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圻：知耻近乎勇

人必须有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常常以是否感到羞耻、是否“没有面子”为标尺。

美国著名作家马里奥·普佐以他的《教父》系列小说而著名。近年来他的作品在中国再版时，出版商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在每一部小说的腰封上都醒目地印上：“没有道义，只有成功！”我倒不认为这个标识就代表了普佐本人想要表达的理念，我反倒认为这反映了今天一些人所信奉、所接受的价值观。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里，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做了区分。她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源于《圣经》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触犯上帝规矩，犯下“原罪”的故事。她认为，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东方人特别注重自己的行为在“人前”的表现，特别看重自己的“面子”。“耻感文化”或“面子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与任何文化类型一样，它有利有弊，是一种双刃现象。注重面子，把荣辱视为生命，这方面日本人、韩国人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这都来源于儒家思想。

2 5 0 0多年前，孔子曾经赞赏士大夫的精神，说“行己有耻”，就是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一个人懂得羞耻，才能自省、自勉。孔子还说：“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就接近于勇敢了。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临财不贪，临难不屈；才能谦和退让，取舍有度。有羞耻心的人，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战胜自己。这就是“勇”。

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不懂得羞耻那就不算是人。这不就是做人的底线吗？孟子曾提出过人的“四大本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还指出，不知羞耻就是不义；没有同情心就是不仁；不懂得恭敬、辞让就是非礼，不懂得是非就是不智。

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一个人有了羞耻心，就是认识到了行为的界限、底线，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清清楚楚，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能意志坚定，在贫富、得失、义利之间做出权衡，而不是听凭欲望的驱使。我们都知道孟子关于大丈夫的三大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既是做人的气节，也是荣辱观的昭示。

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要求，我们要批判地加以继承。但在当下的道德状况下，凡事不能不顾自己的名声和尊严而胡来。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犯了忌、过了线、丢了人、觉得羞耻了，那还为时不晚。如果安于羞耻，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才叫不可救药了。

羞耻感是一种道德自觉，表现为极端难堪，见不得人。西方文化以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的不当行为，让人产生犯罪感。中国文化靠道德律令和羞耻心来约束人的不当念头或行为。如果做了丢人、可耻、没脸面的事情，就在人格上低一等，在人品上低一头，在人脉上低一截。

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不讲利益，不讲“获得”，那就太过迂腐，现实生活中也基本看不到。但追求利益弄过了底线肯定不行。有一个词叫“成功学”，讲目的为上、效果为王。我听说一些“培训班”开设的营销学课程，就是教人怎么把别人口袋里面的钱忽悠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来；还有一门比较古老的“学科”叫做“厚黑学”，讲心狠、手辣、脸皮厚如何导致成功。我想，一个民族如果把这些东西奉为圭臬，那还有什么希望？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即便在今天这样一个注重现实功利，以利害、得失来评价生活价值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还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必须有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常常以是否感到羞耻、是否“没有面子”为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