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布道”与革命动员

徐霞翔

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革命新征程。大革命前后，恽代英主要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上海大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及黄埔军校等处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此期间，恽代英逐步呈现出一种崭新鲜活的革命形象，这种革命形象饱含了牺牲、忍耐、无私、正义、真理等诸多道德意蕴。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恽代英的革命形象生发出无上的道德感召力，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投身革命运动，参与宏大的社会政治重建。学界较多关注恽代英革命活动、事迹和精神等层面研究，对于恽代英革命形象研究，关注较少。本文从社会史视角，力图构建大革命前后恽代英的革命形象，特別注重考察恽代英革命“苦行”与“布道”形象的生成及呈现图景，并探讨其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动员的影响。

一、“苦行”形象

勒庞提出：“在环境的影响下，旧的人格可能会让位于一种全新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恽代英的革命人格与其“旧人格”存有相当的关联。“苦行”是恽代英一以贯之的人格特质，恽子强回忆中说：“我们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代英却一生朴素……他在做大学生时发起朴素竞赛。一些人比衣着时髦，长短匀称，他穿着长度几乎靠近膝头的长衫……他的老布鞋直到磨穿了底才换新的。”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恽代英即提出：“对于衣服，吾不喜华丽，每着丽服心如有所不安。一由于不惯，一由于非心所愿也。吾尝愤世人骄侈之习，欲以己身力矫之，故衣履破而不易，敝而不舍。”学生时代的恽代英鄙视那些依靠家庭收入衣着锦绣的公子哥儿，一度曾因看不惯施洋的外表和服装，同他有距离，后来施洋为革命献身，恽代英才表示真正认识了他。

1920年11月，恽代英接受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关于教务主任的聘请，赴宣城四师任教。恽代英在宣城四师呈现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给学生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恽代英在宣城四师为其召开的欢迎会上，即给学生带来一种奇特的亲近感。“那天恽先生穿的是一件半旧的显得有些窄小的蓝布长衫，剃着光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脚上着的是土制布鞋。当时教师中，有的蓝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梳着西式头，留着小胡须，有位教读经的老先生还留着辫子，盘在帽子里。虽是形形色色，却都道貌岸然，使同学们望而生畏。像恽先生这样开明朴素，平易近人，立即在我们心目中显出高大新奇的形象，把大家吸引住了。”曾为宣城四师学生的吴蔚春回忆，“他的生活极朴素，那时他穿的是一件布袍子，长仅盖膝，袖口很大。脚上穿的是布鞋和普通农民所穿的普通袜子。扎脚用的是农村妇女所用的鸡肠带子。房间里很简单，床上铺的被褥是布里面的，书桌上摆的只有几本中西文书籍。除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其他一无所有。”同为宣城四师学生的朱雪松回忆：“恽先生生活朴素，事事都是自己做，绝对不要工友替他做。他来时的行李，是自己从北门小火轮码头挑来的。他不吃小伙，和同学们一样吃三块钱一个月的伙食;他剃头、洗澡都是找价格最便宜的。他每月个人用费很少，除了吃饭外，什么嗜好都没有。”可知，恽代英的“苦行”形象让宣城四师学生惊讶不已，“乡巴佬”式的现实形象与对“新青年”的想象认知实在大相径庭。

1921—1922年，恽代英任教于川南师范，初到该校的恽代英即呈现出一副“另类”的“新青年”形象。对此，张济民回忆道。

一天下午，听说恽代英同志到了，大家都拥到他寝室的窗外去偷看。只见里面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光着头，黑黑的脸上戴一副小眼镜，穿一件粗布长衫，脚上是一双青布鞋，一点没有“新青年”的气派，在整理书籍和行李。大家都以为他是恽代英同志的仆人。有的同志便问他：“恽代英先生什么时候到？”他微笑地点着头说：“马上就要到了。”

恽代英革命“苦行”形象在大革命期间更为凸显。筱林回忆其初见恽代英的印象：“（恽代英）穿一套黑呢的学生装，已经旧得破了几个洞，披一件比学生装更旧的黑呢大衣，大衣的袖子比学生装的袖短了一寸。皮鞋也破旧得不堪。这些，倒都是合乎我的想象中的代英;因为我虽然第一次看到代英，但我已经知道代英是一个刻苦自励的实践家。”茅盾在大革命时期曾为恽代英战友，他回忆说：“曾经有人说过一句笑话，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标……这一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这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将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是可能，Y君这件灰布大衫，是应当用尽方法找了来的。”茅盾的上述话语充满了调侃意味，但从其中亦不难看出，恽代英革命“苦行”形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恽代英的革命“苦行”形象不仅表现在外在的物质层面，亦表现在他的私密情感世界，他曾经为妻子“守义”十年。1915年，20岁的恽代英和沈葆秀成婚。1918年，沈葆秀因难产离世时，悲怆的恽代英跪在岳父沈云驹前表明不复娶。沈云驹回复恽代英说：男子大丈夫，三妻四妾不为过，何谈不再娶。据说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沈家。恽代英为了表达对离世妻子的思念，先后写了四封信，预计每月写一封信给她，“予每逢月之十五（阴历），必致汝一函”，后因恽父劝阻，担心儿子恐遭魔祟，恽代英这才作罢。恽代英还自号“永鳏痴郎”，并刻制“葆秀忠仆”图章，以表其志。对周围很多人来说，恽代英不再娶是一个让人诧异的行为，而且很少人会相信这是一件能够长久坚持的事情。许多亲友劝恽代英再娶，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但他不为所动。此后十年，恽代英为寻求救国之道、参加革命事业而奔忙，一直关闭情感的闸门。

妻子去世后，恽代英经常帮沈葆秀的弟妹们补习功课。沈葆秀的四妹沈葆英在恽代英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爱情的种子滋生萌芽。大革命期间，恽代英回到武汉后，恽代英在武昌得胜桥恽宅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结束了十年的情感“苦行”生活。恽代英牺牲后，柳亚子曾作《哭恽代英五首》，其中在第一首诗中提道：“苦行嗟谁及，雄文自此休。”由此可见，恽代英的革命“苦行”形象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其革命“布道”奠定了一个道义基础。

1924年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后，左舜生、陈启天、曾琦等发起“醒狮周刊社”，发行《醒狮》周刊，鼓吹国家主义。为了打击国家主义派气焰，揭露其理论本质，恽代英发表系列文章，对国家主义派观点进行严正批驳。正如陈启天所说：1924年秋上海《醒狮》创办后，一面鼓吹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一面又反对共产主义，并揭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阴谋。恽代英亦在上海发行《中国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并攻击《醒狮》周报。这可以说是青年党与共产党之争，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争。1924年11月1日，恽代英撰文指出，一般自命为国家主义的人所说的理由，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并提出国家主义既不合理，亦不合用。1925年4月25日，恽代英指出醒狮派存有“唯心”“士大夫救国论”以及反共的弊病。面对恽代英的犀利指责，5月16日，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余家菊和左舜生等人在《醒狮》上纷纷撰文回击并质问。1925年7月18日，恽代英从民族解放运动、联俄问题、物质动机与经济势力支配等方面撰文回复国家主义派的上述“质问”。1925年11月28日，恽代英对国家主义者的“工作”进行总结。

什么是国家主义者的工作呢？有两种：一种是尽力反对共产党，一种是尽力鼓吹空（洞）没有内容的所谓“国家主义”。因此，国家主义者的精力已经用完了，所以再亦没有精力顾到做什么实际的爱国运动乃至于反基督教运动了。于是乎这些事都由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去做，国家主义者概不过问。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1926年1月9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秀才造反论》，矛头直指国家主义派，反对“士大夫救国论”，强调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国家主义派艮（人名）对该文极尽嘲讽之能事，认为共产党革命是“做买卖”。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926年11月11日，恽代英在《少年先锋》上撰文讴歌十月革命，强调要做列宁的“党徒”。在国家主义派易君看来，上文不啻是恽代英的“卖国的供状”。不管国家主义派如何为自身做辩护，对恽代英来说，国家主义显然是一个十足的“反动落伍”的政治论调。恽代英在给《中国青年》读者张梓湘的回信中提出，相较孙中山的革命的救国的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是反革命的误国主义。

纵观恽代英与国家主义派的多次思想交锋，姑且不论其理论上的时代局限，至少从发挥作用与革命立场而言，毋庸置疑，恽代英是反对国家主义派当之无愧的斗争“主力”，由此亦显现了革命“布道”的坚定立场。无论是发挥革命宣传的“主力”作用还是革命“布道”的坚定立场，这些都建立在恽代英清晰的自我认知上，1925年9月16日，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一栏中，恽代英写道：“在国民党与《中国青年》周刊上为民族革命及青年运动的各种宣传。”总体而言，恽代英的革命“布道”尤其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道德感召作用，郭沫若曾提出：“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三、结语

作为极具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恽代英在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者之前，其个人性格特质中已经具有“苦行”与“布道”形象的某些成分因子，这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朴素自律和力戒奢华，在个人情感层面的禁欲主义的践行，以及发起成立旨在推动集体主义道德修身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型社团互助社和利群书社。在实现向共产主义转向之后，恽代英个人性格特质中的上述成分因子在革命实践中得到某种“再造”，并有机“重塑”成为符合共产主义革命道德需求的革命人格。显然，恽代英革命“苦行”与“布道”形象的生成，既与其个人性格特质存有联系，更与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对革命道德的既定规范紧密相关。

进而言之，在革命年代，革命者个体的“苦行”不再是砥砺自身的意志和激发某个小型社团内部成员的道德，而是革命者对革命道德的由衷认同和对作为革命者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境界，以便发挥示范效应和带动众多革命跟随者的一种“必然的”道德取向。同样，革命者个体的“布道”不再是宣传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资本主义”式的个性解放、自由和权利，反抗传统道德礼教，探索国家救亡的路径，而是革命者宣传“普遍主义”式的革命真理，成为一往无前的“革命的鼓手”，以便动员更多的人为救亡运动不懈努力，为实现未来的理想社会冲锋陷阵。

由此，大革命前后，恽代英的革命“苦行”与“布道”形象具有特别的道德向心力，很大程度上成為革命者道德人格的“样板”。这种契合革命规范和促进革命动员的“超我”型革命形象，确乎生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道德凝聚力，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革命动员的需要。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