提供资金支持。

还有一点我想要说的是：这部著作出版得非常精美。印刷纸张薄，美工设计、封面、封面护套、封面上的徽章纹案，全都极为典雅。这一著作的出版非常成功——我想为此向出版社及其背后的各位人士，首先是您，悌伦教授先生，致以最最衷心的祝贺。

我现在已经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后续各卷感到高兴和期待了。

从中不难看出，《文库》不仅实现了中国文化、中国出版“走出去”，而且获得了广泛好评。

胡：除了图书本身的成功以外，《文库》项目对于承担的出版社产生了重要作用。《文库》的品质要求和工作流程，成为操作类似项目的重要经验;通过组织实施《文库》项目，也对编辑出版人才队伍的锻炼和培养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因《文库》项目而积累的译者资源，也为出版社组织实施类似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出版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外文出版社的一些重要产品线，如“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获得成功，同样成为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重要赠书。可以说，其成功是得益于《文库》项目的。这也是《文库》结出的丰硕成果。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文库》出版的重要意义

编辑部：《文库》一路走来，凭借优异的出版质量、深厚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是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成功典范。这中间，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在我国出版业对外发展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徐：我认为，《文库》的出版意义，总结起来有三点。首先，它填补了学界和出版界的空白，为中国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库》的成功，带动了一系列精品图书进入欧美市场并成为相关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比如外文局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同样是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重要赠书。以《文库》为代表的中国精品出版物“走出去”，有效传播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理念追求，已经成为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其次，它把中国传统典籍系统地介绍给国外读者，能够让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库》，国外读者也许仅仅能接触到个别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典籍，但是像占书这类典籍，因为不太常见，国外读者就并不了解，而通过《文库》的出版，就能够帮助读者解决这种问题。这是因为，《文库》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我认为，《文库》还可以继续发展，进一步扩大出版规模，增加出版品种，比如向世界推介中医传统典籍，更好地顺应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

最后，《文库》的出版，也为国外孔子学院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因为这些读者群体如果只读原文，可能不好理解语句的意思，但如果有译文作为参考，那么对于他们学习中文会有很多助益。

黄：我发现，《文库》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对象，许多人从中译外的角度来研究《文库》，在某种程度上，它为中译外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在翻译教育界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的文学著作主要是通过翻译走上国际市场。比如四大名著，要么是中国人翻译，要么是中外翻译合作的成果。《文库》作为一项翻译工程，以中外文对照形式，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典籍，更是中译外翻译家的辛苦结晶。可以说，《文库》的出版，帮助中国翻译界在实践中造就了一支自己的中译外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由本国人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这在国际上并不多见。由于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与西方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通晓中文的外国人十分有限，这样，承担中译外的任务就只能落到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肩上，由此进一步促成了中国中译外队伍的成长与壮大。

张：确实如此，《文库》不仅本身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为中国文化、中国出版“走出去”积累了丰富经验和选题资源、译者资源、人才队伍等各方面的宝贵财富。因此，《文库》是具有示范作用的。

所谓“文章和为时而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研究和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为建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文库》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只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那么千百年前的经典就可以真正为大众所接受。从这一点看，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结 语

以精品出版物为物质载体，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有效传播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理念追求，成为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如何提高创新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出版人的历史使命。《大中华文库》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与思考。

首先，高效、有力的组织规划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基石。对于一个集合了几十家出版社的超大型出版项目，组织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各家出版社的专业方向、擅长领域、运作模式、生产流程等肯定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要想形成合力，没有高效、有力的组织规划是无法想象的。《文库》项目组由工作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组成，工作委员会对各方、各项工作进行统一调度，保证目标清晰明确、进度协调合力，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研讨选题、确定书目，商定编纂体例和质量标准，明确编辑出版流程等，有条不紊、各司其职，使项目推进高效、有力。

其次，规范的操作流程和严格的质量标准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障。除了以高效、有力的组织规划为基础，图书项目得以成功，质量是关键。图书质量的过硬，必须有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与质量标准。具体到《文库》项目，选目经过充分调研和多次专家研讨方得以确定。在编纂体例上，也广泛听取古籍整理领域、翻译领域和出版领域众多专家的意见，体例经商讨确定后，编委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各家出版社具体承担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参加培训班，集中学习丛书体例，以保证体例规范的贯彻执行。当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新的问题并摸索出的经验，也通过编委会适时召集会议讨论固定下来，对既有的编纂体例和质量标准进行修订完善。这样，通过操作流程与质量标准的统一化严格要求、规范操作，保证全套丛书整齐划一;而标准又不是僵化规划和封闭的，随着工作的开展可以通过研讨固定下来，不断完善。

再次，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文化追求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动力。从多位受访专家了解到，从汉英对译到多语种项目、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翻译的三部曲，并非一气贯通，而是经历了很多考虑。一些专家认为，能够完成汉英对照本已经是我国传统典籍外译的重大收获，再拓展为多语种翻译，操作难度过大，不可控因素增多，不如就此结项，以保住项目第一期的成绩。但以《文库》工委会为代表的出版家们，经过审慎考虑、充分准备，并没有满足于汉英对照版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是启动了多语种翻译。诚然，工作难度确实比第一期大很多，但在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追求下，多语种版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文库》项目的又一座文化高峰。再到后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重视，《文库》编委会又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翻译项目。只有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才能不负时代使命，可以预见，凝聚着两代出版人的气度、勇气和担当的第三期项目，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本次访谈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与《文库》出版相关的那些人、那些事。“丹铅传世业，皓首缅前修”，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离不开一群人的执着坚守与默默奉献，而对于《文库》项目背后这些脚踏实地的耕耘者，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为《文库》的出版事业注入了理想与激情，奉献了青春与力量，他们的付出为的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未来和希望。我们由衷祝愿，新时期下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道路能够愈发宽广，讓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Set a Positive Example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Build a National Brand of Chinese Culture——An Account of the Publishing of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bstract：The paper reviews the publishing of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mak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ckground of initiating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quality control of publishing. Besides， the paper also tells some stories about publishing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sums up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points out its significance to driv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 and enhancing confidence in the culture.

Keywords：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lassics， translation， significance of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