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共生关系探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安全问题的研究注重探讨媒体传播的作用，对非传统安全亦是如此。近年来，非传统安全日益为学界所重视。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非传统安全的议题涵盖了哲学理论、政治学、民族学、边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同时涉及现实中的食品、卫生、疾病、自然灾害等众多领域，可谓集理论与现实于一体。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联系媒体，与媒体传播密不可分。

学界借助媒体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在概念认识上，非传统安全是在军事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之外，新出现的、能上升到“国家安全”层级的所有问题的总称。其区别于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等，会带来或引发的诸多危机与挑战直接关联着现代媒体。媒体传播的议题、主体、内容、技术、客体和效果均从多元角度影响和制约着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当前社会极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新媒体网络化的传播尤为迅速，直接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核心要素。总之，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关系的逻辑辩证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源扩散始于媒体传播

非传统安全议题正传播于国家间和社会中。在历史的演变中，非传统安全发端于传统安全，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或危害不断演变成一个个新问题，成为国际化浪潮之下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伴随冷战格局瓦解，传统安全问题——战争爆发——的危险降低。在人们早先关注而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之外，近年来连续高发的恐怖主义事件、金融危机、难民问题、严重自然灾害等，都促使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高度重视。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何会引起各国公众的普遍关注？为何又会为别国及地区所关注？它们通过何种方式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些问题都凸显出媒体传播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作用和功能表现。

在媒体传播学中，传播是社会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的过程。现代媒介是信息传播的载体，而社会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通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组织、社会之间在传播符号中注入意义。一方面，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之前，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业已存在，或因其过于分散、不成系统，或因其没有发生在我们周围，而遭到我们的忽视。各类媒体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挖掘，并宣传、强调、放大，把远处的事件拉到眼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使公众在头脑中形成这些事件的“虚拟环境”，从而将分散在各个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联合在一起，上升到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从受众角度来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受众在接触这些方面的信息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其真实性。相较于人际传播，媒体传播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获得、更专业的特性，受众信任度更高，更容易相信其传播的信息。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伴随媒体传播议题的设置而变化

媒体传播以其信息的新鲜性、时效性吸引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新生事物的产生、公众兴趣点的转变、为适应社会大背景或国家政策的影响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使媒体对信息传播的侧重点发生改变。从传播的主体来看，首先，传播者可以主动创造传播内容，在其中添加引导性因素；其次，传播者可以选取传播内容，即公众看到的信息都是传播者想让其看到的信息；最后，传播者可以通过不同传播媒介的融合，将事件上升到媒介议程，扩大事件影响力。大众传播通过对世界的重新加工、剪辑和报道，向大众重新构建了形象。大众媒介可以通过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影响大众舆论。大众媒介对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议程设置往往会影响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一般来说，大众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

因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一旦媒体对相关议题做出调整，突出其想突出的，忽略其认为不重要的内容，就很容易引导公众转变其关注点。近年来，非传统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发客观上削弱了一些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公众在媒体传播的引导下把关注点放在如何应对新时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来。从这一发展变化来看，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在公众视野上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导向。随着媒体传播议题的改变，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传播的导向

在当今这样一个网络化的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正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全球的安全结构和生活秩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媒体的迅速壮大与互联网的普及，重塑和调整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媒体舆论的格局。人们在接触社会热点问题、获取新闻资讯、了解相关舆情导向等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媒体传播。而媒体传播又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力以及网络体系式的传播结构等特点，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上，可利用网络便捷开放的传播条件，由媒体主导进行持续跟踪的报道，展开专题访谈，向社会大众传播相应的价值观和理念，再经过其他自媒体的转载、论坛跟帖等方式与社会大众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和分享，使其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题，而在社会范围内引发积极讨论和广泛参与。

非传统安全问题能否解决离不开社会公理和法律下的舆论研判。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和内涵更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诸如经济安全、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是由许多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导致，而不一定来自某一主权国家。因此，要注重对公众安全意识的培养，重点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所面临的严峻性、挑战性和复杂性；同时，要加强人们对全社会、全人类整体利益的理性认识，加大对全民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和宣传，形成敬畏公理和崇尚公序良俗的社会风气，强化社会公理对人们内心的约束作用。此外，要将不断升级和严重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国家法律法规的范畴，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预防和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对违法犯罪等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和惩治，以正社会风气，维护公共利益和安全。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和约束。媒体作为当今世界受众范围最广、传播力度最大的工具，是整合社会信息和塑造社会舆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舆论监督的一支主力军，媒体舆论监督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媒体舆论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和客观事实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和抨击，可以达到惩恶扬善目的。媒体的监督以及社会大众良性的互动交流，不仅可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标杆，强化民众的安全意识，也可以整合社会智慧，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供有力的参考。由此可见，媒体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可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共生关系的主要形式

媒体传播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特点均离不开非传统安全的基本属性，但又有其自身特点，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传媒主体关联非传统安全问题。传媒主体（有可能是一个报纸、杂志集团，也有可能是传媒中的个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并不只是我们理解的传播者个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传媒主体或许也会和非传统安全产生联系。传媒主体（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对于传播内容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通常可以通过自己所报道的内容来引导公众对某个事件的关注。所以，传媒具有将一件微小的事情扩大成为一种全球范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信息传播链条的拉长，会使信息的失真度加剧，让受众沉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海洋中，可以说是乱象横生，也会加深公众对政府的误解。”因此，传媒主体对于非传统安全来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传媒主体可以通过选择报道一些对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利的信息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传媒主体对于自己所报道的内容可能引起的一些效应没有进行准确的估计或者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就有可能引发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第二，传媒过程和内容关联非传统安全问题。当今时代，科技创新使得诸多问题复杂化与简单化互动、危害与受益互换互动；在公众社会化潮流下，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益化导向使主客体之间的交流显现出主动与被动交错的特点，双方在对话交流下让理解成为沟通桥梁，彼此减少、降低或者消除安全因素等。“传受双方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行使着相同的职能，即编码、译码和释码。”因此，媒体传播过程中显现的双向性均与对方存在主动性。一方面，当发生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媒体可以利用自己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获得的特性，把有关的情况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受众，从而避免引起更大范围内的恐慌，给受众带来安全感，有助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如果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不当或者是对一些突发情况的应对不及时，那么一些或许原本只是其他方面问题的事件，会通过媒体传播最终发展为被高度关注的社会性非传统安全问题。

第三，传媒技术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今的媒体传播依赖于新兴的高新技术，在媒体传播技术不断发展革新的过程中，或许也会引发非传统安全问题。目前的媒体传播主要是以网络媒体为主，所以这里的传媒技术指网络技术。《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8）》中指出，中国网民规模的增长处于平衡放缓阶段，新技术已经逐步迈入实践阶段，并向智媒化阶段发展，媒介界限变得模糊。在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中，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隐患，信息安全问题正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

新时代下媒体传播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功能拓展

第一，注重媒体政治传播，让大众社会理解并消除对对方的误判。媒体传播具有政治性特征，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其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是诱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媒体传播要想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发挥作用，首先要加强在政治方面的媒体传播，让大众通过正规的渠道了解国家和社会运转的真实情况，让公众更加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处境，避免被来源不明的消息牵制，从而慌不择路地做出错误判断。充分的信息掌握才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前提，所以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重视媒体的政治传播有利于获得理解和消除误判。

第二，讲求媒体传播技术，结合人性情感和合理性情节表述，寻求与安全方对话与交流。如今，媒体传播建立在对传播技术的依赖之上，媒体传播的载体主要是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所有这些都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媒体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对于媒体传播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只对技术层面予以极高关注是不够的，还应该重视对人的感情因素以及事情发展的合理性的探索。因为只有在这两种情形之下与安全方进行一场对话和交流并最终彼此达成某种共识，媒体传播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才有可能得到高效率的解决。

第三，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元化渠道，借助舆论争议，寻求最优化的解决路径。相对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转化性和动态性，所以它的传播渠道也更加多样，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一旦媒体报道的某个事件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舆论争议，往往会给政府、社会甚至是特定的个人带来压力。基于这样的舆论压力，它们一般都会对事情的解决采取容忍妥协的态度。媒体在传播非传统安全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个天然优势，把舆论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寻求最优的解决路径。

第四，追求未来话语体系的共建，寻求对立双方的合作与共赢。非传统安全框架下，媒体传播中的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传统安全中，对立的双方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强调一个明确的输赢结果。相反，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言，它更多偏向于一种广泛的影响，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影响。对于未来舆论中安全话语体系的建立，不能只着眼于一个方面，而应该将其主客体当成一个整体，寻求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最终共同构筑一个话语体系。

结语

安全问题是传播的永恒话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超越传统安全成为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文件中涉及非传统安全的内容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已经走进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圈：从十六大报告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到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对于非传统安全的重视日益凸显。传播则更加趋于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既存的非传统安全元素经由传播的作用引发公众的系统性研究。同时，也应看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将更加依赖传播，因为传播对社会公理进行宣传，强化公众内心的约束力，通过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塑造，有益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同时，媒体的监督功能在发现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问题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为政府促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集思广益。

媒体传播对传播主体、内容和技术的不同话语同样引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可基于不同目的对其进行利用：传播主体不同的表达可以预警社会，也可能放大风险；内容的设置不同可以为公众带来安全感，也能催生恐慌；技术的不同使用方式可以放大传播作用，引发信息安全问题，也能催生恐慌。媒体传播中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形成，要求在传播中注重政治传播，从而消除误解，对形势做出正确预判，既讲究技术又关注人的感情因素，同时利用媒体传播多元化的渠道寻求解决非传统安全路径，倡导未来话语体系的构建，从而实现非传统安全传播过程中各主体的共同发展。

预测非传统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潜在威胁，难以从单一学科进行探讨，必须从“多学科”“跨学科”甚至“全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现今国际社会是一个媒体传播的社会，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议题传播的时代。通过媒体传播角度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审视，一些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然进入人们视野。鉴于舆论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彰显时代性的研究性命题仍是一个与时俱进而不断求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