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跨越中创新妇女/性别研究的知识体系

畅 引 婷

(山西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西 临汾 041004)

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至今已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使得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此同时，以女性为主体的妇女研究队伍在各个学科领域发展壮大，不仅为性别知识的生产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而且为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和制度的改造积蓄了力量。但也不可否认，研究中由于学科界限的阻滞，使得知识生产中“树木”与“森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同学科之间在学术交流中的话不投机或各自为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的碰撞和研究的深入。因此，如何在学科跨越中创新知识和思维，就成了当下妇女/性别研究突破瓶颈的重要任务之一。下面主要从妇女/性别研究的外在机制和内在机理入手，就当代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特点和趋势谈点看法。

一、过去：妇女/性别研究在体制内外做了什么

体制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规范体系或制度安排，在社会运行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放在体制内外综合观照，人们会发现，除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系外(1)中华女子学院是目前全国唯一独立设女性学系的院校，这与该校隶属于全国妇联和人才培养目标有关。其实，是否独立设系，也经历了“分了合、合了分”的曲折过程。，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在具体的运行机制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存在方式：一是以跨学科的研究所/中心为依托，在高校把不同学科的妇女研究力量聚集在一起，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读书研讨进行学术交流，或邀请校外乃至国外的研究专家到本校做学术讲座，或以集体的名义申报课题或项目，或针对当前社会上有关性别方面的热点问题开展校园行动。不同学科之间，既可独立活动，也可相互融合。二是将女性学与传统学科相结合，一方面在本科生中间开设选修课程，另一方面在研究生培养上设置专业方向，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下面就设立了女性学的二级学科。近二十多年来，许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个别出生于三四十年代和部分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妇女研究者，不仅个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而且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硕博研究生。目前许多新生代已经走向社会，并活跃在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三是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牵头，以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党校系统和妇联为依托，将“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作为平台，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物质资源和学术资源的整合，创新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新机制，以便使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在社会科学领域显现其生命力，同时在妇女运动实践中发挥作用。四是媒介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为学术成果的展示拓宽了渠道。尽管目前面向全国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只有全国妇联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两家专业院校的学报，但许多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都定期不定期地开辟了“专栏”，或以“专题”形式组织笔谈。(2)比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从1990年代开始就发表了许多妇女史方面的文章，进入21世纪后，“妇女与性别研究专栏”逐渐固定，今天已成为学报的一大特色，并多次就热点问题举办笔谈。参阅《将性别研究纳入学术期刊主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与落实案例选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244—250页。一些高校用“以书代刊”的形式连续刊发相关成果，比如首都师范大学王红旗主编的《女性文化》，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主编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等。《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多年来对与女性有关的各类社会热点持续跟踪，从多个层面记录了中国妇女及其研究者的行动足迹。尤其是近年来，许多与性别研究相关的微信公众号的接连推出，真正打破了受众群体在学科、地域、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限制，使妇女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现实的考验。五是妇女研究与社会行动的水乳交融，使许多妇女研究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在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全面落实和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与各个实体部门合作进行性别评估，对媒体与舆论宣传中的性别歧视及时喊话，等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性别平等的进程。六是经费筹措渠道日益广泛，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社会的项目合作(主要表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来拓展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与所在单位/机构的发展规划相联系来争取资金支持，再一方面通过各级各类研究课题的申报来寻找资源，还有就是通过公益活动来争取各种赞助。研究人员各显神通，无疑都为妇女/性别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学术研讨活动作为学者之间相互交流碰撞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一级学会和二级学会)在会议主办与承办中的密切合作，创造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其一，中国妇女研究会的成立(1999)，以年会的形式将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妇女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机制化。研究议题非常广泛，既包括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妇女理论，也涵盖女性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利益诉求。参与人数多、会议规模大、交流范围广是其最大的特点。其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1995)，为全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评论者乃至女作家之间的交流搭建了平台。自成立之日起，每两年一届的学术研讨活动从未间断，目前已成功举办14届。不同地域的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一方面就大家共同关注的女性文学、文论、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探讨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域。其特点是，参会人员的学科专业相对比较整齐，会议规模大都在百人以上。其三，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2007)，在性别专业和主流社会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其运作方式是在每年一届的社会学年会上设置“分论坛”，研究议题涉及女性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已连续举办18届。尤其是今年(2020)，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情况下，专业委员会与《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场以“传承·反思·超越：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为主题的线上交流活动，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3)参见“传承·反思·超越：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就其特点而言，主要是对主流社会学的全面进入，参会人员的学科分布较为广泛，其研究成果对男性学者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值得一提的是，由南京大学主办的“女社会学家论坛”目前已举办两届。当学术研讨活动以“届”或“次”来命名的时候，它将意味着一种可持续性。其四，将妇女史专题与传统的体制内资源有机结合，为校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开辟了新的路径。比如，首都师范大学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为主题所组织的研讨活动，上海师范大学以“世界妇女史”为主旨所举办的各种会议，南开大学以“中国妇女史”为重点所召开的学术研讨活动，中华女子学院以“妇女口述史”为中心所组织的会议，近年来都已成为“定制”，几乎每年一次。这些定期的学术研讨活动，将妇女史研究领域不同专业方向的学者和硕博研究生聚集在一起，在拓展妇女史研究议题的同时，也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视野。其特点也十分明显：一是经费来源渠道广泛，比如，上述各种会议，有的以学院和学科专业为支撑，有的通过妇女研究中心/基地寻找资源，有的与研究生院或其他期刊社联合举办，有的以学校的专项经费为依托。二是学科带头人或会议主办者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试图通过学术研讨来壮大妇女史研究的学科力量。三是打破了妇女研究中女性居多的性别界限，男性学者或硕博研究生在研究中占了相当比例，有两次在南开和上海师大的妇女史会议上，男性参会者还略多于女性。其五，除了各民间团体和高校“定期”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外，全国各地/各级/各类“不定期”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不计其数。笔者曾就《妇女研究论丛》的“会议综述栏目”做过一个实证分析，从1992年创刊至2011年底，20年间共发表与妇女研讨活动相关的会议综述107篇(全国所举办的学术研讨活动远不止这个数目)，大多由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种学会/研究会主办或承办，国际性的会议也日渐增多，从中可以窥见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解放实践的多彩画面。(4)参见畅引婷、杨霞《记录历史·交流信息·传播理念——对〈妇女研究论丛〉学术会议综述的评述》，《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2期。其实，许多学术研讨活动正在由不定期转变为定期，如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论坛，从2016年开始，每两年一次，目前已举办3届。主要通过学术研讨将国际关系学界的女性高校教师和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以全面发挥国际关系女学人的智慧和力量。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开创者李小江，不仅早在1980年代就大力倡导建立妇女学科，并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而且作为中国妇女研究的领军人物一直活跃在女性/性别研究这块丰赡的土地上，为妇女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奠基”工作。比如，主持“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抢救了几代女人真实的声音；建立“妇女文化博物馆”，为女性文化寻踪和教育提供平台；创建“女性/性别研究文献资料馆”，以汇集各国/各地/各民族女性的书写文本及其各类文创，为女性的知识传承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基地；近年来又开始组织力量从浩瀚的地方志当中“析出”有关女性/性别制度的具体内容，试图在“女方志”名下激活生民文化。这些具体的行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主要有以下特点：在研究对象上，生活在中华大地以“有性人”身份存在的“女性人”(5)李小江认为，“女性人”就个体而言，每个女人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不可分解，是单质性的元素；在群的意义上则自成集合，其自然属性是同质性的。在人类这一群体中，按性别界定，男人和女人分别是子集，其本质差别就在自然生成的两性生理差异；按地域划分，各地的不同人群可以划出诸多子集，其本质差别就在地缘历史文化教养培育出的性别制度。参见李小江《谈谈“女性/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女性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始终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时通过比较来显现中国妇女不同于男性也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妇女的显著特征；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两性对应(而不是对立)来探讨性别文化和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实践的价值取向上，主张通过建设(而不是破坏)来接续女性文化和女性艺术的根脉或灵魂；在组织形式上，以学术“带头人”的身份(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民间自发的)整合体制内外的各种研究力量，试图打破学科、地域、民族、阶层、性别、年龄等限制，为女性研究聚集人才；在治学路径上，主张与西方女性主义保持距离，坚持立足于中国这“一方水土”之上大作文章，以便为后人在历史基点上前行留下印迹或路标。作为中国妇女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性人物，她著述颇丰，其思想也自成体系，在主流学界和世界妇女运动史上都产生了影响。

可以肯定，各种不同形式的跨学科、跨地域、跨年龄、跨职业，乃至跨国界、跨文化的妇女/性别研究的持续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同时在代际传承中为妇女研究和社会变革积蓄了后备力量。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建制将来也绝不会按照同一种模式进行，各个学校、各个地区、各学科门类都会依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来谋取合适的生长空间，多种形式并存的发展态势可能是中国妇女/性别研究长期的现实。”(6)王俊、郭云卿:《中国妇女/性别研究需要“学科化”的女性学吗？》，《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包括利用现代化的媒介传播手段来聚集妇女研究的力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运作方式，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人力资源上，大多研究者以个人的研究旨趣为内在驱动力，人为因素较大，常常会因为研究者的离退或人员变动使学科专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其次，在财力支持上，经费来源很不固定。即便一些学校支持力度较大，也大都与妇女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学校的身份地位有关。比如，有的是学校或院系的行政负责人，有的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通常情况下是借助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力来争取有限的资金支持。再次，在物力投入上，办公条件有限，妇女研究与其他传统专业在办公场所上的合而为一，使得妇女研究本身缺乏独立的活动空间。总之，妇女/性别研究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难以用机制化的运作方式得到保障。研究者的个人行为对妇女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左右，既为研究渠道的拓展发挥了主体能动作用，同时也使得研究的可持续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现在：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走到了哪里

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不论在体制内外占有怎样的位置，也不论资源占有的多少，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科或新的知识增长点，在学术研究中日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则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不论男女)作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体，在知识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知识的来源无一例外都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经验，但琐屑的生活和个体的经验如果不被发现或记录，很难在时空跨越中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而引起世人/后人的关注。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不被生产出来的‘知识’，就不会成为知识。不作为知识形态呈现的‘历史’，也许将不会成为历史”(7)见宋少鹏对高小贤的“采编手记”。高小贤口述、宋少鹏整理《社会性别进中国：历史进路与理论反思》，杨凤城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9页。。事实上，妇女曾经的过往，就被淹没在了浩瀚的由男性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文本历史当中，尽管妇女的历史一直都存在着。因此，随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程度的普遍提高，妇女与性别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不管它在高等教育的学科体制内是否以“学院”或“系科”的形式存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成果的大量产出已无可辩驳地向世人展示了这一学科旺盛的发展势头，内在的需求所产生的持久动力相对于外在的资源(比如编制、经费、办公条件等)，将会使这一学科的发展更具活力，也更有后劲。下面试以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把以各种不同身份存在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和被关注的对象，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在学科建设层面的具体作为(参见图1)。

图1 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发展示意图

(一)在学科交叉中显现妇女/性别研究的价值

随着人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比如，自然科学门类下的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人文科学名目下的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类别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而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兴起在“学科”的意义上，始终是与传统学科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女性生理学、女性心理学、女性人类学、女性文学、女性社会学、女性哲学、女性教育、女性艺术、妇女史、妇女与政治、妇女与经济、妇女与科技、妇女与法律、妇女与国际关系、妇女与军事等概念术语的出现，都充分反映了妇女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就具体的研究者来讲(不论男女)，由于受高等教育传统专业设置的影响，本硕阶段的专业往往会影响一个人在妇女研究中的学科方向，比如，文学专业出身的，更多侧重于女性文学研究；历史专业毕业的，常常会做妇女史研究；有着教育学背景的，一般会选择女性教育作为方向；同时由于“妇女”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许多研究者常常会超越自己的本硕专业而转向女性社会学。妇女研究与其他传统学科相互交叉的状况，虽然在学科建制和资源分配以及人才培养上会受到传统学科的制约，但在知识生产的层面，则更有利于妇女研究从传统学科中汲取理论养分或学术资源。与此同时，妇女研究对传统学科中性别盲视现象的挑战，也为堡垒从内部攻破提供了有关性别的经验和智慧。妇女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特性表明，任何一个学科(包括传统的和新兴的)及其理论，只要与“妇女”或“女性”相结合，都会在“再生产”中使原来的知识形态发生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的学术生命力以及顽强的生存状况。

但不论从哪个学科入手，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与之相适应所产生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基本范式。一般来说，人文科学所要探讨的是如何“以人为本”的问题，社会科学所要讨论的是与人相关的社会制度设计怎样更好地为人服务的问题，自然科学所关注的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问题。这里的“人”在妇女学或女性学的框架之下，一定是“有性的”。而以“有性人”身份存在的女性和男性(包括其他少数性别群体)既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被社会建构的产物。(8)李小江认为，“人，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隶属于自然界的；因此，将自然因素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必须强调的重要前提。……人是实体性的，作为相对独立的类别被认作一个总集，是因为其共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能力有别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可以被抽象为一个‘同质性’的群。”参见李小江《谈谈“女性/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女性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性别因素与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不仅影响着“性别人”的个体和群体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比如，建立在自然性别基础之上、而主要由女性来承担的生育/养育劳动，自古以来就不单单是两性之间的个人问题，它涉及的是自然生态平衡中“种”的延续问题。因此，如何以“自然”为基础，把女性当作真正的“人”(而不是“第二性”)来进行制度设计和文化建构，就是包括妇女学在内的各个不同学科的男女学者共同面临的课题。比如，不论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女性的“身体健康”和“身心自由”(不是“性工具”和“生育机器”)都是各个学科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归根到底，妇女/性别研究就是通过知识生产来培育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进而推动妇女解放实践向纵深发展，这也是妇女研究“跨学科”特性的实质所在。如果过分强调妇女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则有可能在地盘圈定中画地为牢。

(二)在学科发展中寻找范式并确立地位

不管妇女学或女性学与其他传统学科怎样交叉，“妇女”“女性”“性别”和“女人”等概念始终是这一学科重要的标识性词汇。具体到当代中国的学科命名中，主要有妇女研究(学)、女性研究(学)、性别研究(学)(9)关于“研究”与“学”的关系，参见畅引婷《命名与建构：妇女学学科建设新思考》，《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2020年2月18日。、妇女/性别研究、女性/性别研究、性/别研究等多种不同表述。除了“性/别研究”目前还更多局限在“性学”领域外(10)“性/别研究”一词最早出现在台湾地区，由何春蕤、宁应斌、丁乃非等人提出。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参阅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女/性研究”的表述偶尔也出现在一些文本表述中，但并未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前面几种表述似乎还看不出有相互取代的趋势。这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使用问题，词语背后的具体内涵或意义建构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学科发展的走向和社会变革的方向。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具体的文本表述中更多使用“妇女学”(11)比如，杜芳琴的《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2002)，王政的《高等教育中的妇女学中美比较》(2004)，郑新蓉、余宁平审校的《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2006)，等等。，在教材出版中更多使用“女性学”(12)比如，禹燕的《女性人类学》(1988)，魏国英主编的《女性学概论》(2000)，王金玲主编的《女性社会学》(2005)，韩贺南、张健主编的《女性学导论》(2005)，周乐诗主编的《女性学教程》(2005)，叶文振主编的《女性学导论》(2006)，祝平燕等主编的《女性学导论》(2007)，骆晓戈主编的《女性学》(第三版，2013)，罗慧兰主编的《女性心理学》(2014)，等等。。这两个词之所以同时并存，主要是因为在内涵上各有侧重。“妇女”一词的政治意涵较为明显，“女性”一词的学术意味更加浓厚。笔者认为，“妇女”一词从古到今都是被“建构”出来的，不像女性/男性、女人/男人、女子/男子、女生/男生、女孩/男孩等词汇一样，在两两相对中首先表示一种客观存在状况。即便当今有“妇男”一词与之对应，但这一词汇产生本身就是妇女运动的产物。所不同的是，在古代，“妇女”一词更多是在父权制结构下由男性文人所建构，在当今，主要是在民主、平等理念下由女性自身来定义，或男女两性共同来定义。(13)参见畅引婷《社会性别秩序的重建：当代中国妇女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页。而使用“女性”一词更多是将其作为一个与男性相对应的群体来看待，既探讨相互间的矛盾与对立，也讨论彼此间的融合与统一；更为主要的是，将“女性”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探讨女性通过艺术和劳作所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与男性相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比如，以“三寸金莲”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各种“鞋袜”，记载的不只是女性的苦难，同时也隐含着艺术的创造。

“性别”一词在妇女研究中分量的日益加重，表现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想超越“就妇女论妇女”的研究局限，将女性置于“关系”的状态之中进行全面观照，探讨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国家、女性与世界、女性与社会、女性与文化、女性与经济、女性与科技、女性与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是怎样历史性地被改变的。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一方面把性别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以此来揭示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是怎样被“再生产”出来的，以便为“改变”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重要“资源”，使人们在性别关系的不断改善或调整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或能源。在研究的学术指向上，“性别”一词比女性主义一词更为中性，会吸引更多的男性学者加入妇女研究的行列。目前，男性的女性主义者越来越多，其中一些研究者在性别视角下展开了“男性研究”。但不论从怎样的角度来谈论“性别”，“女性”都是以“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性”的身份)而出现的。即便是以自然性别为基础来讨论有关女性的问题，也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女性作为“人”的基本权力，而不是将“性”本质化为男性或国家政权的工具。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如果能真正理解‘女性’的建构性，那就应该意识到，‘女性’不仅仅是激进的女性主义意义上的与‘男性’相对立的生物体，而且更是能与社会、国家、民族甚至是男性群体产生互动、协商的社会性存在。”(14)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8—19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以及gender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性别”或“社会性别”一词在中国学界被普遍使用，且有一种代替“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趋势，妇女研究的政治目的隐含在了学术问题的探讨之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研究”“女性/性别研究”这种复合式的表述，已约定俗成地出现在各种文本叙述和“书名”“会名”及“标题”之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斜杠”表述方式有着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其一，将妇女或女性置于性别的“关系”之中进行动态的观察或考证，证明妇女或女性作为“性别人”的重要一部分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主体能动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的被动客体。其二，妇女或女性之所以在“性别”研究中备受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因为父权制和男性中心的长期存在，使得妇女在历史上的作为在男性文人的笔下被极大地遮蔽了。同时，父权文化的持续影响以及性别不平等的普遍存在使得妇女长期处于屈从的地位。于是，性别研究中对女性的特别关注便有了挑战父权文化的特殊意味。研究中女性经验的大量呈现，不仅是对传统学科中男性中心的挑战，同时也在改变着知识生产的体系或结构。其三，“/”具有简便实用的特点，既有“和”“与”“或”等连接词的作用，也有用分数形式表述的“性别之女性”的含义以及“性”与“别”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说明妇女是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而且表明女性也是各种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建设的行为主体。黄盈盈在谈到“性/别研究”时就曾说道：“斜线画出了性别本身的多元流动及其间的暧昧复杂，指出性与性别之间不同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别’则道出了性的多元异质和内部差异以及其中的压迫与宰制的关系，也表达了性与其他社会差异(阶级、年龄、种族等)的复杂关联。”(15)参见黄盈盈《多重张力下的性/别研究——回顾与展望》，《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可以说，“斜杠”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为人们探讨女性与性别之间以及性别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开辟了新的路径。如此一来，“妇女”“女性”“性别”作为“学”在知识生产和社会变革中的意义和作用将不言而喻。

三、未来：妇女/性别研究将走向何处

不可否认，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下，妇女学或女性学作为一门正在建设中的学科，仍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之中。但不论是外在的体制/机制建设还是内在的学术机理探寻，都需要将其置于本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和世界的人类历史延续的宏大视野下整体观照，而不仅仅是从女性的视角或利益出发。未来的妇女/性别研究将走向何处，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是大势所趋。

(一)在学科跨越中消解知识生产的壁垒

学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古代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到近代西方数理化和文史哲的分野，不同的学科门类或专业方向都为人们从不同层面深入了解社会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认识工具。尽管在学术研究中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侧重(所谓的学科“边界”)，但相互之间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更不是绝对对立的。“妇女”或“女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当今世界的兴起，既与传统学科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又与传统学科明显不同。“性别”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其他任何学科都难以替代的。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或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可以打破曾经被固化了的思维定势，一方面为知识生产开辟新的路径，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的重组中推进性别平等和生态平衡。这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参与的广泛是妇女学或女性学建立的前提性条件，不论将妇女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还是被改造的对象，女性经验的融入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女性经验的全面叙写(包括公领域和私领域)，不仅强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知识体系中的性别盲视现象和男性中心偏见，而且可以看到以往在男性视角下所看不到或被遮蔽的许多东西，进而拓展知识生产的领域。如此一来，“性别”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仅可以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相提并论，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与其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样貌。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妇女学或女性学所追求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的目标，就不只是在理念上的一种倡导了，研究本身就是一场文化革命，受影响的不只是研究者个人，通过“阅读”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也会对社会变革产生作用。尤其是妇女研究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合而为一，不仅会全面提高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而且“行动”本身所产生的经验和教训也会一并纳入新一轮的知识生产或建构之中。当下，在性别平等的推进中，女性主义者在行动中策略或手段的不断变化就是明证。

学术研究中学科边界的划分是必要的，它可以为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问题提供思路或方法，但在实际运作中学科间的界限又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许多问题只有在学科跨越中才能被全面认识。比如，“大多数”和“极少数”是人们在社会分层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但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下则有着不同的思维路向。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大多数”，尤其是在制度设计中，“极少数”常常是忽略不计的。如性别政策的制定，其他少数性别群体经常被“男女”这一“大多数”所遮蔽。而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大多数”则常常是被质疑的对象，如性别研究中对“异性恋霸权”的批判，就是试图为那些不被社会关注、甚至被历史遗忘的“极少数”性别边缘群体提供话语言说的空间。在文学/文化和哲学层面，对性少数群体的关注，则蕴含着一种“性别批评”理论的发展，作为方法论不仅会影响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转化，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也会改变大众的思想文化观念。可以说，不同的学科及其理论方法，只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门径“之一”，如果将其当作“唯一”，甚至将其绝对化或神圣化，无异于作茧自缚。所以，在妇女研究中人们一再提醒的“不能被学科学科化”的警示，事实上已经为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提供了依据。换句话说，不同学科只有在相互跨越中不断地取长补短，才能在发展中维持其持久的生命力。就研究者个人而言，一个真正的学者或大学问家，人们其实很难用某一个学科来为其定性，尽管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侧重。

(二)在主体身份的确立中能动地改造世界

如果人们将人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被关注的对象，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定的国家/地区、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各种不同身份存在的生命个体。“身份”对一个人或一群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身份本身就已经蕴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关系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如果某种评判是非的“标准”以结构性的制度形式存在着，其结果受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乃至子孙万代，不论积极还是消极都是如此。从学术研究或学科建设的角度讲，由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类人”或“群人”，既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人们认识问题的一种方法或视角。比如，对处于不同地域、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层面的“人”进行“相同”与“差异”(16)目前，妇女研究中人们对“差异”的理解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生理上的差异——男女“不一样”和社会上的差异——男女“不平等”。不同的内涵会导出不同的研究方向以及价值追求目标；“不一样”并不天然地蕴含着“不平等”。的分析，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对妇女进行观照，女性就不仅仅是一个与男性相对应的客观存在了，性别身份与其他各种身份交织在一起，人们可以看到在各种不同语境下所塑造或锻造出来的具体妇女形象(见图1)，如西方妇女、东方女性、欧洲妇女、亚洲妇女、非洲妇女、美国妇女、英国妇女、日本妇女、中国妇女、印度妇女、白人妇女、黑人妇女、城市女工、农村妇女、资产阶级妇女、无产阶级妇女、老年妇女、中年妇女、女大学生、女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进一步细分，还可以有不计其数的妇女群像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妓女、巫婆、奶妈、慰安妇、保姆、打工妹、女科学家、女教师、女医生、女律师、女总统，等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以怎样的身份存在着，妇女或女性在“群”或“类”的意义上都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从不同的性别身份入手，人们会发现不同的问题存在样态，并提出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或途径；在实践论的意义上，每一个具体的女性(也包括男性)都是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都有权力在人生境遇中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或责任。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个人”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人只有在“关系”状态中才能显现其存在的价值，或体现“活着”的意义。所以，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民主、平等、公正、自由、发展、和平等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包括研究者)在社会变革的行动中，要不断地置换立场，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尊重(不是恩赐)，以便全方位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学术研究对研究者来说，既要看到“文化人”身份的各种优势——我手写我心，也要看到因为“身份”所带来的各种局限。也就是说，除了自身，任何一个研究者相对于研究对象都是“他者”——男性相对于女性是“他者”，知识女性相对于其他劳动阶层的妇女也是“他者”。一个人在研究中的身份地位和个性化特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研究的结论，不论研究者在研究中怎样坚持“理性、中立、客观”的立场，其主观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学术研究中绝对不能因为“主观性”的不可避免就将其自身的经验绝对化，甚至用“政治正确”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或立场强加于人，任何一种“为了你好”的越俎代庖都有悖于个人的自由/自主发展。因此，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如平等对待)就不只是学术研究所要坚守的基本底线，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其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消解“有文化”的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位。如此一来，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成了知识生产和社会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妇女研究所大力倡导的口述访谈、田野调查、质性研究等方法，在知识生产中便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它不仅隐含着知识生产在方法论上的不断革新，而且意味着对男性中心和特权阶层的双重挑战(包括“革自己的命”)，其艰巨性不言而喻。因此，“妇女”作为“最漫长的革命”(17)参阅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就不单单是妇女研究者的任务，而是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整个国家建设和制度设计都要关注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