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意义

【摘要】目前为止，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间拥有良好的经贸关系。中日韩经贸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部分得益于周边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和韩国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三国合作形成的经济区域不仅利于三国的共同发展，而且能够辐射东南亚地区，对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以政治决断和务实精神将包括历史问题、岛屿问题、朝鲜问题及不利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国际局势等因素排除在外，以现代的、理性的、前瞻性的姿态对待三国关系，一致努力建立稳定、繁荣、和平的区域。

【关键词】中国经济  日本经济  东北亚经济  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8.009

引言

从1978年起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的40余年中，中国从一个人均GDP不足200美元、人均GDP世界排名靠后的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2019年），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1]但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能取得如此成就，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二战后的日本及后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被称为“东亚的奇迹”，[2]其实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及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港台地区）的发展更称得上奇迹，因为人口大国的发展面对的困难更多。当今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的十几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属于发达国家，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与中国相差无几，其他国家还比较落后。这些国家中，只有印度与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属于“人口超大型国家”，其他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是相对宽松的，与国土面积相比，美国、巴西、俄罗斯的人口甚至略显不足。

大国（特别是人口大国）的发展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在很多情况下不利的一面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而难以达成共识，由于“地大物博”而容易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3]当然也存在有利的一面，比如，通常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源而不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由于拥有较多人口而容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不过，如果考虑到中国和印度这种“人口超大型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不利的一面更多一些。也正因此，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在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难以实现对欧美的追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印两国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一点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规模不经济”，即规模越大负面作用也越大;当然，如果能够发挥好自身优势，这种不经济可以转变为“规模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拉开了与印度的距离。其中，除了中国内部的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采取出口加工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战略，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利用低廉的劳动成本促进出口，同时注重消化吸收先进技术。[4]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大批援助，这是印度所缺少的。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有日本和韩国这两个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作为近邻，[5]并且彼此间形成了互利互惠的经贸关系，中国从中获得了好处，日韩两国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比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遭遇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有了中国这个出口和投资对象国，对日本经济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正是从高速发展迈向成熟阶段的时期，中国这个贸易和投资对象国是其一个重要的稳定器。尽管这些外部条件并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充分条件），但至少是十分重要的积极因素（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中国优于印度。可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关系密切，如果周边存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那么其通过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能够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就多。

这里首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然后讨论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意义，进一步讨论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方向。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必须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同时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对于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当今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有些国家发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乃至中上等收入水平（人均GDP4000～12000美元），这当中也包括中国。不过，能否进一步发展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个重要考验，因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与经济发展的早期不同，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经济体实现了这种跨越，其中包括“亚洲四小龙”以及部分南欧和东欧国家。重要的是，二战以后南欧和东欧等国家的经济基础比当今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大多数国家要好，地理条件也好，文化上也与西欧一致，其他地区则没有这种条件。[6]现今，人们普遍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大多數国家徘徊在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之间，看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势头，或者只看到发展缓慢的情形。与此相对照的是，“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都超过2万美元，新加坡甚至超过日本达到6万美元。国家之间差异很大，难以进行直接比较，但“亚洲四小龙”都是较小的经济体，同时都实行高度开放的政策，地理位置上也比较有利;南美国家通常人少地多，资源丰富，因此容易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中国是半内陆国家，过去曾经实行内向型发展战略，但发展的速度有限，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显著的成效。从这个角度看，大国实行外向型战略也能够实现较快的发展，至少截至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本研究认为，这与东亚地区存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贸易还是投资，中国大陆从周边的国家和经济体中获得了大量资源和经验，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例如，1989年中国的贸易结构是，亚洲占60.8%，欧洲占21.1%，北美洲占12.3%，大洋洲占11.0%，拉丁美洲占2.7%，非洲占1.0%。在其中较为重要的经济体中，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香港占总额的30.9%，日本占17.0%，美国占11.0%。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以东南亚华侨为主，在1989年的利用外资总额中，日本占29.9%，中国香港占29.0%，世界银行占10.2%。[7]1999年基本延续了之前80年代的格局，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亚洲占56.6%，欧洲占18.9%，北美占18.4%，拉丁美洲占2.3%，大洋洲占2.0%，非洲占1.8%。在具体国家和经济体中，日本占18.4%，美国占17.0%，中国香港占12.1%，韩国占6.9%，中国台湾占6.5%，德国占4.5%。这里面加入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时美国的份额明显上升，也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99年利用外资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中国香港占40.6%，美国占10.5%，日本占7.4%，新加坡占6.6%，维尔京群岛占6.6%，中国台湾占6.5%。可以看出，中国香港的份额进一步扩大，美国的份额超过了日本，新加坡、维尔京群岛、中国台湾成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区。[8]2001年以后，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即便如此，东亚地区依然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最重要对象之一，中国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依然紧密，这不仅体现在贸易额和投资额上，还体现在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上。2018年，亚洲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51.5%，欧洲占18.5%，北美洲占15.1%，拉丁美洲占6.7%。就单独的经济体而言，较为靠前的是美国占13.7%，日本占7.1%，韩国占6.8%，中国香港占6.7%，中国台湾占4.9%，德国占4.0%，越南占3.2%，澳大利亚占3.3%，马来西亚占2.4%，巴西占2.4%，俄罗斯占2.3%，大多数是东亚国家和地区。2018年，中国大陆的外部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中国香港占66.6%，新加坡占3.9%，韩国占3.5%，维尔京群岛占3.5%，开曼群岛占3.0%，日本占2.8%，德国占2.7%，美国占2.0%，英国占1.8%，百慕大占1.6%，萨摩亚占1.2%，中国台湾占1.0%，中国澳门占1.0%，荷兰占0.9%，法国占0.8%，中国香港占据令人吃惊的2/3的份额。[9]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对外经贸关系主要是两条线：一条是近邻，也就是东亚地区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经济体;另一条是发达国家，包括遥远的北美洲和欧洲的主要国家。因此引出了下面要讨论的话题，即中国应该继续加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这里研究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打下了一定基础，特别是工业基础，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一点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包括印度以及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第二，对内改革从制度角度改变了原有僵化的机制，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培育了大批企业家，提高了经济效益。第三，对外开放不仅扩大了市场，促进了贸易，而且引进了外资，加强了竞争，提高了技术和管理水平，开阔了视野，融入到国际市场当中。第四，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潮流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同时中国的发展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机遇，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经过40余年的发展，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成功跨过人均GDP1万美元大关。

然而，未来中国面临许多考验，而这些考验的难度远远超出以往所遇。第一，过去40余年，中国依靠低工资成本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较大利益，今后可能逐渐失去这种优势。中国的工资成本在不断上升，同时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在一步步追赶，给中国造成压力，因此，这种以低廉价格取胜的优势会逐渐消失。第二，在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空白领域，这些领域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空白领域几乎不存在了，今后只能是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更需要不断创新，而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当然，还会有一些新兴领域亟待开拓，但这需要高精尖技术和高精尖人才。第三，过去40余年，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成为世界工厂。今后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中低端技术，但高端技术不容易学到手，引进高端技术也会遇到阻力，需要创新，这是一个考验。第四，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影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势头开始担心。一方面担心经济上被中国追赶乃至超越，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的发展方向与西方国家不同，对西方世界造成威胁，因此开始压制中国。第五，仍需继续深化改革，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的定位、民营企业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发展，是维持现状，还是向着市场化的方向继续改革。

当然，中国经济充满发展机遇，要利用好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中国在过去40余年积累了大量资源，包括企业家、技术、人才、经验，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只要依然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加强市场规范和法律法规，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些优势就能够发挥出来，而且能够进一步提高。第二，当今中国是少数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作为大国十分重要。世界上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具备这种优势，如美国、日本、德国，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大国都不如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更不用说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等较大的经济体了。第三，由于中国是大国，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大国优势”，即规模经济效应。目前中国生产的200多种工业产品是世界第一，出口到世界各国，这是小国做不到的。[10]今后如果能将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并保持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就能保持较好的收益。第四，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良好，特别是东北部和东南部。东北部与日本和韩国相邻，日韩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中韩之间已经实施了自贸协定。东南部是东盟十国，与中国已经建立了“10+1”自贸关系。第五，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还不高，未来仍有众多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需要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这其中依然存在投资机会。同时，中国居民生活水平还有提升空间，社会保障也有待提高，同时受东方传统文化影响，居民的储蓄意愿较高，而较高的储蓄率可以保证投资的持续稳定。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意义

這里重点讨论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重点是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当今世界，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但依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1]此外，蒙古、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增长率也比较快。尽管非洲等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就可持续性而言，东亚地区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这里有较为强大的市场、技术、人才，可以形成一个链条。日本、韩国、中国可以对其他地区投资，东南亚国家可以承接这些投资，在区域内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可以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非洲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外部投资，非洲内部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也缺少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特别是缺少大国。如果扩大范围来看，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增长率也较高，那么东亚和南亚地区加起来更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极了。

具体分析，东亚地区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东北亚地区主要有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四国，但朝鲜未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在这里不讨论。东南亚主要是东盟10国，但这10国中没有领头羊，要么人口众多但比较贫穷（如印尼、菲律宾、越南），要么比较富裕但人口太少（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整体经济总量而言，2018年，东南亚各国经济总量为2.95万亿美元，而日本为4.97万亿美元，韩国为1.62万亿美元，中国为13.6万亿美元，东南亚10国经济总量不如日本和韩国的总和（6.5万亿美元），东北亚三国总和（20.2万亿美元）与欧盟和美国相当。[12]更为重要的是，东北亚三国之间的经济产业分工存在有利的互补关系，日本处在高端，韩国处在中高端，中国处在中低端。三国之间可以进行较为合理的国际产业分工，日本出口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韩国与日本相似，出口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出口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未来还有相当的增长潜力，这是日韩两国所需要的，三国之间互利互惠的经贸关系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例如，中国对日本和对韩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但中国可以从中获得设备和技术，同时，中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弥补外汇缺口。反过来说，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是顺差，得到了经济收益。这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对美国存在巨大贸易顺差，导致美国的不满，于是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其实主要原因在美国自身，而不在中国。因为美国人储蓄率低，而且除了部分产品，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强。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东北亚周边的东南亚拥有6.5亿人口（2019年），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三国可以将其作为未来的增长点予以支持，这样东亚地区将会更加繁荣。[13]

不过，也需要看到东北亚三国之间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这主要涉及历史和政治问题，少有经济问题。但这些问题往往容易直接影响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甚至影响到政治互信和稳定，值得高度关注。不可回避的是，中日之间和韩日之间不仅存在历史问题和岛屿纷争，还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同时，中日韩对共同的邻国朝鲜的态度不尽一致。当然，如果加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影响，就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另外，日美之间有安全保障条约、韩美之间有共同防御条约，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驻军，这无疑加重了东北亚的军事紧张局势。[14]不仅如此，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巨大，不仅会影响日韩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态度，而且会通过政治和军事力量间接影响到中日韩经贸关系，有时甚至会直接采取经济制裁手段对三国进行干涉，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日美贸易摩擦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尽管如此，东北亚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如上所述，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部分得益于周边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这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华侨和东北亚日本和韩国的支持。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依然缺乏更高水平的技术和市场，在这一点上日本和韩国都能为中国提供经验。第二，日本和韩国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其经济持续低迷时，需要外部市场带动国内的活力，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更加迫切;韩国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也同样十分需要中国市场。第三，通过三国合作，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互利互惠的经济区域，有利于三国的共同发展，同时也能够辐射到东南亚地区，对未来形成东亚地区经济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方向

如上所述，东北亚三国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三国保持较为良好的互利互惠关系，如果能够排除现存的不利因素，未来便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具体来说，应该尽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取消阻碍经贸关系发展的壁垒。尽管各国都存在某些比较劣势的行业和领域，也存在发展进程不一致的问题，但应该从大局着眼，让获利部分抵消损失部分，努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落地。

当今，世界各地区都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尽管这种方向并非绝对有利，负面效应也不少，甚至还出现了如英国脱欧这种与本区域分道扬镳的现象，也有如美国这种重新调整战略定位的国家。[15]不过，世界经济总趋势还是在往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现实中很多国家或者加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或者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最重要的是欧盟（EU），以及北美地区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当然较为早期的是东盟（ASEAN），近期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从中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角度看，最应该加强合作的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关系，因为三国不仅经济总量较大，能够形成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时三国经贸关系密切，具备建立一体化组织的条件。至于某些影响建立自贸区的不确定性因素和负面因素，可以通过政治协商和加强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行化解，当然这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政策决断力。总之，一个经济总量与欧盟和美国匹敌的地区没有理由不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合作。

同时，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不应该停留在“10+1”以及“10+3”或“10+6”的机制上，更应该着眼于未来，将东亚地区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鉴于欧盟从最初的欧洲共同体至今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依然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方面，未来东亚经济共同体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必须要有这种愿景，各国应该为实现这个愿景而加强合作。东亚作为新兴的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有着巨大发展潜力，未来将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域内大国应该加强合作，协调步伐，建立一个多样化、多种文化融合、相互促进、在国际上具备强大动力的组织，这有利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不过，这并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需要各国不断努力，特别需要各国的彼此让步，以地区整体利益为重，寻找共同点。

这里提出上述主张主要是基于对未来世界经济动向的以下判断。未来世界各地区可能会形成几个大的板块，它们之间形成壁垒，而各板块内部取消壁垒。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会出现几个板块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各国之间的单打独斗。第一个板块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地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第二个板块是欧盟，早已成立，虽然出现某些不稳定因素，但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第三个板块是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联盟，虽然规模不大，但未来也许会进一步扩张。第四个板块是TPP，虽然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但未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忽视CPTPP的作用。第五个板块是“10+6”，即RCEP，对其发挥作用的大小拭目以待。其他可能形成的还有美国与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联盟，尽管这些情况都存在变数，但值得高度关注。但是，TPP（及之后的CPTPP）、RCEP等伙伴关系过于松散，不易成为具有凝聚力的区域性组织。

回到东北亚三国的经济合作上，众所周知，三国存在很多分歧，而且有些分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例如，中日之间和韩日之间存在历史问题和岛屿纷争，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需要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也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再如，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日本领先，韩国随后，中国与这两国存在较大差距。尽管经过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基础设施等领域表现良好，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日本人眼里，中国被误读为“只不过是个暴发户”，远未达到能够与其并肩的水平，日本方面应消除这种误解，不要让其影响两国的深入合作。因为几十年来中日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红利，为日本企业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为日本的很多产品提供了市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给日本带来更大收益。另外，从日本和韩国角度看，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误解和误判，认为中国在市场和法律方面不够健全，国有企业力量过大，容易导致不公平竞争。日韩两国应尽快消除这种认知差异，不要影响三国之间的合作。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过去40余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会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创造条件。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开始推行改革的初衷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更多人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除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家之外，还形成了拥有一定学历学位和专业知识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的强大支持者。当然，中国的改革需要内外因互相促进，除了内在需求，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十分重要。通过外部环境的影响促进国内改革，而改革又能为发展提供路径，反过来发展又能推动改革的深入，形成二者的良性循环。[16]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发展不仅对自身有好处，对邻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

结语

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后，发现目前为止三国之间拥有良好的经贸关系，今后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行，特别是应尽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的签署。为此，应克服各种困难，摈弃前嫌，以政治决断和务实精神将包括历史问题、岛屿问题、朝鲜问题及不利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国际局势等因素排除在外，保持三国关系稳定持续发展。

即使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十分相近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不同见解，存在各自利益和主张的分歧。在对待朝鲜的态度上，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主张就不尽一致;在对待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上，美国与日本的主张也不一致。何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区别的邻国往往更容易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差异发生摩擦，因此更需要各自以现代的、理性的、前瞻性的姿态对待彼此的关系。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想要面向未来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区域，需要各国一致努力，抱着建设21世纪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志向携手前行，而不应该过多受到历史问题、岛屿归属及某些局部利益的影响。东亚各国发展到今天不应该总是跟在欧美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具备超前意识，充满自信，相信本地区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注释

[1]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通常都在2万美元以上，绝大多数在3万美元以上。

[2]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将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亚洲四小龙”、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称为“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特征是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减少。報告还列举了这些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原因，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以及通过将其有效分配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这8个经济体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后来的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3]通常，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明显低于小国，参见关权、孔舰（2008）。

[4]关权（2011）认为开放比改革更加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改革，没有开放，容易陷入低水平循环。

[5]关于韩国是否为发达国家似乎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韩国都是发达国家。

[6]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地理之间的关系，参见关权（2014）。

[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10]参见关权《中国工业的发展和转型》，北京市课题“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范式研究”。

[11]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9%，近几年从10%降至6%左右，但依然是经济较快增长的国家。

[12]关权（2008）研究了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关权（2013）研究了东亚经济一体化里中日间存在博弈的问题。

[13]李颖、关权、刘兴坤（2019）等研究了中日之间良好的经贸关系。

[14]关权（2013）研究了中日之间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的发展。

[15]关权（2018、2019）对今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讨论和预测。

[16]关权（2019）对中国长期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进行了总结。

参考文献

关权、孔舰，2008，《关于贸易依存度的一个研究》，《开放经济评论》，第1期。

关权，2008，《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杨栋梁、郑蔚主编《东亚一体化的进展及其区域合作的路径》，天津人民出版社。

关权，2011，《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产业社会的形成》，宋志勇、郑蔚主编《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关权，2012，《东亚经济一体化和TPP：中日之间的博弈》，《东北亚论坛》，第2期。

关权，2013，《中国崛起要过“日本关”》，《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6期。

关权，2014，《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关权，2018，《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与难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20期。

关权，2019，《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与中国对策》，邹治波、赵远良主编：《世界秩序与中国方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关权，2019，《中国工业发展70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9期。

责 编/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