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存在方式的生态转向

2020-11-18 11:01:09 时代人物 2020年22期

摘  要:当前,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阻击战”虽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的暴发及肆虐也再次警醒人类反思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古人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创新,其思想的核心从事实和价值层面均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智慧。这也说明,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治理理念需摆脱外部“学徒状态”,实现内部生态转向,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转向东方,寻求儒家生态智慧的启发。为此,笔者基于战“疫”重新审视儒家“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以求对我们维护生态平衡获得合理路径。

关键战“疫”;天人合一;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许莉{1987},女,汉族,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

基金项目:2019年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涵养的文化自信范式研究”(课题号:YJS2019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前,疫情仍处于全球大流行阶段,中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这场全民战“疫”的过程,也是人类警醒及反思的过程。由于人类长期对水体、大气、土地、森林等的污染和破坏,生态危机犹如一把达摩克里斯剑在时刻威胁着人类生存空间。究其缘由,是现代化的两大历史巨轮的影响,其一为工业化肆意发展;其二为都市化任性扩张。在这两大现代化的作用之下,使得现代性观念深入人心,以物理主义世界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及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存在方式为导向,致使世人身心有所变异与扭曲,促使生态危机向深度化发展和广度化延伸,导致世人生存空间日益严峻。大自然一次次给予人类教训与惩罚,而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并波及全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原因为何?即工业化及都市化发展过程中,没有将人与天地及其他生命体融为一体,没有由衷领会并践行儒家“天人合一”生态观。疫情所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告诫我们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不容忽视,应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理念落实为“敬佑生命”的行动,实现天地一体的同洽共融的理想境地。

一、生态危机——工业化的发生与都市空间的物化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再次反思生态危机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从十五六世纪开始,人类就逐步进入到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时代。迄今为止,现代化生活模式下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与困境已然是事实,并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1972年,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作了一份生态环境的报告书,其篇名为“the Limits to Growth”《成长的极限》,报告书中提出五种重大的全球性环境趋向:1、工业化加速推进;2、人口剧烈增加;3、营养不良普遍发生;4、非再生资源日益枯竭;5环境持续恶化。报告中阐述到,这五种形态以相互交织的方式在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若这种状态不加以改进,环境将更加持续恶化,难以换回。近五十年时间转眼即逝,以上五种状况有些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遏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剥削并没有手软和敬畏,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及全球快速扩散,告诫人类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更要敬佑生命,反思中国古代生态哲学观。

中国儒家文化讲“诚”为天道,即要使得天道的客观性具有稳定性和恒常性。纵观人类文明,如现代工业文明,总是一方面如日中天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暴露出日益慎重的危机。我们这里所指的文明犹如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所指是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apparatus)”,表现为生产力水平或人类技术发展水平,即文明具有时代性。而儒家所说的“诚”,要求发展需要遵循“天命之谓性”、“天人合一”、“天道”的自然秩序。人类的活动不能扰动天道,破坏天道之诚。为此,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对天人二分的提出表示痛斥,他指出,“一旦被二分,斗争与抗衡便不可避免,单就存粹客体自然来说,事情似乎多少已成定局,胜利一直属于人……但这种胜利者同时也是失败者”。因此,在人现代化的推动下,全球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快、规模大,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空间。

上述所谈论的是工业化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而现代化对自然环境还存有巨大破坏的是都市空间的物化。现代工业文明必然需要人类大量移入聚集空间,使得空间具有聚集性,这——就是都市!工厂就是以都市为中心区位,工业的生产基地就是现代化都市,而都市也成为消费市场。世人在工业化的进步下大量涌入都市,那么多人在一个高度工业性人工化以及污染化的都市空间里存在,从而使得人的道德产生异化,“道德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道德,而是以物为主体的……道德拜物教严重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合乎人性的关系,人的道德敬畏已经转变为对金钱与物质等异化力量的崇拜。”他们的世界变成机械性、无机性的空间,影响更深的是其身心必然受到本质性和结构性的变化,产生现代性都市生活的性格,其性格是“碎片化、感官化、物质性、多样性、瞬间性、易逝性”。这种都市性格使得人们对待自然缺乏敬畏之心,更无敬佑之行,缺乏“生命间性”生态哲学观,肆意猎杀并使用野生动物,以至于动物所携带的病毒感染至人类。

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相关研究机构称:“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病中,有60%以上源自动物,这些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源性疾病中又有70%以上来自野生动物。”2020年5月1日,世卫组织也已确认新冠肺炎来源于自然界,这就说明,人类在工业化的发生和都市化的物化过程中,应该关切自然、呵护环境、敬佑生命,吸取新冠肺炎危机教训,主动承担控制生态平衡的使命。

二、群己权界——人是自然的守护者

前面谈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再次引发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由于工业化的影响,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空前的挑战;二是由于都市化聚集的影响,人们身心的疏离和异化,大规模地破坏和毁灭生态环境。两种困境的终极原因是近代启蒙运动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也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古希腊哲学中,人和自然二分还不是很严重,人类对自然还是带有诸多虔诚的敬畏之心。当然,古希腊的生态哲学也没有得到自觉的发展,这是因为人类还没有面临全面而又深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同时生态自然“根本不是真实的,因而不可能是知识的对象”。从罗马时期开始,随着基督教的普及,自然的神意和魅力就逐渐被上帝所取代,《圣经》认为地球是上帝创建的,人类可以去征服和控制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初现端倪。宗教盛行的中世纪,上帝统治着人的一切,约束人的欲望和主体性。近代启蒙主义兴起,打破神本主义,确立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在人与自然方面,肯定人的主体,自然的客体,把人作為评判一切的尺度。诚如康德所说,“人是目的”,外部世界的一切是人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

启蒙运动带来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也滋生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即对客体自身的自为性和内在价值的无视,造成人类对于自然肆意开发和破坏的思想根源。因而,重新思考确立人的身份和职责就显得尤为重要,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之一,每个时代都不可避免要回答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要过于陶醉对自然的征服,而致使生态破坏并传染疫情,人类很多病毒都源于自然界,如埃博拉(Ebola virus)、“非典”(SARS)等。为此,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因此,在改造自然界的大舞台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确立是不一样的,前面简要探讨了古希腊至近现代人对自然的态度转变。而中国古代则将自然看做是至高至圣的“天”,有命运主宰之天,天有着人格神义;有自然变化之天,天可以降自然灾祸;有仁义德性之天,天有着道德意义。将自然世界理解为主宰一切的存在,也就是说明人在自然面前拥有了某种身份,自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人的认识深度和认识广度的不断提升,工业文明的大步迈进,人们狂妄地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人,并承担其征服自然的责任。当然,这对现代性来说是有这积极意义的,但就“天人”关系或說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来说就应该多加思考。

人臣服于自然,人就牺牲了主体价值和自由;自然被人支配着,这也就丧失了自然存在价值。所以人与自然这种“主奴”关系都不能成为生态危机的拯救者,更不能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身份。源于现代性虽然极大地丰富了物质财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欲望,却呈现出严重的生态危机。但是拯救生态危机又不可能放弃现代生产力而退回到古代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将再次蒙受自然的奴役。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难题,作为人类一项全新的事业,就需要人类确定一种新的身份,一种能够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

在此,我们可以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圈整体看为A,把人看成B,把自然看成C,这里B和C就是两个个体,借用“群己权界”来说,“群”就是人之外的世界,即为C,它作为一个个体,就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人必须尊重个体权利,而把这权利具体化即为各类动物、植物、无机物及各种物种权利,人在与这些自然存在物中应该秉持辩证统一关系,就是要把自然理解为人本身,理解为人的外部实在,人对自然界应该以守护者的心态呈现,因为看护自然也就是守护人本身,这样人才能够理解自然过程的意义,能够从生生的仁心出发,把自然作为道德共同体,以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生态转向——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重要论述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并在十九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原因也在于,近代工业文明及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日益恶化、物种消失加快、气候逐渐变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的惩罚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暴发及肆虐,让人类深刻领会到,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对立后的惩罚。

从道德境界来说,这也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要摒弃“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亟需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生态启蒙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转向东方,寻求儒家生态智慧的启发,在一些问题上吸收甚至回到儒家文化的原则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中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就为新时代生态危机处理提供新的生机。

这是由于儒家哲学,它在本质上是蕴涵生态性。儒家哲学从未把人与自然相分离,“儒家善于从整体上来看待事物, 善于把握事物间以及事物内部各组成要素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它的“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道德追求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一切生灵万物。它提倡尊重生命、遵循生长周期、肯定生物的内在价值,同时对保护动植物、守护江河大地提出了系统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学文化应该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与当代进行对话与讨论,对自己的文化理念及论证方式实现现代转型。萨缪尔·辛德说:“儒学概念除非参与当代问题、对话和术语,否则是无用的。”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有效的和易于理解的转化为生态思维。

儒学的“天人合一”生态观与当代中国问题,无论在时间的或者思想的距离都已经很久远了,可为什么现在儒学的“天人合一”生态观受到大家的重视?生态环境已经危及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甚至是人类自身的生存状况。面对各种生态危机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和运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

其一、不能把“人”和“天”看成对立,要汇通“天道”与“人道”生态伦理观念。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将自然当成征服对象,而应该视为改造对象。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汇通“天道”与“人道”有机结合。

其二、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外在关系,而应该是相即不离,要树立天地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如王阳明认为,人是天地间的本体,人只有参与到对天地之道的感悟中,才能效法天地之道,最终达成与天地呼应。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取得重大成就,而积累的环境问题帐也太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强调协调、绿色、低碳发展。

其三、“人”与“天”皆以“仁”为性,要有“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儒家强调“民胞物与”的仁爱胸怀,强调人类在利用万物时,要遵从万物生长发育的天理,对万物加以合理地、爱护性地、节约地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人们审视人与野生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应该“和谐共生”,应该将“敬畏生命”的理念落实为“敬佑生命”的行动。

其四、“人”与“天”的超越性,对“人”与“天”要有终极生态伦理关怀。儒家强调天人同出一体,彼此是相互依存关系,要实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其目的还是要实现生态伦理的合理性建构,亦就是要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最终实现“人是目的”这一终极关怀。人类文化的进步有三种:“知识和能力的进步、人的社会化进步,精神的进步。”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推进,知识和能力带来进步是明显的,人可以在自然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人的社会化进步也是显著的,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但是人的这种欲求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现实性、享乐性,人的欲求往往掩盖了人的本质需要。

综上可知,面对人类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生态危机问题,既要以理性温和的心态打赢科学防治之战,也应反观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生态观,将“天”与“人”视为相即不离的一体,为积极打赢当前新冠肺炎战疫提供深入反思,更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合理规范和正面引导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儒家文化的确比西方现代文化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面对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应该促成人类文化新转向,由西方转型向东方,这里不是说东方取代西方,而是说要打破中西文化界限,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更多的吸取东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来共同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