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报刊看五四节日纪念的流变

2020-11-18 11:01:09 时代人物 2020年22期

叶伦辉

摘要: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学生运动,一直以来也被国共两党作为增进价值认同、强化统治秩序、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重要工具。美国学者威廉H.斯威尔JR.在研究历史记忆中提出:“当代的政治是在记忆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①]设立节日来纪念历史活动,是人们传承社会记忆的重要形式。五四纪念节经历了从五四青年节到五四文艺节再到青年节和文艺节并存的变迁,报刊作为民国时期见证这一变化的客观载体,对于了解五四节日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字:五四运动;青年节;文艺节;民国报刊

国共确立五四青年节鼓舞民族士气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共产党下设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②]。不久后,国民党下设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也发出吁请书,建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将五四定为“青年节”,表示“为纪念五四运动,发扬民族精神,号召全国青年肩负抗战建国重任。”[③]

在确立五四青年节后,各地积极展开相关活动鼓舞士气,“今日为「五四」青年节,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等地,均举行盛大纪念会,曲江各界人士会后并举行盛大游行。”[④]各大报纸也发表着对五四运动的社论,1939年,重庆《大公报》开设了五四运动周专栏发表了《从怀疑到肯定——为五四纪念作》《青年组织与五四精神》《中国青年运动的检讨》等社论,从历史和现状的角度反思学生运动和不足和出路,呼吁“今天的中国,耻辱危殆,可谓至矣,这个责任需要青年当担起来。”[⑤]五四青年节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认可。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把5月4日设立为“青年节“并开展相关纪念,为了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建立青年的统一战线。“青年节“的设立,强调了青年在民族救亡中的地位,因此成为动员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激发青年抗战热情的重要途径,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起着指引和导向的作用。

国民党变更青年节,确立文艺节以增加合法性

自青年节确立以来,各地五四纪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官方对于青年节的态度开始转变,在1942年五四纪念日来临前夕,国民党中央突然宣布:“五四将届,中央各机关以'五四'在历史意义上虽甚重大,但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特电各省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⑥]尽管在报纸中我们看到都将五月四日作为青年节来庆祝,但是国民党当局却明确指出非法定节日。在194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重庆开会重新选择青年节日,经蒋介石裁定,正式确定每年阳历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⑦]

国民党变更青年节有多种政治考虑,首先在国民党的节日体系中,纪念日往往都是与国民党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日子,而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发展关系密切而与国民党无关,所以改为三二九青年节来强化国民党的政治记忆以增加政党合法性。

除了建构党派的合法性的要求,国民党变更青年节还有明显的遮蔽和淡化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防止青年干政的意图。《大公报》关于五四的社论指出“报载中央以五四非法定纪念日的指导理论有二:报载中央以五四非法定纪念日的指导理论有二:一防止学生认为当国有故之时大学生可以干政。二是蔡元培愤政府外交懦弱,宣言辞北大交长,提倡不合作主义,不与北京政府合作,于是教员罢教,学生罢课,举国风靡。”[⑧]自1919年以来,学生运动一度成为影响政治民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学生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国民政府将3月29日作为青年节的背后的重要目的。

1944年4月16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六周年年会,会议讨论的提案之一是,请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以利文艺发展。”[⑨]并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认可确定五四为文艺节。但是在每年5月4日,报纸中也未见到太多“文艺节"活动的报道,主要仍是一些反思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和引申政治意义的社论。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中央虽然不以 5月4日为“青年节",但是《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社论仍主要以青年学生为言说对象,主题都是要为青年指出一条走向“国民革命"的成长道路,强调青年一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发表了《缅怀五四》(1942)《告青年领导者》(1943)等系列文章。

当时的文协是以郭沫若、老舍等人为首的左翼作家为主,尽管是国民官方确立的文艺节,但是其思想风潮却是是民主的自由的,浸润着五四精神的,作家们仍然以启发青年为己任,在报刊上发表鼓励青年奋进的社论。国民党确立的五四文艺节以掩盖五四的政治意义实质上已经慢慢成为共产党争取中间力量的思想场域。

共产党坚持青年节,也收拢五四文艺节扩大统治基础

1942年,国民党官方在五四“青年节”问题上的骤然变化,延安的《解放日报》很快进行了报道: “政府当局忽通令各地有关机关及团体,不准举行纪念'五四'的游行示威、群众集会及其他纪念仪式, 且指明'五四'为共产党的纪念日,应严加戒备……”[⑩]但国民党中央禁止以“青年节”名义纪念“五四”,并没有影响中共方面对五四“青年节”的纪念。5月,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桂林的《大公报》仍然多次出现纪念“青年节”的字样。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依旧搞得轰轰烈烈。在延安,1942年5月4日,第四届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各机关、学校、 团体的男女青年有二千多人参加。[11]

国民党官方变更“青年节"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普遍认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校的学生和教师对“青年节”变更表示不满,并坚持在5月4日纪念“青年节”。《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曾言:“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惠是深厚的。尽管许多先辈轻视五四,我却决不心服。这或许是我的偏见,我的固执,但无论如何,五四在我的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12]这段话实际上是经历过五四那一代青年的内心的声音,体现了了青年和知识分子深厚的五四情结,五四纪念节的问题也为他们思想上偏离国民党而转向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国民政府在1944年确定5月4日为文艺节,通过文协将“文艺节"进行纪念,对于无时不在谋求政治合法性地位的中共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其实,左翼知识分子对五四“文艺节”的设立和纪念比国民党更加积极。1945年5月4日,“文协”在重庆举行7周年年会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与会者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臧克家等百余人。[13]郭沫若在讲话中说:“在今天庆祝文艺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责任加到我们头上来了,感到责任更重了,没有民主,文艺与科学不能发展。"王芸生讲话的要点是:“文艺界既定五四为文艺节,就应该从今天起继承五四精神,要有青年气,要有些爆炸力,国民党五四以来有意无意地在复古,抹杀了新的文化,这是值得当局来检讨的。希望今后作家有写作自由思想自由。”[14]五四文艺节是为思想上的保留自由民主科学爱国的五四精神留下了一个重要途径。

5月4日,不仅是“文艺节”,还 是“青年节”,这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处于两党对峙的分裂状态中形成的“一个五四,两种纪念”的有趣现象。“青年节”和“文艺节”的差异在于背后塑造的不同的社会记忆,和表达的不同的政治价值理念。因此,“五四”节日很快成为当时国共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政府将“五四”定为“文艺节”,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对国民党将“三二九”作为“青年节"纪念的一种补救措施。鉴于五四的社會影响力,将其设立为纪念日,可以动员民众参与,借节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但是客观上为中共表达政治主张提供了渠道。

总之,五四纪念日的设定都是国共两党之间为了加强各自的政治记忆和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的斗争。国民党凭借国家立法变换“青年节”来压制青年运动,强行修改五四的社会记忆,构建对“国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继承,强化国民党的政治认同,打造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却引起青年的逆反以及对国民党官方情感上的疏离。中国共产党则通过五四节日的设定和纪念活动,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树立自我形象,表达政治诉求,充分动员青年投身到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等政治斗争中,最终形成一个日子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种纪念节日的特殊现象。

注释

[①]【美】William H. Swell JR.[N]The Logic of Histor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3.

[②]青年参战动员周的决定[N]新中华报,1939年4月13日,第4版。

[③] 发扬五四精神[N]申报,1940年5月4日,第3张第9版。

[④] 海内外举行盛大纪念活动[N]大公报,1941年5月05日,第2版

[⑤] 青年组织与五四精神[N]大公报,1939年5月02日,第4版。

[⑥] 五四不举行纪念[N]中央日报,1942年4月29日,第3版。

[⑦] 青年节的诞生与历届纪念概况,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1页。

[⑧] 五四精神与中国外交[N]大公报,1942年5月4日,第1张第2版

[⑨] 文协六年 邵梁潘诸氏莅会致词[N]中央日报,1944年4月17日,第3版。

[⑩] 重庆西安等地禁止举行"五四”纪念[N]解放日报,1942年5月6日,第1版。

[11] 延安纪念"五四”[N]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9日,第1版

[12] 五四 重新使我感到不安[N]大公报,1947年5月4日,第1张第2 版。

[13] 纪念第一届文艺节 文艺界昨日盛会[N]大公报,1945年5月5日,第1张第3版

[14] 文协开七周年年会[N]新华日报,1945年5月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