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吾国与吾民》中探讨国民性问题

■于佩鑫/广州工商学院

1934年至今，“吾国”和“吾民”都发生了众多改变，“吾国”已不再动荡与黑暗，青年也不似先生印象中对足球、登山类运动的不热爱。“吾民”呢？

一、何为“国民性”？

国民性最初是由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自此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鲁迅、柏杨、陈季同、辜鸿铭等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多有论述。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在《民族性格》一文中把民族性格定义为成年人中最频繁出现的比较持续的人格特点和方式，并称之为“众趋人格”。庄泽宣在《民族性与教育》一书中说“民族性即国民性，系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之势力”。即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性格”，是一国之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是一国之民所独有且具有共性的特质。

虽说“千古中国，万种民性”，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国民性极具复杂性与多样性，但随着历史长河的发展，国民性的共性也愈来愈显著与稳定。梁启超曾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进行概括：(1)缺乏独立、自由思想；(2)奴性、为我；(3)缺乏公共道德观念；(4)愚昧、胆怯、欺骗；(5)武断、虚伪、不行动；鲁迅对国民性的概述如下：(1)自高自大；(2)看重面子；(3)懒惰；(4)协调；(5)破坏欲；(6)目光短浅；(7)奴性；(8)胆小、自私。不难看出都是国民劣根性的描述，带有浓郁的国民性批判的思想。

在《吾国吾民》中对国民性有如下概述：“(1)为稳健；(2)为淳朴；(3)为爱好自然；(4)为忍耐；(5)为无可无不可；(6)为老猾俏皮；(7)为生殖力高；(8)为勤勉；(9)为俭约；(10)为爱好家庭生活；(11)为和平；(12)为知足；(13)为幽默；(14)为保守；(15)为好色”[1]。以上种种既有恶行，亦有美德，均包容于“圆熟”一词中。圆熟就成为吾国吾民一张典型的脸谱，它“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多了一些容忍和妥协，少了一些进取和革新。

在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时，林语堂既不溢美亦不隐恶，展现了其面对民族危局时对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国民性既是“中华民族之弱点“，亦是中国“生存之力量”。[2]诚如在序中所说：“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1]。

二、何为“国民性”之缘起？

“国民性”从何发起？是文化造成，还是制度的原因？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认为有两个主要方面：(1)儒、道、释综合作用的中国文化，(2)宗法血缘制形成的家族主义。这二者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是由此造成了中国国民性的独一无二。

历代国民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行为指南”。儒家培育将情理之人，主张行中庸之道，即“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若能将此道理解，那么中国国民性中便已理解七七八八。道家与儒家是看似相互对立的教派，经过数千年的演变，“道家成为国人的游戏姿态，而儒家则为工作姿态”，儒道通过满足不同状态下的国人形象“和谐”的生存于历代中国国民精神世界。

长久以来所信封的人伦关系中四项是与“家”有关的，即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朋友关系因是家族间的朋友，包括入“家”的范围，合并于家庭)。以家族构成铜钱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3]以家族作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心系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也正是因为家族主义的“横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面子文化”、“圈子文化”等。因此家族成为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主义。

“事有果，必有因”，明确国民性的形成的原因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国民性而产生的问题，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吾国与吾民》以理性的逻辑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面貌、中国精神，也使得中国青年更加清楚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三、重读《吾国与吾民》的几点思考

(一)国民性理解背后的文化自信

论及国民性，必会提及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造，其以犀利的笔法批判自欺欺人、吃人礼教、奴性等国民劣根性，直击灵魂，引人深思。林语堂不同，《吾国与吾民》从理解的角度出发，反映民族性格中的善与恶，既否定又欣赏，既能看到中国面临的现状，但也相信她有解决现状的能力。[4]

无论是鲁迅对国民性批判式改造还是林语堂理解批评式的改造，都根植于对中国的文化自信，坚信中国面对任何“欺辱”，必能找到生存延续的方式。诚如林语堂对中国文化赞赏般的描述：“中国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而且保持着赓续一贯的固有文化；她挟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她曾经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是异民族的战胜者，她贡献给世界几个重要发明；她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学与哲学；在艺术的境界中，当别个民族方拍翅学飞的时候，她已经振翅高翔了”[1]。

(二)爱国情感推动下的自信回归

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著名诗人艾青曾说过“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当他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首先便是亲吻祖国的土地。这样的爱国情感无论是曾经动荡与黑暗的上世纪还是当下繁荣与富强的新时代，无论是面对曾经的列强侵略还是当前的新冠疫情都不曾缺席。

林语堂先生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飘摇、民族困顿之际，各界人士努力寻求强国救民之途，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后，剖析国民性的内在文化结构，唤醒国民自强意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林语堂先生写就了《吾国与吾民》，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文化中国，也传达了他对中国的必将度过眼下难关的自信，表达他对祖国深深的热爱。

《吾国与吾民》的创作时代与今日之中国早已截然不同，今天的“吾国”繁荣昌盛，活跃于国际舞台，用于国际话语权，疫情更是让今时的中国大放异彩；圆熟中庸的“吾民”德行似是让青年们迷茫与不适，中国文化的闲适淡雅似是备受世界人民推崇，国民们兴趣寡然，相信此次疫情之后，“吾民”们的独一无二本性将自信回归，对文化的肯定将自信回归。

四、结语

《吾国与吾民》以理性的逻辑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情趣，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使得中国青年更加清楚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国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提升，《吾国与吾民》依然对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及精神内涵有着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