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瓷制笔筒赏析

2020-11-16 01:49:17 东方收藏 2020年9期

刘婵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的最重要的文房用具之一,它是一种传统的置笔用具,在文房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虽然从明代晚期开始,笔筒才被文人士大夫大量使用,但其历史沿革和形制演变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从文献资料来看,“笔筒”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中,记载“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此处陆玑将“笔筒”与“书简”并用,说明此时文房用具中已有“笔筒”。对笔筒的明确记载和广泛流传始于明代,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实际上,从考古发掘出土实物来看,笔筒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更早。笔筒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汉代,与最早的毛笔几乎同时出现。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里面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用于盛放竹笔,竹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在功能和形制上有很大不同。

真正圆筒形笔筒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宋代。四川遂宁金鱼村宋代瓷器窖藏中出土了一件青白釉印花缠枝莲荷纹三足笔插,高5.1、底径8.8厘米,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瓷制笔筒实物,其形制完全符合文震亨《长物志》中所描述的笔筒形制“鼓样,中有孔插及墨者”。

根据考古发掘和大量传世实物资料显示,笔筒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是由早期的竹制盛放竹笔或毛笔的细竹管改变为四孔或五孔的笔墨插即文震亨所说的“古制笔筒”,第二次是至明代嘉靖開始出现常见的桶形笔筒,沿用至今。

本文所要介绍的笔筒从形制来看即是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并流行至今的桶形笔筒。桶形笔筒自问世以来,造型相对简单,器型变化很小,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文中从略,以笔筒称之。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材质和装饰方法颇为丰富。材质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装饰方法上有刻、镂、雕、绘等。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江浙地区的金陵、嘉定两地竹刻艺术迅速发展,形成两大竹刻艺术流派,其作品以竹刻笔筒为主,《文具雅编》中论及笔筒,认为“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可见在明代,竹、木雕刻的笔筒才是文人雅士追求的佳作,瓷制笔筒虽不乏精品,或许仍难以入其法眼。及至清代,竹、木雕刻等工艺的技术水平持续发展,但瓷制笔筒的地位悄然提升,尤其是康熙时期的瓷制文房用具中,以笔筒最为出色。

瓷制笔筒大规模生产是在明末天启崇祯时期,品种主要以青花瓷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康熙年间,瓷制笔筒的发展到达鼎盛时期,笔筒造型几乎涵盖了所有瓷器品种,最常见的是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洒蓝釉、豆青釉、乌金釉、瓷胎漆嵌螺钿等。器形以圆筒形为多见,大者口径达到二十几厘米,小者口径以十几厘米居多。纹饰多样,绘画题材广泛,大笔筒上书写长篇诗词歌赋非常盛行,常有整篇诗文书写,康熙时期笔筒上人物绘画题材颇多,常见婴戏纹、神话故事、历史人物故事、戏曲小说故事等。典型特征是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青白色,有缩釉和小棕眼,有些器身釉色与底釉不一致,多半器身釉色是亮青色,底釉为粉白釉。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紧密坚实,露胎处犹如糯米糕,很少有杂质,俗称“糯米胎”。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瓷笔筒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如乾隆粉彩双联方胜形山水笔筒。此时期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记载:乾隆时期笔筒不仅烧造数量大增,而且器型极富变化,或为圆形、四方,或为六方、八方,或为手卷、方胜。品种类别丰富。有青花、釉里红、 粉彩、仿竹及各种颜色釉。纹饰题材广泛,除山水、人物、花卉等外,以御制诗最为常见。嘉道以后,笔筒以粉彩为主要品种,但与雍正粉彩特色不同。雍正粉彩是山水、花鸟为主,人物图案少而精。嘉庆以后,装饰以八仙、仕女、婴戏、耕织等图案居多,另一个特色是瓷雕笔筒的生产。

明代瓷制笔筒较少,本文拟介绍几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瓷制笔筒,以飨读者。

清康熙霁红釉笔筒(图1),高16.7、口径18.5、足径16.3厘米。笔筒撇口,斜壁,足微外撇,台阶底,浅圈足。通体施霁红釉,口沿处釉薄透出白色胎骨。近足处凸起两道弦纹,微透白色胎骨。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此件笔筒胎体坚硬细密。笔筒形体上下均外撇,不同于一般的直筒形笔筒。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图2),高16.2、口径19.4、足径19.2厘米。笔筒呈圆桶形,直壁,口足尺寸相若,玉璧形底足。内外施白釉,外壁的主题图案为青花楷书《圣主得贤臣颂》一篇。文章的结尾用书写的形式钤釉里红“康熙传古”篆体印。文字笔画工整,娟秀清晰。底心施白釉,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 三行六字款。

《圣主得贤臣颂》为汉代蜀人王褒应汉宣帝刘洵之诏所作。帝因其颂扬称旨,顷之擢谏大夫。此篇文章在康熙时期的笔筒上出现,体现出康熙皇帝对汉文化的重视。

清康熙五彩竹纹笔筒(图3),高14.2、口径18.4、底径18厘米。笔筒直口,筒形身,璧形底。器外壁一面绘墨竹两枝,竹枝于黑彩外又润以绿彩和赭石色少许,风格苍劲潇洒。另一面题行书诗句:“终获万龙化,曾留彩凤吟”,末有红彩阳文篆书“西”“园”联珠方印。底施釉,无款。此墨彩笔筒将诗、书、画、印结合于一体,为康熙朝五彩瓷文具中的精品。

清康熙乌金釉描金山水纹笔筒(图4),高15.8、口径18.5、足径18厘米。笔筒口底相若,直壁,平底。里施白釉,外壁通体施乌金釉,釉面漆黑明亮。釉上以金彩描绘纹饰,金彩虽全部脱落,但迎光侧视,仍可见图案痕迹:一面有倭角方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人物纹。另一面书苏轼《后赤壁赋》全文,文末书“己丑岁仲冬月右录赤壁赋”及两枚圆、方闲章款。外底施白釉,中间有一周玉璧形涩圈。无款识。落款所署“己丑”干支纪年,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此时恰逢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造,这对判断康熙时期乌金釉瓷器制作的具体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清康熙洒蓝地五彩人物纹笔筒(图5),高14.3、口径18.3、底径18.3厘米。笔筒呈圆筒形,圆口,直壁,玉璧形底。内施白釉。外壁洒蓝地五彩装饰。主题图案绘魁星右手执神笔,左手于胸前握一银锭,立在梅花树桩之上,作向前奔跑状。外底心施白釉。无款识。此笔筒所绘图案具有吉祥含义,“笔”与“必”谐音、“锭”与“定”谐音,魁星手执笔与银锭,当寓意“必定夺魁”。这种画面非常适合作为笔筒的装饰。

清康熙釉里三色山水纹笔筒(图6),高15.5、口径18.8、足径15.5厘米。笔筒圆口,直壁,玉璧形底。内外施白釉,外壁青花、釉里红、豆青三种釉下彩装饰。画面由远山、近水,堤岸、树木、人物组成。将青花、釉里红、豆青等不同色调组合在一起,同时又把青花分成不同的色阶,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画面。笔筒胎体厚重,釉面洁白。釉里三色创烧于清代康熙时期,它在青花釉里红的基础上增加了豆青色,使物象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

清雍正木纹釉墨彩山水图笔筒(图7),高14.2、口径18.4、底径18.6厘米。笔筒直口,璧形底。器里及外壁上下沿施木纹釉,外壁中部以墨彩绘山水图。

墨彩是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用国产料仿烧水墨珐琅之效果施于瓷器上的彩料,首先在白瓷器上以黑料绘画纹样,再经低温烘烤而成,其效果犹如在白纸上以墨笔作画。而木纹釉则是清雍正、乾隆朝独具特色的釉色之一,装饰效果颇富自然生趣,且清雅怡人。此笔筒之墨彩山水与木纹釉相得益彰,为清雍正朝具有代表性风格的瓷质文具。

清雍正青花《兰亭会》笔筒(图8),口径19.8、底径19.2、高21厘米。笔筒呈圆筒形,口底尺寸相若,直壁,内施白釉。外壁饰青花《兰亭会》故事图。釉色白润,青花发色纯正。兰亭会最初是晋代王羲之、谢安、孙绰等贵族高官四十二人在会稽郡山阴县兰亭聚会宴咏。晋唐之后,后世屡有举办兰亭盛会,多以指高朋聚首,群贤高会,饮宴游乐。

清雍正釉里红花蝶纹笔筒(图9),高15.6、口径18.3、底径18.3厘米。笔筒呈圆筒形,直壁,玉璧形底。内施白釉。外壁釉里红装饰。主题图案有两组,一组绘洞石、菊花、牡丹以及飞舞的3只蝴蝶;另外一组绘喜鹊登梅。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 三行六字款,外围青花双线圈。此笔筒胎坚、釉润。

清雍正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携琴访友图大笔筒(图10),高16.5、口径19、底径18.5厘米。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口沿髹黑漆描金缠枝莲边饰一周,器底髹黑漆。附描金漆座,云头形三足。黄砂泥。通体描金堆绘携琴访友图。

髹漆描金是清代宫廷紫砂特有的装饰手法,工艺繁复,富丽堂皇。除器身绘图外,笔筒的口边和器底也髹漆描金,做出讲究的边饰,更增添了宫廷气息。这种底髹黑漆的大笔筒是在宜兴烧好素胎以后由清宫造办处二次加工的御用文房用品。

清雍正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山水人物纹大笔筒(图11),高16、口径19、底径19厘米。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口沿为髹黑漆地描金回纹,底髹黑漆。附描金红漆座,云头形三足。黄色砂泥。外壁描金堆绘山水人物图。作者如同纸上作画,利用大面积的留白表现水天一色的江面。画面具有雍正宫廷绘画清疏雅致的特色。

清乾隆仿石纹釉笔筒(图12),高9.7、口径8.2、足径8.1厘米。笔筒口底相若,筒形腹,圈足。里外均施仿石釉。无款识。

清乾隆时期,仿制各种工艺品类的像生瓷制作颇盛,几近无所不仿。仿石纹釉瓷器是在烧制好的白瓷胎上用近似于石质的彩釉勾绘出石头的纹理,入窑二次高温烧制而成。此件笔筒仿制效果逼真,玉石质感极强。

清乾隆宜兴窑紫砂彩绘花鸟纹倭角笔筒(图13),高13.5、口径12×12、足径11×11厘米。笔筒方形,倭角。浅黄色砂泥。外壁以白、粉、黄、绿等色设色,四面分别绘有:鹭鸶莲荷、飞燕桃花、喜鹊登梅、双蜂戏菊。笔筒色调丰富,制作技艺纯熟,所绘花树枝叶纷披,摇曳生姿,禽鸟等轻盈灵动,顾盼生辉。以紫砂胎施以粉彩的做法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出现。

清乾隆仿木纹釉地粉彩松鹤纹笔筒(图14),高14.2、口径12.7、足径12.5厘米。笔筒内及外壁上下均施仿木纹釉,中部露出白色釉地,其上以粉彩描绘松鹤纹,苍松怪石分布有序,高山流水错落有致,数只仙鹤翩翩起舞于其间。绘画笔触细腻。圈足内施木纹釉。无款识。

木纹釉瓷器出现于雍正时期,乾隆时期延续使用,以后则较为少见。木纹釉是用红、赭色彩料模仿天然木材的自然纹理,仿肖逼真,宛若天成。雍正时期多见通体用木纹釉装饰的大件器物,乾隆时期则主要用于装饰瓷器的边、角等局部。

清乾隆粉彩天蓝地軋道云鹤纹笔筒(图15),高12.8、口径10.7厘米。笔筒直筒形,口足均出边,玉璧底。内施松石绿釉,外口边绘红彩描金纹饰,器身饰天蓝色地轧道纹,衬以粉彩云鹤及祥云,飞翔的蝙蝠穿插其中。腹部中央12个葫芦形开光,“葫芦”有“福禄”的谐音,以墨彩书天干地支,上为天干及“甲子”“万年”,下为地支,上为一套层,可以转动。通过干支计算年代,设计别出心裁, 新颖而灵活,素雅古朴,弥漫着浓厚的书卷气,为以前未有之文房用具。

这件笔筒以乾隆时期最为奢华的转心瓶为依据,它的工艺、制作、纹饰都相当的繁复和华缛,用色华贵且独具匠心,从小小的笔筒之上便充分地显示出了盛世乾隆的奢华之风。

清乾隆墨彩石纹釉开光山水诗文连方笔筒(图16),高7.5、口径5.6厘米。双连菱形,六云头形足,一菱形为金彩开光内绘菊花、梅花,侧面为蓝地轧花纹;另一菱形为珊瑚红地金彩开光内分绘山水、人物纹,棱角处施金彩。菱形一宽一窄,造型奇特,为宫中文房用品。

由两个大小不同的长方形笔筒相套在一起,小筒跨在大筒的一侧。器外边角绘墨彩石纹花釉,共有四个开光,两个开光内分别用行、楷墨书诗句,另两个开光为墨彩竹石图及山水人物。墨彩有浓有淡,画面清新秀雅,布局疏朗。御制诗文瓷器将其发展到极致,体现出了乾隆时期的文化风貌。

清道光黄釉刻花仿竹雕笔筒(图17),高10.5、口径16.3、足径16厘米。笔筒呈竹节状,通体及圈足内均施淡黄釉。外壁刻划兰、菊、梅花纹。底署阴刻篆书“大清道光年制”三行六字款。这款笔筒的形状与颜色与竹制品逼肖,雕刻纹饰清新流畅,釉色光润,赏心悦目。

清光绪青花飞蝠纹笔筒(图18),高16.5、口径12.1、足径12.1厘米。笔筒呈圆筒状,口底径相若,底心微凹,青花蓝中泛灰。笔筒外壁绘桃树一株,树下绘山石、翠竹纹,近底处绘江崖海水纹、蝙蝠、流云。此种吉祥纹饰寓意“寿山福海”,是清代瓷器上常见的装饰题材。底中央青花双方栏内楷书“长春宫制”四字款。此器的纹饰画法具有典型的晚清风格。

清代的瓷制笔筒,根据其制作风格、胎釉可分为三个阶段。

清早期至康熙年间是第一阶段。器型以直筒形为主,少数为束腰撇口形,品种繁多,装饰内容丰富多样,胎釉结合紧密。无款者居多,少量有斋堂款,或是在器壁上有干支纪年款。

雍正、乾隆时期为第二阶段。由于粉彩是这一时期瓷器的主要品种。因此笔筒也以粉彩器居多。雍正粉彩清新秀雅,乾隆粉彩富贵华丽,装饰繁缛,工艺精巧。

清代晚期开始,瓷制笔筒进入第三阶段,粉彩、青花、单色釉都有生产,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青花浮于器表,釉面泛青有松软的感觉,粉彩的彩釉不均,画风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