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通用语视角下中国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研究①

王金洛 王杨钰

一、引言

英语作为通用语的研究，启发人们在国际语境下，如果非英语母语人士(NNESs)依然把英语作为一门外语(EFL)来看待，并参照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的英语(NESs)，势必会存在局限性(Jenkins 2015；Seidlhofer 2011)。正如Widdowson(1994)对英语所有权质疑的那样，英语的传播促使人们重新考虑非英语母语人士使用英语的权力以及英语母语人士与非英语母语人士之间的权力关系。ELF强调接受NNESs的创造性权利，尊重他们的需要，并希望改变现有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通常是建立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使用英语的基础上的。与ELF相反，EFL强调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建立的规范和规则，而且把既定规范中的变化与错误联系起来。所以，在NNESs大大超过NESs的背景下，研究ELF在NNESs背景下的英语教学法，并对其重新思考具有启示意义(Dewey 2012；Seidlhofer 2011)。

二、研究方法

中国人学习英语和使用英语世界第一。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家对不同层次的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因此，相对于英语作为外语(EFL)，ELF的理念越来越与中国的英语使用者和英语学习者相关。在中国，英语的新角色与传统的英语教学实践相互碰撞。

英语的新角色通过ELF的框架被赋予新的概念(Jenkins 2014；2015；Seidlhofer 2011)。因此，理解符合在相关语境下的英语教育政策并重新思考非母语英语语境中的英语教学法是有益的。国外已经有学者关注对教师的ELF意识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了教师主动将ELF引入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如Dewey 2012；Sifakis 2017)。因为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教师既是从事英语学科的指导者，又是学生的帮助者。教师对ELF的认识，会形成他们学习英语和教授英语的方式，进而帮助学生解决英语问题。例如，如何对待“错误”，ELF和EFL所持的角度各异。显然，教师作为中介(agency)的概念提醒研究者，教师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教师对语言政策做出的反应程度，决定着语言政策成功实施的程度。因此，教师不仅要按照教育政策的要求去做，而且要考虑到学生能从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学到什么。因此，文章试图探讨中国教师对ELF在中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相关性的看法，并了解中国教师如何看待ELF的新角色与中国高等教育教学实践的互动关系。文章基于Spolsky的语言管理框架，试图从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教育实践和英语教育意识形态等方面来了解和理解英语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该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ELF的研究做出贡献，并使ELF概念应用到国家教育当中；其次，探讨ELF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以便服务于中国的英语教学。

三、数据分析

文章以检索的三组数据为基础。第一组数据包括《大学英语教学要求》(2007年)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年)及由大学网站资料及其他指导教学和学习的可视材料组成。第二组数据由25个课时的课堂教学组成。每个时间段都是根据大学的课程表来定义的。一般情况下，每次课持续90分钟，两节课。课堂观察员没有为每次观察活动选择固定的时间，而是按照特定的教学任务安排在教室里待一整个课时。第三组数据包括对中国南方同一座城市六所大学的25名英语教师的访谈。受访教师的访谈一般持续40分钟左右，访谈中使用普通话作为沟通媒介。一些教师在讲授以内容为导向的英语课程，如商务英语和西方文化。另一些教师则侧重于英语语言技能的教学，如写作和口译。本研究旨在探讨教师对英语教学的认知。

基于Spolsky的框架理论，分别分析了三个数据集。通过文献分析，了解在语言政策中如何使用英语；课堂观察为教学实践中如何运用英语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教师访谈有助于理解教师如何理解英语教学目的。在这些研究目标的基础上，建立了编码系统。更具体地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英语是一门外语还是一种通用语，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教师还应考虑“教授ELF”的可能性。通过对不同组数据的分析，揭示了政策要求和课堂实践之间的分歧、课堂教学ELF和EFL之间的界限以及对实施“ELF教学”可行性的不同看法。

(一)文献分析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并没有给出中国英语教育中目标语言学习的明确规定。然而，在不同的文献中会提到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以提供参考或举例说明。对于“英语国家”使用英语的准确性、正确性和符合性的要求经常会在不同的文件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英语教育的语言教育政策不仅规定了在语言课堂上教什么和学什么，而且规定了如何在师生互动中教和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提供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幻灯片，这些幻灯片强调了教科书的编撰者希望教师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的要点，内容多集中在词汇和语法上。这表明教与学的过程是包含已建立的英语规范的过程，而这些规范可能是母语英语的规范。因此，在要求教师使用统一的幻灯片来指导课堂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是明显的。虽然学习目标语言没有指导方针和要求，但只关注本土英语规范，这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二)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就是观察教师在课堂上“教什么”和“如何教”。课堂观察数据的概貌揭示了一个有趣的、压倒性的现象，即教师使用ELF来教授EFL。

首先，最常用的策略可以用Cogo(2008)的“形式遵循功能”的概念来概括。在所有的课堂上，教师都注重表达意义。在他们的英语教学中，对母语英语用法的“错误”往往不会追究。例如，当教师对学生的演讲发表评论时，就观察到他专注于学生想要传达的信息，并没有对学生使用一些与标准英语不符的“错误”形式提出批评。

另外，语码转换(Translanguaging)是课堂教学中常见的一种策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运用形象、手势，逾越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界限。接下来举一个中国教师在课堂上的语码转换实践的例子。

Your line manager，someone above your position，on the top of you.How do we call it in our daily life?Supervisor.

在摘录中，教师正在解释一个line manager。在用英语解释完后，她又用中文进行了转换，检查学生的理解程度，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中文表达，即supervisor，代码的混合有加强理解的作用。

总之，英语课堂的教学主题与英语课堂的教学媒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说中文的人来说，前者与英语作为一门外语是一致的，而后者似乎与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的性质相似。也就是说，教师一方面倾向于明确地与本土主义保持一致，为近似NESs的英语用法辩护，他们采用与ELF相关的策略进行指导和授课。因此，这个数据揭示了教师的期望与他们在使用英语方面的表现之间的显著差异。

(三)教师访谈

通过教师访谈，可以了解教师对ELF的认知程度。访谈除了能“挖掘”教师的想法外，还能让教师有机会反思自己的教学。研究结果发现受访教师对英语的看法并不一致，在自己的论点或主张上也存在冲突。尽管很复杂，但是主要集中在教师认为的ELF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想法可以为英语教育所提供的启示。

从数据来看，教师对ELF的认识不足。一些教师似乎对ELF的概念感到困惑，认为等同于 EFL或ENL。另一些老师虽然对ELF的概念做出了回应，但把不同的英语种类联系起来。他们倾向于讨论不同的英语种类，并不认为这对说汉语的人的创造力有什么影响。至于那些声称了解ELF的教师，其理解的ELF的概念就是代表着英语是世界上被不同背景的人广泛使用的语言现象。对于被访谈的教师来说，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不会引发对英语所有权的重新思考，也不会引发对NNESs在国际交流中创造性使用英语的重新评价。那些接受采访的教师往往会把ELF与英语使用的不太好、不太有效和缺乏官方认可联系在一起。在少数表现出一定的ELF意识的教师中，有两位老师能够解释英语和它的母语之间的脱节，但他们对ELF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不兼容的敏感性持谨慎态度。

然而，当采访者邀请受访教师思考英语传播对英语教育的影响时，这时似乎促使了一些教师重新思考英语。在这个方向上，有五位教师通过访谈从消极转变为积极。面对采访者对传统英语思维方式的挑战，他们转而对把ELF带进教室的想法表示欢迎。其中教师4表示愿意向学生介绍这个想法，并要求采访者推荐一些文献。另一位教师5开始反思并批判地评价教材中NNES的代表性不足，这为ELF的英语学习和使用提供了参考。

尽管有些老师表示愿意接受采访者的观点，但他们对于是否要教ELF这个想法还是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关于全球权力结构，NESs和NNESs所处的位置。教师9明确解释他们犹豫的原因，强调ELF融入英语课堂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ELF在中国的发展归功于汉语在世界上的发展的话语权的呼声。

在回答NNESs是否“有权利改变”英语的问题时，教师9首先传达了语言形式服务于思想和意义的信息，然后在改变权利的问题上表明了保守的立场。作为一名教授学术写作的教师，他关注了英语在学术界的使用，并指出，中国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英语写作方式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他将其称为中国英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可以看出教师对ELF概念的认同程度以及对英语传播与ELF的关系的看法。虽然他们都是英语研究和语言学的教师，但是很少有教师能够理解ELF的概念。随后由于受访者和被受访者之间意义的共同建构，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可以看作是ELF意识出现的一个标志，而这一意识是通过对英语传播和ELF概念的讨论而提高的。然而，全球权力结构和地方权力结构对英语的影响，往往使新兴的对英语的积极态度受挫，这两者都将英语作为参考，并将未被承认的地位归给NNESs的“创造性和不符合性”英语。

四、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一)ELF理论的启示

有大量的文献介绍ELF方面的知识，并为英语教学实践提供了启示(Dewey 2012；Seidlhofer 2011)，基于这些文献和研究，以下以ELF为导向的观点，值得借鉴。

第一，目标语言和目标群体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母语是英语的英语和母语是英语的群体。

第二，英语使用者相关的文化不应想当然地视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文化。

第三，追求英语学习成绩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掌握了一套固定的规范或既定的规则，相反，适应性(adaptation)是成功交际的关键。教师关注的不应是交际的形式，而是交际的功能、意义和策略。

第四，应该鼓励学生追求语言的得体性(appropriateness)，这是基于他们所处的互动事件当中，而不是基于他们进入互动事件之前所建立的规范的语言的正确性。

简而言之，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了NNES课堂学习和教学中可能使用的形式，但这并不能帮助教师和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更好地使用英语。

(二)Spolsky理论的启示

Spolsky的语言政策框架、语言管理、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形成一个循环，相互影响，它解释了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第一，语言管理是Spolsky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了计划和采取措施来强制使用某种语言形式或强制以某种方式改变语言的过程。正如Spolsky所指出的，语言政策的制定者有权使某些形式合法，但不能保证所有被管理的人都“遵守”合法地使用语言。Spolsky认为，语言实践不仅包括有意的语言行为和选择，还包括语言使用者没有意识到的行为和选择。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否符合语言要求。同样，Shohamy(2006)将语言实践称为事实上的语言政策(de facto language policy)，即语言政策实际上是在语言使用者之间实现的，尽管语言政策与事实上的语言政策之间往往存在差距。

第二，教育是语言政策的一个决定性机制。教育也是语言政策与教育参与者的语言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场所，也就是说，教育参与者(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处理语言政策和要求时都具有中介作用。虽然语言政策试图影响语言实践，但语言政策的成败不仅与意识形态有关，而且还投射到语言实践中。

第三，语言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Spolsky的语言政策框架中，语言意识形态指依附于语言的价值观念。当语言决策者将价值观赋予特定语言并促进这些价值观时，语言使用者可能会接受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定或者通过将不同的价值观赋予特定语言来抵制这种做法。

五、结语

本研究从教师的角度解释了英语教学的局限性。中国教师遵循英语教学政策，强调以英语为母语的单语教学，即众所周知的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尽管中国教师使用ELF来指导自己，但教师们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理想化与现实之间的不匹配。中国教师倾向于使用统一的教学材料甚至讲课幻灯片，从而限制了教师课堂教学的创造性，中国教师的职业身份正面临着语言政策和教育环境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教师尝试在课堂教学中融入ELF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愿意介入英语新观念与现有教育政策之间的冲突，这为讨论教学ELF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在中国的语言政策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Spolsky的框架中，语言管理、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形成一个循环，相互影响。语言政策是动态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相互作用。然而在中国使用者中，包括本研究的中国英语教师中，ELF的使用占主导地位，但对标准母语英语的追求也很普遍。现实的实践和理想的实践之间的差异需要重新考虑是现实的实践需要改变，还是理想化的实践需要改变。ELF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表明基于单语母语人士使用英语的理想英语模型是不现实的(Jenkins 2014；Seidlhofer 2011)。在当前国际化大背景下，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英语教学急需以ELF的视角进行反思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