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抗夏看和平之路的真谛

2020-11-22 02:07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长江丛刊 2020年15期
关键词:西夏范仲淹

■高 阳/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

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是范仲淹所有行动的的精神本质,从肩负起御边责任起,范仲淹就把守作为抵御西夏的战略,不主张对西夏展开大范围的军事进攻,他选择攻而不是守,是基于宋夏现实状况,更在于他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的考虑,达到其“居庙堂则忧其民”的理想。

(一)上疏主和

在范仲淹到了西北边地,对双方情况以及周边环境做了透彻了解后,认为宋廷对西夏形势的估计不够客观,依目前之势,宋廷不足以战胜西夏。所以当宋廷作出兵伐元昊的决定时,他就立即上《论厦贼未宜进讨》,表示反对。另外他希望留存鄜延这一条藩汉联系比较近的路不予攻击,给他机会示以恩意,通过招纳这一和的方式使之归附,一切为民着想,用少战的方法,增强和的力量。在1041年的时候又借机写《答赵元昊书》,希望宋与西夏可以共享太平之乐,“使藩汉边人,复见康乐”,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的仁爱之心,他希望双方通过交流,各取所需,共受其利,来逐渐的消除双方的分歧和隔阂。再如,范仲淹给宋帝的《再议攻守疏》中,再次向朝廷建议,可以凭宋金帛丰富,用钱财来使西夏归附,用我之长,补其所短,再次体现了范仲淹的人本思想,情愿用财产损失,来换取和平,避免人员伤亡,换得边境安宁,人民幸福。甚至在1044年,当西夏处于劣势,元昊上誓表,请求停战时,范仲淹依然给予支持,不主张乘胜追击,他希望给百姓以和乐,销偃兵器的生活,也站在西夏的角度,为西夏人民着想。

(二)不计个人得失,逆流而上为民主和

自从元昊自立为帝后,在如何经略西夏的策略上,主要有两派,以韩琦为首的一派主攻,而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派则主和。主攻派人数居多,甚至宋仁宗也是主攻,主攻派占上风,而主守派人数寥寥无几,力量微弱。当时宋廷大多数人认为,西夏乃弹丸之地竟敢进攻我大宋王朝,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大多数宋人以大国自居,一派骄傲自满的姿态,而且元昊自立为帝又不合常理,基于愤慨,大多数人并不能够客观的分析现状,主攻派咄咄逼人要给夏以教训。更为重要的是法不责众,一旦主攻派失利,对这些宋廷官员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反之,主攻派胜利,功名利禄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大趋势下,韩琦又派尹洙去说服范仲淹,仍然没有使范仲淹回心转意。从这里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名良将,他是慎战的,他认为“正月内起兵,则兵马粮草动踰万计”,而且道路崎岖,艰难险阻;“塞外雨雪,暴露僵仆”容易让贼人乘虚而入,到时所伤必众。显然,“所伤必众”是映入范仲淹脑海的第一件事,他想到战事最伤及的是无辜的士兵与百姓。范仲淹逆流而上,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忧乐天下,尊重事实,选择最佳的对策,为民主和。

二、换位思考,加深理解,增强和的力量

在范仲淹知庆州,主政西北边疆时,就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而且庆州地处西夏犯宋的要冲,这里汉族和与西夏同源的羌族属部杂居,民族关系敏感,稍不留神就可能使这些藩民成为反宋的力量。所以他特别重视军民关系,藩汉关系的处理,用仁德赢得民心,争取藩民内附,增强和的力量。

(一)对内体恤军民

范仲淹本来就从小深受儒学熏陶,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践行于举手投足。在主持西北政务的期间,范仲淹设身处地的为民众着想,为士兵着想,用德为政,深得民心,受到人民的热烈爱戴。

当范仲淹来到西北边防,由于庆州驻兵较多,为了不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干扰,不在民坊和佛庙驻兵,而选择在城北荒僻之处安营扎寨。当他看到西北边地部分地区,受干旱之灾,“得雨最晚……仓禀,亦无积贮”当他了解到人们饱受战争之苦,还要忍受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承担各种徭役的时候,帮助庆州人们赶走贪官污吏,罢去苛敛。对于绵延数百里的粮饷运送,他体谅民众之苦,实行营田。同时范仲淹珍爱民力,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如果听说西夏人进入汉人地界,就立即派人遣送乡村人进入州内,对于一些被敌人掳走的人,还下令在夜间或破晓之际,去山外打探贼人的马匹。对于自己的部下,则更是爱兵如子,尊重士兵的人格,改变过去于脸部刺字为于手部刺字,等战争过后,他们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平民生活。对待降将和背叛者,更是以博大的胸怀来接纳他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理解他们,比如在《乞宽待高颜德与近边任使奏》时,就举用汉家将深陷贼庭的例子,认为他们不是背叛汉,而是苦战力屈被贼擒走,希望可以宽待高延德,于近边任使,并把他作为一个表率,“使陷藩将闻之”劝告元昊归顺,再次回到自己的家园。

(二)对外招抚,团结藩部

西北边疆作为宋与西夏战场前沿,是一个敏感地带,这里不仅居住着汉人,更住着与西夏同源的羌族属部,在过去,一些羌族属部汉官不能够以一种仁爱、诚信的方式对待,导致一些羌族属部在汉和西夏两大阵营间摇摆不定,并且宋廷认为他们不是和我同一族类,内心所想,谋求的利益不同,会对汉族造成威胁,所以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使藩民们步步远离宋朝。而西夏,则把他们看作反宋的有利力量,对他们引诱。对此范仲淹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只要向藩民们表示恩意,长久下来,或可招纳,所以当他看到羌族属部如此之多,却不能为我所用,他对藩部实行一种招抚团结的政策,以争取羌族属部内附,成为抗夏的有生力量。在他刚到西北边界,元昊又发动攻宋战争时,宋军各路都主张积极进攻,灭掉西夏,除范仲淹他不主张进攻,一方面是他认清了宋朝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他早有招抚藩民的打算,认为这一块地方是西羌必由之地,如果发动进攻就会阻断招抚藩民的道路。而且从范仲淹到达庆州做的事情也可以看出。在他一到庆州首先就与藩官及诸部酋长见面并向他们问候,又以诏书犒赏诸羌,通过向诸羌示好,来促使他们归附,然后再通过检阅他们的军马,摸清其底细,最后订立条约,用大家都认可的具体条章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在范仲淹主张用真心换真心,认为对“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以诚待之,比如,实行藩官藩兵,任用深得羌人的种世衡,以信来招抚羌人;对于抵押于宋方的各藩部质子,则任其出入,给予他们极大的自由与信任,当然结果很令人欣慰,没有一人逃走。此外,设立藩学,让各藩官儿女入学,让他们学习儒家文化,播下善意的种子,为西北边疆培养人才,团结藩部。对于藩部中熟藩和生藩,则是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对于居住在州内并且归顺宋朝的熟藩,范仲淹认为他们依恋农田,又爱护老弱,而且勇武有力,可以为为宋廷所用,成为汉户。于是招纳藩户中一些人为弓箭手,赐予他们土地,建立起保卫宋朝的藩篱。另外,在范仲淹心中始终坚持尽量避免通过流血的手段来使西夏归附,所以对于生处贫瘠之地的他们,进行经济扶助,在宋、辽、夏接壤的地方,开放部分榷场,互取所需,实现互利共赢。

三、积极备战,夯实和的盾牌

纵观宋夏之前的战与和,以及范仲淹在西北边地的一些亲身体会,他认为“羌戎素诈,边鄙多虞”,从继迁开始就“用计脱身,窃弄凶器”再到德明时,虽然与宋签订景德和议,表示称臣,但其实际目的却是养精蓄锐,用所“获中国之利,充乎窟穴”依势而兴兵作乱,最后到元昊公开称帝,西夏屡战屡胜,而且二虏两面夹击,“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现在应该做的是整军备战,夯实和的盾牌,对西夏形成一种威慑,使之不敢随意来犯,这样“以和好为权宜……盟约可久矣”。

(一)改变作战策略,强化防护措施

为了改变宋军仓促应战陷入被动的劣势,范仲淹决定灵活转变作战策略,他认为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当西夏举国而来时,则利用战时防御之机,防御与进攻并用,利用西夏军,物资不足,不能长久的积聚,兵员又少,只能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一处,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实行各路牵制策应的方略,打游击战,拖垮西夏军。他查漏补缺,在修缮原来由于战争而残破的寨堡的基础上,及时指出宋军屡屡失败的原因就是险要关口没有固守,所以在一些地势险要的地方修建寨堡筑起一座座城墙,使整个寨堡组成一个联防寨堡群,形成一个寨堡防御体系,提高抵御西夏的能力。比如著名的青涧城、大顺城、葫芦泉和细腰城。同时搭建烽火台,作为城堡之间相互策应传递信息的手段,把各个寨堡、城池联系起来,在城池、寨堡和烽火台的有效配合之下,使庆州形成一道强有力的防护外围,避免了战势的恶化,人员伤亡。

(二)整顿军备,提高战斗力

首先军队是战争过程中的主体,是所制定策略的贯彻执行者,对于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否,人员伤亡情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范仲淹很是注重提高军队的武装力量。在他还没有到达西北边疆的时候他就上奏淘汰老弱病残,培养精兵良将。到了边疆以后,更是严格精拣士兵,并且严加训练;实行置将法,把州兵共分为六部,于各部设将军一人,按部练兵;取消以前按官职大小出兵作战的做法,调动中下级军官投身战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军队的有效作战能力;鉴于宋兵腐化散漫的现象,他增加兵种,减少这种弊端,招募当地人为土兵,这样边地不仅是战场更是家园,他们谙熟山川,善于战斗,护家心切,而且士兵就近戍守,不用忍受思乡之苦,甚至可以举家入营,父母妻子相聚一堂。另外,范仲淹在主政边疆的时候,他不仅善识人才,注重提拔优质良将,还很惜才,在他麾下产生了种世衡、狄青这样的良将,同时多次上书力保腾宗谅、张亢这样的才俊。范仲淹设身处地的为士兵着想,尊重士兵的人格,改原来的刺黥面的陋习为仅刺其手,等以后战争结束,使他们可以再次回归到平民生活;实行轮换戍守,既解了士兵的思乡之渴,又能够使士兵更好地为祖国效力;为了解决宋军物资补给地距战场太远,运输途中风险太多,长年累月,国困民乏的现状,他主张实行营田,让东兵作为营田的主力,并且把他们的家属迁到西北边防,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戍守边疆,保卫家国;同时让土兵和弓箭手战时作战,闲时农耕;对于收获的粮食,根据土地亩数收税,这样“人乐其动,公收其利”。在这里营田是寨堡生活的一部分,稳定了寨堡秩序,它不仅是边疆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边疆地域一种别具一格的经济发展方式,使边疆地带的人民大大受益。

范仲淹“以仁获之,以仁守之”,最终促成了宋夏的和议,虽然实现的是宋和西夏暂时的和平,但是从范仲淹抗夏,我们可以看出和平之路的真谛,为当今重视民生的世界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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