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视域下的语用学理论反思 *

张结根

(合肥工业大学，合肥 230601)

提 要：从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3个维度，本文分析和评述理性在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理论、关联论和顺应论等主要语用学理论中的体现形式。研究发现，这些理论主要体现实践理性，但较少关注认知理性和评价理性。语言使用本质上就是理性的表达、沟通与理解，它的理性体现为语言使用者出于正当而真诚的目的、在普遍认可的规范引导下，运用可行且有效的方式表达真实、一致的命题内容。相应地，语用学理论需要兼顾不同维度的理性，特别是评价理性，揭示和倡导语言使用的理性思想，促进理性沟通与人际和谐。

1 引言

理性视域下的语用学理论反思研究主要是对Grice(1975, 1989, 1991, 2001)语言理性观的挖掘和诠释，概括来说，主要回答两个问题：Grice理论是否含有理性之义和Grice理论体现怎样的理性。

Kasher首先质疑合作原则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主张用理性化原则取代合作原则，合作被排除在理性之外(Kasher 1976：197-216)。然而后来的研究一致认为合作与理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冯光武强调，Grice意义理论旨在揭示人的理性本质，其主旋律就是理性(冯光武 2006：6-12)。陈治安和马军军认为，理性是Grice思想的核心，合作原则与Kasher理性化原则具有同样的内涵，会话含意理论在话语特征和含意推理等方面都体现Grice的理性观(陈治安 马军军 2006:257-264)。Davies指出，合作出于理性，理性才是真正支配人类交际的最高原则，合作只是理性支配下的一个结果(Davies 2007:2308-2331)。王宏军和何刚认为，Grice的合作原则是人们交际时需要遵守的、高度概括的一般性原则，是理性原则(王宏军 何刚 2011:13-16)。姚晓东和秦亚勋坚持认为，理性是Grice会话理论的应有之义，Kasher理性化原则与合作原则侧重不同，可以视作对合作原则的一种间接拯救(姚晓东 秦亚勋 2012:105-108)。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主要见于姚晓东和秦亚勋(2012:同上)及姚晓东(2014：8-14，22)。姚晓东和秦亚勋注意到，许多学者论及Grice理论的工具理性，但忽视其他理性类型；他们认为，会话理论不排斥工具理性，但更强调论证理性(姚晓东 秦亚勋 2012：105-108)。姚晓东在整体视角下挖掘Grice 语用思想后指出，合作是理性行为，涉及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姚晓东 2014：8-14,22)。Grice 的理性概念并非纯粹的工具理性，更多的是评价理性，后者基于他的价值思想和深层关怀。

除了对Grice意义理论理性问题的专门研究外，有学者还探讨整个或其他某一语用学理论的理性问题。Kopytko反对理性主义语用学，建议代之以实证主义语用学(Kopytko 1995：475-491)。姚晓东和秦亚勋讨论语用学各学派的理性思想及表现形式，反思理性概念对评价语用理论的反拨效应(姚晓东 秦亚勋 2012:338-345)。姚晓东认为，语用研究传统中的情与理发展不平衡，呼吁语用研究应重视主观语境和交际主体的情感态度，从理性思辨转向经验(姚晓东 2016:8-12)。以其他某个语用学理论为对象的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关于礼貌的理性分析。Kingwell认为，从经济角度考虑礼貌不一定是理性的，但从规范角度看是理性的(Kingwell 1993:387-403)。谢朝群和何自然对礼貌策略说提出质疑，认为它是理性选择理论的结果，忽视非理性、无意识的因素(谢朝群 何自然 2005:43-47)。

综上所述，理性视域下的语用学理论反思研究确实取得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在Grice意义理论研究方面，但其他语用理论中的理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有待拓展和加强。此外，现有研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它们倾向于把理性视作一个默认共知的理论概念，没有考量理性概念的历史演变，没有区分不同意义或维度上的理性概念，因而缺少一个系统而一贯的理性概念作为理性分析的依据。为此，本文将基于对理性不同维度的区分，分析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理论、关联论和顺应论等主要语用学理论中隐含的理性思维，旨在增强语用研究中的理性意识，加深对语用现象和理论的认识，促进语用学的理论建设。

2 理性的不同维度

作为一般概念的理性(reason)经历过几次演变，从古希腊时期作为宇宙或精神本源的理性到中世纪上帝赋予的理性，从近代作为人之属性的理性到韦伯(2010)之后被广泛使用的理性(rationality)，完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价值论的意义转变(朱葆伟 2011，伍志燕 2012，童世骏 2012)。今天谈到理性，人们主要指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理性。前者(reason)指理性人进行推理、选择、判断和评价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后者(rationality)可以理解为人根据理性推理所确立的、用以约束自身的准则和规范，是人们行为合乎理性的属性。这两种定义也是众多哲学辞典(Blackburn 2000：319；冯契 徐孝通 2000：742；Iannone 2001：497；Proudfoot，Lacey 2010：338，341)所采用的定义。本文的理性概念兼具理性的这两种意义。

理性关乎人们的信念、行动和评价，理性人是在这3个方面都展现出理性的主体，能为自己的信念、行动、评价提供合理的解释(Rescher 1988：1-9)。据此，可以将理性分为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3个维度(同上)。认知理性指主体的知识、信念等与客体一致，在内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和必然性(王天成2001)，它可以从逻辑性和事实性两个方面评判。实践理性在于根据现实情况采取一个最有效的行为方式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或结果(Rescher 1988：1-9)，它可以从工具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考察。评价理性是理性的核心要素，它要求人们对所追求目的的正当性进行评价，并确定其是否具有值得追求的价值(同上：97-106)，它还需要从价值追求的真诚性方面进行评价。

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3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认知理性中信息知识的寻求和获取受制于价值判断和工具目的；实践理性需要认知理性提供信息作为判断依据，需要评价理性评判其价值合理性；评价理性是基于知识和行动作出的评价，需要知识和行动将价值落实于具体情境中(同上：120-126)。这3种理性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中缺一不可，人类不仅要运用认知理性去认识世界，还要将实践理性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同时还需要评价理性来引导认识和实践活动。为保持思想言行的理性，人们需要从正当而真诚的价值追求出发，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逻辑推理，采取有效可行的工具手段，达到认识和实践的目的。

3 认知理性与语用学理论

在话语交际中，交际者的认知理性体现在其话语命题内容及其前提在事实和逻辑上为真。如“请把门关上。”这句话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具有认知上的合理性：有听话人存在，门是开的，听话人有完成关门动作的能力和条件。

Grice(1975:41-58)合作原则包含量、质、关系、方式4个准则，其中质的准则是语用学理论中认知理性的典型代表。根据质的准则，说话人要努力提供真实的信息，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此外，Searle(1965:221-239)在论述如何成功实施言语行为时提出的构成性规则也反映认知理性。以许诺行为为例，需要满足的预备条件(即以下认知必须为真)是：说话人自己能够实施某事，听话人希望自己实施某事。

除了Grice的合作原则和Searle的构成性规则外，礼貌、关联和顺应等理论都没有与认知理性直接相关的规则或概念。究其可能的缘由，一方面，Grice和Searle更多地关注话语命题内容本身。Grice的质、量、关系准则都是关于“说什么”的准则；在Searle的构成性规则里，除真诚条件外，其他条件基本上是关于命题内容的条件。另一方面，其他理论不关注“说什么”，而是更多地关注现实中话语表达和理解的方式。就关联论而言，认知原则没有考虑认知推理假设的真假，这是因为不管真假，都预设关联。在语言顺应中，最终选择的命题表达无论真假都是顺应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真假在这两种理论中不影响关联或顺应的结果。礼貌理论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规范或策略，重点是如何运用策略或遵守规范，因此认知理性也不在它们重点考虑的范围内。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断言认知理性完全不在礼貌、关联和顺应这3类语用学理论的考虑之中。因为能够运用礼貌策略或遵守礼貌规范说明交际主体对相关策略或规范有一定的认知，说话人的明示和听话人的推理过程都依赖各自包括逻辑信息、百科知识及语言词汇信息在内的认知环境，语言顺应要以对物理、社交、心理和语言等世界的认知为前提。

4 实践理性与语用学理论

语言使用中的实践理性体现为使用可行且有效的话语方式达成交际目的。相较于认知理性和评价理性，实践理性是众多语用学理论构筑者考虑最多的理性维度。Austin(1962:14-15)认为，成功实施一个施为句要满足3个必要的合适性条件(felicity condition)，其中前两个条件关系到言语行为的社会规范。第一，必须存在一种具有常规效果的、可接受的常规程序；第二，该程序必须由交际双方正确地、完整地遵守执行。这种合适性条件无疑体现出实践理性要求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合作原则的总原则是“使你的话语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参与谈话所公认的目标或方向”(Grice 1975:45)，即说话人的话语总是服务于某一交际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说话人会用他认为适合的方式进行交际。可见，合作原则指导下的会话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话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实践理性中的工具性思维。

实践理性在礼貌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对很多礼貌研究者来说，礼貌是个人决定的行为形式和策略性使用(谢朝群 何自然 2005：43-47)，这种礼貌策略把礼貌当作是达成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典型的工具理性思维。Brown和Levinson区分正面、负面等5种不同的礼貌策略，认为礼貌是“典型人”(model person)为满足面子需要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Brown, Levinson 1987：61-67)。在他们看来，礼貌本身不是规范，而是受文化规约、价值观制约的一种策略。在Kopytko反对理性主义语用学的论文中同样传递出工具理性的礼貌概念，他说理性行为不总是能够保证达成目的，例如礼貌的请求不一定换来积极的回应，有时是礼貌的拒绝，反而强加的要求有时可能带来期望的结果(Kopytko 1995:475-491)。

Sperber和Wilson(1995)在批判Grice会话含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联论，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寻求关联成功地实现话语交际中的明示与推理。其主要的两个原则：(1)认知关联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2)交际关联原则：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递一个具有最佳关联的假设。姚晓东和秦亚勋(2012)认为，作为语用研究认知转向的关联论，以认知的最大关联原则和交际的最佳关联原则为支点，体现追求效应最优化的工具理性特征。

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就是语言形式及策略的恰当选择，它主要关注话语的产出过程(Verschueren 2000:55-69)。语言使用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中，在高度灵活的原则与策略基础上，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语言形式中作出顺应性的选择，从而满足交际需要(何自然 冉永平 2009：292)。如此，虽然不至于说“实质依然是工具理性的翻版”(姚晓东 秦亚勋 2012:338-345)，但已明显透出工具理性的意味。

5 评价理性与语用学理论

语言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评价理性在于语言使用者的话语内容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及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真诚而纯粹的意志。

语用学理论中最能体现评价理性的就是礼貌规范说，它把礼貌视作人们交际时遵守的社会价值规范。Lakoff提出适用于3种不同语境下的3个礼貌规则：不要强求于人、给对方留有余地、增进相互之间的友情(Lakoff 1973:292-305)。Leech(1983)的礼貌原则影响更广泛，分为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同情6个准则。此外，合作原则的质准则(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或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主张诚实，反对虚伪(Grice 1975:41-58)；顺应论强调社会文化和认知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制约，认为交际者的语言选择必须符合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语言社团的交际规范(Verschueren 2000:91-95)；最后更不用说Searle(1965:221-239)的真诚性条件，它要求只有当说话人希望实施某一行为时，才能说出某一命题。

交际意图或目的会对交际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许多研究者习惯性地将意图或目的作为手段或方式的参考，很少对意图或目的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价，如意图是否具有真诚性；目的是否具有道德价值。Grice理论解释会话合作原则以及违反合作原则的含意推理，关联论关心如何从话语中寻求最佳关联，顺应论注重如何顺应语境选择语言手段，在这些理论中交际意图或目的只是众多参考因素中的一个，至于它本身的正当性和真诚性却不是重点考虑的对象。合作、礼貌、关联、顺应等本身具有规范价值，或者至少是价值中立的，但倘若交际主体出于伪善的意图或目的，以它们为托辞或手段，则话语失去评价理性。

6 结束语

本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各理论都突出体现实践理性。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话语的目的，合作原则中的合作是在共同目的引导下的合作，关联论强调在理解话语时的最佳关联，礼貌策略观把礼貌视作语言策略，顺应论把语言使用视为有策略的语言选择；评价理性在诸理论中也有一定的体现；认知理性只在言语行为理论和合作原则里有相对明显的体现。

语用理论的理性分析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语言使用和语用学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一方面，通过这种理性批判，我们了解到话语交际中的语言意义除文本意义、语境意义外，还有更深层的理性意义，因此语言使用形式上是话语媒介的交流，内容上是话语含意的交流，但从根本上讲是理性的沟通。这种沟通通过话语意图、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呈现，体现为交际主体出于正当而真诚的目的、在普遍认可的规范引导下(评价理性)，运用可行且有效的方式(实践理性)表达真实、一致的命题内容(认知理性)，即语言使用中的理性。另一方面，作为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语用学在研究文本意义和语境意义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语言使用中的理性问题，不仅要研究实践理性，还要关注认知理性和评价理性，特别是后者。语用研究不妨把理性的沟通作为一个研究重点，这样不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语言意义，增强语用理论的解释力，还可以对话语交际起到更“善”的引导作用，促进人际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