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研究新视角
——以壮文学外译为例

关熔珍 麦红宇

翻译，从最根本上来说，就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语言转换。在原作与译作这一二元对立的存在中，原作无疑是翻译道义上的中心，而译作则承载着种种负面的评价。意大利谚语认为，翻译即背叛；文学巨匠歌德认为，翻译不过是“下流的职业媒人”；古希腊宗教翻译大家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指出，翻译不过是“神的感召”的产品。再公允开明一点，鲁迅则认为翻译是一件“陆续吃一点苦”的差事；英国翻译家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认为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就算是到了众说纷纭的翻译文化转向当下，美国翻译大家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e Lefevere）也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改写，德国功能派理论家克里斯蒂娜·诺德（Christiane Nord）同样认为翻译就是要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法国学者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叛逆，谢天振先生则正面一点，突出是创造性叛逆。翻译的枷锁依然存在，创造性叛逆依然存在着谁叛逆谁的隐形逻辑。这样的翻译思维，对少数民族外译无疑是难上加难。

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国内少数民族经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或者是其他世界通用语言，推介到世界各地，吸引世界目光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向世界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展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

然而，截止2019年，以“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为篇名的研究在知网上仅有34篇，其中期刊论文31篇，博士论文1篇，报纸文章2篇。显然，学者们都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研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同时也揭露了研究的不足，成果不多。这一研究现状显然与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化发展需求极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对外推介和宣传。

一、比较文学变异学

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于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在书中，他明确提出：比较文学研究的未来在于研究文学间的变异现象。并在变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曹顺庆2013:28）。曹教授旨在为比较文学研究指明未来方向，解决当下比较文学研究陷入相同性研究的困境，引导比较文学研究突破同质研究，转向异质文明之间同质基础上的变异现象。他指出：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曹顺庆 2013：57）。显然，变异学研究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重点聚焦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影响交流及文学相互阐发等等，这无疑包括了跨国变异、跨语际变异、跨文化变异、跨文明变异、文学的他国化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跨国、跨语际、跨文化、跨文明显然与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在跨国际、跨语际和跨文化的多重跨越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显然不能够仅仅关注传统翻译所强调的原作与译作之间的转换问题。

二、跨国际的变异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是中国对外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涉及到跨国际的翻译问题。尽管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国外一些少数民族存在着古代民族曾经的同宗同源关系，如广西的壮族、侗族和瑶族与东南亚的相近民族等等。但是随着各自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变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差异影响以及人文文化本质的多元性，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存在不可避免。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性。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大多需要从少数民族语言转换到汉语语言来展现，再经由汉语转换到国际通用的外语。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无疑是一种独特的三语跨国际外译活动。这样的三语翻译在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中普遍存在。以广西壮族文学《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壮汉英对照）》（以下简称《北路壮剧》）的英译为例。

例1、（壮语版）

磐古亥天地，

神农氏甚利。

算楼国力那，

牾吕横拉地。

（汉语版）

盘古开天地，

神农氏真好。

教咱种田地，

养活世间人。

（英文版）

Since Heaven and Earth’re separated,

Sage Shennong’s done a good job.

He taught the people farming,

Nourishing all in the world.

（《北路壮剧》2004：10）

从壮语到汉语再到英语的翻译，进入了三语外译范畴，需要进入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去思考和应对。比较文学变异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强调聚焦文学比较中出现的变异，突出同质文学上的差异存在，无疑为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提出了一个创新角度：少数民族文学外译需要思考跨国际少数民族文学比较问题中的同质与异质问题。

在中国，各民族都有各自有关盘古和神农氏的远古神话传说。这是各民族文学共同文化源头。对盘古和神农氏这样的历史神话人物，在外译过程中一直是一个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没有盘古和神农这样的神话人物存在，很难在英文的词汇表达上寻求一个可以直接对应的神祗名词。于是在翻译的处理上，有的译者直接简单地音拼表达，如盘古译为“Pan Gu或Pangu”，神农氏则译为“Shen Nong或Shen Nung”; 有的担心外国读者无法理解，进行充分的释意翻译，如将盘古译为“Creator of the universe”，神农氏译为“Divine Husbandman，或者Emperor of the Five Grains，或者Patron of Agriculture”；也有的干脆中西合璧，左右皆宜，如将盘古译为“Pan Gu或Pangu，Creator of the universe ”，神农氏译为“Shen Nong或Shen Nung， Divine Husbandman，或者 Emperor of the Five Grains，或者Patron of Agriculture”。这样的翻译处理，在跨国际的变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对待翻译变异，不能简单思考原作与译作，应该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翻译？翻译什么？传递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思考到民族文学外译的终极目的：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地进行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语言文字信息的对应处理，而是传递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同质与异质的内涵存在，以丰富世界文学。在这里要翻译的表面上是盘古和神农氏的名字，要传递的却是这些名字背后的深厚民族文化内涵，然后才是如何用另一种文字表达的问题。盘古和神农氏尽管在各民族文学中都有各自的表达，但是并不是某一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显然，有关盘古和神农氏的翻译是早有前译存在。上述的各种翻译处理，也说明了这些名字的翻译事实上得到了深入的思考。那么，就要思考具体要适应什么样的民族文学文献中的表现形式。在例1中，《北路壮剧》是一部有关广西壮族民族文学的书籍，其中出现的《赞神农》是一首广西地方壮族民歌，歌颂东方文化中人类共同的神话祖先神农氏，采用的是山歌歌谣体的文学表现形式。山歌的翻译需要考虑字数以及格律押韵等问题，太长的名字或者解释很难适合山歌的吟唱，加注翻译更加不是山歌翻译的考量。因此，在这里首先要考虑的是盘古和神农氏要不要翻译或者是直接音拼？盘古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表现时间，而神农才是歌词的核心。因此，第一句“盘古开天地”部分可以强调时间而忽略人物，“Since Heaven and Earth’re separated by Pangu”中的“by Pangu”可以直接省略，满足山歌的字数要求。但“神农氏真好”却必须保留神农的翻译，因为神农氏是这首山歌主要歌颂的对象。那么翻译上就要突出神农氏被歌颂的理由和原因，简单译为Shennong是不可取的，形同张三李四，无法突出神农的特殊。但是由于歌词字数的限制，又无法过多文字解说神农的丰功伟绩，那么在Shennong的前面加上一个身份定位词“Sage”，则是恰到好处。这样的处理并没有简单地遵循传统翻译中要求的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忠实和对应，而是突破简单的翻译的二元对立，更多地考虑山歌要表达的核心主旨内容而进行取舍。因此，尽管盘古和神农同属中国文学源头的重要神祗，同等重要，但鉴于具体文本需要，侧重神农氏的翻译。在《赞神农》的翻译上还要考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用Sage一词点出神农氏地位的尊崇，构建与西方文化同质的理解基础；以Shennong一词展现独特的中国民族文化，同时也丰富了英语词汇。可见，例1展现了跨国际民族翻译的变异，不必过于拘泥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字对应与忠实，更应该关注要传译的民族文化内涵，突破原作与译作简单文字上的二元对立。

除了三语的局限外，还要注意山歌翻译的独特性，以《山歌好比春江水（刘三姐歌谣集）》（以下简称《刘三姐》）为例：

例2、 莫生愁，

淹了土地有山头，

待等洪水退去了，

再种庄稼找盐油。

译文：

Don’t Worry,

Hills are left though lands are flooded,

Just wait till gone of the tragedy,

Again, we plant crops for life happily. （《刘三姐》2020:71）

例2同样是出自壮族民歌《刘三姐》，有诗歌押韵和字数的要求。整首山歌中“找盐油”展现了壮民族生活的不易和艰辛，但是又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生活态度。“找盐油”是壮族人民展示生活的表现手段，从基础的柴米油盐开始，种庄稼，向往有油有盐的美好生活。在汉文化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向往“仓秉实”有鱼有米的美好生活；在西方文化，人们努力地“earn bread”，向往有“bread and honey”的生活。显然，世界各国对美好生活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那么，要从英文中找出一个对应生活用辞是很容易的，最后一句完全可以翻译成一句相当地道的英文，如Again we plant crops for a life with bread and honey.。但是这种采用了其他民族，尤其是国外民族的生活表达形式，往往会遮蔽了壮民族文化的生活表达形式。况且用西方民族的生活表达形式就很难满足原山歌体裁和字数要求。考虑到跨国际之间各国、各民族的差异以及山歌在押韵和字数上的要求，采用英文生活表达对应显然是不可行。“for life happily”的处理突破文字上的对应，重点突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展现面对tragedy的don’t worry 以及继续生活的“happily”，实现了押韵的要求以及字数要求。翻译变异在所难免，却很好地再现了原山歌的神韵。

事实上，民族文学之间的翻译就是跨国际的翻译活动。这无疑是一场突破翻译二元对立的文学变异，是民族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状态。这是翻译活动的本质存在，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或者符号文字的一一对应转换就可以完成的。只有关注各国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允许差异的存在，允许翻译的变异，不拘泥语言文字符号的束缚，才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学之间的翻译，实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有差异的共生共存。

三、跨语际的变异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少数民族文学大多存在于本族的语言文字之中，尽管有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仿汉语字构成，如壮族的土俗字。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事实上是一场跨语际翻译活动，需要由少数民族语言转换为汉语语言，再由汉字转换到世界通用的外语。壮族文学的英译，是三语之间的翻译，是一项艰巨的翻译挑战，如《布洛陀史诗》的英译等。众所周知，《布洛陀史诗》对壮族的重要性相当于Genesis（《创世纪》）对于西方的重要性。《布洛陀史诗》展现了壮族的原始信仰、原始神谱体系等等，大到各种神谱，小到各种人文都有别西方。传统翻译所强调的二元对立的忠实和对应事实上很难有效指导布洛陀的翻译。其英译处处是陷进。简单到“布洛陀”一词的翻译，究竟是应该翻译为“Buluotuo”，还是“Baeuqloxgdoh”，或者是“The Lord of Gods”都是问题。“Buluotuo”来自汉语的拼音，很难联想到布洛陀在壮族神谱中有众神之神的高度，也很难联想到他是壮族之神。“Baeuqloxgdoh”来自壮语音拼，同样很难联想到众神之神的高度。如果采用这两个译名，往往会造成阅读困惑，就算是稍通中文，也是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用“The Lord of Gods”则完全是以西译中，容易跑题到西方的神普去，翻译就失去了中国味道，更不用说少数民族味道了。最终的选择是中西合璧，译为“Baeuqloxgdoh，The Lord of Gods”。采用壮语音拼+意译，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味道，同时也确保西方读者能够读懂。这是一种翻译的变异，以“Baeuqloxgdoh”这一民族语言译名解决跨语际的问题，以补语“The Lord of Gods”点出该神祗的身份，既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又实现了对不同民族差异的尊重和维护。

这样的跨语际翻译处理，在《布洛陀史诗》的英译中大量存在，如祖王（Prince Cojvuengz）,罕王（Prince Hanqvuengz）等等，这些词汇的英译处理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中的跨语际表现。显然，传统纯粹的翻译处理模式往往难以解决三语翻译问题。而比较文学变异学关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之间文学表现在翻译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认可翻译的变异，突破传统翻译研究中强调的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两者关系，把民族文学的翻译研究放到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强调差异存在的必然，允许翻译的变异处理，更好地展现了民族文学的原汁原味。

四、跨文化的变异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事实上，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学源自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事实上也就是跨文化的交流。那么，通过翻译进行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是否可以避免变异的存在呢？

《布洛陀史诗》中序诗第二节“请众神”是有关请神的祭祀，其中涉及到的神祗不同于汉文化中的神祗，更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神祗，是壮族文化特有的神祗。这些神祗在跨文化的翻译中突出的问题是：以汉文化的神祗对应？还是以西方的神祗对应？还是保留自己本族文化的神祗对应？如下例：

例3：请渡口露大肚子的神，

邀请那洗小鱼的神，

邀请那剖大鱼的神，

邀请那肚子朝下的神，

邀请那肚朝上的神,

邀请能破铁块的神，

邀请那能开铜锭的神

邀请那管鱼市的神......

（《布洛陀史诗》2012:03）

译者会发现根本无法对应汉文化神谱来翻译壮文化的神祗，因为壮文化的神祗在这一相当西方《创世纪》的《布洛陀史诗》中全部是详细描述壮文化源头的最为原始朴素的神祗，而不是后世明明白白、高度凝练和明确界定的神祗，如汉文化里的“财神”、“福神”或者“水神”、“河神”等等，也不像西方神谱里的“阿波罗”、“雅典娜”或者“缪斯”、“宙斯”等等。对待《布洛陀史诗》中的神祗，如“洗小鱼的神”、“剖大鱼的神”、“露大肚的神”、“肚朝下的神”和“肚朝上的神”往往会让译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祗？甚至会思考如何从汉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中找出相应的神祗以完成传统翻译要求的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应或者对等。然而，这是壮文化所特有的原始神祗，不可能在汉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中找出真正对应的神祗。

《布洛陀史诗》里的神谱的翻译，事实上挑战了跨文化翻译问题。既然不存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另一民族可以对应的神祗。那么该如何翻译呢？

译文：

To invite the god showing his potbelly at the ferry port,

And the god in charge of washing small fishes.

To invite the god in charge of cutting big fishes,

And the god that is hying on his belly.

To invite the god that is lying on his back,

And the god that can cut the iron-block open.

To invite the god that can rip the copper-ingot

And the god that is in charge of fish market.

（《布洛陀史诗》2012:03）

这样的译文显然是直接按照汉文字的描述直接进行的翻译处理，属于翻译研究中常常被诟病的逐字逐句的直译，似乎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简单对应，给人突兀变异的印象。然而，恰恰是这样突兀变异的翻译，展现了壮文化中的万物有灵信仰。在壮文化的源头，所有神祗其实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和具体的物，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描述和展现。这些神祗有的最终流传下来，有的只是存在神话传说当中，并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对这些原始神祗的翻译是万万不可寻求后世流传的神祗进行直接对应，更不用说在汉文化或者是西方文化中寻求对应。直译是不可不为的翻译选择，尽管产生变异的翻译阅读体验。因为，这样的翻译显然是一种跨文化的变异处理，恰恰是壮文化需要的翻译模式，忠实原文语言文字，形成跨文化的翻译变异，变异产生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引导读者深入理解壮族文学作品具体表现的内涵和文化。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的的确确会遭遇跨国际、跨语际和跨文化的翻译问题。传统的原文与译文之间二元对立的翻译原则事实上会束缚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效果和外译质量。从具体列举的翻译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具体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不是少数民族外译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更多的是要深入具体文学文化内涵，聚焦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表达和不同的文化展现，允许翻译中的变异存在，同样也允许翻译的变异处理，实现少数民族文学的真正外译和对外传播，展现中国文学中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和璀璨，而不是一味地遵守所谓传统或经典翻译原则，阉割民族文化，迎合翻译对应或者是西方的读者期待。

显然，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学外译和对外传播，主要表现在不作茧自缚，把翻译禁锢在原文与译文间的忠实二元对立，而是关注民族文学外译中的变异存在，允许翻译的变异存在，关注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多元展示，给民族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旨在吸引更多专家学者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外译和对外传播研究，实现国际民族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