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理论
——以人民主体价值为中心

陆梅玲 ，廖仁郎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所，广西 南宁 550022；2.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从历史上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1]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唯有明确“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导向，才能更好地将宗旨意识转化为治理效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合力抗击疫情的强大动力。

一、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价值诉求

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特别作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部署，为运筹大局、充分发挥优势、有效凝聚力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明确“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中国制度优势凸显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2]。要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效能，就得以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以聚合抗击疫情的磅礴之力。具体来说：一是依托党的组织优势。全力应对疫情大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关心人、为了人作为疫情防控的价值基点。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民参与力量，以凝聚磅礴之力形成最大同心圆抗疫“战”疫，使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关怀更好地融合于疫情防控的全过程、各维度之中。二是发挥中国之治优势。要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治理之思转化为以制度建设推进“中国之治”的新契机。引导好西方理性地看待“中国之治”的价值合理性，把握好中西政治制度比较的“度”，防止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潭，扩大中西方之间的对立情绪。三是统筹社会治理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要加强组织引导、畅通渠道、鼓励支持。”[1]疫情防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才能有效激活防控体系末梢神经，更好地将制度优势、社会力量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凝聚起网上网下磅薄的人民力量

面对民众的关切和媒体的监督，政府处置失当的“辟谣性”行为，会诱发公众的非理性猜测。网络热点的背后往往汇聚着民生关切，政府唯有及时回应社会关心的问题，才能避免被舆论潮裹挟，树立起可亲、可敬、可信的服务型政府形象。政府应建立科学研判体系，从线上线下主动回应民众的关切，从沟通式处理中提升政府公信力。这是因为，网络社会到来，政务微博、微信已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3]，亟需提升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摒弃“躲、拖、捂、洗”等旧做法，切实把网民呼声转化为防控举措。要坚持以公众为中心，不要把关心公共事件的新媒体或网民当成“好事者”。正确的做法是：既要从硬件上拥抱新媒体，也要从思想文化上更新舆情治理的观念及做法。坚持“务本”与“务虚”相结合，有意识地做好网上舆情疏导工作，从积极回应民众呼声中有效化解“心结”。要加大融合媒体建设力度，抬升官方信息在网络传播链中的位阶，提升对网络传播中的错误信息的纠正力和解释力。要重视潜在舆情风险的评估与防范，依托大数据对微博热搜等进行数据化处理，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做好预警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三）全方位切实提高防控措施执行力

疫情肆虐之下，能否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4]。把疫情防控抓实抓细，应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诚如有学者指出，“抗疫是举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举大事需要用大力气下大功夫，需要巨大的‘硬投入’，同样需要许许多多的‘软投入’。”[5]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要积极从体制机制上强化细化末端治理，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谋一域”为抓手推动防控全局的综合联动、高效运转。我们需要用理性战胜恐慌，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让同情、共情和支持涤荡偏激、狭隘和焦虑。创造性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切实把解决问题、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统一起来[6]。这次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人工智能方位全方位参与到疫情防控，让社会普遍认识到借助科技赋能疫情防控及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加快完成“新基建”布局，设立城市大数据平台，把这次借助科技赋能疫情防控的经验加以提炼，使之上升为可复制化的成功经验。

二、人是首要价值：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价值理论

能否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本质上是关乎“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大问题。明确人的价值的首位性，应把宗旨意识物化于“战”疫之中，从人类命运与共高度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一）突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价值优先性

疫情肆虐之下，将何种价值要素摆在首位，折射的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宗旨。这次疫情防控中，相比于西方偏重于“务虚”路线，中国抗击疫情更突出“务实”，更重视将“初心使命”物化于形，把宗旨意识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切实措施。实现这一点，其中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容纠并举机制，激发广大干部改革创新、担当作为。注意避免通过临时处分一批人来避责和安抚社会情绪现象的发生[7]。为国者，以民为基。疫情治理的成效关乎民心民意。唯有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全力抢救患者生命，才能创造性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制度性修复党的基层执政基础。做到这一点，要防止因“疫”返贫，始终以医疗救治需求为价值导向，积极发挥财政兜底效能，解决民众就医的后顾之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决不能因费用问题耽误患者救治。”[8]针对这次疫情引发的安全思考，应该推动战略资源向生物安全领域倾斜，加快提升疫情防控的科学化水平。加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统筹好体系构建中的成本与收益、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的多维诉求。以此为支撑，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所忧、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疫情防控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二）正确认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辩证关系

确认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辩证关系，须从思维上摒弃非此即彼、二者选一的固化模式，将辩证唯物主义所蕴含的方法论创新性运用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中。要在常态化防控疫情下加快复工复产，创新推动复工复产的新业态、新模式，将复工复产导引入合理区间运行，全力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安全化发展。总体上看，常态化防控疫情下推进复工复产，把握好国内与国外、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当前，国内疫情已基本可控，复工复产也步上正轨实现“正增长”，但海外疫情还处在蔓延阶段。要落实好“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指示精神，仅仅从“常态化”维度思考、谋划防控疫情已不能很好地将其贯彻、落实。正确的做法是：强化疫情防控的后续支持机制，及时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并调整转换相应的防护要求，从体制机制上为打赢疫情防控的“持久战”提供支撑与保障。我们在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要积极布局“新基建”建设，抢占发展先机，加快打造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抓住疫情催生的市场机遇，加强创新要素集聚和研发投入，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也就是说，要注重整合资源也长远谋划，以更好对接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与布局，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

（三）从人类命运与共高度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各国利益高度融合，早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任何隔岸观火式的冷漠、傲慢，最终只会使自己陷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困境。例如，将新冠病毒（COVID-19）污蔑为“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叫嚣“向中国追责索赔论”，无论是为打压中国，还是为转嫁矛盾，都注定落空、失道寡助。唯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摒弃种族主义歧视及意识形态偏见，自觉超越国家理性的自利性，同时以更加开放、团结的姿态编织好全球疫情联防联控通力合作体系，才能从根上为各国人民的生命及健康提供安全托底。，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特别呼吁“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并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作出倡议[9]。把握好这一点：一是杜绝污名化。疫情之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更没有国家可以单打独斗。要尽早扭转全球疫情蔓延态势，各国应摒弃将新冠病毒政治化、污名化的做法，积极为合作抗疫营造必要氛围和条件。二是深化政策对接。要积极发挥元首外交的带动作用，以中国方案发挥表率实干作用，通过深化双边多边政策对接以有效整合多方面资源强化全球携手抗疫基础。三是重视边缘地带。要化疫情危机为契机，中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元素融入全球治理实践之中，进一步降低世界平稳运行的制度性风险。优先从边缘地带入手，依托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平台促成携手抗疫合作。以此为引领，优先实现各国交集的最大化，不断促进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合作抗疫，不断加强对话深化战略互信，不断化解彼此之间的现实矛盾，消除彼此之间的思想芥蒂。

三、从制度优势走向治理效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价值实践路径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内在要求。从现阶段看，国内疫情防控正向好的态势拓展，常态化防控疫情要把握好“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原则。不过，从构建疫情防控体系长效机制维度看，还需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防控工作

法治是实现善治的重要依托。这次疫情所暴露出的执法过度、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及贩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更凸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10]。只有依法统筹推进防控工作，才能有效稳定社会心理预期，避免群体性恐慌行为的出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尤其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更要维护好法律权威，制度性增加各种“顶风”违法的成本，更好地将法治理念内化于百姓之心、外化于群众之行。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有意识地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融入疫情防控之中，创新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说，这既是统筹推进防控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支撑。从现阶段看，疫情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不适应的地方，亟须推动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完备的疫情防控法律制度全链条[11]。

一是推进科普宣传。从长远地看，要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唯有让人民群众对疫情暴发的认知达到“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将防控要求落到实处，最大化阻击新型病毒向人群传播、扩散的风险。实现这一点，要创新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方法的形式，让群众从“百姓日用”中把疫情防控知识看懂、记得牢，为长效化防控疫情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是强化市场监管。在疫情防控，做好国内生鲜市场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海关国际合作，促进联防联控，共同抗击国际疫情。例如，近期“北京疫情”暴发就与进口的生鲜产品感染相关，引发了人们担心中国在成功控制住疫情后将因此面临“第二波疫情”的担忧。特别是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重启，更要继续强化市场监管、加强海关防控，不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三是及时修补短板。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疫情防控法治体系的效能性、保障性。在此过程中，重点是及时修补短板，不断强化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筑牢疫情防控生态安全的法律屏障。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严厉打击各类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创造性将生态、法治因素融入国家疫情防控体系和防控能力现代化之中，制度性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二）为抗击疫情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离不开强大科技支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2]环顾当下，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谁是“0号”被感染和传染者，以及新冠病毒究竟源于何处。在此情形下，更是凸显科学的“硬核”力量的不足，加快运用科技力量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就具有更多的紧迫性、现实性及战略性内涵。特别是近年来，一再频发的“生物安全事件”，已使国家安全拓展到“生物疆域”。加大生物安全领域战略投入，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如果说“好战必亡”是古训，那么“忘战必危”则是血淋漓的教训。疫情施虐之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萧条困境，使得“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趋强烈，无形中加剧中西方的分歧及潜在的冲突、甚至是对抗。

从这个维度看，加快突破技术装备瓶颈，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关民族复兴及国家安全。为此，应从国家总体安全高度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聚焦重大疫情防控的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一是夯实科技支撑。疫情肆虐之下，加快提升我国生物安全整体防御能力，事关民族核心利益及国家安全。因为在美国持续打压、围堵下，中国手上没有“硬核”生物安全技术，无疑是“自废武功”。亟需加强疫情防控的生物安全技术支撑，提高我国体系化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能力。不过，加大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战略投入，要警惕大国博弈向生物安全领域延伸。避免这一点，可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维度增强双边关系韧度。

二是强化物质激励。在疫情肆虐下，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扼杀病毒的良方，唯有尊重科学、重视人才。为此，国家在重视精神激励的同时，也要注重从物资关怀维度给予卫生工作者合理的经济激励。从国家安全维度加强公共卫生战略投入，转变思路是从市场化向公益性的回归。从偏重宏观构建转向细化微观治理，更应重视公共卫生人才梯队的储备构建。

三是深化国际合作。防控疫情亟须强化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国际联合科研攻关，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只要世界各国群策群力，共抗疫情，人类就一定能够早日打赢这场硬仗。因为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是每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应有的姿态。也就是说，生物安全虽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却不是一味地排斥国际合作。

（三）制度性凝聚携手抗疫全球合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责任。为有效阻止疫情跨境传播，制度性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关键。对此，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发表讲话时，特别呼吁到：“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9]。因为要坚决遏制疫情持续蔓延势头，已非简单地“对外援助”就能实现。面对疫情肆虐，唯有携手世界各国加大宏观政策对接力度，依托世界卫生组织等平台深化制度性合作，不断加强各国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才能编织起最严密、最广泛的全球疫情联防联控网络体系。在此过程中，应理性看待疫情防控中的付出与收益，自觉超越国家理性的自利性，从战略对接层面加强政策对话和交流，探讨建立区域性、全球性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着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如果说，21世纪前的全球化趋势主要是“自由化”；那么，迈入新世纪后，全球化发展形态更多呈现出“制度化”特征。制度性凝聚携手抗疫全球合力，既是遏制疫情蔓延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不过，制度的构建及维护均意味着成本，要增强制度运行的持久性与效能性，唯有实现大小国家权利及义务的均衡化才具有可持续性。实现这一点，有助凝聚合力携手抗疫，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导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降至最低。从现阶段看，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战略理性原则。从历史上看，利益均衡从来都是博弈的结果。要凝聚起全球战胜疫情强大合力，需要制度性超越国家理性的自利性，积极引导西方正确看待中国制度的合理性，降低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等因素的干扰力度。坚持以适度斗争赢得团结，以适度斗争澄清谣言，推动双边、多边维度的政策对接，创新性引领中美从战略竞争转向战略共赢。

二是义利融合原则。把握好这一点，应坚决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并辩证地、长远地看待携手抗击疫情所付出的成本及可能的收益，自觉推动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协调平衡融合。从现阶段看，应超越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警惕民粹主义思潮，防止国家对外政策被其所“绑架”。正视命运与共的现实格局，发挥大国的担当与合作，注重给予小国支持和照顾。

三是多边主义原则。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疫情肆虐之下，试图把战胜疫情的重担全压在中国肩上，是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病毒无国界，合作才是最优选择。各国应携手推进以抗疫为重点的多边双边合作，充分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意识地将合作战“疫”融入现有的合作框架，着力推动临时性合作迈向建立中长期制度性合作。

四、结语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强化公共卫生战略投入事关国家总体安全及国家发展全局。疫情防控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要提高我国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在从宏观到微观完善防控体系建设的同时，更应重视公共卫生人才梯队的储备构建。总体上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给中国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一次大挑战，也锻炼了中国及民众迈向世界舞台中央所需的健康、兼善的大国心态。疫情之下人的价值是首要的。如何看待这一点，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唯有明确“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导向，才能更好地将宗旨意识转化为治理效能。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已得到基本控制，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仍持续蔓延。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既考验着人类的团结协作，也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契机。中国应以携手抗击疫情为契机，从发展战略对接层面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建设荣损与共的地球村，凝聚合力及信心继续推动人类社会迈向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