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律赋用韵研究
——以楼钥律赋为例

刘 伊 念

一、律赋在宋代的争议

诗、词、曲、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并称的四种文学体裁，但在这四种文体中以赋的研究相对薄弱。若将辞赋分为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和律体赋四种体裁[1]159，则律体赋的研究又较弱。其实，律赋作为唐宋科举考试中的官定赋体，是赋体中的重要类型，流传至今的作品也数量众多。

以宋代为例，历来的研究者对宋代文赋津津乐道，也着力最多。尽管文赋出现了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前、后《赤壁赋》这样的名作，但实际上文赋并不是宋代辞赋的主流。曾枣庄在主持编纂了《全宋文》之后认为：“欧、苏所开始的宋代新兴文赋，在宋代继之者已不多，而在元明清三代更为寥寥。”[2]29马积高《赋史》也持同样观点：“宋元以来流行的新文赋日趋衰落，隋唐以前的文赋、骈赋和骚体赋则得到复兴。”[3]519“唐开始的新文赋经过宋元两代已走到尽头了”[3]521。

与此同时，律赋创作却十分兴盛。作为科举文体，“宋代律赋并非尽为应试之作，既有试前习作，也有入仕后有感之作。因此，宋人文集中往往律赋甚多。田锡现存赋二十四篇，有九篇律赋。王禹偁现存赋二十七篇，十九篇为律赋。夏竦现存赋十四篇，十二篇是律赋。宋祁现存赋四十五篇，二十四篇为律赋。范仲淹现存赋三十八篇，三十五篇为律赋，堪称宋代律赋大家。文彦博现存赋二十篇，十八篇为律赋，占十分之九。刘敞现存赋三十篇，律赋达二十二篇”[2]29。其数量如此之大，理当引起学界注意。

从内容上讲，楼钥律赋共有十四篇，可分为恢复类、帝王类和经义类三种题材。恢复类律赋六篇，主要赋颂有关誓师渡河、收复故土的历史，借以隐喻现实。帝王类律赋突出了劝谏君王好谋能听的主题，既是赋作的原始功能，也是宋代士大夫愿与帝王“共治天下”的主体意识之体现。以赋作阐述经书义理、礼乐典章是宋代律赋区别于唐代的特点之一，楼钥律赋也不例外，其中有四篇以此为主题。

律赋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从唐代开始，统治者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楼钥也认为：“考之经以察其识，命之赋以观其材。”(《攻媿集卷六十一·谢试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启》(1)本文所引用《攻媿集》以《全宋文》整理结果为依据，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通过赋作，或许真能看出作者的才识、器度。绍熙年间，王正德就在《余师录》中记载道：

唐柳冕常言：“文章当以气为主”，而世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亦足以观其志。如王沂公作状元，为《殿试有物混成赋》，其间曰：“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此有陶镕万物之度，后果为相。范文正赋《金在镕》曰：“若令区别妍蚩，愿为轩鉴；倘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人以谓有出将入相之器，果为名臣[4]395。

但也有人持相反态度，如司马光。他在《起请科场札子》中论道：

至于以赋、诗、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擿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抄节，怀挟剿袭，以取科名(《全宋文·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

当然，也有持中间观点者，如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一》写道：

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词赋取人，方其假物喻理，声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恶之，以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故今日之经义，即昔日之赋，而今日之赋，皆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盖不以德而以言，无向而能获也。诸律赋皆场屋之技，于理道材品，非有所关。惟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见，故当时相传，有“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倘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之句。而欧、苏二赋，非举场所作；盖欲知昔时格律宽暇，人各以意为之，不拘碍也[4]274。

其实，类似的争论自唐代就有，其背后是进士科考中的诗赋经义之争。“从中唐以后，进士科即独重科场，宋代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此科主要用什么学科门类进行考试和录取，是诗赋还是经义，是否罢诗赋而易以经义，却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争论不休”[5]190。

唐代虽也有诗赋与策论之争，但中唐以后诗赋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决定去留的主要标准，它在进士科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宋初继承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传统，虽也试策论，但诗赋合格再看策论，基本是“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但从太宗时候起，对于这种传统的争论越来越多。“到英宗时代，一些论者如吕公著、司马光等把矛头转而对准诗赋，已不再要为策论争地位，而是向传统提出了挑战，欲用经义取代诗赋，从根本上改变‘以诗赋取士’的格局。于是诗赋、策论之争，发展为诗赋、经义之争”[5]193。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即罢诗赋而专用经义，后经反复，最终实行两科分立，直到南宋灭亡。

诗赋与经义之争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只想对律赋本身进行分析。只有弄清律赋自身特点及其弊病，才能为这种争论提供理性依据。

二、楼钥律赋与宋代声韵

律赋作为唐宋科举考试文体，其最显著特点就是题目之下加以限韵。清代赋论家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示程序之意，杜抄袭之门，非以困人而束缚之也。”即限韵有三方面目的：“一是解释题目，二是立下行文的格式规范，三是为了防止科场作弊和统一录取标准。”[1]11韵脚既然有“注题目之解，示程序之意”的功能，出题官就不能想当然设韵，否则会给律赋写作设置很大障碍。开禧年间，孙奕在《履斋示儿编》中记载道：

前辈作赋，须看韵脚，诚不易之论。然近年主司，亦有以韵脚误人者，如吉州出“明哲通天地之心”，韵脚云“此其实通而无间者”，而所取不主礼刑。“三代有道之长”，韵脚云“三代长久，其故可知”，而所取乃专主教太子。筠州出“明主谨养其和”，以“知本末源流之谓也”为韵，而所取不主财货。乃知作赋须就题熟认，不可参入外意，比若太学出“天子当阳”，韵脚云“天子当阳，照临万国”，则以阳字为太阳，却不可不从[4]442(《履斋示儿编·文说卷二》)。

楼钥现存十四篇律赋都非科场试文，乃作者私下所作，其韵脚应当由自己设定。它们是否适合题意呢？

《受降如受敌赋》以“受降之际，亦当严备”为韵,《击楫誓清中原赋》以“渡江击楫，誓清中原”为韵,《箪食壶浆迎王师赋》以“王师所至，食浆以迎”为韵,《济河焚舟赋》以“济河焚舟，志在立功”为韵,《岁星所在国有福赋》以“岁星所居，宜其有福”为韵，《天下可传檄而定赋》以“今天下可传檄而定”为韵，《光武乘时龙而御天赋》以“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为韵，《尊贤则士愿立朝赋》以“尊贤则士愿立于朝”为韵,《本强则精神折冲赋》以“本强则以精神折冲”为韵，《高祖好谋能听赋》以“天性明达，好谋能听”为韵，《修身以为弓赋》以“修身为弓，发必中矣”为韵,《仁孝二致同源赋》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为韵，《子使漆雕开仕赋》以“开未从仕，圣人使之”为韵，《孟荀以道鸣赋》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鸣”为韵。

不难看出，楼钥所设韵脚紧扣题意，有的甚至与题目重合。这对赋述题意有极大便利。从上文亦可看出，楼钥律赋全为八字韵脚。将律赋限为八字韵脚，至唐代就已开始。宋代吴曾在《能改斋漫录·试赋八字韵脚》中记载：

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至开元二年，王丘员外知贡举，试《旗赋》，始有八字韵脚，所谓“风日云浮军国肃清”[6](伪蜀冯鉴所记《文体指要》)。

邝健行认为：“早在律赋始创的初唐，从现存的13首作统计，八字韵脚的共11首，当中包括刘知几的试赋和可能模仿试赋的梁献《大阅赋》。这么看来，八字韵脚早就接近常态或者就是常态。”据詹杭伦教授考查，《全唐文》收录署名王勃的《释迦佛赋》以“随土图相，相灭闻迹”为韵，“这不仅是八字韵脚，而且符合四平四仄，相间而行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是晚唐五代才有的，到宋代科举考试中予以明确化”[1]12。楼钥律赋全为八字韵脚就反映了宋代科场的这种常态。

宋代科场用韵既非古韵，也非当时作诗赋所用的实用韵。“北宋真宗时编定并颁行的《礼部韵》，成为宋代诗赋考试必须执行的‘金科玉律’，科场以此考校，若落韵即入‘不考式’，十分惨烈”[5]217。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诗不拘韵》对此有印证：“杨诚斋云：‘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鹤山亦云：‘除科举之外，闲常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况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7]

《礼部韵》作为宋代科场用韵标准是经过一系列修改变化而最终确定的。早在魏晋时期，我国就有韵书出现。“所谓韵书，实际上就是按‘韵’分类的一种字音总集”[8]24。魏晋时期就已出现了李登的《声类》和吕静的《韵集》等；南北朝是“韵书蜂出”的时代，出现了刘宋李槩的《音谱》《声谱》和《音韵决疑》等书；隋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陆法言编写了《切韵》这部划时代著作；唐代孙愐对《切韵》加以改编，写成《唐韵》，距此三四十年之后，又有李舟编写《切韵》；到了宋代，陈彭年、丘雍等人，奉诏修编《切韵》和《唐韵》，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书成，定名《大宋重修广韵》(下称《广韵》)。《广韵》在《切韵》一百九十三韵和《唐韵》一百九十五的基础上，增为二百零六韵，收字也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但在音韵系统上仍然表现了《切韵》的语音体系，仍然是六朝以来传统旧音的表现。《广韵》刊行以后，也定为官韵书，科举应试以它为标准，但它存在“繁略失当”的明显缺点。于是，当时的皇帝命令贾昌朝、王洙、丁度、李淑等人加以改定，于是出现丁度编撰的《集韵》。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集韵》修成，所收字和注解比《广韵》大为增加，全书共收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但它所划分的声类和韵类仍保持与《广韵》相接近，没有改变《广韵》反映六朝以来旧音的根本性质。

为了解决《切韵》以来一系列韵书收字繁杂、押韵不便的问题，在《广韵》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专用于科场押韵的《韵略》。《韵略》可以说是《广韵》的略本。“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韵略》颁布，一般称为《景德韵略》；第二年(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广韵》颁布，成为配套的详略二书。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也就是《集韵》编成的前两年，又把《景德韵略》略作修改而成《礼部韵略》……后者更着重于为科举应试服务，与前者既服务于押韵又偏重审音的作法有所不同”[8]41。《礼部韵略》只收字九千五百九十字，但韵部仍有二百零六韵，与《广韵》《集韵》一样，这反映了它的保守性。“事实上，在宋代中期，实际语音已距离《切韵》《广韵》音系颇远，但韵书的分韵仍保持原状不变，这就使文人们据以押韵的韵书，其分韵与口头上的读音差距很大”[8]41。所以，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冬、清青至于隔韵而不通，后人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为立说，然终为非是。”[9]925从景祐四年( 1037) 至南宋灭亡，《礼部韵略》一直是宋代场屋必备的权威工具书，刊布流传甚广，增修、增订者众多[10]。

《礼部韵略》之后，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毛晃编了一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后代简称为《增韵》；淳熙年间，又有人修编为《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一般称为《淳熙礼部韵略》；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年)，江北平水人刘渊将《礼部韵略》进一步改编为《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史称《平水韵》或《新刊韵》。前两者仍秉用《礼部韵略》的二百零六韵，《平水韵》则大胆革新，将其合并为一百零七韵，基本成为南宋至清代五六百年作诗押韵通行的音韵系统。

从上文可得知，楼钥当时所用《礼部韵略》与《广韵》本质上并无区别，但对创作中依声选韵有一定干扰。若想声律上合辙押韵，必须按照韵书上来。所幸楼钥于音韵颇有研究，《攻媿集》中多处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根底，如《跋赵共甫古易补音》(卷三四)等。考察这十四篇律赋中八字韵脚的平仄情况，具体如表1。

表1 楼玥十四篇律赋的韵脚和平仄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八字韵脚有些是平仄相间，有些则不是。宋人王楙在《燕翼诒谋录》中记道：“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第，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亦记载道：“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9]375元人盛如梓也说：“唐以赋取士，韵数、平仄，元无定式……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方定。”[11]最后，关于宋代科举律赋的用韵问题，《四库全书〈大全赋会〉提要》做了总结：“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11]

《四库全书·〈大全赋会〉提要》的说法大概是不会错的，因为考察宋代科场用韵，基本与此吻合。如北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进士范祖禹的两篇试赋皆依次用韵。锡庆院试《天子龙衮赋》以“天子龙衮，文以为贵”(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为韵；御试《寅畏以飨福赋》以“祇畏天道，能飨隆福”(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为韵，皆依次用韵。而绍兴八年(1138年)，黄公度省试《天子以德为车赋》，以“天子临庶，以德为车”(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为韵，但实际押韵顺序是“车、子、天、以、为、德、临、庶”；解试《和戎国之福赋》韵脚缺失，经考查当以“夏和戎狄增国之福”(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为韵，但实际顺序是“和、夏、戎、狄、增、国、之、福”；解试《贤人国家之利器赋》韵脚缺失，经考查当以“贤人信国家之利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为韵，实际顺序是“人、器、贤、利、之、国、家、信”。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方大琮，省试《太宗得至治之体赋》，以“唐治之盛，实由于此”(平仄平仄，仄平平仄)为韵，但实际顺序是“之、治、由、此、唐、盛于、实”。

经考查发现：楼钥这些律赋，没有一篇是依次用韵，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楼玥十四篇律赋用韵情况

其中，《高祖好谋能听赋》和《子使漆雕开仕赋》的八字韵脚乃平仄相间，但实际行文并未遵此顺序。这大概因为私下习作不比科场严格，也不必绝对较真，随性用韵也在情理之中。考查今天所能看到的南宋律赋习作，几乎没有一篇是按照八字韵脚依次用韵的，原因大概与此类似。

从韵脚词性来看，楼钥所押之韵有实词也有虚词。虚词韵如《光武乘时龙而御天赋》的赋项(2)唐代的《赋谱》以人体为喻，认为律赋结构分为八部分，依次为赋头、赋项、赋腹(赋胸、上腹、中腹、下腹、赋腰)、赋尾。关于《赋谱》的发现、价值、研究状况及内容校正可参考詹杭伦《唐宋赋学研究》第二章、第三章和第137页。部分押“也”韵：

迹其奋宛邑而战昆阳，诛青犊而降铜马。念再造丕图也，虽本自于神圣；而独逢兴运也，故能安乎区夏。军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时乘六龙，显御天之造也。

韵脚分别是马、夏和也，属假摄麻韵。“马”字渲染了沙场奔腾、奋力厮杀的气氛，“夏”字彰显了承继正统、奉天而运的地位，与题意“乘时龙而御天”紧密相关，没有丝毫做作。

《修身以为弓赋》的上腹部分押“矣”韵：

兹盖有不言也，言则中伦；有弗行也，行皆审是。施于逺大则何止百步，时乎游息则为之一弛。茍出乎而发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规；志在四方，义为的而思为矢。

韵脚分别是是、弛、矣和矢，同属止摄。“是”在这里是规则、法则的意思。《尔雅》：“是，则也。”这里“行皆审是”与“言则中伦”意思相通，对仗工整。“弛”字恰好与弓的特性密切相关；“矢”则是拉弓引箭的必需品。可以看出，楼钥在韵脚选择上极为考究：不仅声音浏亮，琅琅上口，而且句意贯通，自然流畅。诚如少游所言：“凡押官韵，须是稳熟浏亮，使人读之不觉牵强，如和人诗不似和诗也。”[12]18

适当的韵脚确实需要如此，不仅声韵合辙，字义还得跟题意有所关联。诚如孙奕所言“赋须韵脚意全”：

贺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流于怪癖。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隽；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此，守而不失，请借此以为八韵之法。苟妙达此旨，始可言赋。昔秦少游《郭子仪单骑见虏赋》，第四韵云：“岂非事方急则宜有异谋，军既孤则难拘常法？遭彼虏之悍劲，属我师之困乏；校之力则理必败露，示以诚则意当亲狎。所以彻卫四环，去兵两夹。虽锋无镆邪之锐，而势有泰山之压。据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骢；失仗而惊，如弃华元之甲。”押险韵而意全，若此乃为尽善。凡八韵皆即此，可反三隅矣。近岁效莆阳体者，虽贵意全，然叠字多而失之冗，句法长而失之强，此非善学柳下惠者也。若解试、省试，尤贵得体，切宜知之[4]442。

三、小学功底与时代潮流

宋代科场拘忌极多，声韵又是件麻烦事儿，但声韵合辙又是律赋得选的先决条件。正所谓“一招失策，满盘皆输”，无数士子因此而倒在科举门前。隆兴元年，楼钥“第二策中误犯泰陵旧讳”(《攻媿集卷五二·洪文安公小隐集序》)，幸得知举洪遵请旨，得充末等首名。这已属幸运，考官于声律要求更严，稍有不慎就可能落韵，入“不考式”。《四库全书·〈大全赋会〉提要》记载宋代科场违试之例：“其违试不考之目，有诗赋重叠用韵，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来处，赋第一句末与第二句末用平声不协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拘忌宏多，颇为烦碎。”[11]163

范镇《东斋记事》卷一记载：“景徳中，李迪、贾边皆举进士，有名当时。及就省试，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与。取其卷视之，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譲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说。乃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试。时王文正公为相，议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恕。如边特立异说，此渐不可启，将令后生务为穿凿，破坏科场旧格。’遂收迪而黜边。”[13]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一记载：“祖父(苏颂)年十六，省试《斗为天之喉舌赋》。盛文肃(度)主文，见曾祖曰：‘贤郎已高中，而点检试卷者谓以声闻(去)为闻(平)，为不合格，遂黜。’祖父自是始切意字学，发明为多。”李迪落韵，幸遇特赦；贾边论说与注疏不合，苏颂只因平仄稍异，均遭黜落，都是科场的惨痛教训。

苏颂十六岁后“始切意字学”，楼钥则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严格教育。《三家诗押韵序》(卷五二)记道：

吾家自高祖正议先生以儒学师表乡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议俱蹑世科。助教最幼，家传擅名，而邃于小学。亦有五子，其次子则居士叔祖也，字符应，记问该合，书经览辄不忘，许叔重《说文解字》略皆记诵。其于六经句读点法悉有定规，如“不”字本方久切，凡书之“不”字皆点入声；“其”字皆点平声，惟“夜如何其”则不点，盖本是以“箕”字而借为“其”也。尝曰：“陆氏《释文》最为详密，集古人之全，后之作者如《孟子音》之类皆所不及。读书者多自苟简，口口相授，遇有难字，始为检阅，故谬误者多。我兄弟少时皆读之，自首至尾，殆无遗失。”钥侍坐最久，粗传绪余，又以授儿曹，使不至于甚陋者，皆叔祖之训也。

从《攻媿集》的记载来看，楼钥有相当深厚的小学功底，文字、音韵方面尤其如此。针对时人好空谈、轻实学的毛病，他在《复古编序》(卷一六)中写道：“文字之书，世谓之小学。或者因陋就简，指以为学之细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择其秀者为士而教之，所谓八岁入小学者教以礼、乐、射、御、书、数。……此为小年之学，非曰学者之小事。”《班马字类序》(卷五三)、《答杨敬仲论诗解书》(卷六七)、《答赵共甫书》(卷七九)等都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功底。《乐书正误序》(卷五三)、《燕乐本原辨证序》(卷五三)表明他在音乐方面也有所研究。《增释南阳活人书序》(卷五三)则表明他对医学动态也有所关注。

所以，袁桷的《延佑四明志》称其“于中原师友传授，悉穷渊奥，经训小学，精据可传信。”《四库全书》也总结道：“宋自南渡而后，士大夫多求胜于空言，而不甚究心于实学。钥独综贯今古，折衷考校，凡所论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谓有本之文，不同浮议。”[14]这并非溢美之词。

或许，状元孙何(宋太宗淳化三年，即公元992年)论诗赋取士优越性的一席话最能概括楼钥的这种努力：

惟诗赋之词，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见器业之小大。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15]34。

总之，选词炼句是一切文章的要求，律赋更是如此，要求也更高。秦观讲：“赋中作用，与杂文不同。杂文则事词在人意气变化，若作赋，则惟贵炼句之功，斗难、斗巧、斗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过如此，吾之所用，则虽与众同，其与之巧，迥与众别，然后为工也。”[12]20正是如此。

人们常说词曲是“曲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律赋在规则上的要求几乎与此相当。关于律赋评价问题，宋代至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人批它一无是处，有人认为古意犹存。祝尚书先生总结说：“场屋诗文的程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了诗文自身的结构特点和写作规律，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甚至在将文章写作置于理论指导之下方面，不无积极意义。但将程序变为固定模式，而且又用以取士，则不仅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16]这里不妨引用宋代时人的一段对话，看看当时名家如何看待：“少游言：‘赋之说，虽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观少游之说，作赋正如填歌曲尔。’少游曰：‘诚然。夫作曲，虽文章卓越，而不协于律，其声不和。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尔。’”[12]21

四、结语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与盛览论作赋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通过上文论述可以看出，楼钥具备这样的赋家功底。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广阔的交游视野：高祖楼郁，人称西湖先生，为“四明五先生”之一，培养了舒亶、袁毂和罗适等门生后学；楼钥本人与当时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陈傅良等皆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对文字、音韵和经义等有深厚功底，对医学和音乐等也有浓厚兴趣，学问渊博，为一时名儒；为官清正廉明，不党不依，更不依附权奸；他道德高洁，不图荣华富贵，追慕谦谦君子，乃至奇才怪杰，堪称封建士大夫中的典范。他能成为南宋为数不多律赋大家之一，与他的学识和为人密不可分。

律赋长期作为科举文体，在声韵和结构上形成了极为严格的规则。楼钥律赋遵循了律赋的写作要求，既反映了律赋的总体特点和当时历史风貌，也展示了他个人的为文特点和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