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山江苗语特殊“形名”结构的语序类型及产生动因

唐贤清 吴秉承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410081;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410081)

一、引言

苗语中形容词与名词之间的句法关系及其语序问题是苗语语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对谓词性“形+名”结构内部的句法语义关系的讨论，众学者见仁见智。张永祥、曹翠云曾将谓词性“形+名”结构判定为“谓体”结构[1]；罗安源认为结构中的形容词与名词之间构成陈述关系，属于“谓主”结构[2]；向日征论证结构中的名词是对形容词的句法语义补充，属于“中补”结构[3]；余金枝则认为该结构是“述宾”结构[4]。本文不纠结于该结构之间的语义关系，而是对整个“形名(或名形)”构成的系统进行考察，讨论名词与形容词的语序构成、语序特征及其产生动因。

山江镇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中部，距凤凰县城大约20公里，全镇人口1.8676万，其中99%以上是苗族。山江镇自清代以来就是重要的苗汉商贸市场。山江苗语属于苗语东部方言西部土语区。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第二作者的母语，部分补充语料来源于第二作者的爷爷(吴作洪，1931年出生)和奶奶(龙其英，1933年出生)，两位老人均只会说苗语。

二、“形名”结构的构成及语序特征

一 个 黑 漆漆 的 房子

(2)a35lɛ53pj53pjo35se21se21. 一个房子黑漆漆的。(谓)

一 个 房子 黑 漆漆

(一)NA型

NA型中，属于中心语的名词在前，修饰语的形容词在后。根据结构组合亲密度的不同差别，可把NA型分为两个小类：一类属于复合词(NA1)；另一类属于短语(NA2)。分别讨论如下：

1.NA1

NA1型属于限制性，用来限制某一事物性质的类别，使之与同类事物相互区别，如(3)中的“pi31发qw31白白头发”，表头发具有白属性的这一种类别，语义重心在N。这类结构语义联系紧密，组合较为紧凑。属于复合词。

酒甜 季冷 瓜苦

pi31qw31白头发a35qha31旱田 ɒu35an31凉水

发白 田干 水凉

2.NA2

脸 红 人 聪明 菜 暖

mjɛ31ho213in31老实的人 pa213cjɛ35cje42糊的锅巴i213jɛ42熟的饭

人 老实 锅巴 烫 饭 熟

(二)AN型

AN型中，属于中心语的名词在后，修饰语的形容词在前。主要构成“形名”短语，结构后需按照语义要求添加补充性成分，如助词、叹词、程度副词、句末语气词等，否则不能独立存在。根据AN的不同表义功能，我们可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为静态性描述(AN1)；一类为动态性描述(AN)。下面分别探讨两类形容词的不同表义功能。

1.AN1

AN1表描述性，A用来描述事物具有某种状态，如(5)中的“kwen53宽pj53房子宽的房子”，语义重心在A，A表示房子的空间维度大，A是对N的静态描写。

(5)kwen53pj53宽的房子a35mjɛ31年轻的人 cu42me35忧郁的脸

宽 房子 年轻 人 忧郁 脸

好 男 高 人 丑 女

形容词具有动态性特征是指形容词与名词的表层结构为AN，深层语义是形容词对名词的动态性描述。根据形容词动态意义的不同角色功能，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为主动变化；另一类为被动变化。为统一描写，我们把主动变化标记为AN2；把被动变化标记为AN3。下面分别讨论其不同的语义功能。

2.AN2

按照受力条件的不同，AN2主动变化可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自发产生的变化，属于自主变化；另一类是受到外力作用产生的改变，属于非自主变化,例如：

白 发 凉 水 老 人

熟 果子 湿衣 干净 柴

3.AN3

从意义上看，此类形式属于他变，但与上述AN2型中的非自主变化有不同。A的变化是由于N产生的，A被动接受了事物名词N的某种属性而引起的性状变化，事物名词N本身不产生变化,例如：

(7)qha31e53干旱(干于太阳)e31ɒu35湿于水 xwan42a53腻于肉

干 太阳 湿 水 腻 肉

辣 辣椒 脏 土 臭 屎

上例中的“qha31干e53太阳干旱”，表“太阳”是“干”这一状态的形成原因，可译为被太阳晒干，即“干”的状态是被动接受事物名词“太阳”热的属性引起的，“太阳”自身不发生变化。同理，“e31湿ɒu35水湿于水”等也能作出同样的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AN和NA的不同表义功能为：

类型意义 NA1NA2AN1AN2AN3限制性+描述性静态性++动态性(主)+动态性(被)+

由上表可知，性质形容词和名词的语序位置简单，语义结构较为复杂。总体来看，可分为限制性和描述性两部分：NA1为限制性，主要限制事物的属性类别；NA2、AN1、AN2、AN3为描述性，主要描摹事物存在的性质状态，且AN2为动态的主动性描述，AN3为动态的被动性描述。从构词结构的紧密度来看，“形名”异序结构的组合紧密度可依次排序为：NA1>NA2>AN(AN1、AN2、AN3)。

三、“形名”结构不同语序特征的产生动因

格林伯格(Greenberg)提出的语言普遍现象：如果某些或所有副词跟在它们的所修饰的形容词后，那么这种语言中的形容词也处于名词之后，而且以动词前置于名词性宾语为优势语序[8]。苗瑶语大部分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位于形容词后[9],动词位于名词性宾语之前。可以认为苗瑶语“形名”结构的优势语序为NA型。

从山江苗语的语言事实上看，苗语固有的结构形式为“正+偏”式。这个形式具有系统性，不单是“形名”结构，还表现在其他结构形式上，如名词+名词，月+数词，量词+指示词，方位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分别举例如下：

房 瓦 蛋 鸡 水 口

月 一 月 三 月 十

(10)量+指示： lɛ53an31那个 lɛ53nen53这个 pan53nen53这些

个 那 个 这 些 这

上 树 后 屋 前 脸

泉 喷 刀 锯 锄头挖

(13)名+形： ndγ53qwγ31白纸a53a213肥肉 γ53phu53蓝衣服

纸 白 肉 肥 衣 蓝

以上结构形式我们可以观察到，“正+偏”式是苗语固有的构词法(包括短语)，即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山江苗语NA形式符合了苗语固有的构词特征，属于苗语初始的语序形式，故本文着重讨论AN形式的来源。

(一)AN1型

从上述(4)和(5)中我们可以发现，AN1型与NA2型在语义上有共性，都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此外，句法上也存在相似特征，如可搭配相同成分,例如：

长 绳子 过 绳子 长 过

好 人(程度副词)人 好(程度副词)

例中可以看到，山江苗语同一语义具有两种表达方式。从现实的语料上看，产生以上两种表达方式的原因主要有：

1.苗语的内部因素

苗语属于强分析性语言，缺乏形态变化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表示语法意义主要通过虚词和语序。苗语跟汉语一样，是话题优先的语言，话题优先导致部分NA结构在苗语里有两可形式,例如：

(16)ta31ɒu35me35厚脸皮/ɒu35me35ta31脸皮厚

厚 脸皮 脸皮 厚

m22thi31痛肚子/qa35thi31m22肚子痛

痛 肚子 肚子 痛

上述NA结构中，语序上有不同，语义产生细微差别。AN主要强调A，如厚脸皮，语义焦点在“厚”，突出事物的性状。而NA主要强调N，语义聚焦在N，突出表现厚这一特性的位置。

2.语言接触的外在影响

“形名”结构的语序变化是山江苗语个体变异，还是受到强势语言的干扰，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考察了苗瑶语族[10]诸语言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结构顺序。苗瑶语“形名”结构，同一语义有两种表示方法的有：

湘西苗语(东部土语 小章苗语)：

(17)xwen55u53/u53xwen55浑水 nɑ53bo24/bo24nɑ53脓疱[11]

浑 水 水 浑 脓 疱 疱 脓

布努语：

大 头 头 大 长 脚 脚 长

畲语：

(19)tsu31kj22/kj22u31白米 ne55k21/k21ne42老人[13]

米 白 白 米 人 老 老 人

湘西苗语东部土语的小章苗语、布努语、畲语同一语义的“形名”结构具有明显的双重语序特征，即“名形”与“形名”并存。笔者推测触发产生这类语言现象的“模式语”可能是汉语。

汉语也存在影响苗语的真值条件，汉语的形名结构包括“形名”和“名形”两种形式。朱德熙认为汉语性质形容词远不如状态形容词自由，无论定语或状语[14]。沈家煊认为汉语性质形容词更倾向做定语而不是做谓语；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更倾向于做谓语[15]。而苗语“形名”结构变化的形容词为性质形容词，形容词置名词后组成NA形式为稳定结构，既然汉语性质形容词AN形式优于状态形容词结构，那么触发苗语出现AN型结构的语源框式语应是汉语。

山江、腊尔山俗称“两山地区”是湘西苗族的重要聚居地，四周处于西南官话的包围之中，山江作为一个重要的苗汉贸易交流场所，使山江苗语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丰富的汉语借词，吴秉承、杨再彪把山江苗语借词粗略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等层次[16]。考察汉语借词，其中不乏AN结构，例如：

(20)ta35je53大姐凉鞋 pɛ31ta白糖红糖

大 姐 凉 鞋 白 糖 红 糖

上述借词为汉语借词，形式为AN型，与苗语AN形式等同，语义相近，可以认为AN形式的汉语借词，是推动苗语AN形式发展并增多的外在动因。

(二)AN2型

AN2型与苗语VN型语序非常相似。苗语是SVO型语言，在不属于构词范围内，动词在动作对象之前是唯一合法的句法位置,例如：

他们 打 球 在 操场 上

他们 在 那里 砍 柴

(23)qwγ31pi31头发变白/pi31qwγ31白头发an31ɒu35水变凉/ɒu35an31凉水

白 发 发 白 凉 水 水 凉

语言事实表明，苗语部分形容词存在动态和描述两种特征，这一点与汉语相同，如汉语“花儿红了”。完成体标记“了”反映了形容词“红”具有动态性的显现特征。与汉语不同的是，苗语AN结构在句中可充当谓词性成分，A可占据谓语动词的句法位置表动态义。这一特征决定苗语AN结构与VN形式具有相同的句法意义，即具有动态性的形容词与动词在苗语SVO型语序中句法结构等同。石德富、陈雪玉考察黔东苗语形容词时发现，如果形容词位于V的位置，之后又有了体词位于O的位置，那么形容词也就具备了动词的动态意义[17]。山江苗语动态性形容词这一特征，与黔东苗语相符。

(三)AN3型

罗安源认为，湘西苗语AN形式有一种“异构”现象，如：nte35湿no42雨湿雨[18]。山江苗语读音有些细微差别，但用法相同。据张永祥介绍，黔东苗语存在相同形式，如u31湿no13雨因有雨而湿，vɑ44脏(qɑ35tɑ33)泥因有泥而脏[19]。从现有的语料上看，苗瑶语族其他语支却较为罕见。我们很难确认这种结构是否是苗语的底层结构。但从语义上看，这种结构可以理解为，被雨打湿，形容词“湿”动态性特征明显，表打湿义。雨是产生湿的原因。这种结构与古汉语“V+N”和“V+于+N”结构相似，例如：

(24)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韩非子·和氏》

(25)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

(26)郤克伤于矢。《左传·成公二年》

(27)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如上例(24)和例(25)，在古汉语“V+N”结构中，V状态是由于N产生的。而例(26)和例(27)属于“V+于+N”结构，“于”表被动义。苗语缺少表被动的介词，为表被动义，迫使具有动态性特征的AN3结构赋予A一个被动义。苗语和汉语这两种形式在表征与语义上都具有共性，很难说明谁影响谁。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有可能是受到汉语的干扰。如李云兵[20]论述了汉语语序对苗瑶语序的干扰。吴福祥[21]曾论证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及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演变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而触发语言演变的“模式语”是汉语。山江苗语AN3结构，极有可能是受到汉语“V+N”结构和“V+于+N”结构的双重干扰，或者直接借用“V+N”结构，抑或是复制汉语“V+于+N”结构，后结构重组为“A+N”，N是A产生的原因。

四、余论

从山江苗语“形名”结构的语序形式上看，“名+形”是苗语的固有语序。“形+名”这种语序形式是后起的，其产生动因是苗语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决定性的，外因起推动作用。外部因素产生异于语序共性的现象大多与汉语或汉语方言有关[22]。

细观察笔者发现，语言接触具有层次性，主要表现为：固有语序>新固语序两可>新语序三个阶段。从共时层面的角度看，这些语言现象或多或少残存共现于同一语言平面上，即同一语义具有多种语序表现形式。这不仅限于“形名”语序，如山江苗语差比句也具有类似特征。山江苗语差比句固有的句法结构为：比较主体+qa35(比较标记)+比较结果+比较基准，比较主体+比较结果+比较基准+度量成分，如例(28)和例(29)。汉语借词“比”的借入使山江苗语差比句产生句法结构上的变异，表现为：比较主体+pi31比(比较标记)+比较基准+比较结果，如例(30)。

他 高 我

他 高 我 点

他 比 我 高

从历时的角度上看，语言接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语言是变化发展的，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在接触过程中，往往对弱势语言产生影响，从而使弱势语言吸收了很多强势语言的语言成分，即使是强势语言某些特殊语法现象消失了，在弱势语言中往往能找到痕迹，如山江苗语AN3语序极有可能是古汉语在民族语的遗留，又如古汉语曾出现的反响型量词“田十田”“牛十牛”等，在哈尼语、载瓦语里还大量出现[23]。唐贤清等(2018)提出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立足于汉语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的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来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服务[24]。同样，这一研究视角也可以运用于民族语言的形态句法研究，将民族语言的形态句法演变置于世界语言普遍演变模式范围内考察，更有助于学界弄清民族语言某一特殊形态句法现象产生的动因和来源。

注释：

[1] 张永祥、曹翠云：《黔东苗语的谓2一体结构》，《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第227～237页。

[2] 罗安源：《苗语(湘西方言)的“谓—主”结构》，《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第221～223页。

[3] 向日征：《吉卫苗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4] 余金枝：《湘西苗语述宾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别——“形容词+名词”结构分析》，《语言研究》2009年 第1期，第117～123页。

[5] 参见余金枝：《矮寨苗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6] 杨再彪：《湖南西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7] 余金枝：《矮寨苗语形容词修饰名词语序的类型学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06～109页。

[8] J.H.Greenberg：《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陆丙甫、陆致极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第45～60页。

[9] 李云兵：《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160页。

[10]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3页。

[11] 杨再彪：《湖南西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12]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16页。

[13] 李云兵：《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14]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3页。

[15] 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16] 吴秉承、杨再彪：《湖南凤凰山江苗语借词层次分析》，《凯里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97～102页。

[17] 石德富、陈雪玉：《黔东苗语形容词在词类中的地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87～94页。

[18] 罗安源：《苗语(湘西方言)的“谓—主”结构》，《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第87～94页。

[19] 张永祥：《黔东苗语的谓词》，《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第166～175页。

[20] 李云兵：《论语言接触对苗瑶语语序类型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3期，第34～43页；李云兵：《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民族语文》2008年第5期，第17～34页。

[21]吴福祥：《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和变异》，《民族语文》2008年第6期，第3～18页；吴福祥：《南方民族语言关系小句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语言研究》2009年第3期，第72～85页。

[22] 李云兵：《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民族语文》2008年第5期，第17～34页。

[23] 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页。

[24] 唐贤清、姜礼立、王巧明：《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古汉语研究》2018年第4期，第4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