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建构：荆州“方特东方神话”的文化想象

◎郑 晨

媒介记忆是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华强方特集团因地制宜，将荆楚文化特色与高新科技相结合，打造出湖北省最具规模的文化旅游产业。自2019 年9 月开园起，“方特”每日人流量破万，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16 万人次，今年五一期间，央视多频道聚焦，引起全国人民关注。与国内其他的方特乐园不同的是，荆州方特打造了11 个富有特色的文化体验馆，采用VR、AR、立体电影、微缩实景等技术手段展示出荆楚文化的魅力。 可以说荆州方特不仅成为了华中地区的文旅名片， 也建构了公众对于荆楚传统文化的媒介记忆。这一媒介记忆是如何建构的，呈现出什么特点，对公众的个体、集体和社会记忆又产生什么影响，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一、媒介记忆：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

记忆是大脑对己有讯息的识记、储存与再现。不论是对于个人自身的学习、 成长与发展还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承， 记忆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基于哈布瓦赫、阿斯曼等学者对于记忆理论的观点，我们对记忆的划分进行扩展和完善，将记忆分为个人、集体、社会和国家记忆四个维度， 个人记忆即人脑通过书本学习和感官经历接收并储存讯息，对行为产生影响的记忆；集体记忆即群体或集体借助媒介共享、传承和建构所认同的共同记忆；社会记忆即社会通过媒介传承、维持和延续的共同记忆；国家记忆即随着技术的发展所逐步形成的记忆共同体不断拓宽记忆的范围和领域，从而形成的整体记忆。 不难看出，记忆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不论是哪个领域，记忆都离不开作为载体的媒介。

荷兰学者德拉埃斯马认为人类的个体记忆终将消亡，人类发明的人工记忆比如书写、照相、计算机存储等，不仅能够辅助、解放甚至是代替人类记忆，还影响着人类对记忆和遗忘的认识。 德拉埃斯马列举了众多记忆学者对于记忆的隐喻，从蜡板、书籍到照相术、计算机及乃至全息图，他们都将具有存储功能的媒介看作是记忆的载体。 在中国学者邵鹏看来，媒介具有存储和传播讯息的属性，因而可看作是影响人类一切记忆的载体和工具。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即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也就是说，个体在接收、存储、传播记忆的过程是等同于媒介收集、加工、传播到被记忆的过程。 因此，媒介记忆并非简单的媒介与记忆的关系，可理解为媒介即记忆。

阿斯曼认为地点、场所、建筑物等可看作是记忆的空间隐喻，文字、书写、图像等可看作是记忆的时间隐喻，这里的隐喻也代表着媒介物， 时空媒介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回忆空间。 以“方特”为例，选址于荆州纪南镇，纪南镇作为东周时期楚国郢都故址， 有着深厚的楚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园内的文化体验场馆从外部仿真化的建筑到内部的装饰图文，都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在这里地点场所建筑可看作是空间媒介， 在历史性的记忆场所里在参观、游览，给受众带来的感受和印象更为深刻。

二、荆州“方特东方神话”媒介记忆特征

在学者邵鹏看来，媒介记忆一般具有约定、传授、组合和跨越的记忆特性。 但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记忆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媒介记忆的能力也逐渐增强， 可以说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都延伸和拓展了媒介记忆。 荆州“方特”以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和本土文化为发展目标， 运用高科技媒介， 致力于打造文化科技旅游项目， 在技术赋权的环境下，其媒介记忆呈现出如下特征：

1.再现历史的超真实性。 物质文化和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使得媒介对于历史记忆的呈现更加真实。 在荆州方特的11 个文化体验场馆中，各场馆的外观建筑设计均与主题相呼应， 如楚乐的场馆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乐器——虎座鸟架鼓的建筑雕塑为主造型， 与编钟的造型进行立体结合，远远看去仿佛置身于远古楚国之中。

2.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智能性。 现代化和数字化媒介的出现，能更加清晰和形象的再现过去的历史场景，给受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感。在方特的园区内，游客不仅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古风建筑，而且还能感受和体验沉浸式的设施。

3.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性。 媒介对于人们无法亲历但却通过电视可“目击”的“媒介事件”，可构成文化认同与记忆的信息来源和基础。“方特”以地域文化为根据，打造了数个代表楚文化和本土文化的项目， 比如大型的剧场表演类项目—楚乐，它从楚巫、楚舞、楚歌和编钟四个角度，通过真人表演将楚国乐舞、 名俗等文化元素以独特的艺术手段进行呈现，在演出最后，成百上千的编钟从天而降，再配以长袖飘飘的楚舞，场景美轮美奂且宏大震撼，让人沉浸在楚文化的浪漫飘逸之中。 再比如高科技项目千古风华让观众徜徉在《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传世名画中。 方特通过技术媒介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历史，让受众感知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记忆，也是对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三、荆州方特文化记忆的媒介建构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媒介记忆理论的归纳和整理， 发现媒介记忆的建构过程表现为： 人脑通过感官经历和书本学习，将体验到的感受和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输送到大脑中，大脑皮层经过信息的过滤和筛选， 将有用信息存储下来形成属于个人的记忆，记忆通过各类媒介，比如文字、相机、影像、计算机等媒介工具进行记忆存储，将大脑、书籍、影像、互联网等作为记忆的存储器，从而形成记忆空间，记忆借助于语言交流、技术和大众媒介的传播，最终形成集体、社会和国家记忆。可以看到，整个媒介记忆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媒介，没有媒介就无法形成记忆。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的信息采集、存储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媒介记忆的运作机制和能力也逐渐增强。在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荆州方特东方神话定位于文化传播，其对于文化的媒介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文化符号：建构共通的记忆空间。 记忆的建构离不开符号。 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包括“被记住的过去”和“记忆的历史”两个部分。 [5]这里的被记住的过去可以是个人对过去的记忆，也可以是集体所创造的共享记忆，个体按照自己的喜好兴趣主观选择、筛选和存储记忆内容，媒介则可借助于地点、场所和文化符号搭建记忆空间。 方特选取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都荆州，其本身的城市文化特质成为大众对于楚文化的记忆对象，同时选取楚乐、屈原、赤壁之战等楚文化符号作为记忆文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内容、文本的选取，提供了记忆的根源，唤醒了受众共通的记忆。

2.介叙事：贯穿虚实的再现与体验。 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媒介叙事形式的多样化，媒介叙事经过了文字、图像和影像的视听叙事后， 在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 如果说文本和视听叙事为大众提供了可读、可听、可看的再现场景， 那么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的媒介叙事则是打破了虚实空间隔绝的沉浸式媒介。当人们拿着手机，通过方特旅游APP 中的电子地图导航园内路线，查找表演项目；当观众走进演出场馆，头戴VR 眼镜，座椅跟随着屏幕场景的变换而移动；当形形色色的新技术如“真实虚拟电影院”、VR 摄影机等与实体空间相结合，荆州方特的文化体验馆已然是一个被技术信息流贯穿的物质场所。 在各场馆所营造的真实文化氛围中，馆内的陈设、内饰和场景所搭建的实体空间和技术媒介塑造的虚拟空间相结合， 人们的感官在实体和虚拟、现实与历史的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时常产生时空错乱感。

3.文化想象：记忆共同体的意义建构。 人们通过“回忆历史”来凝聚和强化集体记忆，由此来建构“记忆共同体”。[6]方特文化体验馆一方面通过传统的媒介展示方式，比如场馆、建筑、文字、影像等对楚国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展示回忆， 另一方面借助于科技手段建立与大众的互动与交流，通过刺激人们的视觉、知觉和感觉，使人们的沉浸式体验更为真实，对于记忆的情感共鸣更为深刻。当人们对于共同记忆的情感产生一致性时， 则会令受众形成对于楚文化的记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