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下的传记阐释
——以BBC传记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例

黄皓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将人物传记作品改编为电影，一直以来是电影界的普遍现象，近些年来则呈现出比较火热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传记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传记电影（纪录片）的小高潮。文字符号与影像符号，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传记文学的基本特性如真实性、虚构性等呈现出了多元状态。2020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传记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根据洪业的传记作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改编而成，一经推出，便在国内外掀起一股“杜甫热”的潮流。这部传记纪录片讲述了中国诗人杜甫坎坷的人生经历，纪录片制作者迈克尔·伍德跨越历史长河，追溯杜甫的生命旅程，为观众展现出一个与以往认知经验不一样的杜甫。有关杜甫的生平事迹早在冯至的《杜甫传》中就有过较完整的呈现，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杜甫诗》也对杜甫有着独到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更多的是从学术层面上展现杜甫，侧重点在杜甫著作的解读，读者也多为学者或对杜甫有独特情怀的普通读者。那么，这部纪录片中的杜甫为什么会为中西方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首先，伍德在这部纪录片中是如何对杜甫进行形象建构的，这将回答伍德为什么说杜甫可以比肩莎士比亚和但丁。其次，将介绍从传记文学叙事到传记电影叙事过程中，传记文学自身的历史性和虚构性所发生的迁跃，以及传记电影自身表现艺术的优势和不足。最后，将论述伍德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所运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艺术手法，这也是杜甫成为中西观众眼中炙手可热的角色的原因。

被建构的杜甫

美国学者鲁晓鹏在《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中对历史阐释学作了这样的解释：“读者必须将个体的历史故事与一给定朝代的整体历史富有意味地联系起来。”[1]这种“富有意味”实际上是将被叙述的个体置于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下进行阐释，但是事实远非如此，被用来灌注进个体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往往不总是使用与个体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是使用阐释者本人所处的当下时代语境中的“这一个”，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被叙述的个体经历尘封在一段历史里，那段时间早已结束，变成被记录下来的文字，而叙述者则生活在不断向前延续的时间中，他总能从凝固的文字里截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转而为自己在这段同质的时间中的发言提供例证。艾略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引申了界定性名词的意义，而引申意义并未包含于定义者意图中的意义，这个时候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定义词不达意，而且带有危险性——因为凡是定义都始终存在这种局限性，定义由某人界说，又由某人领会。”[2]这就是说，由他人提取到的信息，与他理解后进行阐释的信息，这二者是不同的；同样，接收者接收到的信息，并对此进行再度理解、加工，这时这段信息已经经过两种不同语境的淘洗或筛选，其意义早已有所变迁，并以一种绝非它原本的面貌出现。接着，叙述者在当下时间中对之进行阐释——也是因为当下时间需要这种阐释方式——所以，占据主流的模式往往是在“此在时间”中对原本历史进行修正的阐释。这也就构成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律背反，使用者则必须在这种矛盾体中作出抉择。

对多数读者而言，经过学校教育[3]阶段后，对于杜甫的理解仍会停留在“沉郁顿挫”和“三吏”“三别”塑造出的形象，而对杜甫本人生平经历缺少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之所以如此，一种原因是杜甫形象已经被预设的历史语境所限定，即其被当下的时间所截取并阐释的历史时间只有那一段，这段历史的阐释被反复称诵，于是杜甫本人便被以偏概全，成为了同质的时间中被塑造的模样。另一种原因是第一种原因的历史遗存所影响的思维方式所致。鲁晓鹏在阅读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中意象的读法》后指出“儒家的诗歌阅读过程就是一种语境化”[4]，这种语境化包括但不限于将作者在作品中的叙述当作作者本人的经历来理解，虽然这种阐释方式曾被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所诟病，但这种思维方法仍潜伏于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

无独有偶，在BBC 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的杜甫，虽说原著洪业的同名作品已尽可能地规避了当下意识形态对杜甫形象塑造上的影响，但是应用在纪录片中，从文字符号到图像符号的转化、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发展和环境景象，凡此种种对杜甫形象塑造所带来的影响，都不可避免造成观众在观看时的困惑。这点将在第二部分“传记文学与传记纪录片”中进行阐述。迈克尔·伍德在纪录片中对杜甫进行身份建构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讲述、专家评价以及诗歌阐释。个人讲述即伍德本人沿着杜甫从出生到死亡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路线展开相应的解说，专家评价则包括诗歌朗诵者伊恩·麦克莱恩、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祥波、牛津大学刘陶陶博士、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雨等人的评论。这里面包含两部分：麦克莱恩的讲述是声音和情感层面的，宇文所安等学者的讲述则是意义层面的，而诗歌阐释则与伍德个人讲述相结合。

细观这部纪录片，杜甫形象的建构其实是在“史”和“诗”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历史记录了杜甫的生平事迹，诗则记录了杜甫的情感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杜甫作品的非个人性被极大地虚化，杜甫的诗成为自叙传，诗风的转变便是作者身份转变的结果，作者身份转变又使得他作品的价值获得增值。比如在25 分54 秒前后，伍德提到了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普通人在兵荒马乱的战争中艰难求生，杜甫也携家人北上逃难，并写下了《彭衙行》。伍德指出，这场战争成为杜甫本人写作生命的分水岭，从此他开始思考人生存的意义，所以杜甫的诗歌也与此同时变得更加“现实主义”；40 分30 秒前后，公元762年到公元766年，杜甫在白帝城写下了《秋野五首》等诗篇，其中提到“身许麒麟画，年衰鸳鹭群”，伍德认为这正是杜甫意识到了自己入朝为官梦想破灭的体现，在白帝城无边无涯的滔滔江水边，他更进一步地向内探求自身，伍德说：“人生存其间，他或许对有关于自然的诗歌的创作有了另一种思路，那是对人、时间与宇宙关系的思考”[5]；55 分56 秒前后，伍德给杜甫身份所下的定义——“杜甫在西方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使得杜甫的身份被无限拔高，这位诗人的价值跳出之前一系列叙述的铺垫，成为了一位“象征整个文明在道德上的感悟能力”的伟大诗人。这一系列跳跃在历史真实和诗歌作品中的叙述共同构建起伍德解说中的杜甫——“只称杜甫为诗人是低估了他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称呼将他的地位局限于诗人。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一个与杜甫完全匹配的人物，一个体现了整个文明情感与道德感的人物。”[6]

传记文学与传记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的底本是教育家和史学家洪业用英文创作的同名传记文学作品。杜甫在很早就被介绍到西方，在英语世界中，杜甫的译介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逐渐增多，理雅各、梅辉立、翟理斯等汉学家都对此有所贡献，不过这些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都比较粗略、零散。[7]迄今为止，洪业的这本书仍是西方关于杜甫研究的重要著述。

将洪业的传记文学与伍德的纪录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同之处。下面将对杜甫的出生至少年求学一段，即纪录片中8 分至10 分左右的时段，作为案例予以分析。洪业在传记中很明确地说明杜甫的出生时间早已不可查证并作了相应考据。他在传记中运用了大段笔墨说明杜甫的生辰时间被中国文人接受的过程。[8]这个在洪业的作品中扑朔迷离的问题在纪录片中被全部省略或避之不谈，作为纪录片第一个高潮剧情的“杜甫和他姑姑的故事”被予以重点凸显，而这个事件的分析则被洪业置于杜甫家族关系的考证中。另外，传记文学的叙事顺序与传记纪录片的叙事顺序也存在明显的错位互换，如在洪业的作品中，有关《壮游》一首诗的解读是作为讲述杜甫受教育情况时的前置，在《壮游》之前略提到杜甫三岁时观看李十二娘舞剑器，而在纪录片中《壮游》被作为杜甫本人天命观的铺垫，舞剑的观看成为他创作自由与热情被激发出的一个契机，然而，实际上这种契机并不存在，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观剑激发了杜甫本人的创作欲望，即便是多年后观剑一事被杜甫写入诗篇，他抒发的也更多是世事无常的苍凉感。由此可看出，二者在传主材料的裁剪、运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区别。

从文字符号到图像符号的艺术转换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或者加入一些东西，这种增删的方式是纪录片拍摄中惯用技巧。苏联纪录片奠基人之一、电影理论家吉加·维尔托夫在《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中谈电影摄影机的作用时说：“它在各种视觉事件的混沌中摸索前进，任凭运动把它推来搡去……它试着把时间伸长，对运动进行剖析。或者相反，吸收时间，吞食岁月，从而设计出一般肉眼无法企及的延长过程。”[9]这实际上也是纪录片的作用。具体到该纪录片，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和重构，以及与当下的社会生活结合，杜甫58年的人生经历被缩短为可以被观看、阅读的60 分钟（这种观看过程中的思考是被引导的），因此，如何加入原著文字中未提到的情节或者删除大段论述，是这部纪录片电影所首先予以作出的重要选择。那么，如何实现这种选择呢？米勒在讨论非虚构电影的写作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使你的剧本生动、简洁，不要拖沓，不要给观众超出他们综合思考过程的信息。要将价值、冲突等情节介绍给观众以保持观众持久的兴趣。养成将概论转变成具体有意义的图像的习惯。”[10]在洪业作品中被寥寥话语带过的李十二娘舞剑器成为伍德纪录片中贯通整部的线索，陈奕宁的剑舞演出将公孙大娘的剑舞从文字符号转换为图像符号，更是成为整部纪录片的点睛之笔。但是如果深入思考，这场剑舞对杜甫本人的介绍远比不上纪录片的叙述需要，它在纪录片中被演绎出来，更多的是为保持观众的兴趣，而非仅仅强调《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杜甫的作用。

通常，纪录片制作有两种形式：“蒙太奇电影”和“汇编电影”[11]，“前者是对现实的描述，后者是对现实的安排”[12]。伍德的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充分运用上述两种形式，整体而言，该纪录片的拍摄艺术比较粗糙，具体体现在对于镜头的选取和组织等方面。受时间的影响，杜甫本人所处时代的多种细节已不可考，自然也并无相应的资料留存，伍德因此将“现实环境”与“影视作品”相结合，并颇有创意地将现实环境与影视资料放置在同一个画面当中。如27 分25秒之后，画面左侧伍德步行在现代乡镇的泥土路上，背后是绿树荫荫和高高竖起的高压电线，而画面右侧则是影视作品中剪辑出来的流民逃亡的影像，这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被剪辑到一起，便呈现出惊人的视觉效果。但问题在于，在艺术呈现上这部分并不协调。这种不甚搭配的艺术组合始终贯穿着整部作品，由此导致这部纪录片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混乱感。将文字符号转换为图像符号，就要考虑到纪录片本身的商业化趋势，尽管有着传播文化的目的，纪录片电影所能创造出的经济价值也应被制作方纳入考量。可以说，如果没有前期的投资，想要作出传记纪录片——特别是讲述古代文明的作品——其困难程度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制作。

所以为何频频在教科书中出现、为中国文化写下精美篇章、深切感悟人民之苦的“诗圣”杜甫，在纪录片上却如此不受重视，其实完全可以从商业角度和教育角度进行思考。历史人文类型的纪录片，如果仅仅依靠片段裁剪的方式去呈现，可能并不出彩。如果按照伍德的方式去实地考察，那么花费的时间和人力也是一笔巨额支出。而现今关于杜甫人生经历的介绍，在文本方面成体系的有冯至的《杜甫传》、宇文所安的《杜甫诗》、还珠楼主的《杜甫传》以及这部纪录片的底本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他的则是零散的学术研究；在图像方面，除去中学课堂上使用的讲解类的视频，再者便是自媒体所制作的视频，另外如《百家讲坛》中对于杜甫的介绍也更多停留在声音层面，其图像多是历史流传的画像，唯有伍德的这部作品是全面的且有着实地考察的，这便可以理解为何这部作品一经播出便引起巨大反响。

传记文学和传记纪录片，二者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前者是文字的艺术，后者是声音和影像的艺术，相比较而言，作为声音和影像艺术的传记纪录片给人带来的感受度更直接、更强烈，接收的速度更快。传记纪录片同时还可以配合着音乐来表现，比如在该纪录片中伍德所经各处（如西安和成都），在进行相关历史事件介绍时采用不同的背景音乐予以区别。尽管如此，传记文学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传记文学是基础，传记纪录片是在文字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素材的挑选和剪辑，如果没有完整的文字为杜甫的人生做梳理，那么传记纪录片在拍摄时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事实上，不应把传记文学和传记纪录片区分开来，在数字媒体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文字转化成图像已成为必经之路，不仅是因为IP 影视改编带来的丰厚收益，而且在互联网普及之后，短视频的风潮也愈演愈烈，人们更倾向于去接受图像和声音的信息。从经济的方面来说，接受他人讲解的信息要比自己去分析体验和领悟要简单方便得多。

中西对比，情感共通

这部纪录片中有不少西方和中国文化的碰撞，伍德在介绍杜甫所经历的城市、杜甫本人的历史和文学价值、杜甫和他人的关系以及杜甫的思想转变时，都会与西方相对应的事物进行比较。12 分29秒，伍德在介绍杜甫将要启程去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入朝为官时，提到了同为8世纪的世界都市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尽管没有进一步的介绍，但是镜头转向西安的宏伟建筑，使得观众在看到西安的景象时联想到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建筑，在此，中西方建筑造型外观的区别便显现出来。28 分14 秒和37 分19 秒时，伍德分别引用了莎士比亚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言，这代表着杜甫的经历不仅仅是之于他一个人的，中西感情相通，文明之所以可以交流，就在于人类之间可以被沟通在一起的情感。而在8 分16 秒纪录片开始和45 分35 秒纪律片将要结束时，麦克莱恩朗诵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更是牵动人心。伍德将这首诗拆分为上下两段，在介绍杜甫少时观舞剑后并没有立刻描述多年以后杜甫的再次观看，而是按时间顺序徐徐向前，等到介绍了杜甫本人颠沛流离的一生后，这个在纪录片开头埋下的伏笔突然展开，当杜甫又一次观舞剑时，已经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在舞剑了。在麦克莱恩朗诵中——“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13]——特别是在麦克莱恩自己也被这文字感动而眼中似有泪花后，这部纪录片完成了一次感情的迁徙。18 分42 秒左右时，伍德与刘陶陶在讨论李白与杜甫的关系时，伍德认为李白之于杜甫就像是希腊文明中酒神之于日神。可能西方观众并不了解杜甫和李白的关系，但是源自于古希腊文学艺术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则在西方永久地流传着，这便为观众打开了理解之门。

当然这种差异也造成了文字使用和翻译上的偏差。比如，在纪录片开头，讲到杜甫和他姑姑的儿子同时生了病，杜甫的姑姑便请了一名“女巫”来为他们看病[14]，唐代确实称呼医者为“巫医”“医人”，但是考虑到语境，伍德使用“女巫”是想表达杜甫身世的奇幻色彩，这个“巫”应该更强调宗教色彩，而中国的“巫”与王权有着极大的关联，即“以祖先神为主神的原始宗教信仰，使酋长兼巫师转型为已逝的先王先公型的受祭者，及现世以暴力与宗教相结合的‘威权’型统治者”[15]，因此，此处文字的使用和译介是有所差异的；又比如，在提到李白魅力十足时，伍德用来描述李白的字眼是“斗性十足”“醉酒”“青楼”“杀人”“天才诗人”，伍德更加欣赏李白类似唐璜的性格，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则更看重李白的诗才；在提到杜甫在白帝城写下“身许麒麟画，年衰鸳鹭群”时，“麒麟”一词对应的英文被翻译为“unicorn”，而这个单词本来的意思是“独角兽”，在英文中并无对应“麒麟”的英文单词，这也是不同文化和历史所造成的差异。

伍德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本意是希望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的诗人，所以他选择在中西思想家之间展开对比式阐述，目的是让西方观众更好地理解杜甫其人。这部作品在讲述中逐渐塑造出的杜甫形象，实际上是历经苦难而成的伟大人物，这不仅是描述了杜甫的状况，实际上也隐含着对当下人们心理和文化现状的担忧。为什么这部纪录片不仅在英国受到广泛欢迎，在中国更是掀起热议呢？这部纪录片的播出时间是2020年4月，正是新冠疫情在欧洲大地上肆虐时期，而在这之前，国际上隐隐有针对中国的敌视话语出现，全球化进程一下子就被疫情在各个国家树立起来的森严壁垒所截断，人人自危的同时也被各界媒体塑造出来的针对对象所迷惑。这部纪录片的作用不仅仅是以介绍中国诗人为目的，联想到当下的社会现状，更应将之视作缓解国际上对中国敌对情绪的一把钥匙。民族、国家、种族的争端愈演愈烈，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仍可通过文学来沟通，这才是这部纪录片影响广泛的原因。

综上所述，伍德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虽在内容上相对比较充实，且在中西方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但究其本身，在制作上比其他人文历史纪录片逊色不少。因此，探究这部纪录片的火爆原因，其实更需要探究其背后的历史语言、时间节点、世界局势和纪录片本身的人文关怀精神。影视作品比起文字作品在传播上要更占优势，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有力保障，类似纪录片这种需要时间和经历去收集素材的影视作品，在流通上会更加困难。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也是如此，历史人物所处的时间与现今隔着千百年的光阴，人物早已在历史的河流里碎片化，想要通过文献去拼凑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那就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对于传记文学和传记纪录片来说，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开拓市场，即只有扩大市场，才能使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如何进一步提高传记作品在读者中的关注度，如何保证一部传记作品持续的热度和舆论发酵，需要传记文学更加进一步地寻找和开拓发展渠道。在这个意义上，与影视行业合作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