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家庭关怀度、生命意义感及抑郁的相关性

周静静，任青卓，林桂定，陈影红，廖敏怡，陈少华，高钰琳*

（1.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东510515；2.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3.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5.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我国老龄化社会趋势增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伴随着身体功能的逐渐下降，以及亲友离世等事件的冲击，老年人易出现落寞、价值感降低、抑郁、孤独等负性心理[1⁃3]。国内外研究表明，老年抑郁阳性率为10.8%～56.9%[4⁃5]。抑郁对老年人自身及家庭甚至社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如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及作为中介变量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甚至导致老年人出现自杀和伤人行为[6⁃8]。且随着老年人退休，或老年人随子女定居，老年人闲暇时间增多，不知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容易出现“存在空虚”[2]。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与身体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寿命等息息相关，影响老年人成功老龄化[9⁃11]。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及社会支持可减少抑郁发生率，同伴支持及社会交往也可缓解老年人抑郁症状[12⁃14]。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发现生命意义有助于缓解孤独、抑郁等负性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促进老年人成功老龄化[9,15⁃17]。家庭关怀是老年人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影响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水平[18]。因此，本研究拟探索老年人家庭关怀度、生命意义感及抑郁之间的关系，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减轻老年人负性情绪。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8 年6 月—2018 年9 月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云区京溪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友好老年公寓、泰成逸园医养结合养老院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广州市区常住居民；年龄≥60 岁。排除标准：精神疾病；重度躯体疾病（包括癌症晚期、心肝肾功能失代偿期）；拒绝问卷调查者。根据横断面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n=Z21−a/2p(1−p)/d2计算样本量。预调查47 例老年人中抑郁阳性率p为14.9%，取容许误差d=0.03，显著性水平α=0.05，则样本量为542 例，考虑到10%的样本丢失率，估计样本量约596 例。

1.2 研究工具

1.2.1 简版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10 item version,CES⁃D⁃10)[19]

共10 个条目，采用4 级（0～3 分）评分，包括很少或完全没、有几天、一半时间、经常或几乎每天。总分0～30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越严重，得分≥10 分表示有抑郁倾向。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94。

1.2.2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11]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5 个方面，共5 个条目，采用3 级（0～2 分）评分，总分0～10 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关怀度越高。得分7～10 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4～6 分表示中度家庭功能障碍，0～3 分表示有重度家庭功能障碍。其中中度及重度家庭功能障碍合并为低家庭关怀度，家庭功能良好为高家庭关怀度。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90。

1.2.3 老年人生命意义源量表（the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Scale for the Elderly,SMSE）[20]包含家庭（4个条目）、价值感（7 个条目）、社会支持（4 个条目）、休闲活动（5 个条目）、个人发展（4 个条目）、生活保障（4个条目）6 个维度，共28 个条目，采用Likert 7 级计分法，1 分为完全没有意义，7 分为非常多意义。总分28～196 分，得分越高代表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越强。该量表有助于快速了解老年人生命意义来源，并测量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水平。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4，6 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27～0.870。

1.2.4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是否广州本地人、有无老伴、是否独居。

1.3 调查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广州市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家医院及2 所养老院的老年人开展横断面调查。共发放问卷627 份，回收问卷627 份，其中有效问卷601 份，有效回收率为95.9%。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 双人录入数据，应用SPSS 22.0 和AMO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一般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χ2检验分析不同人口学资料及不同家庭关怀度的老年人抑郁阳性率有无差异；采用Spearman 相关分析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与抑郁的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抑郁间的作用路径。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析相关数据，发现患者院内感染发生率与患者年龄、吸烟史、基础营养状况、使用糖皮质激素、是否合并糖尿病、临床分期、有恶侵袭性操作、放疗化疗、手术、患者住院时间等因素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结果见表3。

2 结果

2.1 老年人一般资料 601 名老年人中，男257 人，女344 人；年龄60～100（77.04±9.34）岁；来自白云区京溪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9 人，越秀区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5 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00 人，泰成逸园医养结合养老院44 人，白云区人民医院86 人，友好老年公寓137 人；有宗教信仰54 人，无宗教信仰543人；独居164 人，非独居435 人；有伴侣374 人，无伴侣或伴侣去世227 人；广州本地303 人，外地296 人。部分变量资料有缺失值。

2.2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水平 老年人SMSE 量表得分为166.00（147.00，179.00）分，实际得分范围为47～196 分。见表1。

表1 老年人SMSE 量表得分情况 单位：分

2.3 老年人家庭关怀度水平 老年人APGAR 得分为9.00（7.00，10.00）分，实际得分范围为0～10 分。家庭功能良好454 人(75.5%)，中度障碍99 人(16.5%)，重度障碍47 人(7.8%)，低家庭关怀度构成比为24.3%（有1 名老年人问卷未填写完整）。

2.4 老年人抑郁水平 老年人CES⁃D⁃10 得分为4.00（1.00，8.00）分，实际得分范围为0～27 分，110 名(18.3%)老年人得分≥10 分。不同人口学特征、家庭功能及家庭关怀度的老年人抑郁情况见表2。

表2 不同人口学特征、家庭功能及家庭关怀度的老年人抑郁情况（n=601） 单位：人（%）

2.5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抑郁的相关性 分析（见表3）

表3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抑郁的相关性分析（r 值）

2.6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关怀度及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AMOS 24.0 软件，根据温忠麟等[21]中介作用的检验步骤依次检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第一步，以家庭关怀度为自变量，以抑郁为应变量做路径分析，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22（P<0.01），说明家庭关怀度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第二步，以家庭关怀度和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以抑郁为应变量做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对于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47，P<0.01），家庭关怀度对于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84，P<0.01），家庭关怀度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24，P<0.01），说明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关怀度和抑郁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0.347×0.284÷（−0.322）×100%=30.6%。模型拟合指数：χ2/df=3.769，标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SRMR)=0.028，拟合优度指数（GFI）=0.977，增值拟合指数（IFI）=0.973，Tucker⁃Lewis 指数（TLI）=0.952，比较拟合指数（CFI）=0.972，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8，表明模型拟合效果理想，具体见表4、图1。

表4 路径分析结果

图1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关怀度及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3 讨论

3.2 广州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SMSE 得分处于较高水平，可能与研究对象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关。本研究部分研究对象为离退休干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部分研究对象来自广州市高端养老院（泰成逸园）及中高端养老院（友好老年公寓）。本研究中SMSE 量表各维度得分大小依次为生活保障维度、家庭维度、价值感维度、社会支持维度、休闲活动维度、个人发展维度，各维度条目均分大小与马斯洛基本需要层次论相一致[23]。说明老年人生命意义最先来源于生理需求的满足，在生理需求满足的情况下，会逐渐寻求安全、爱与归属感以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以往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且有具体的来源[24⁃27]。程明明等[28]研制了适用于我国大学生和一般成人的生命意义源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其中个别条目不太适用于我国老年人生命意义源的测量。因此，本研究采用课题组研制的老年人生命意义源量表衡量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

未来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可根据老年人生命意义来源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升老年人生命意义感[20]。①从生活保障角度，政府部门可进一步落实老年人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使老年人在衣、食、住、行、医等各方面得到保障；使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及慢性病治疗需求得到满足；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及助餐服务；增加医保报销力度，简化老年人就医及报销流程，从而增强老年人物质安全保障，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及安全感。②从家庭和社会支持角度，家庭成员间应加强与老年人沟通交流，和睦相处，为老年人提供情感和物质等多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多与其他老年人交流；政府和社会组织志愿者陪伴老年人，让老年人体验到家庭及社会各界的爱与关怀。③从价值感角度，可根据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提供相应岗位，供老年人发挥自身价值，如鼓励能够参加自主活动的老年人参加志愿者活动，帮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参加志愿活动的时长也可存入“时间银行”，供老年人在需要照顾时支取相应时长的志愿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发掘老年生产力，既能缓解社会压力，又可以做到老有所为；鼓励老年人通过认领花草、认领田地等参与到社区或养老院建设中，提升其自我价值感，从而提升生命意义。④从休闲活动角度，可根据老年人需求在社区或公园为老年人提供娱乐设施、体育锻炼设施；鼓励老年人去公园等开阔、环境优美、感到心旷神怡的地方锻炼身体，充实闲暇生活，减少孤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使他们能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⑤从个人发展角度，可加强社区老年教育，根据老年人学习需求创办相应学习班，帮助其自我提升。地方政府应重视老年教育，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将老年教育纳入地方教育规划和民生规划，着重解决老年大学学校少、报名难的问题；加强老年大学建设和社区老年培训机构建设，提供设备和经费支持；鼓励高素质、专业化、有爱心、有热情的老师加入老年教育事业，提高老年教育师资待遇；丰富老年教育内容，在书法、绘画、戏曲、摄影等旧的教学内容基础上，增加新兴科技的学习和应用，如教授老年人电脑网络、金融、理财、手机使用等相关知识；拓宽老年教育途径，采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手段，以“互联网+”为依托，使更多老年人享受到老年教育。

3.3 老年人家庭关怀度与抑郁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独居、无老伴、低家庭关怀度的老年人抑郁阳性率高于非独居、有老伴及高家庭关怀度的老年人。独居的老年人与家人沟通交流较少，缺乏来自家庭的关怀。而无老伴的老年人由于老伴离世等，会导致悲伤、抑郁等[29]。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也发现，老年人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沟通质量下降，从而感受到的家庭关怀度较低。多项研究也表明，良好的家庭关怀及社会支持可减少抑郁的发生，同伴支持及社会交往也可缓解老年人抑郁症状[12⁃14]。因此，从提升家庭关怀度出发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的发生率。

3.4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得分与家庭关怀度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家庭关怀度与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1]。家人作为老年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人，家庭关系的好坏及家庭关怀度高低可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水平。相关研究也表明，家庭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18,27]。本研究中老年人SMSE 得分家庭维度得分居第2 位也验证了此观点。

3.5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抑郁水平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抑郁呈负相关，生命意义感对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生命意义感较强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较低，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15]。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较强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较好；而缺乏生命意义感可能会导致“存在空虚”，会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2,15]。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与身体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寿命等息息相关，影响老年人成功老龄化[9⁃10]。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发现生命意义有助于缓解孤独、抑郁等负性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促进老年人成功老龄化[9,15⁃17]。

3.6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关怀度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较强的老年人往往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命意义来源，更有价值感与幸福感[15]。生命意义作为中介变量，可降低家庭支持度对老年人情绪的负性影响，从而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一方面，家庭关怀度的高低关系到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从而可直接影响老年人抑郁情况；另一方面，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变化也会使家庭关怀度对抑郁的影响发生变化。当个体生命意义感较低时，家庭关怀度较低会导致老年人心理健康状态较差，从而使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更为严重。因此，当无法改变家庭关怀度高低时，可以通过提升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来减少较低的家庭关怀度对老年人心理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关怀度和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未来可通过提升老年人家庭关怀度以及促进老年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引导其发掘生命意义源，从来源出发促进生命意义感的提升。本研究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如老年人生命意义源量表、抑郁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得分均呈偏态分布，可能与抽样方法、样本量等有关；未探讨生命意义是否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未来可开展多中心的随机抽样，进一步验证和完善老年人生命意义源量表，并从来源出发，探索生命意义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