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梵
爷爷踩上跳板,任凭八月把汗粒赶入江水
烈日是盘问他晚年的灯盏
我哼着歌,把他的午饭送到码头
江水突显狰狞,张大嘴
当他是凉拌黄沙的美食
他挑着一百多斤的沙担,飞了数秒
用的是噩梦中的翅膀
朝夕相处的江波,是死神浩渺的鱼尾纹么?
满是破洞的衬衫,是捕捞死神的渔网么?
掉入江水的一瞬,众人的喊声让他的心亮堂了么?
当众人把他的命捡回
他浑身的水,拧出了一个雨季
他是到江里打捞自己的影子?
水底的白天,是他人生的彩排?
岸上,太阳把金子奖给他的呼吸
他咽下的午饭,含着霉变的家史
但他香甜的咀嚼声,帮我理好了心中的凌乱
江水喂大的浪头花豹,总算没把他拖走
江水还用巨大的水袖,帮我擦去家史中的污迹
当爷爷,又走向跳板
跳板已是他的气节长桥、吟诗古调
一下下,颠空了那天的悲伤
记得你尖尖的下巴,在我手上犁地
如雪的皮肤,朝我脸上下雪
你斟词酌句,成为我怀抱的一本字典
我多么高兴,春天就长在我手上
有山有水的春天里
最大的声音,来自心的花鼓
它正把寂寞,一下一下敲碎
窗外的鸟声,也来偷听屋里的沉默
它不知道,衣服上的纽扣
正怀着歉意,要你守身如玉
我闭上眼,轻轻唤你
每个字都在字典里,蒙尘了太久
水平仪的眼睛,噙满泪水
谁是里面那个空虚的气泡
从不愿意坐在中央
宁愿水平仪,有一只睥睨的眼睛
当少年用木刨,刨出令人心动的桌面
他盼着水平仪,能正眼看他
但他不知,它的眼里只有空空的行囊
装满对大海起伏的向往
他也不知,水平仪无法闭眼的悲伤——
哪怕一只蚂蚁的苦难,也会涌入眼睛
甚至涌入中东枪弹呼啸的黑暗
就算盯着水平仪,他也不懂
睥睨,是它会坚持一生的宿命
少年时,我曾想要一个吻
认定吻,是铺向幸福的一条路
春天了,当少女们穿上裙子
我的吻,却只在书中绽开
恋爱的日子来临,吻
成了打开身体的一个习俗
我在吻中眺望,却望不见未来
求生一样的吻声,不再是少年布道的祷词
结婚多年以后,偶尔会在吻中
听见婚姻破裂的声音
吻也像生活,渐渐平淡无趣
吻也像工作,成了一种苦行
现在,我不再有吻了
但有工作和生活
窗外一只布谷鸟的叫声
一首旧歌的乐曲声,只有它们还在操心
该如何安顿一个少年的吻
我可以没有别的,但必须有一间书房
我在里面可以做梦,或者失眠
可以在黄昏,瞥见黑夜如何把白天缴械
窗外的风再猛烈,也搅乱不了我的呼吸
我必须一个人待着
这古老的孤寂,多么令人安慰啊
令我看出,白墙的所有裂缝
都是一个白头翁的皱纹——
我竭力向他打探,这乐谱吟唱的弦外之音
我常盯着地面,它早已把尘埃当朋友
把我的脚当下棋的棋手
我对它布置的残局,常感到恼火——
它总能算出,我与世界的和解还差几步
只要书架上的书,还在坚持是非
我在书房就有做不完的事
你光天化日下的忏悔,是用牙齿
咬住每个动词发出的雷声
你正和动词大打出手
你的嗓音里有一出荒诞戏
戏里的荒诞人物,仿佛都不是你
你还没跪下,已觉得自己伤痕累累
其实尘埃,才是帮你归家的住持
星光,才是漏入黑夜的忏悔
那射穿城市的灯火,都被金钱腌制过
那醒来无助的雪,它的泪珠
才真诚又慌乱
你跟在安静的身后,忏悔才会笨嘴拙舌
会遇到你谋害不了的祖先
多少年过去,月亮还是
蹲在房顶的光头和尚
它要等着黑夜把墨汁,在河里洗尽
等着旭日,把光辉之词说到嘴角出血
我偏安于城市的南郊,还在耐心等你
像一只冲锋的滑板,等着巨浪滔天
我的中年,已成了城市的富亲戚
愤怒、爱情、冲动,已在发黄的照片上枯萎
直到落叶,把打架的绿色统统带走
直到我的书房里,只剩一本本词典
它对忏悔的议论,早已锈迹斑斑
而我心仪的忏悔,是一把镰刀
它收割的承诺,值得用余生追随
值得你与我,不再渐行渐远
值得你与我,像盐与水
融于一碗没有受罪与迫害的清汤
我和远方,只隔着一个车站
家乡已令我厌倦,而车站令我激动
我携带着青春,打算扑向最美的远方
亲人的祝福声,在我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
绿皮火车用我听得懂的汽笛声
告诉我,奔向远方的铁骏马,它需要休息一会儿
它提前送来了远方的白云和春风
直到那一刻,我才想到这是第一次离家
多年后才知道
是对远方的想象,弄瞎了我打量家乡的眼睛
是乡音,才没让我在普通话中搁浅
那一直勾引我的远方,其实已与家乡无异
但那时,两手空空的月台
代表已经落后的家乡
我坐在一堆行李上,却嫌家乡给得太少
后来的漫游让我知道,那时的我多么肤浅
肤浅如贴满车站的江湖广告
诗人在新世纪重新“发现”了古典,与庞德通过对中国诗的“发现”,回身来征服当时主流的风雅派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个人认为新世纪对古典的“发现”,重点不在古典的历史,因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历史一直在诗人的意识中,但其中更为高大的,是西方意识和手法。新世纪的出众之处,在于不少诗人意识到,不是提几个古人名姓,用几个古代典故,用几段古代历史,就代表“发现”了古典,而是古典的审美意识、情趣、手法,开始进入了现代诗的审美谱系,这导致了现代诗美学上的中西融合,这是新诗历史上的第一次(除开“民歌运动”那段比较牵强的中西融合努力)。比如,当年庞德津津乐道的东方意象手法,在新世纪成了中国诗人手中强大的表现利器,非但没有威胁到现代性的表现,反而丰富了对现代意识的挖掘,现代诗美学中的民族性由此确立。考虑到“发现”古典,只是诸多回归东方审美的努力之一,我们便可以看清耸立在我们内心的呼求:所谓的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外在口号,它是已经改变了我们情趣,流淌在血脉的审美习惯。直到仓央嘉措的情诗突然流行起来,人们才明白阅读审美的风向已经调转。可以说,诗人们的东方化努力,比这种流行提前了十多年,当读者忘记东方时,诗人们在新世纪来临前,已开始尝试填补这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