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郑国东迁路线试探
——以清华简为新材料

孙海燕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1331）

郑国是分封较晚的一个诸侯国，也是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一个诸侯国。而《左传》中对郑国历史的记载却始于郑庄公时期。《史记·郑世家》和《国语·郑语》中对郑桓公事迹的记载多集中在桓公东迁这一历史事件上。然而，其他文献中对桓公东迁及郑国早年史实的记载却与司马迁之说多有相抵牾之处。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争论不已。随着清华简的连续公布，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学者们对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中所涉及的郑国早年的史事问题各抒己见，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笔者在对郑国具铭青铜器进行全面整理的基础上，又研读了清华简中与郑国有关的简文，对西周晚期郑桓公东迁的路线有一些新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古今学人对郑国东迁问题的认识

（一）传世文献中对郑国东迁事件的记载

我们先将传世文献中有关郑国东迁的记载择要列出：

《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2]1757-1758

《国语·郑语》：“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韦昭注：“十邑，谓虢、郐、邬、蔽、补、舟、依、柔、历、华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贾侍中云：‘寄地，寄止。’”[3]523

《汉书·地理志》：“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有铁官。”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又引臣瓒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颜师古继而注：“《春秋外传》云：‘幽王既败，郑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故《左氏传》云：‘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又郑庄公云‘我先君新邑于此’，盖道新郑也。穆王已下无都西郑之事。瓒说非也。[4]

《水经·洧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宣）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为桓公。”[5]

《韩非子·内储说下》：“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辨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罈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6]

《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司马贞索隐引《世本》曰：“郑桓公居棫林，徙拾。”[2]1758

《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勿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7]1352

上引文献的记载对于郑国东迁的时间、地点和过程都有分歧。这种分歧在前代学者对《汉书》作注时已经表现出来。《史记·郑世家》和《国语·郑语》的记载表明郑国的东迁是在郑桓公为司徒后，东迁其民，“寄帑虢郐”“虢郐果献十邑”。而应劭却认为郑国的东迁是桓公之子武公与平王东迁。臣瓒认为桓公先“寄帑与贿于虢会”，后在“幽王灭后”，灭郐与虢，因居于“郑父之丘”，所以才称为“郑桓公”。而颜师古又反对臣瓒之说，赞同应劭之说。《水经·洧水注》和《韩非子》二书的记载则表明郑桓公攻灭郐国而居之。《古本竹书纪年》记郑桓公灭郐的时间是“晋文侯二年”。

（二）当代学者对郑国东迁问题的认识

当代学者对于郑国东迁和郑国早年的史实也有不同的观点：

1.常征先生认为郑桓公始封之棫林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武功县北，桓公“徙拾”之㭘在陕西澄城。常先生言：“谋迁郑国于新郑者，固为郑桓公，而并兼东虢完成迁国之业者，则为其子武公。”[8]

2.李峰先生认为：“郑国的东迁是在郑桓公成为周王室司徒之后实现的。桓公利用职务之便，把宗族私欲强加在虢、郐这些小国之上。大约在幽王九年到十一年（前773-前771年），郑桓公将郑氏宗族的家产由关中西部的郑地东移至成周，暂寄居东虢和郐国小邑。平王东迁以后第二年，郑武公灭东虢，平王四年，灭郐。”[9]

3.刘光先生认为郑桓公克郐之年，当为周幽王既败二年，晋文侯十二年，即公元前769年。[10]

4.王宁先生认为：“郑桓公灭郐当在晋文侯二年，灭虢在晋文侯四年，到其遇难之时郑已经在东方立国数年。”[11]

5.邱奎先生认为：“宣王世，郑桓公以王子身份称王子多父，采邑在洛，地在今陕西洛南一带。幽王初，王子多父伐鄫，即《郑语》所出之‘缯’，即江汉南阳一带的曾国。因伐鄫之功，增土迁邑，因都于‘郑父之丘’，故国以郑为名，……与京兆郑县不远。”[12]

6.马楠、韩国河二位先生认为《史记·郑世家》中的记载不可信。马楠先生指出：“清华简简文言桓公“获函、訾”“克郐”，与《古本竹书纪年》和《韩非子》中的记载相同。”[13]韩国河先生认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等文献及考古资料，可知郑桓公在幽王三年已攻灭郐国，定都郑父之丘（即今郑韩故城东南部），实现了东迁建国。郑韩故城内发现的丰富的西周晚期遗存当与此事件有关。”[14]

上述学者们对郑国东迁的时间、过程都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在研读了清华简中与郑国相关的简文后，对郑国的东迁有一些新的认识，兹述于下。

二、从清华简看郑国东迁的时间

对于郑国东迁的时间，前代学者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郑武公随平王东迁，应劭、颜师古持此说；二是“幽王既败二年”“晋文侯十二年”，臣瓒、刘光先生持此说；三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晋文侯二年”即周幽王三年，韩国河先生赞同此说。笔者根据清华简中与郑国有关的简文，认为前两种说法皆不可信，只有第三种说法，可与清华简记载相合。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第9号至第10号简文云：“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奠（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者（诸）侯。武公即（世），（庄）公即位。”整理者注：“启，拓土。政，通正，训长，意思是郑武公为东方诸侯之长。”[15]

《左传》隐公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7]104

根据清华简《系年》和《左传》的记载，郑武公是周平王东迁的重要依靠。这说明郑国在平王东迁时已经在中原地区立足，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成周以东比较强大的一个诸侯国，所以能够支持周平王，并逐渐成为诸侯之长。清华简《系年》中的简文可证郑国东迁立国的时间应在在平王东迁之前。因此，第一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郑桓公的东迁在幽王既败二年。这一说法，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已经反驳。其缘由是郑桓公与幽王俱死于骊山之役。笔者认为《春秋外传》中对郑桓公死难的记载是正确的。原因有二：一是从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对于西周灭亡的记载可知在平王东迁之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武公，这说明郑桓公在此时已亡故。所以简文罗列郑国君主世系时不言郑桓公。二是据《国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和《古本竹书纪年》“王赐司徒郑伯多父命”等语，可知郑桓公在幽王八年的时候为周王室的司徒，已有功勛。若郑桓公已为周王室重臣，则其东迁不可能如清华简六中所记载的势单力薄，只有“车七，徒丗〓（三十）人”随其东迁。所以，据清华简的简文，郑国东迁时间在“幽王既败二年”的说法亦不可信。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中的这段简文是太伯对郑桓公开国功绩的追述。由简文可知桓公带领族人东迁的大致过程。简文中“克郐”两字否定了《史记·郑世家》和《国语·郑语》中关于“桓公寄帑、武公随平王东迁”的历史记载。随着清华简的公布，传统的“桓公寄帑”说应予以摒弃。结合《古本竹书纪年》中对郑桓公克郐的时间为“晋文侯二年”的记载，和上引简文可知中原地区的郑国是西周晚期郑桓公带领族人经过艰苦奋战建立起来的。桓公在中原地区开荒拓土，把宗周地区的礼乐文化带到中原地区，为中原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三、从清华简看郑桓公东迁的路线

在厘清郑桓公东迁的时间问题后，我们据清华简对郑桓公东迁的路线进行探索。要探明此问题，就必须首先要考辨清楚《郑文公问太伯》中有关地名的问题。《郑文公问太伯》中的一些地名的所指，见仁见智，且有的字词是否为地名，意见也不统一。下面，我们先考辨有关问题，然后再来讨论郑桓公东迁的路线。

（一）清华简中有关地名的字词的考辨

1.鱼罗

简文中的“鱼罗（丽）”，整理者认为可能是阵名，也可能是地名[16]。尉侯凯先生认为“罗”当读为“陵”。尉侯凯先生言：“鱼陵在今河南襄城西南。春秋时，属郑国[17]。而吴良宝先生认为：“鱼陵与郐国的方位相比，比较偏南县，恐非简文‘鱼罗’。”[18]笔者认为尉侯凯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鱼陵”，杜预认为鱼陵即鱼齿山。谭其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赞同这一观点[19]。臧励龢先生认为“鱼陵”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南四十余里处。[20]871

《左传》襄公十八年：“楚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蔿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杜预注：“鱼陵，即鱼齿山，在犫县北。”又曰：“鱼齿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杨伯峻注：“旧以鱼陵为鱼齿山，鱼齿山在今平顶山市西北。滍水，今名沙河。”[21]

上引文献中的上棘、旃然、费滑、胥靡、献于、雍梁、梅山、虫牢，本都在郑国的疆域之内。“楚伐郑，次于鱼陵”说明鱼陵在楚军北伐中原的这次战争中，是楚军的大本营。楚军的这次征伐，分为三路。左师次于鱼陵，由令尹子庚率领。右师由公子罢戎率领，次于旃然。旃然水，即索水，在荥阳南三十五里。左师从南面进攻郑都，右师驻扎在郑都西北，形成南南北夹击之势。蔿子冯率领的锐师“至于虫牢而反”。虫牢，位于郑国东北部，今新乡的封丘县。楚国的这次大规模入侵，攻陷了郑国的大部分领土，已经迫近郑国的国都。但是由于郑军固不出战，郑都坚固，楚国的军队只是在郑都“纯门”之外住宿二夜而还。在返回大本营鱼齿山下后，又遭遇恶劣天气，不得不结束了这场战争。从《左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肯定，鱼陵即鱼齿山，位于今河南宝丰县东南四十余里处，也就是今河南省襄城县西南方。鱼齿山南有滍水、湛水。

“鱼陵”又见于《后汉书》。

《郡国志》二：“襄城有西不羹，有汜城、有汾丘、有鱼齿山。”李贤注：“《左传》谓鱼陵，杜预曰鱼齿山也，在犫县北。”[22]

李贤注中的犫县即犨县。明确犨县的地理位置，也可帮我们确定“鱼陵”的位置，以下即予以简论：

《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舟、棃城犨、栎、郏。”杜预注：“黑肱，王子围弟子皙也。犨县，属南阳。郏县，属襄城。栎，今河南阳翟县。三邑，本郑地。”[7]1168臧励龢先生认为：“犨县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五十五里。”[20]1366

鱼齿山的位置正位于犨县以北，因此杜预的说法是可信的。

上引《史记·郑世家》司马贞索隐引《世本》曰：“郑桓公居棫林，徙拾。”[2]1758“棫林”这个地名，亦见于簋（《集成》8·4322）。裘锡圭先生指出这个“棫林”可能是郑桓公的始居地，位于许地叶县之北，与胡国相距不远。[23]尉侯凯先生所指出的“鱼陵”的地理位置与簋铭文中出现的“棫林”（许昌叶县北）相距不远。那么“棫林”很可能是“鱼陵”之役前，郑桓公及其族人的居住地。

简文中的 字字形如下：

《春秋经》僖公三十年：“晋人、秦人围郑。”杜预注：“晋军函陵，秦军泛南，各使微者围郑，故称人。”陆德明音义：“函音咸，泛音凡。传同。”[7]461

函陵在今河南新郑县北十三里处。而郑国的泛地有两处：一为东泛，一为南泛。东泛在今河南荥阳中牟县南。南泛在今河南襄城县南。

《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晋君函陵，秦君泛南。”杜预注：“此东泛也。在荥阳中牟县南。”孔颖达疏：“此东泛。”[7]463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出适郑，处于泛。”杜预注：“南泛也。在襄城县南。”孔颖达疏：“南泛是襄城县南。南近于楚，西近于周，故王处于泛。及楚伐郑，师于泛。皆以为南泛。”[7]423

根据简文所提供的语境和吴良宝先生对訾地的考证，笔者认为简文中的应是汝水北岸的泛城。

吴良宝先生以汝水北岸的泛城不符合《国语》中史伯所说的“济、洛、河、颍”之间的特定范围来否定此说。而在《国语》中，史伯对郑桓公的建议除了“济、洛、河、颍”之间外，还有“谢、郏”之间。

《国语·郑语》：“公曰：‘谢西之九州，何如？’对曰：‘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唯谢、郏之间……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且可长用也。’”韦昭注：“谢，宣王之舅申伯之国，今在南阳。”[3]523

除此之外，《左传》中记载的属于郑国的地名，也有处于汝颍之间的。如：栎、郏。

《左传》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入于栎。”杜预注：“郑别都也。今河南阳翟县。后入楚，今为河南禹县。”[7]

《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郑人惧。”杜预注：“犨县，属南阳。郏县，属襄城。栎，今河南阳翟县。三邑本郑地。”[7]1168

这都说明处于谢郏之间的地区在春秋早期是郑国的领土，后在春秋晚期，成为楚人攻打郑国的前沿地区。

（二）清华简中有关地名反映出的郑国东迁路线

吴良宝先生指出郑桓公东迁的路线可能是：“从关中渭水流域往东，沿着黄河南岸越过崤、 函，到达成周等中原之地，是一条古老的交通要道。”[18]如果按照这条线路来走的话，就与《世本》中叶县附近的“棫林”相距甚远。而事实上，在西周时期，从宗周地区到达中原汝颍之间，还有另外两条常见的路线。这些路线，在金文中常常出现。李学勤先生指出从周王都前往南国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太保玉戈中的“召公”从今陕西长安的丰邑出发，率循汉水而下，以抵江汉一带。另一条是胡公方鼎中的“公”可能从成周出发，从而途径今河南漯河东的归姓胡国。[27]李学勤先生说：“这条路线同昭王伐楚荆的路程基本一样。”[28]我们来看胡公方鼎的铭文：“隹（惟）公省，徂南国，至于汉。厥至于㝬，公赐伯□宝玉五品、马亖（四）匹，用铸宫白（伯）宝彝。”铭文中的“公”可能从成周出发，也可能从宗周出发，先到达汉水，然后再到达汝颍之间的归姓㝬国。笔者认为郑桓公在东迁时走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且，清华简中对郑武公功绩的记载是：“西城伊阙，北就邬、刘，萦厄蔿、竽（邗）之国。”[16]伊阙在洛阳市南。这个伊阙在洢水流域，靠近成周之地。邬、刘在今河南缑氏县。《左传》昭公十一年：“王取邬、刘、、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杜预注：“（邬、刘）二邑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7]127蔿、竽（邘）之国很可能是在黄河北岸的与卫国相近的小国。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应、晋、邘、韩，武之穆也。”杜预注：“河内野王县西北有邘城。”[7]419

《史记·周本纪》：“明年，伐邘。”裴駰集解引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2]118

邘，周初国名。邘国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位于黄河以北。由以上分析可知，郑武公时，主要是向西成周方向和向北跨过黄河卫国方向扩张它的领土。正是因为这种扩张，才使得位于郑国北部的卫国、鲁国，南部的蓼、蔡来见。这也与清华简《系年》中的“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相应。郑武公的向西、向北的扩张也正说明郑韩故城周围区域和郑之南土在郑桓公时已是郑之领土。

由此，根据我们对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简文中的“鱼罗”、“”、“（訾）”地理位置的研究和“”字意义的讨论，再结合文献中的记载，可大体勾画出郑桓公早期东迁建国的路线。郑桓公从宗周故地出发，与经商之人同行，在到达叶县北的棫林之后，率领族人浴血奋战，经过鱼陵之役、抵达汝水北岸，获得襄城县南的泛城，然后北进中原，获得新郑与许昌之间的訾地，又奇袭了溱洧之间的区域，攻灭了郐国。郑国在此时，方有“容社”之处，实现了东迁建国的基业。

四、从西周应国的灭亡看郑国东迁的路线

以上我们以清华简为新材料进行的研究，弄清楚了郑国东迁的路线。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应国的灭亡和郑伯匜等材料来进一步佐证以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一）西周应国的灭亡与郑桓公东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应国的灭亡，顾栋高、陈槃皆认为应国不知何年绝封。[28]何浩先生认为应国是被楚国所灭[29]。潘民中先生认为应国灭于郑国，灭亡的时间在西周东周之际的周平王元年至四十八年间。[30]李乔先生认为应国是在郑庄公时被郑国灭亡的。[31]郭琨铖先生指出滍阳岭上楚墓的出现时间为春秋晚期早段，应公室墓地的年代下限为春秋早期，中间有百余年的缺环，说明在楚人到达应地之前应国已经灭亡。应国可能亡于戎狄内侵。[32]

上述观点中，应亡于楚的说法，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是错误的。郭琨铖先生在其文中已有详实的论证，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应亡于郑的说法是正确的。西周应国的灭亡和郑桓公的东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从时间来看，西周应国灭亡的时间在两周之际，与郑国东迁建国的时间比较接近。

《国语·郑语》：“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韦昭注引三君（三君谓贾逵、唐固与虞翻）云：“不在，时已亡也。”接着韦注反驳三君观点曰：“若已亡，无宜说也。近宣王时，命韩侯为侯伯，其后为晋所灭，以为邑，以赐桓叔之子万，是为韩万，则其亡非平王时也。应则在焉，上史伯云“南有应、邓”是也。不在，言不在应、韩，当在晋。”案：“‘则其亡非平王时也’，考异卷（汪远孙《国语考异》）四：‘非’字误。《诗·韩奕》疏引注作‘在’字，是也。”[3]523

《毛诗·韩奕》序：“《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赐命诸侯。”孔颖达疏：“盖晋文侯辅平王为方伯之时灭之也，……则其亡在平王时也。”[33]

《国语》中“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是史伯对姬姓诸侯未来的推测。韩国的始封在西周初年，其始封君是周武王之子桓叔。韦昭注中言宣王时期，还曾“命韩侯为侯伯”。这表明西周晚期武王后裔所立的韩国未灭。此韩国后为晋所灭，故地成为晋国之邑。在曲沃武公成功僭位为晋侯之后，韩地被分封给曲沃桓叔之子万，因此称之为韩万。韩万是东周时期的韩国之先祖。《国语》中“应、韩不在”，应如贾逵、唐固与虞翻所注，是“已亡”之义。平王之时，中原地区晋、郑两国为辅，称霸中原。西周时期的韩国在两周之际为晋文侯所灭。西周时期的应国也很有可能在郑国东迁的过程中被蚕食。

其次，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中的地名“鱼陵”、“泛”以及《左传》中出现的“绕角城”、“犨”、“郏”、“栎”等地原属西周应国，后属郑国。到了春秋晚期，又为楚人所占。这些地名归属的变化，足以说明西周应国的灭亡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开疆拓土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中记载的与郑桓公战于鱼齿山下的，很有可能就是原居住于滍水上游的应国人或原世居此地的土著部落。而且，应国与胡国相邻，本是“抵抗淮夷”“屏藩周室”的共同防线。文献中有郑武公灭胡的记载，应国的灭亡当在武公灭胡之前。

（二）西周应国的灭亡反映出桓公东迁的路线

上文对两周之际应国灭亡的研究，也可证明郑桓公东迁时，带领族人到达中原地区后，其路线是从南向北进攻的。在夺得了“谢郏”之间的大部分区域后，驱车北上，攻灭郐国，食于溱洧二水。

在郑国东迁的过程中，除了灭郐之外，还占领了应国国都以外的大部分领土。应国虽然属于史伯所说的“非亲则顽，不可入也”之地，但却也位处于“谢西之九州”、“谢郏之间”。从河南省平顶山滍阳岭应国墓地的发掘情况来看，整个西周时期的应国墓地保存完好，排列规整。而两周之际、春秋早中期的应国墓地却无有影踪。西周传世应器和应国墓地出土的铜器都有明显的世代关系。而到了春秋时期，应国铜器仅存两件：丁儿鼎盖和应侯启戟。它们都是春秋晚期器。对于这些考古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应亡于郑。

此外，1985年3月，在河南永城县出土的郑伯匜上，刻有铭文：“郑伯作宋孟姬媵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发掘简报认为此器是西周末年的器物。[34]郑清森先生认为此器是郑桓公嫁女于宋武公的陪嫁之物。[35]笔者认为此器反映出郑国早期与宋国的政治联盟关系。它是西周晚期郑国在中原地区建国后采取的远交近攻政策的反映，也可作为西周末年郑国东迁至今中原地区封土建国的一个明证。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华简中与郑国早年史实相关的史料表明：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是在郑桓公的带领下实现的。“桓公寄帑、武公东迁”的传统观点，应予以摒除。通过我们对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甲本第4号至第6号简文中的几个地名“鱼罗”、“”、“（訾）”的研究，以及西周应国的灭亡与桓公东迁的关系的讨论，西周末年郑桓公带领族人东迁的史实逐渐清晰。

西周末年，由于宗周地区，山川不宁，王室多故，西周贵族逐渐向东迁徙。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郑桓公带领族人依循“昭王伐楚荆”及胡公方鼎的路线，从宗周出发，与商人同行，先至汉水，后与族人由南向北进攻。经鱼陵（鱼齿山，今河南宝丰县东南四十余里处）之役，抵达汝水北岸，获得襄城县南的泛城。然后北进中原，获得新郑与许昌之间的訾地，又奇袭了溱洧之间的区域，攻灭了郐国。谢郏之间的犨县、襄城、郏县、禹城、长葛、新郑、管县等地先后为郑所有。郑桓公时，谢郏之间的区域成为郑之南土。郑武公时，则继续向西、向北扩张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