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丰富内涵及其中国化表达

张二芳

〔摘要〕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将自由问题纳入唯物史观视野，提出了自由的来源和条件、自由的本质和自由的实现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展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家独立是个人自由的根本前提，经济富裕是个人自由的物质保障，民族富强是个人自由的坚强后盾。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在价值理念上，处理好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上，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平等，公正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5-0074-08

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防控效果如何，考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政府动员力、民众认同感直至制度的有效性，为人们重新思考自由与必然、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化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为此，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科学内涵，梳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在当代中国的展现，对于新时代人们破除在自由问题上的思想迷雾和实际障碍，对于理解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不仅追求个人自由，更在追求无产阶级的社会自由。马克思最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开始探讨自我意识的自由问题。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关注现实社会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问题。《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之后，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个转变”，开始从实践的角度思考自由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自由、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阐述了自由与必然、自由与平等的辩证关系，提出无产阶级自由观、平等观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详尽考察，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促进自由方面的历史贡献，但同时又发现，商品交换自由、劳动力买卖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的自由必须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为代价，劳动者的自由仅仅体现在形式上，资本的自由才是这种形式背后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自由是一个主体性、历史性范畴，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提高生产力和推进自由方面的贡献，同时也反思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的异化，探讨了自由的来源和条件、自由的本质和自由的实现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内涵丰富，特点鲜明，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自由思想史的新纪元。

（一）自由是人的存在方式，自由的丧失是人异化的体现

首先，自由是人的存在方式，自由的主体是人。“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戴着镣铐出世的。” 〔1 〕67马克思认为，人是有理性的类存在，人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于人们自由地实现着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2 〕152，自由的主体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抽象的个体，而是使用实践力量改变世界和改变自身的人。

其次，自由是人自我实现的能力，是人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 〔1 〕77

最后，自由的丧失是人异化的表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2 〕56。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扬弃这种异化现象，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

（二）自由的实现程度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制约

首先，自由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自由观，应该考察它和“现实利益”的联系。人的思想包括关于自由的认识，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人自由的程度，生产力越发达，人的自由度就越高，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的自由度就越小。恩格斯指出，虽然就其对人的解放而言，摩擦生火超过了蒸汽機的发明，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巨大生产力所带来的解放性变革，并且只有借助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没有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社会状态，人们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的自由，享受与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3 〕126。所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

其次，自由的内容和实现自由的方式是具体的、历史的。从广义上来说，自由包含着人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自身的自由。就社会自由来说，自由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包含着财产自由、教育权利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在实现自由的方式上，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实现自由，到从法权保障、基本社会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如此等等，这其实就是实现自由的历史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

最后，社会分工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分工及其与实现自由的关系。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多，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使得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生产和消费、劳动和享受彼此分离，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马克思认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人的活动就是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压迫着人 〔2 〕161-165。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人们才可以去除职业的烙印而随自己的兴趣做事，从而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三）自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规律的把握

自由和必然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对范畴。唯心主义夸大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们可以不受任何外在条件限制自由地决定一切，从而陷入主观唯意志论;而形而上学则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把人看作是必然性的奴隶，从而陷入宿命论。黑格尔第一次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篇经典文献中，批判杜林在自由问题上的折中主义和自相矛盾，第一次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阐明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 〔4 〕491-492只有认识了客观规律并利用它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人们才有自由。所以，人的判断和认识越自由，这个判断和认识所包含的必然性就越大，犹豫不决看似在许多不同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其实正好反映了他被支配对象所支配的不自由。

自由和必然都是历史的产物，其发展的程度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相一致。恩格斯指出，自由建立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规律掌握得越深，人的自由度就越大。当人们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时，和动物一样是不自由的;人类在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4 〕492。

（四）劳动是自由的重要源泉

自由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以及改造自然，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说，自由思想产生的源泉是劳动实践，离开了实践活动就不会有人的自由。

马克思区分了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认为只有对自由时间的占有才是衡量人发展的尺度。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性维度。古希腊哲学家就把自由和自由时间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占有自由时间，人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在古代希腊，奴隶主正是因为有自由时间，才会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城邦政治活动，从而成为城邦公民。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5 〕532马克思把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区分开，认为自由时间是人们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人们可以在自由时间中展现自我的社会本性，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自由发展自己的爱好，全面提升各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在马克思看来，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统治使工人的自由时间丧失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废除了私有制，消除了劳动异化，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才会最终消亡。

（五）个人自由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实现

把自由问题归结于“抽象的个人”问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自由是一种能够做出选择的能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社会性，“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2 〕199。马克思认为，所有的自由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下的自由，自由的实现程度和所在社会关系的公正合理程度成正比。人类追求自由的历程就是逐渐改造与人的自由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打破旧的社会关系对人的自由的束缚，从而创造更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的过程。〔6 〕127-133

马克思区分了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或者说是三个阶段，为我们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分析框架。马克思指出，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人从属于共同体，充当着共同体的工具角色，离开共同体个人不能生存，更谈不上拥有真正的自由。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从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独立和自由。但是工人为了生存，必须“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给资本家，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所以，自由在这个阶段是形式的、是异化的。第三个阶段是自由个性阶段，这个阶段中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由个性，发展各项爱好，提升全面能力，人的整个内涵丰富了，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回归。当然，这一切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消失，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等，馬克思将这个阶段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此，人类社会实现了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

未来社会并不是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危害，阐述了自由与权威的关系。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反对政治革命，反对国家政权，主张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是道德的唯一基础，未来社会是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巴枯宁滥用权威字眼，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就不可能有任何合作。并指出：“我想知道，如果铁路是按照谁不愿意服从规章制度的权威，谁就可以不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则去管理，那么好样的巴枯宁是否会把自己肥胖的身躯托付给铁路列车，而这种规章制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条例更加权威得多！” 〔7 〕372针对巴枯宁提出的国家是不自由的源泉，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资本，所以必须首先废除国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的错误思想，恩格斯指出，“我们的说法恰好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 〔8 〕501-502。这个思想马克思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到继续阐发和完善，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必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民主是伪民主，所实行的自由联合是绝对的暴政，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主观臆想。

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化展现

马克思主义从上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政党的诞生，到一个新型民主国家的出现，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样态，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的重组和变迁。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人民在寻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内涵，赋予其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制度特色。

（一）国家独立是个人自由的根本前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了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确立了社会主义自由观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自由的历史表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3 〕492，毛泽东深化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自由是对世界的改造。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具体表现，成为其自由思想的独特内容，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毛泽东性格中好斗的一面，可以追溯到少年时期与父亲的斗智斗勇。投入革命生涯中的毛泽东的好斗，其实质是在同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斗争，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他曾经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9 〕269“改造”一词，形象地反映出毛泽东自由思想蕴含着强烈的斗争性 〔10 〕97-99。而唯有经过这样的“改造”，自由才会成为人民的历史。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国家独立是个人自由的政治前提。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入侵，近代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这是阻碍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三大障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在我中华大地上践踏，国将不国还谈什么自由！亡国奴是不能奢谈自由与平等的！为了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民族战争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曾这样说，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 〔11 〕500。正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有了国格，有了主权，人民才有尊严和自由。

社会主义制度是个人自由的条件和保障。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首先，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充分体现了自由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其次，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从此我国宪法为实现人民自由提供了基本保障。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自由的基本内容。

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到1958年的“大跃进”，再到十年“文革”，中国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探索中经受的这些挫折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迷失无疑是重要原因。晚年毛泽东过分强调自由的阶级性，误判和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忽视了民主法治建设，无政府主义泛滥，人民的自由走进了虚无主义的误区，所有这些，归根结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所付出的代价。

（二）经济富裕是个人自由的物质保障。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接轨，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奠定了社会主义自由的经济条件和物质保障。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超凡的政治胆识和魄力，冲破了“左”的束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將之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篇章，这是邓小平自由观的重要时代特点。在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空前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以自由、开放、竞争的优势激活了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人们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和物质保障。在政治领域，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处理好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坚持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纪之交，面对苏东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严峻复杂的局面，着眼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积累了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上的一次与时俱进，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依法治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自由全面的发展稳步提高。

最后，法治是解决自由与平等问题的根本出路。解决自由与平等问题有三种思路，市场经济的自发解决，强势政府的强制解决，法治政府的公平解决。前两种已经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所否定。公平是制度的首要价值，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更表明了法治对实现自由的根本性。

（二）在经济发展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各种经济理论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也是不同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理论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包括最早提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纠正市场缺陷的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和倡导市场自动调节的新自由主义，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出面救市所反映的新凯恩斯主义。英国沃里克大学科林·克劳奇教授在《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一书中提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成为许多社会的主要政治冲突，而企业的力量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巨型企业能够主导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 〔12 〕4-5。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如何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无法摆脱资本主宰自由的命运。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这为我们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当前，全球疫情肆虐，经济动荡，如何尽快走出低谷，提振市场信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智慧，也彰显了不同制度的优劣。

首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也被历史证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经济。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价格机制是核心，市场体系是基础，完善的市场秩序是保障。市场在传递和处理经济信息、校正供求失衡、协调利益关系以及鼓励变革创新、提高质量效益等方面均具备独特的优势。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必须给市场松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

其次，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政府职能由管理具体事务到提供公共服务、由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到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由直接配置资源到简政放权和弥补市场失灵等。从根本上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最后，促进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下，把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把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有机统一起来，扬长避短，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三）在国家治理上，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考验执政者智慧的时代难题，堪称当代的“斯芬克斯之谜”。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效率和平等的关系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抉择，“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13 〕86他所说的平等，主要是指结果的平等，结果的不平等和促进效率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针对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低效率。1993年，党中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九大报告有12处提到公平，指出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可见，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逐渐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是逐渐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全體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是在形式平等中逐渐实现实质平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真正实现自由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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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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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