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方法、可能与局限

袁 劲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在词语遴选与类分的基础上，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以意义的阐释为落脚点。诚如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早期推介者汪晖先生所言：“关键词的两个要素是词条的选择和意义的分析——这既是记录的方式，又是探讨和呈现意义问题的途径。”[1]两者之中，又以“意义的分析”，亦即关键词之阐释最为重要。若无意义阐释层面的区别性特征，关键词研究就与同样呈现为“选词”成果的辞典或学科术语汇编没什么两样，其鲜明的“反辞书性”也就无从显现[2]。这种“反辞书性”源自对词语“不可定义性”的自觉体认[3]。换言之，只有在关键词阐释环节牢牢把握住词语的“不可定义性”，方可与各类辞典或学科术语汇编区分开来。当然，除了关键词语义自身的“不可定义性”，其阐释方法同样是“不可定义”的。我们认为，中国文论关键词之阐释只有“一般步骤”，而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公式”，也不存在非此不可的“操作法则”。关键词阐释的“法无定法”，既需要研究者结合研究对象的某些具体特征，在“一般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加减法；又需要研究者充分了解该方法的潜力与局限，避免陷入“快餐化”“霸权化”“理论化”的困境。

一、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一般步骤

一般步骤指的是理想化的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方法。研究方法应是所研究对象的类似物。其正确的逻辑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召唤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将一套固定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讲，雷蒙·威廉斯归纳的“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试、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转义诸型[4]，均属于抽象与综合后的理想化情况。这一“理想化”的过程需要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进行加减法，毕竟“只有在理想化的客体是实在客体的某种类似物的情况下，理想化的方法才具有科学价值。这时，可以把对理想化客体适用的规律扩展应用于实在客体”[5]。于此，不妨先看下学界对关键词阐释方法的相关论说。

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为聚焦点，党圣元先生在方法论层面率先提出“两个结合”与“一个区分”：倡导将中国文论范畴与传统文化哲学、传统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哲学和文论思想、审美意识在概念上是不相等的，不能在它们之间划等号”[6]。

提出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构想的周光庆先生，将关键词阐释的基本程序概括为五个环节：“上溯它们作为普通词的产生”“考察它们作为关键词的形成”“梳理它们作为关键词的潜在系统”“追寻它们作为关键词的家族繁衍”“通观它们作为关键词的中外会通”[7]。

以“汉字批评”作为中国文论本土化阐释路径，李建中先生认为：“汉字的语根太深，故须追‘根’；汉字的语境太重要，故须问‘境’；汉字的语用是其长寿秘诀，故须致‘用’。由追‘根’而问‘境’，由问‘境’而致‘用’，似可探出一条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8]

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将前述诸说与傅伟勋先生“创造的解释学”相结合，沿着最基本的“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样(How)”认知框架提炼出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一般步骤”。按照傅先生的说法，“创造的解释学”包括“辩证的”且“中间不可任意越级”的五个步骤：“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原作者可能说什么？”—“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作为创造的解释家，我应该说什么？”[9]将“作者”置换成“关键词”，辄五个步骤依次为关键词阐释的“实谓”“意谓”“或谓”“应谓”与“我谓”。其中，“实谓”要讲清楚“是什么”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用傅先生的话讲便是“创造的解释家首先必须兼为考据家，培养起码的考证、训诂、版本等方面的功力”[10]。落实到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实谓”或曰“是什么”，主要表现为文字根柢的发掘。“意谓”和“或谓”揭示了“实谓”字面意涵以外的多种可能，因而触及深层次上关键词的复义性，亦即关乎词语“为什么”关键的肯綮处。在关键词阐释的一般步骤中，“意谓”和“或谓”对应语义脉络的梳理——通过这一梳理可发现词语本义或表面义背后的历史文化讯息。颇有以今观古意味的“应谓”和“我谓”，回答的是传统文论关键词在今天“怎么样”的问题，亦即传统文论关键词之于当下批评实践的有效性和启迪性。

由根柢而至脉络，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还须梳理语义脉络。周光庆先生曾言中华文化关键词“相互作用、相互发明而形成了以类别、层次和系列为形式的潜在系统，并为后人不断运用、不断阐释、不断发展，并能在特定领域或特定条件下发挥重要的认知功能、组织功能、实践功能和转化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特别是其核心观念和价值系统的凝聚点或网结点”[14]。据此，中国文论关键词在静态上有所谓的类别、层次、系列，在动态上亦不乏运用、阐释、发展，那么，从动静、纵横、内外等面向梳理语义脉络无疑是必要的。仿照成复旺先生“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学思想的发展史也就是范畴体系的演变史”[15]之说法，我们也可以讲，梳理文论关键词的语义脉络就是在书写文论史。从汉魏盛唐以“气”为主的“风骨”，到两宋以“韵”为主的“平淡”，再到明代立足于“体”的“格调”，正是一部文论断代史[16]。

凝练方法启思是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着眼点。对古代的、传统的文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进行单纯的“知识考古”式的发掘与整理，只是关键词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雷蒙·威廉斯自陈：“这种探索最初的用意是要了解当前若干迫切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了解我们现今的世界问题。”[17]换言之，“关键词关注的不是文化的‘过往史’而是当代‘效果史’”[18]，是古代的、传统的文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之于今天文论及文化批评的有效性与启迪性。以古代文论作现代批评，可能受限于古今与中西两个维度下学术范式转换的影响，丧失了原有的效力与魅力。但是，文论关键词所蕴含的在操作层面以上的运思方式，可超越不同对象与具体语境的隔阂，给予当下有益的启思。以中国文论关键词“怨”与“诗可以怨”为例。我们既可从历代的阐释中汲取有助于当下文化治疗与社会舆情管理的经验，探寻由“诗可以怨”到“以诗疗怨”、由“怨而不言”到“言而不怨”的可行性[19]；又有必要发扬“怨”与“诗可以怨”之中鼓荡着的批判精神，解读“发愤以抒情”“惟歌生民病”“不平则鸣”“怨下起兴”等相关命题背后蕴藏着的主体意识、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实践品格与生命言说。

以上只是略论关键词阐释的一般步骤，至于具体的阐释方法及其侧重点，则须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总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阐释不容一概而论，亦无须面面俱到。

二、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生长点

由概念、术语、范畴、命题构成的中国文论关键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早期书写的主要材料。尽管开山之作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是以时间为序“分八期”(周秦、两汉、魏晋、宋齐梁陈与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架构起批评史，但每一期的每一文论家观点多以关键词的形式展开，例如，《两汉批评史》的《王充论文》一节，即通过“文实并茂”“黜虚妄”“文言一致”“文贵浅露”“不求纯美”“不尚模仿”等六个命题式的关键词来支撑。与之类似，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以家、人、文体、问题等划分章节，终究是“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20]。同年问世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北平人文书店，1934)与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两书亦不例外。前者创立了一种“综合体”，先依照编年体分为《周秦的文学批评》与《两汉的文学批评》，再按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分为《周秦诸子的诗说》《先秦诸子的所谓“文”与“文学”》《诗之崇高与汩没》《“文”与“文学”及其批评》《对于辞赋及辞赋作家的批评》等章，再依纪传体之法，设专章或专节论《王充的文学批评》《孔子的诗说》《扬雄的意见》[21]。其中，“诗”“文”“文学”“辞赋”等关键词在二级目录(章)中出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言志”“养气”“知言”等关键词构成三级目录(节)。后者尝试了“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22]的体例。所谓的“义蕴”多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如篇章题目《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中的“赋家之心”、《发挥“文德”之伟大是刘勰的大功》之“文德”、《〈瀛奎律髓〉里所说的“高格”》之“高格”、《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和方望溪的“义法论”》之“清真雅正”与“义法论”，等等。一直到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更是直接以概念、术语、范畴、命题来组织全书的章、节、目结构。

随着此后通史性的文论关键词整体研究走向成熟，以断代(如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专书(如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丛书》之《老子》《庄子》《礼记》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专人(如杨子彦《纪昀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文体(如周明秀《词学审美范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等为聚焦点的文论关键词专题研究不断涌现。有鉴于此，学界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思考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蔡钟翔先生设想：“在完成了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之后，要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范畴上来，将通史—范畴—体系定为古文论研究的三部曲。”[23]张思齐教授还提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纂工作目前已经暂告一段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下一步工作，就是用巨大的努力，贯彻现代文学批评意识，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们写评传。”[24]我们认为，继批评通史与断代史、专题史写作之后，以范畴及体系为代表的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热点。该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因此，与其尽快转入下一阶段的“体系”或“写评传”，倒不如放缓脚步，重新审视文论关键词研究中仍有待继续拓展的学术生长点。

就整体研究而言，至少有两项摸底工作还有待完成：一是文论典籍(一手文献)中究竟存在哪些关键词，如何分布；二是已有文论研究成果(二手文献)对哪些关键词进行了怎样的研究。一手文献的摸底，最彻底的方法是通过“篇—书—人—群体—学派—地域—时代”的逐层排查，汇聚成中国文论全编与各类专题数据库，编制关键词索引，生成以词频统计、位序排列、分布呈现、语词关联为代表的量化结果，以便回答“中国文论有哪些关键词，如何分布”的问题。二手文献摸底的意义在于，通过叙录教材、专著、期刊论文等不同载体上的现代研究成果，明确“对哪些关键词进行了怎样的研究”，以避免重复扎堆的再研究。由于工作量巨大，这两项摸底工作恐非一人一时之力就能完成。

就个案研究而言，其对象与方法仍有拓新空间。对于研究对象，可结合前述两项摸底工作的结果，尽量选取那些在一手文献中着实“关键”，而在二手文献中尚未受到应有之“关键”待遇的文论关键词进行“拓荒”与“拾遗”。就研究方法而言，可将基于话语症候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之“西来意”与“为词语立传”的“东土法”相结合，以文论关键词为传主，综合纪传体之生老病死、编年体之时势风云、纪事本末体之来龙去脉等不同侧面，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述史实践的优势，形成个案研究层面“词语的传记”系列。

就专题研究而言，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在形式与内容上皆有可推进之处。从研究对象的形式上看，命题作为概念、术语、范畴构成的短语形式，是文论关键词中容纳了价值判断的高级成果。但是，丰富的文论命题却尚未被系统研究，尤其是缺乏从逻辑学与思想史层面切入命题推导过程的还原与分析。从研究内容上看，中西维度下文论关键词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近年来在中文与英文文论关键词个案比较上取得诸多成果，但多语种比较与比较的方法论反思(如可比性分析、比较的一般步骤与特殊面向、比较成果的归纳)仍有待深入；古今维度下的中国传统文论关键词的现代转化，表现为以古代文论作现代批评的具体实践，或曰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古典资源，但目前仍缺少有说服力并得到广泛认同的个案。此外，与之相关的文体关键词研究、文献关键词研究、书论关键词研究、画论关键词研究、乐论关键词研究，以及文论与文体、文献，与书论、画论、乐论关键词之融合互动研究，皆可有所作为。

三、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局限性

将关键词视为中国文论的“钥匙”，能读解出哪些文化密码？又能发现怎样的意义世界？对于这一追问，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回答。关键词背后的文化密码和意义世界，是词语交锋背后的情感倾向、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也是词语形成、改变、重释、混淆乃至污名化、边缘化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可以是一组词彼此交织、相互竞逐的文化景观，还可以是从现实问题经学术话题再到理论命题逐层进阶的思想谱系；既指向中国特有的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又包括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译介、误读和融合……凡此种种，皆可视作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题中之义。

在充分了解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一般步骤与基本面向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关键词阐释存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关键词(Key Words)不是一把“万能钥匙”适用于所有对象，也不是面向中国文论特定意义的“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而只是中国文论研究可采用的诸种方法之一。之所以是“之一”而非“唯一”，是因为中国文论之中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一般经验、知识与思想，它们也许不那么“关键”，也没那么“经典”，却同样是中国文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郭绍虞、罗根泽等先行者为辅助文学史研究而开辟文学批评史领域起，中国文论便进入一个不断“抽象”与“关键化”的过程。不管是早期的“诗文评”称名，还是后来的“理论史”“批评史”“文论史”，该学科在提纯以后不断调整论说的范围。但“诗文评”以外的词曲、戏剧、小说批评，“理论史”与“批评史”以外的一般意识与普遍行为，“文论史”以外的书论、画论、乐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遮蔽了。更不用说“提纯之提纯”后的文论关键词了。正如党圣元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其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由多样具体而至愈益抽象的批评观念一起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其间又有错综交融，在解释时也必有其不可脱落的关联性。只是找出若干有范畴形式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批评，不仅会忽略那些隐含在大量批评实践中的、抽象化程度看来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研究上的片面性、随意性。”[25]

对此，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那些抽象性、思想性或曰文字属性并不强的制度、礼俗、行为、活动等，与当下研究者最为偏爱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研究(其突出形式便是由概念、术语、范畴、命题构成的文论关键词)相较，同样乃至更加富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意味。钱穆先生《略论中国文学》曾指出：“即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一国之典章制度，乃至如一贤人一君子之出处言行，如屈子之沉湘，董子之三年目不窥园，扬子云之下帘寂寂，严光之垂钓富春江，诸葛孔明之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此亦莫非一时代之大文章。”[26]正如“一时代之大文章”并不限于文字或书写，“一时代之大文论”也包含着观念或意识以外的现象与事件——它们以其鲜活具体，甚至是纷繁复杂的形态支撑着“提纯”后的文学理论和“提纯之提纯”后的文学理论关键词。以梁朝沈约的“题壁”为例，据《梁书·王筠传》及《梁书·文学列传》之《何思澄传》《刘杳传》记载，沈约于郊外建造新宅，将王筠的《草木十咏》、何思澄的《游庐山诗》与刘杳所作之赞题壁观赏。对沈约来说，题壁是个人阅读趣味与审美好尚的显现；但在当事人王筠、何思澄、刘杳及“文苑传”书写者看来，被题壁意味着是时文坛领袖的认可，否则也不会在字数本就有限的本传中特意记上一笔。在历代史书、别集、诗话等文献中，诸如此类富有文学理论批评意味的现象与事件还有很多，只不过很难或尚未被“提纯”为富有理论性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

倡导文论关键词的研究者，想必会乐于征引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诗言志辨·序》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27]

可是须知，大致在同一时期，陈钟凡、朱东润、方孝岳等先行者同样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抽象化与理论化进行了可贵的反思：

盖凡事物之秩然有纪，及言词之有缘饰者，并得斯称，非仅就联字成章，著于竹帛者言之也。定文为篇籍之专称者，原属假名，非其本训矣。[28]

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已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29]

即便完全赞成我这书的人，我也希望他不要以为得着这一部书，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学批评的总相，我希望他把古今来论文的原书，仍要自己去一部一部地用心看过。赅括的叙述，终于不能使人满足的。[30]

陈钟凡对“文”的申明，朱东润对“批评”的警惕，方孝岳对“总相”的怀疑，无不提醒我们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关键词之外，还有无比丰富的内容等待着去发现与还原。所以，在运用关键词的方法阐释中国文论时，我们必须谨记那些“关键以外”与“抽象以外”的未竟之志与未尽之意！

余论

在距离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将近百年之际，重提以概念、术语、范畴、命题为标志的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显然具有回归与超越的双重意义。如前所述，早在1947年，朱自清先生就曾有感于批评史写作的力有不逮，而倡导“一个字不放松”的个案研究[31]。时光荏苒，七十年后的我们又回到了“批评的意念”之研究。这是回归，亦是超越。因为我们的方法改进了，不再局限于汉学家式的考辨，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寻出它们的史迹”，而是要在了解其一般步骤与基本面向、潜在生长点与固有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个案探求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语)。

关键词研究不搞方法论霸权，它只是开启词语文化与文论意义世界的一把钥匙，而不是中国文论研究的“唯一”抑或“最佳”方法。但我们(至少是笔者)又有理由相信，作为一种方法的关键词，与具有开阔视域的文化诗学、突破文字局限的数字人文、采用最新技术的编年系地相似，有可能成为若干年后文论研究、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科学其他相关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像乾嘉学术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为基本功那样——助益于解决大数据、跨学科、全球化、智能化等新语境下的新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的视角与方法又是一个永远开放着的论题，不会因某一人、某一篇或某一时的文章而失去再阐释的意义空间。

注释：

[1] 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读书》1995年第2期，第107～115页。

[2] 黄擎：《论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反辞书性》，《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10～116页。

[3] [芬兰]黄保罗、李建中：《关键词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跨文化视域下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对话》，《长江学术》2018年第4期，第17～24页。

[4]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4、31页。

[5] [苏联]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袁任达、伊尔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第239页。

[6] 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4～11页。

[7] 周光庆：《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91～97页。

[8] 李建中：《汉字批评：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江汉论坛》2017年第5期，第67～73页。

[9] 傅伟勋：《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1～52页。

[10] 傅伟勋：《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1页。

[11]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0～41页。

[12] 刘涛：《字源谬见、诗史之辨与一桩学术公案——论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108～116页。

[13] 李壮鹰编著：《中华古文论释林·先秦两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6页。

[14] 周光庆：《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91～97页。

[15] 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

[16] 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148页。

[17]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6页。

[18] 黄继刚：《“关键词研究”的理论回瞻及其范式探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75～181页。

[19] 袁劲：《题眼、语境与近反义：拓展“诗可以怨”命题研究的三个向度》，《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55～162页。

[2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页。

[21] 这一“综合体”的说法源自罗根泽，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2～34页。

[22]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8页。

[23] 蔡钟翔、涂光社、汪涌豪：《范畴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第104～119页。

[24] 张思齐：《英国传记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触媒作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8页。

[25] 党圣元：《断裂与融合——兼谈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过度阐释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6～21页。

[26]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6页。

[27]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ⅲ页。

[28]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第1～2页。

[29]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重庆：开明书店，1944年，第5～6页。

[30]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8～9页。

[31]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ⅲ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