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能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
——创业者先前经验影响社会网络构建的作用研究

胡新华，喻 毅，韩 炜

（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重庆 401120）

创业者须获取并利用资源来撬动机会价值，促进创业构想转化为新企业。然而，现实的悖论是：创业者往往缺乏资源，他们需要建构连接关键资源的渠道，而创业者社会网络就是这种资源渠道的重要来源。以往关于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研究，关注网络的存量特征（如规模）与结构特征（如中心度），对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关注不足。当创业者建构了高质量的社会网络时，表现为网络中的社会关系人具有较高的地位与声誉，这种网络更能够为创业者提供优质的资源，有利于创业进程的推进乃至新企业的生成。

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研究中，围绕网络质量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两方面。①关注由网络主体特征所引致的质量问题，这种质量主要反应在网络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以及主体间资源的交换。网络伙伴作为资源提供者拥有高质量的资源，赋予创业网络以质量内涵。而从地位理论来看，当资源提供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往往拥有来自于社会经济系统中高阶层地位和高社会权力所赋予的资源［1］，同时与高地位伙伴建立联结，也使得创业者借助地位传递效应而获得声誉与合法性［2］。②关注由网络关系性质所引发的质量问题，这种质量主要反应在网络联结的性质与关系强度［3］。即网络伙伴之间所呈现的嵌入型关系是网络质量的一种表现，其本质上也反映出由于社会关系（如人际关系、信任、互惠等）对经济交易施加了影响，从而提高了关系内资源流动的质量［4］。尽管两类研究对网络质量的含义作了不同理论视角的解读，但对于创业者建立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前端因素仍知之甚少。创业领域中的社会网络研究，往往将社会网络视为可投入的初始资本，基于资源论的视角研究其后端结果影响。而深入社会网络前端，探讨创业者的哪些特征会影响其建构社会网络的行为，有助于回答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诱因，从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而非结构属性角度，丰富社会网络理论的内涵。

创业者社会网络是创业者先前社会关系的延续，这种延续折射出社会网络或来自于创业者先前经验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如创业者先前工作单位的同事、熟人即是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主要构成；或来自于社会关系人以引荐、推介等方式建立的间接联结，如经由先前工作同事介绍客户、供应商等。因此，创业者的先前经验是探讨社会网络形成的适宜视角。然而，什么样的先前经验能够促使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从地位理论来看，个体在组织内地位属性越高，则掌握的组织内关键资源越多，如内部资源掌控、外部人脉建立等［5］。表现为在先前工作单位中担任高层管理者的高地位属性，赋予创业者与外部高地位个体或组织建立联系的机会，以及利用对内部资源的控制与外部高地位个体进行资源交换的资本。因此，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的高地位经验，在其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本文还引入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和性别差异作为边界条件，分析其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理由在于：①曾经从事多种工作的创业者，尽管在各种工作职能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于后续的创业活动，但这也减少了创业者对与高地位个体进行关系建立的精力投入，因而会削弱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质量属性；②性别差异也会在社会网络建构上有所反应，不同性别的个体因其认知方式、选择框架等方面的异质性，引发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能力与行为表现差异，以及社会关系人对不同性别创业者的认同差异。

已有关于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构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探究高质量网络所产生的结果效应，发现构建高质量的社会网络，能帮助创业者降低资源获取难度［4］、加快创业者的行动速度［6］、提高新企业绩效［7］等。而针对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前因研究还相对匮乏，部分研究从网络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何种治理要素的采用有利于塑造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如ENGEL等［8］认为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有助于增强网络中资源交换的质量。HOANG和YI［9］则指出，对于创业者而言，正式契约的采用能促进创业企业与伙伴间的互动质量。尽管这类研究关注到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但其研究的焦点在于社会网络形成后，如何利用治理要素提高网络质量，而非揭示高质量社会网络形成的前端诱因。更进一步，围绕创业网络形成的前因研究，多针对创业者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特质对创业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特别地，一些研究探讨了创业者与网络联结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相似或异质对网络形成的影响，如PHILIPS等［10］、GROSSMAN等［11］分别提出创业者与网络联结对象的战略一致性、个体相似性会影响创业网络的形成。然而，仅探究了创业者特质如何促进创业网络的形成，未能解释如何影响高质量网络的建构［10］。

鉴于此，本文提出并探索的研究问题是：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影响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为何，其理论边界是什么？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地位属性不同，即是否曾在先前单位从事高层管理者工作，会影响创业者能否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以获取高质量资源；同时，这种先前地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关键，在于其与创业者职能经验与性别差异的匹配性。利用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所建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库（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CPSED），本文发现：在先前工作单位居于高地位的创业者更能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但当该创业者是具有多种职能经验的“多面手”时，其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可能性降低；而当创业者是男性时，此负面效应被削弱，意味着男性创业者更能够驾驭多种职能工作，发挥高地位属性所带来的高质量网络激发效应。

本文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有以下3个方面。①之所以有的创业者能够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与创业者性别特征的联合作用。突破以往拘泥于先前经验存量的研究局限，本文分析了性别特征、职能经验调节作用下，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影响，从不同角度解释先前经验与性别特质对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②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其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因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类型的不同而各异。这一结论从先前经验的地位属性和内容属性互动角度，丰富了对社会网络建构的理论解释。③创业者性别差异弥补了创业者多样化经验内容对地位属性作用的负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男女两性创业者在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获取资源方面的差异，而且有助于引导不同性别创业者理性积累有助于社会网络建构的工作经验，为其提供有关如何合理利用地位优势和经验优势从而提高社会网络建构质量的方法。

1 理论与假设

1.1 从组织内地位到先前经验地位属性

“地位”学说是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分支，也是社会评价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主要用来呈现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以表征社会中不同主体间的不平等状况。已有关于地位的研究主要从组织内和组织外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侧重研究管理者或员工个体、团队群体在组织内的层级，后者侧重研究组织在社会、市场中的位置。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高地位蕴含着荣耀、受人尊敬的声誉形象，且伴随着一系列位置优势，如丰富的、高质量的社会资源，因此高地位个体时常被认为表现出更好的行为绩效，而高地位组织则能够创造更好的业绩结果［12］。

由社会认知理论来看，个体在组织中、社会中的地位往往与其能力相匹配，而这会诱发组织内不同地位员工感知到社会对地位所形成印象的心理约束［13］。这与已有关于地位的相关研究相契合，后者认为地位和与之相匹配的能力是紧密相关的，高地位个体往往拥有更多的能力［12］，而且高地位个体和低地位个体在网络构建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14］。从已有研究来看，具有更高能力水平的高地位个体在面对风险型任务时，常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其理论依据在于：一方面，他们在态度、行为上展示出更强的基于能力的信心；另一方面，他们更可能激活先前存在于脑海的自我认知观点，较少受到外部环境中新信息的影响。高地位个体之所以这样勇于承担风险，是由于他们会积极与那些能够为其提供帮助的人建立联系。正如SMITH等［5］指出，高地位个体倾向于建立大规模、资源丰富的多样化网络，以捍卫其对自身高地位、高能力的身份认知。

与此相对应，低地位个体更具有自我怀疑特征，更易于将外部环境中的威胁性、不利信息作为决策依据。他们借助社会网络寻求外部关系人帮助的行为源自对自身能力缺乏、对外界依赖的意识，而不是借力并驾驭外部网络的信心［15］。更进一步，SMITH等［5］发现，缺乏信心的低地位个体不愿意嵌入更大规模、更广泛的网络中，与潜在的帮助者建立联系。这意味着，为了减少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向陌生人寻求帮助所伴随的不确定性对自身的影响，低地位主体倾向于建构小范围、强关系的网络，而非更多地向不熟悉但却掌握丰富资源的高主体寻求帮助。因此，在组织中具有高地位的个体比低地位个体更具有借助外部力量寻求帮助的信心，也更可能获得帮助，且他们更倾向于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搜寻有价值的关系人得到帮助。近年来，创业研究开始引入地位概念，用以衡量创业者所处的地位特征，侧重探讨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居于低地位的创业者如何改变其地位劣势，获取资源从而驱动创业成功。如BARON等［16］将创业者界定为“不被看好”的低地位者（underdog），他们时常通过“打点”行为获取政府类项目的资源支持，以弥补资源局限。然而，这些研究仅关注了创业者在社会层面的地位，即组织外地位属性，而忽视了创业者在曾经的工作单位中也可能具有较高的地位，表现为创业者具有担任高层管理者的经验。从组织内地位研究将高管职位视为高地位属性来看，曾经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创业者具有高地位的先前经验，这在本质上反映出先前经验的地位属性。

1.2 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社会网络建构

创业过程充斥着不确定性，识别、阐释及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成为创业者能否成功实施创业活动的关键影响要素［17］。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类似于前述引发不同地位成员行为差异的任务风险，则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中的地位差异会对其能否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产生影响。

首先，在先前工作单位中的地位会影响创业者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搜寻关系人以寻求帮助。基于前述地位研究的相关推论，曾经在组织中居于高地位的创业者，表现出面对风险的乐观与对自身能力的自信，这有助于形成创业者正向效能期待。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自我效能观，当人对自己实施某一行为的能力持积极态度，该行为被实施的可能性更高［18］。自信、乐观的创业者在感知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时，更易于形成机会判断，积极搜寻社会网络中能为其提供帮助的所有可能，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联结、激活有价值的社会关系人以获取资源与支持［15］，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而在先前工作单位中具有低地位的创业者，表现出对创业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威胁感知，其对风险的悲观判断及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19］，使其倾向于建构小范围、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联结最可能提供帮助的社会关系人，以降低与不熟悉的关系人联系的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

其次，在先前工作单位中的地位，会影响创业者在网络中搜寻高声望社会关系人并与之建立关系，以撬动高质量资源。社会认知理论主张，个体可通过自己的主体特征如社会角色等引起或激活外部环境反应。在层级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居于高地位的主体，扮演着更为重要或至少更受瞩目的社会角色，这会形成社会对其社会角色及其掌握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权力的认知［1］。这意味着，曾经在先前工作单位居于高地位的创业者，更可能吸引同样具有高地位的社会关系人与之建立联系。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通常也会和与自身具有一致性的人进行交往，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种族、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等多个层面。正如PHILIPS等［10］指出，倾向于和相似的人建立联系成为创业者的特征，因为相似是共同理解、个人吸引及相互信任产生的源泉。因此，在先前工作单位具有高地位的创业者更可能凭借对同样高地位、高声望的社会关系人的地位吸引，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以投入创业过程。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1 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建构呈正相关关系。

1.3 创业者职能经验的调节作用

作为创业者开展创业行动的重要知识来源，先前经验在创业成功以及企业绩效上的显著影响已被大多数学者证实［20］，而职能经验就属于先前经验的一种构成。先前经验折射出个体在行为实施前的知识结构，蕴含着可投入于行为过程的知识存量。在创业者先前经验研究中，其在创业活动开展前所具有的先前经验，包括创业者是否曾经创业的经历，是否在相关行业从事相关工作的工作经验［21］。然而，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创业者的创业经历及其在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常以年限衡量），对于创业者曾经从事工作的职能类型关注较少。

职能经验是组织行为学中的重要概念，意指个体在各个职能领域或岗位上，如销售、市场、研发、工程、制造、金融等方面的工作体验［22］。组织内员工拥有多领域职能经验能够培养多元化技能，且通过让员工在不同岗位上进行职能体验，为增进部门间的合作提供可能。但多领域职能经验须员工付出学习成本，以在不同职能岗位上更好地工作，特别是当一种职能工作与另一种工作存在较大差异时，如研发与销售，员工的学习成本更高。对于具有先前经验、高地位属性的创业者而言，其多职能经验的学习，减少了在高地位单一位置领域深耕社会关系的精力与重心投入，削弱了其可能建构的社会网络质量。这意味着，对于创业者先前地位属性与其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可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理由在于：多种职能经验会削弱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关系中能力逻辑、认同逻辑的关系链。一方面，当创业者具有多种职能经验时，从一种职能工作转向另一种职能工作必然具有学习成本［23］。对新职能学习的投入会减少创业者在先前工作中对高层管理工作的投入，或至少形成精力的分散，这不利于创业者在高管位置上的能力塑造，从而减弱其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能力。具有多职能经验的创业者可能由于工作需要与不同类型多职业主体如客户、技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发生职业交往，促进其社会网络的多样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网络顶端更高，相反，多职能经验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学习成本，提高了曾从事高层管理者工作的创业者建立高网顶、高质量社会网络的治理成本［24］，使其在创业过程中获得高声望关系人帮助的难度提高。另一方面，具有多种职能经验的高层管理者，往往因其从基层经过多年打拼走向管理岗位的形象，在社会公众与组织内部形成社会认同，且后者更认同此类高管创业者为能力型而非关系［25］。这意味着，这种类型的创业者常被认为能将多种职能经验所蕴含的知识传递至创业过程，而鲜被认为具有联结高地位关系人的人脉资源，因而在社会认同中逐步树立起“能力者”而非“关系人”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具有多种职能经验时，其先前经验的高地位属性促进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作用被削弱。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2 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负向调节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正向关系。

1.4 创业者性别差异的再调节作用

性别差异是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已有研究试图解释男女两性在宏观社会体制，以及微观行为、角色上的差异。社会认知理论指出，男女两性在任务完成、行为过程上的差异源自刻板印象威胁［26］。刻板印象作为认知结构中的重要构成，意指特定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广义信念，是该群体中个体行为特征与倾向的一组印象与信念表征。援引刻板印象概念，社会认知理论开始关注男女两性在语言学习、问题解决方法等社会认知行为过程中的差异。针对以性别区分的社会群体探究信念差异，形成了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社会认知理论研究，包含对男女两性期望、心理假设等多方面的认知差异，塑造了男女两性对其适宜从事的工作类型的感知。因此，有些工作类型对所从事者的要求是从性别差异角度设计的，这就造成了男性气概型（masculine）和女性气质型（feminie）职能工作类型差异［27］。而已有研究关于男性的刻板印象更多表现为地位、权力、声望等特质［28］。

在创业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创业过程的性别差异诱因，解释为什么男性创业成功率远高于女性。具体而言，创业者往往被描述成勇敢、风险偏好、更具野心、与男性相关的形象。而创业过程中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对财务风险的承担都增加了针对创业男性化的刻板印象，即创业是男人的事情，女性则受到更多社会约束［29］。更进一步，对于男性创业者为什么更容易成功的问题，已有研究尝试从刻板印象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如GUPTA等［30］指出，刻板印象使得男女两性在对新机会的评价上存在差异，使得男性更容易发现新机会以促进创业成功。同时，从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来看，自幼年时期开始，男性和女性所结识的人即已形成分野，长大后则会建立不同的关系网络，从而导致二者在社会资本方面存在鸿沟。就创业者而言，社会主体对男性创业者所形成的包含地位、权力、声望的刻板印象认知，使得男性创业者更可能吸引高地位、高声望的社会关系人，建构权力更高、资源更丰富的社会网络。

整合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网络研究，针对职能经验调节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关系，创业者性别差异起到再调节作用。当在先前工作单位具有高地位，且具有多种职能经验的创业者为男性时，一方面地位符合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认知，且男性创业者所表现出的驾驭地位、执掌权力的男性气概［31］，使得外部社会关系人相信高地位经验能够赋予男性更多的资源与历练，从而青睐与曾具有高地位的男性创业者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尽管在先前工作单位中从事多种工作分散了高层管理者的精力，降低了高地位撬动高质量社会网络的价值，但男性所具有的在多种职能岗位上充满活力、承担风险等男性气概与能力，减缓了多职能工作分散管理精力的负效应［32］，保障了先前经验高地位属性促进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效用价值。因此，对于男性创业者而言，职能经验负向调节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作用被削弱。当在先前工作单位具有高地位职位，且具有多种职能经验的创业者为女性时，一方面，社会针对女性所形成的以家庭为主、社交能力不足等刻板印象，加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与女性的交往要保持分寸的社会规范，使得女性创业者尽管在先前工作单位中居于高地位，但其吸引外部高地位关系人与之建立网络联系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多种工作、回避特殊职能岗位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创业者尽管在先前工作单位中也承担了多种职能工作，但其较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会影响其在多种职能工作中的学习，对多职能工作的应接不暇更加分散了高地位女性对地位资源外部交换的投入，强化了其对地位影响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负向作用。因此，基于前述理论推演，曾经具有高地位工作经验的创业者能够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尽管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削弱了这一关系，但当创业者为男性时会减弱该负向调节作用，而当创业者为女性时则强化了这一负向影响。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3 性别差异负向调节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对其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关系的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样本数据源于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库（CPSED）。该数据库由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建设，于2009年起以12个月为时间间隔，共进行3轮动态跟踪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通过随机跳号抽样家户电话以接触、调查受访者，依据预先设定的标准筛选新生创业者。考虑到不同区域间创业活动的异质性，该调查样本覆盖北京、天津、杭州、广州、武汉、沈阳、成都、西安8个城市，实现跨区域的样本调查，体现样本的横向广度。考虑到创业活动的过程性，该项目执行3年3轮次的动态跟踪调查，追踪、刻画新生创业者在不同时点的创业行为，体现样本的纵向深度。

在完成探测性调查的基础上，该项目首轮调查于2009年7月至9月展开，电话接触了69 990户家庭，访问了20 424人，识别出了974名新生创业者，最终完成首轮电话访谈的新生创业者为601名。第二轮调查于2010年8月至9月展开，项目组针对首轮601个样本进行跟踪调查，以追踪这些新生创业者的创业进程。第二轮调查结束，共有321位新生创业者完成电话访谈，丢失280个样本。第三轮调查于2011年9月—10月展开，项目组针对第二轮的321个样本进行跟踪调查。第三轮调查结束，共有121位新生创业者完成电话访谈，丢失200个样本。

利用CPSED项目数据检验本文的理论模型，在研究设计上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首先，该数据库样本与本文对研究对象的要求一致。考虑到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情境，即创业者为创建新企业而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因此本研究关注新企业的生成前端。与PSED 类研究相似，CPSED项目着重探寻新企业生成之前的创业者行为规律，以新生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因此该数据库非常契合本文的研究情境。其次，本文采用CPSED多轮次数据中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数据，即利用存在时间间隔的两轮数据验证理论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这符合创业者先前经验投入创业过程后须经历一定时间才能投射在其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上的现实，增强研究设计的合理性。

尽管CPSED调查项目第二轮成功完成访谈的样本有321个，但创业者出于对社会网络关系人单位和职业的保密，往往选择不填或填答不完全。因此，所获得的社会网络数据非常有限，仅有136位新生创业者完成了所有关于社会网络的问项。同时，模型中其他变量如先前经验、初始社会资本上存在数据缺失情况的样本有29个，剔除数据不完整的样本后剩余107个样本。将进入统计分析的107个样本与214个被剔除的样本进行比较，两个群体在网络行为上（F=0.686，p=0.409）无显著性差异，表明二者源于同一个总体，因此将缺省值剔除，不会显著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

研究样本的分布特征如下。从性别看，新生创业者的76.6%为男性，21.4%为女性，可见创业仍是男性主导的活动。从年龄看，30岁以下年轻创业者占61.7%，41岁以上年长创业者占19.6%，表明我国的创业活动正呈现年轻化态势。从受教育程度看，拥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62.6%，其中本科以上学历36.4%，高中以下学历占37.4%，表明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投身创业活动。从创业状态看，在有创业意向后的第二年，成功创办新企业并开始运营的占40.2%，59.8%的创业者仍在筹备创办新企业，说明创业者在是否成功创办企业方面呈现出差异，有助于本研究挖掘创业成功差异的诱因。

2.2 变量与测量

2.2.1 因变量 高质量社会网络指网络中蕴含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居于高地位的社会关系人［1］。这里采用社会网络研究普遍采用并得到广泛验证的“提名生成法”［33］，首先要求创业者依序提名其在创业过程中建立了网络联结的、为其提供帮助最大的3位关系人；其次，针对每一位关系人，创业者需回答该关系人的工作单位、职业、与创业者的关系及其所提供的资源类型等问题，从而勾勒创业者所建构的社会网络。在此基础上，采用尉建文和赵延东［34］以个体职业声望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测量创业者关系人的地位水平。利用个体职业声望测量社会地位从属于社会学中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定位法，已被学者们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认为社会资本蕴含着声望、权力与财富3种社会资源类型。个体的职业声望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蕴含着通过社会关系所能获取的高质量资源，以及可接触到的社会关系幅度。具体而言，这种方法利用个体所从事职业的声望分数来计算个体所在社会网络所蕴含的资源质量水平与社会关系幅度，从而达到衡量个体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的目的。

须特别强调以下几点。①本文并未采用全部关系人来测量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建构，而是利用对创业者的创业过程给予最大帮助的第一位关系人，因帮助最大的关系人往往为创业者提供了实质性、决定性的帮助，这种方式已被大多数研究所采纳［35］。②本文采用关系人的职业声望来测量创业者社会网络的高质量属性，即关系人的职业声望水平反映出创业者所建构社会网络的质量水平。理由在于：在中国的体制格局下，职业是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特征的重要指标［36］。本文援引社会学领域关于我国职业现状调查中对职业声望的研究，采用尉建文和赵延东［34］的职业声望评分标准对为创业者提供最大帮助关系人的职业进行编码。③本文采用第二轮数据获得该变量数据，因第一轮关于社会网络的数据往往指向创业前的初始社会资本，而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建构是在创业意向产生后的创业进程中，因此第二轮数据对社会网络的刻画更适宜作为因变量数据。

2.2.2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 先前经验地位属性指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的管理层级中所处的位置。具体而言，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中曾任高层管理者，即创业者具有高地位属性的先前经验。CPSED调查向新生创业者询问了其在创业前所从事工作的岗位级别，包括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低层管理者和不从事管理工作。其中，高层管理者指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在内的高管团队成员；中层管理者指部门经理、项目主管等承上启下的管理人员，低层管理者指车间、班组等底层工作管理人员。借鉴SMITH等［5］关于组织内地位研究中针对地位的测量，将从事高层管理者工作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组织内的高层管理者掌握着组织的决策权力与关键资源，往往意味着在组织科层体系中的高地位，这已被社会学领域关于组织内地位的研究所认可，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采用是否担任高层管理者测量组织内的地位差异。

职能经验指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中所从事工作的职能类型［22］，如研发、销售、财务等。CPSED 调查采用TIHANYI 等［23］关于职能经验的测量方法，首先向新生创业者询问了其在先前工作单位中从事过哪些方面的工作，包括战略规划、财务管理、人力资源、销售、研发、采购等共11项职能工作，折射出创业者的先前工作赋予其差异化的职能经验；进一步，以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中曾承担的职能数量来衡量创业者的职能经验，该变量的取值区间为0—11，即创业者从事的工作类型越多，职能经验越多样化。

性别采用二分类逻辑变量进行测量，当创业者为男性时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本文所涉及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采用第一轮的调查数据。

2.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6个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教育程度、体制内经验、创业状态、收入状态及初始社会资本。其中，初始社会资本、年龄为连续变量，以其自然对数纳入模型，其他4个变量则设置哑变量纳入模型。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具体如下。①作为描述人口统计学特征的重要变量，创业者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会对其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产生影响。年龄较大的创业者，往往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与阅历，加之更长的工作年限使其有机会结交更多、更具声望的社会关系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更可能结交同样高学历、高层次的社会关系人，因此需要控制这两个变量。②体制内经验指创业者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属于体制内组织。采用杨俊等［6］关于体制内经验的测量方法，本文将体制内经验设置为0—1变量，即曾经在党政机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组织工作，表示具有体制内经验，赋值为1，否则为0。从本研究的样本特征来看，部分创业者兼具体制外和体制内不同组织的工作经验，这意味着创业者通过发挥体制内工作经验的补充作用，具有更高的调用高质量社会网络的能力。③创业状态指创业者在被调查的时间节点，有没有完成新企业注册。收入状态指的是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是否为其带来收入，二者反映出创业者完成特定创业活动及其创业筹备情况。采用CARTER等［37］的测量方式，将创业状态设置为0—1变量，具体而言，若创业者在被调查时点完成企业注册，赋值为1，否则为0；将收入状态也设置为0—1变量，若创业者在被调查时点获得了收入，赋值为1，否则为0。部分创业者在调查第一年先进行企业注册，然后再逐步开展其他创业活动；部分创业者则快速推进创业活动，率先获得了销售收入，这都使创业者获得较好的声誉，从而吸引高声望关系人提供帮助。④初始社会资本指创业者在新企业生成初期，作为初始资源投入创业过程的社会资本，利用CPSED首轮数据中为创业者提供帮助的社会关系人的职业声望进行测量。初始社会资本越丰富，越能够赋予创业者以正向声誉，吸引外部关系人；同时，初始社会资本也可能成为后续社会网络建构的关系桥梁，创业者初始社会关系人声望越高，越可能在创业过程中经由该关系人介绍联结其他高地位关系人。对于初始社会资本的测量，同样采用“提名生成法”，利用尉建文和赵延东［34］的职业声望评分标准，对创业前（第一轮调查）最大帮助关系人的职业声望进行编码。

3 模型检验与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利用SPSS20.0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表1给出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其中，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地位属性、收入状态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412（p＜0.05）和0.147（p＜0.1）。这表明，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可能对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产生影响。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main variables

3.2 层级回归

表2 呈现了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与性别差异对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层级回归结果。其中，M1仅考虑了控制变量，M2是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M3、M4和M5逐层加入了自变量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和调节变量职能经验、性别差异的两两交互项。M6为全效应模型，即在上述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自变量与两个调节变量的3项乘积项。表2中M2显示，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24，p＜0.1），因此H1得到验证。

表2 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及其他变量对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层级回归Tab. 2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of previous experience status attributes and other variabl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social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表2中M3显示，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职能经验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432，p＜0.05），同时M3相较仅有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M2，R2变化显著（ΔR2=0.062，p＜0.1），说明在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之间的影响关系中，职能经验具有负向调节作用，H2得到验证。表2中M6显示，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与性别差异的3项乘积项系数显著（β=-0.405，p＜0.05），同时，相较包含上述3个变量两两乘积项的M5，R2变化显著（ΔR2=0.055，p＜0.1），说明性别负向调节职能经验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因此，H3得到验证。

为更直观地呈现创业者职能经验、性别对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之间的调节作用，绘制了3项交互效应图（见图1）。①创业者先前职能经验对其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正向关系起到了抑制作用。创业者同为男性或同为女性时（对比性别相同的两组直线，即先不考虑性别影响），当创业者的职能经验较少时，其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正向影响更强；而当创业者的职能经验较多时，其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正向影响较弱。②创业者性别差异削弱了职能经验对地位属性与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调节作用。对比多职能经验男性创业者与多职能经验女性创业者所代表的两条直线，相较于多职能经验女性创业者，多职能经验男性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正向影响更强。

3.3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伪回归，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利用STATA14.0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是采用两阶段估计过程，首先就每个解释变量对全部工具变量作最小二乘回归，据此将内生变量的外生部分分离出来，从而获得解释变量拟合值；然后，就被解释变量对上述解释变量拟合值再次进行最小二乘估计。该方式适用于存在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误差问题的情景，能有效应对“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与原结果相一致：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596，p＜0.05），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职能经验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21，p＜0.05），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与性别差异的3项乘积项系数显著（β=-1.527，p＜0.001）。该结果与前述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高度一致，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研究具有显著的稳健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社会网络对于创业成功的贡献在于创业者能够经由网络渠道联结资源提供者，有机会获取高质量的社会资源以保证创业过程中对机会的利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会对创业者高质量网络的建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创业者具有多种职能经验和存在性别差异条件下，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征。

首先，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所处的地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在创业过程中所能建构的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先前经验高地位属性为创业者提供了相对于低地位创业者的权力与资源优势，使其具有借此与高地位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的筹码，以换取高地位关系人的资源供给；同时，与高地位属性相匹配的复杂、不确定任务也培养了创业者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与自信态度，塑造了创业者驾驭不确定性风险的形象，这成为吸引同样具有高地位、高声望的社会主体青睐与信任的声望要素。已有关于组织内地位的研究，拘泥于个体在当前组织中的地位对其自身以及当前组织绩效的影响［7］，本文发现创业者在先前工作单位的地位属性，会对其后续创业过程中的行为产生影响，即组织内地位对组织外行为的影响，折射出地位属性在时间维度以及跨组织间的传递性。本文揭示出驱动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诱因，并非来自于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存量差异，而是取决于其创业前在就职组织中的地位属性。

其次，创业者所具有的多样化职能经验，会影响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诱发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潜力。相对于具有多样化职能经验的创业者，当创业者具有较为专业化、集中化的职能经验时，其在先前工作单位中的高地位更能够诱发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建构，使得创业者先前地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社会网络。已有关于创业者先前经验的研究，局限于探讨创业者是否具有先前经验及其时间长短的结果效应［6］，而本文聚焦于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内容属性，及其对地位属性的边界作用。更进一步，已有研究多从先前经验的单一维度探讨先前经验对创业结果的直接作用，而对多维度经验的联合作用认识不足。本文则融合了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地位特征和职能经验，从地位属性及内容属性角度，揭示职能经验会显著影响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社会网络建构的作用发挥。这一发现表明，在先前工作单位具有高地位的创业者应聚焦于少数职能经验的积累，以有限的精力投入与高地位相匹配的资源积累与关系建构，从而释放地位所蕴含的关系网络价值。

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创业者性别会影响创业者职能经验对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社会网络建构关系的调节作用。相较于女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所具有的风险承担、自信果敢等男性气概，使其在积累先前经验的过程中更有意愿、更能够驾驭多种职能工作；同时，当今父权制社会对男性凭借地位执掌权力，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刻板印象，使得外部社会主体更愿意与男性建立网络关系。因此，尽管从事多样化职能工作会增加创业者经由职能体验塑造知识结构的学习成本与治理成本，但创业者的男性能力以及外界对男性创业者的刻板印象，使其能够减弱多职能经验对地位效应的负面影响。创业领域中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多从特质论角度，将性别作为创业者特质因素来解释为什么男性创业成功率远高于女性［24］，少数新近研究关注性别差异对创业者特定创业行为如机会识别等的影响［29］。与以往研究关注性别差异的独立作用不同，本文挖掘性别特质作为解释创业者先前经验影响其社会网络建构的边界条件，表明在男女两性群体间，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与内容属性的联合作用存在差异：较于女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更能发挥高地位与多样化职能经验的价值，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这反映出性别差异对先前经验具有补充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对创业者社会网络建构的前置诱因解释。

4.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具体如下。①立足于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从网络伙伴的地位与声望角度建构对创业者社会网络质量属性的解释，深入剖析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启发未来研究从多个角度挖掘创业者塑造社会网络质量特征的动因，为“为什么有的创业者能够构建高质量社会网络来获取丰富创业资源”提供系统性的理论解释。已有关于创业网络质量的研究集中于对高质量网络结果效应的讨论，如SEMRAU和WERNER［4，7］发现，创业网络关系质量较低时，创业者很难从网络中获取资源。而针对创业网络质量属性成因的研究，也多以创业网络形成为起点，聚焦于讨论哪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已经建立的创业网络的质量。本文侧重探讨创业者建立高质量社会网络的诱因，有助于扩展对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规律的认识。②相较于以往研究从经验存量角度解读创业者先前经验与社会网络构建的关系，本文从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角度揭示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的前置诱因，有助于深刻挖掘先前经验对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探讨创业者社会网络建构的诱因属于以网络为因变量的研究［9］，在这一研究脉络中，已有研究从创业者特征出发探究网络的构建，对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关注则聚焦于经验的多寡对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络时间投入等方面的影响［38］，且拘泥于对经验多寡的探究，缺乏对蕴含资源与知识内涵的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如何诱发创业网络构建的关注。本文发现具有高地位属性先前经验的创业者，经由能力逻辑与认同逻辑，更能够吸引高地位社会关系人接入其社会网络，丰富了从地位角度对创业者先前经验作用的认知，扩展了对于具备何种经验的创业者更能调动高质量社会网络的理论解释。③本文发现，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对高质量社会网络构建的影响，因创业者职能经验与性别差异而不同，这一结论丰富了对于创业者先前经验如何作用于社会网络构建的理论解释，有助于回答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在什么情况下作用于高质量社会网络构建的机理。基于此，本文整合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多样特征以及性别差异，探讨三者的联合作用对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过分拘泥于创业者特征的单一因素对网络构建的影响作用的局限。从创业者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围绕创业者个体特征、动机、行为模式建立对网络构建的理论解释。新近研究较多关注创业者的单一行为因素，如ZOTT和HUY［39］提出的象征性行动、OH和KILDUFF［40］提出的自我监控、ENGEL等［8］提出的创业者行动的效果逻辑等。本文整合创业者先前经验地位属性、职能经验与性别差异，有助于揭示多个经验概念对创业者高质量社会网络构建的烙印作用，以及这种烙印作用的性别差异，形成了对高质量社会网络建构更为丰富的机理解读。

本研究对创业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者应注重对社会网络的建构，特别是寻求以高声望社会关系人为主要构成的网络。而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需要创业者在先前工作环境中培养自身的高地位，如走上高层管理者岗位，以其高地位优势积累与外部高声望主体进行资源交换的组织内资源和权力，推进与高声望主体的关系建立。但同时，女性创业者不应将精力分散于不同类型的职能工作体验，而应专注于在高地位职位上的资源与关系累积。男性创业者则可以适当地从事多种类型工作以促进知识结构与经验结构的多元化，利用地位属性与职能经验所带来的关系优势促进高质量网络的建构以提高创业成功率。总之，创业是理性并可管理的行为过程，创业者在做出创业决策之前，应当对自己在先前工作单位中的地位属性、经验内容进行认真评价，了解自身心理、行为方面的特性与能力，并采取相应措施借助外部资源以弥补不足。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局限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①探讨了具备何种先前经验的创业者更能够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这本质上是创业者网络行为的诱因研究，但并没有延伸挖掘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会带来什么样的创业效果。未来研究可以本文为基础，拓展至对创业绩效差异的讨论，即探究创业者先前经验属性如何通过影响社会网络的构建作用于创业绩效。相较于已有研究探讨创业者先前经验对创业绩效的直接作用，该研究方向有助于揭示创业者经验经由社会网络影响绩效的过程机制，深化对创业者“经验—绩效”作用机理解释；也有助于将社会网络构建的前因与结果研究相结合，丰富社会网络的理论内涵。②本文从创业者的职能经验与性别特征角度，探讨了创业者因素对其先前经验地位属性影响社会网络构建的边界约束，未来研究可援引制度理论，从制度环境角度切入，挖掘创业者所在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对创业者经验诱发社会网络构建行为的理论边界作用。在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创业活动质量以及创业者利用社会网络的方式和效率也有较大的不同，这使得制度环境可能成为影响创业者经验转变为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边界条件。因此，以制度环境为边界条件，有助于将微观层面经验因素与宏观层面环境因素相结合，揭示其对创业者社会网络构建的联合作用。③本文对创业者建构高质量社会网络的测量仅考察了对其帮助最大的关系人情况，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CPSED 调查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因访问时间的局限，难以通过大量题项设置覆盖创业者的全部社会网络构成；其次，CPSED调查要求创业者“提名”前3位帮助最大的人，但后两者的填答率较低，说明大多数创业者存在至少一位提供帮助的社会关系人。尽管“提名生成法”是已有研究普遍认可的测量方式，但对于衡量创业者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仍不全面，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推论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对创业者在社会网络建构方面的问卷调查，更为丰富地刻画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构成，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