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服务视觉障碍群体的意义与策略

黄 洋 孙岱萌

（1.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江苏南京 210023；2.英国莱斯特大学 英国莱斯特）

内容提要：博物馆应当通过无障碍化服务,为数量众多的视觉障碍人群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平等参与博物馆探索和学习，这对于明确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塑造、促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视障群体的社会性康复都有着显著意义。在实务层面，我国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营建无障碍环境，在建筑空间无障碍、信息与文化无障碍和心理无障碍三个层面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后，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的服务应广泛覆盖并形成常态化机制，开发以融入性和互动性为核心的教育活动创新无障碍教育形式，鼓励视障群体参与博物馆工作，营造平等包容的博物馆环境。

近些年，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保障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博物馆如何服务特殊群体也是学界一直在探讨和实践的课题。视觉障碍（visual disorder）群体是博物馆特殊群体观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群体，常见的相关表述还有视觉损伤（visual impaired）和视力残疾（visual disability）。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视力残疾标准将视力残疾定义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眼视力低下并且不能矫正或视野缩小，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1］。本文论述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的意义，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结合我国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的现状，提出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的策略，以期有益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一、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研究述略

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学界已经开始有关无障碍博物馆（accessible museum）的系统性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博物馆教育领域就已经出现关于残障观众群体的专题研讨、实践调研及案例报告［2］，视角涉及法律法规、项目运作、资金筹措等多个领域，详实全面。进入21世纪，英国博物馆学界将视角转向博物馆与社会公平，站在文化平权与博物馆社会责任的立场审视该问题［3］，在理论高度上有所突破。我国博物馆学在此研究上起步较晚，视角更偏重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探索［4］。近二十年来，国内逐渐系统引介西方的无障碍博物馆概念［5］，该概念在近些年已成为学界共识。除案例评介外，博物馆内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展厅设计等无障碍硬件环境的构建，是我国学者比较常见的研究方向［6］，但在理论探索方面尚未形成显著的研究趋势。

在针对视障观众的博物馆无障碍研究领域，西方（包括日本）学者基于视觉障碍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对感官代偿、导览技术、互动教育体验等无障碍设计进行研讨［7］；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透过文化平权视角，探讨博物馆针对视障观众设计的语音导览、口述影像等专项服务［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学者采纳观众研究的分析方法，站在视障观众的主体视角对博物馆无障碍设计提出建议［9］，开拓了宝贵的研究方向。然而在中国大陆的同类研究中，残障观众往往被当作一个整体笼统分析，专门剖析视障群体主体需求与有针对性的无障碍服务则相对较少，间接反映了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之不足。本文希望填补这一缺憾，为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提出整体框架，并呼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二、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的意义

1.积极塑造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与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变革，博物馆不断反思自身宗旨、定位和社会功能。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不应对社会封闭、隔绝，而应在收藏、保护物件的基础上，将关怀社群与社区的需求作为工作的指导原则，融入甚至引领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在新博物馆学倡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博物馆应尽可能多地让公众，尤其是那些曾经被忽视或排斥的人群参与进来，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INTERCOM）曾于2009年发表如下宣言，“博物馆的根本责任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多样性与人权保护，促进不同种族、信仰及背景的人民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10］；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领导的博物馆社会正义联盟（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在其“宪章”中提到，“我们相信所有公众都有权利从博物馆的藏品和理念中获益；我们保证将领导这一斗争，为所有人争取到进入博物馆的权利，而这正是社会正义的精髓所在”［11］。为以视障群体为代表的身心障碍观众提供服务，可以促进人群间的平等交流，是博物馆“改变社会结构的具体行动与实践”，彰显了“社会正义”的精神［12］，这将使博物馆真正摆脱对时代的亦步亦趋，成为社会改革的驱动者。

2.促进视障群体社会康复，推动社会平等进程

面对我国数量庞大的视障群体，博物馆的参与能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的康复提供帮助。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康复”（rehabilitation）就是“帮助已经或可能残疾的个体达到并保持他们与所在环境进行互动的最理想状态的一系列措施”［13］。视障群体的康复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最终归宿是个体学习和回归社会。一方面，博物馆作为以实物为核心的学习空间，可以通过对实物的多感官体验（如观看、聆听、触摸、嗅闻）帮助视障者训练剩余视力及其他感官对视觉的代偿，对实物的内涵诠释也将起到如同面对普通观众一样的教育功能，鼓励视障群体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另一方面，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可以拓展视障群体的活动范围和社会交往，而博物馆观众的多样性使其有机会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接触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是视障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互动的理想平台。当然，这一切都应建立在良好的博物馆无障碍设计基础之上。同时，视障群体的博物馆体验也为普通公众提供了在公共场所接触、了解视障群体并与其沟通的机会（双方意愿之下），从而传播社会公平和文化共享的理念，消除普遍存在的偏见与歧视，良性调节视障群体与社会的关系。

三、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无障碍环境的营建

无障碍环境指的是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通行、便利使用、顺利交流而设立的各种设施和服务［14］。关于无障碍的分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无障碍与文化平权部（Access & Equality）简·塞缪尔斯（Jane Samuels）将其分为感官（sensory）、实体环境（physical）、智识（intellectual）、情绪与态度（emotional & attitudinal）无障碍［15］；我国有学者将其分为建筑、信息、文化、心理无障碍［16］。二者看似不同，其实都反映出无障碍环境的综合性，包含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目的是要让观众收获良好的博物馆体验——在舒适的环境、友善的关怀下参与博物馆活动，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1.建筑空间无障碍

建筑无障碍包括建筑内空间环境、路线设计和无障碍设施等，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规范性。我国于1985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现行规范主要是《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2001）和《全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区）标准》（2004）。其中，与视障群体密切相关的内容是设盲道和带有盲文提示的扶手等。有学者对北京多家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发现目前大部分博物馆的无障碍建筑空间设施已经相对完备，但更多的还是关注行动不便者，如建设坡道、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电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以视障群体为代表的其他少数群体的细分需求［17］。这从规范文件的内容比重中也可见一斑，是现阶段的一个普遍问题。

针对视觉障碍观众的无障碍建筑空间，应首先把握其生理和心理特征及需求。环境心理学认为，盲人或视力低下者更需要通过经验的累积和探路策略，在心中形成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或心理地图，构建精确的空间表征以确保安全行动。为辅助视障群体的空间表征构建，博物馆的环境应该按照相对规则的几何形状布局；同时，最好提供能获悉整个环境布局的“触觉语音地图”，通过听觉、触觉等其他感官通道，为视障观众提供馆内移动线路与位置关系等信息［18］。南京博物院的“博爱馆”是国内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的范例。展馆位置避开了人流密集的主入口，采用玻璃顶加装射灯，采光明亮适合弱视群体；盲道呈“凹”字形铺设，路线规划清晰，在高低两层扶手上设置盲文引导；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视障和行走障碍观众的全自动导览车，行进路径和展示点由车载计算机控制，到达展示点后自动触发感应装置播放解说音频［19］，安全高效。

借鉴“博爱馆”的经验，博物馆首先应有针对性地研究目标群体，解析视障观众的行为及需求，继而全面规划设计。尤其是在建和筹建中的新馆，应当在概念设计阶段就融入无障碍理念，使其与建筑本体融为一体，以达到符合需求而非以增添设施为目的，避免无障碍建筑空间的构建流于程式化、同质化。

2.信息与文化无障碍

“信息与文化无障碍”大致与西方学界的“智识无障碍”和“感官无障碍”相对应，目的是通过一定的设备设施、讲解引导、专项活动等手段，帮助特殊群体在博物馆中像普通观众一样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获得充实的探索体验。对于视障群体而言，这一无障碍设计主要通过感官代偿（sen⁃sory compensation）来实现。感官代偿是指盲人或低视力人依靠其他感官来补偿视觉通路的缺失，长期训练之下，他们的听觉运用（包括听觉注意力、想象力、记忆力等）和触觉感受性往往比普通人更强，甚至表现出特殊的“障碍觉”［20］。这并非我们以往认为的人在视觉损失后自然形成的生理现象，而是长时间依赖、使用、训练感官之后的结果，牢牢基于视障群体自身积累的生活实践。

我国博物馆积极拓宽展览内容所能触发的感官渠道，在视觉之外，引入听觉、触觉等其他感官，借助盲文说明文字、语音讲解、展品触摸等形式，帮助视障群体接收、获取信息。例如上海博物馆2019年的“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在展厅临近出口的互动展区放置了五件复制品，并辅以盲文说明牌，供视障观众通过触摸感受其形状和材质，从而加深对太平洋艺术的理解［21］；又如北京市文物局2018年举办的“闻·悟北京”系列活动中，有以引导残疾人走进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地为主题的“品·鉴”活动，社教部工作人员引导视障观众走进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面聆听礼乐回响，一面用双臂“丈量”永乐大钟，触摸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编磬的复制品，实实在在地理解文物的材料、体量与质感［22］。这些实践都是在服务残障观众时，从最基本的感官代偿理论出发所进行的尝试和探索，能够有效地消除视障观众对“看不见”的文物的距离感与隔阂，帮助他们尽可能多地获取文物信息。

相比上述较为直接的感官代偿手段，从展览全局融入针对视障观众的无障碍导览体系，需要更为严谨的前期规划设计和技术投入。其往往由展览内置设备与视障群体自携设备组合构成，不仅满足于辅助视障群体对部分藏品的非视觉感知，而且能帮助他们独立把握展览叙事结构及逻辑线索。即使在无陪同、无监护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像普通观众一样完成对展览内容的提炼和有选择性的摄取，进行独立自主的博物馆学习。该问题下文会详加论述。

3.心理无障碍

有学者反思，在博物馆“从物到人”这一共识性观念的解读中，人们往往将“人”的概念局限于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而忽视了物件背后的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而忽视了这三个对象之间的关系所衍生出的博物馆议题［23］。目前很多博物馆的无障碍设施都较为完备，但让视障群体在心理和情绪上感到自己被欢迎、被平等对待，仍旧是难题。作为盲人一员的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历史学教授凯瑟琳·库德里克（Catherine Kudlick）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自己和另一盲人朋友在博物馆的一次不愉快经历，那里的员工对他们的态度冷淡傲慢，且常以视障群体难以捕捉的形式提供信息，这令他们气愤却又无能为力，进而对该博物馆感到失望和遗憾，“无论是盲人还是视力健全的人，我们想要的都是一样东西——被自然地、有尊严地对待”［24］。由此可见，博物馆人与视障观众间的相互尊重、良性沟通十分重要，博物馆应当对员工、志愿者实施系统培训，让他们给予视障观众以积极的鼓励和心理上的开导，也使博物馆的人文关怀在细节中流露出来。2018年广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推出“‘听’见粤博——口述影像”活动前，馆方与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合作对志愿者进行系列培训，由老师带领志愿者选取粤博馆藏文物、创作口述影像，并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进行实践［25］，通过讲解艺术打开了粤博与视障观众交流的新窗口。

博物馆有意识地形成针对以视障者为代表的有特殊需求观众的理解、应变和培训机制，站在观众的立场体会并回应其需求，不仅能使博物馆掌握更高效的沟通方法，更培养了平等的观念与同理心，这也是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平台所能贡献的沟通人际、连接群体的重要价值。

四、我国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优化建议

从上述梳理可见，我国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的无障碍服务已经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在环境空间、信息文化及心理层面都有值得提倡和推广的案例与模式，为今后的优化提升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若干需作改进的地方。

1.促进视障无障碍服务的广泛覆盖及常态化

我国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的无障碍服务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进一步推动其在馆内、展内的广泛覆盖和时间分布的常态化，应是今后发展的重心。

如上文所述，博物馆内辅助信息文化无障碍的设施虽然存在，但往往呈现出局部化特征，仅适用于部分重点展品或特置展厅。这使得视障观众能有效获取的信息流于碎片化，特殊导览活动一旦脱离了专业人员的陪同，就很难独立地对展览形成整体逻辑上的把握以及自主、从容地拣选信息、探索学习。这方面的提升对策可以从展馆内置设备和自携导览设备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博物馆应当有意识地参考学习以盲人和低视力群体为目标受众的公共文化机构。如北京中国盲文图书馆的“触摸文明”展、南京博物院“博爱馆”等，从顶层设计上就将视障群体纳入观众需求的考量之内，提升展馆内置设备的无障碍建构。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发基于移动端、可由视障人士自携的全程导览系统。例如上海世博会博物馆2019年上线的智慧导览小程序内设“视觉辅助”导览模式，通过定位导航、语音讲解（定制展品解说词和口述影像）、服务设施导航等手段使视障观众自行探索展馆成为可能［26］。

从时间角度看，我国博物馆服务视障群体的实践也并未实现常态化，前文所述案例往往围绕着每年五月的“全国助残日”和“5·18国际博物馆日”，在开展时间上呈现特殊性和时效性。诚然，这些节日是开展和推广类似活动的绝佳契机，但为了达成与视障群体建立并维持沟通的初衷，博物馆应当尝试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常设活动机制，向视障群体传达出“时刻欢迎”的讯号。在这个过程中，广泛的社会资源支持、专业且长效的博物馆人员培训都必不可少。

2.积极创新现有实践，开发以融入性和互动性为核心的教育活动

博物馆有意识地为视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服务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其平等的文化权益，以感官代偿为基础参与并完成博物馆探索和学习，而且在于为视障群体提供新的社会康复渠道，促进其更加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和认识世界［27］。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可以拓展视障群体的活动范围和社会交往，是视障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互动的理想平台。如何通过创新实践模式有效发挥后者的作用，亟待博物馆人深思。

反映在相关的教育项目中，我国博物馆的现有实践主要是为视障观众单独组织的专项导览活动或专门设计的自助导览设备，它们固然能够迎合视障群体的感知和理解需求，但也将其他观众群体排除在外，没有从根本上拓展视障观众的社会交往范围及深度。因此，开发以参与性、融入性为核心的创新型教育活动，是值得今后探索和尝试的实践方向。这里所说的创新型教育活动依然是以多感官体验为依托，不过其参与人员的构成是多元的，视障群体、肢障群体、老年人、普通观众等多样的人群可以聚集在同一活动中，从而营造出一个开放式对话平台。例如加拿大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的“激活感官”（Stimulating the Senses）项目，被蒙住眼睛的普通人和带着白手杖、导盲犬的视障人士围坐在一起，共同通过头戴式耳机感受一段由3D音效营造出的沉浸式漫步，过程中会听到人的指引声，也可听到鸟鸣、脚步声、流水和汽车等声音，参与者们在聆听结束后，可彼此交流这段旅途中的感悟与心得［28］。该项目始于2007年，目的就是通过对听觉的探索，让视障与非视障人士聚集在一起彼此认识、相互引导和支持，将多感官体验与社交活动相结合，收到了双重的效果。

以融入性和互动性为核心的教育活动创新了形式，在传统导览活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一方面，能使更多的观众参与并享受博物馆的多感官体验；另一方面，通过鼓励视障人群与其他群体的互动与交流，促进了社会对于视障群体的认知和了解，对于消除普遍存在的偏见与刻板印象、拉近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3.推进视障群体参与博物馆工作

视障群体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工作，可基于自身生活习惯与环境、专业知识角度提出意见，为博物馆工作的设计与实施提供一个新视角，推进博物馆在工作中回应视障群体的特殊需求；同时，培养普通观众对视障群体的认知与尊重，拉近群体间的距离。在实践当中，可以尝试成立专门的博物馆无障碍与文化平权部门或委员会，将以视觉障碍为代表的残障人士纳入博物馆领导层中，现身说法、指导博物馆无障碍工作。例如美国新奥尔良市美洲水族馆（Aquarium of the Americas，New Orleans）的顾问委员会就包含特殊教育学专家、有各自工作的盲人和聋人退休教师代表（同时也是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公共健康领域的工作人员等，他们对于特殊人群的需求有着亲身体会或长期的工作经验，能帮助博物馆优化无障碍设计，而盲人和低视力群体则是其中代表庞大潜在观众群的一支。

顶层制度的调整或许为时尚早，但一些博物馆可以尝试鼓励视障人士在馆内作为员工或志愿者工作，既可以辅助博物馆无障碍设计的体验与提升，也可以参与力所能及的日常工作。美国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博物馆（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useum，Carbondale，Illinois）自1986年起与一家专注于残疾人康复的社会机构（EDC）合作，运行针对残障人员的培训项目，视障人士可以在培训之后参与管理博物馆商店、讲解接待等工作［29］。我国博物馆也可以与公益类机构形成对接合作，由一方提供工作岗位，另一方进行残障人士的能力评估和职位匹配，二者共同实施培训或后期的调整。对于视障人士来说，这是培养自信、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极佳渠道。然而如今社会歧视依然严重，博物馆工作所要求的专业和效率也使他们面临着生理与心理的挑战，其可行性还需进一步论证，但考虑到其显著的社会意义，这未尝不是博物馆未来探索的方向。

五、余论

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鼓励多元视角、挑战社会偏见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此次确立该主题的目标［30］，这在根本上源于博物馆与其所处社会环境间紧密的相关性。放眼当今全球社会，矛盾与分裂日益激化，人们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平等尊重的诉求每时每刻都经受挑战。关于种族、阶级、宗教信仰、身份认同等议题，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语境，并积极参与其中，为一个更加尊重差异、多姿多彩的新社会而勇敢发声。

视障群体作为身心障碍群体中的一支，数量庞大。长期以来，他们的社会参与和文化权益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在生理残障之外更经受着来自主流社会的忽视与偏见。通过营建无障碍环境，博物馆鼓励和邀请视觉障碍观众走到公共舞台的中央，探索世界、融入社会，更为不同群体间架起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通过平等对话促进社会机能的改善，这与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不谋而合。在实践当中，博物馆应当明确其社会角色与责任，首先转变观念——无障碍博物馆的建设源于对社会现状与群体需求的关切与回应，绝非施舍或帮扶。博物馆要以自身平台为依托、以自身行动为标榜，逐渐推进社会公众思维方式的转变，营造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真正成为社会文化变革的发生器与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