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李 倩

（中共铜川市委党校 陕西铜川 72703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简称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坚强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曲折斗争，组建起来的一支革命军队，也是我党在陕西建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她的建立，曾为创建、发展、巩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转角改编，二十六军耀陕甘

中国工农红军，一般简称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武装力量。1928年5月前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发展方向。陕西省委高举土地革命旗帜，当年10月，中共陕西党在陕北井岳秀部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在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红色政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动了旬邑、淳化、两当等起义、兵变，但均以失败告终。虽然起义失败，但为我党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优秀军事干部，奠定了日后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坚实基础。

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陕甘交界的南梁林锦庙一带胜利会师后，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但因旗帜不够鲜明，口号不够响亮，名称有一些灰色，于1932年2月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红色旗帜的革命武装，为建立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并指出,“为了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选拔中坚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该《决议》是党为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红军建设和苏区政权建设制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对于创造和巩固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对陕甘边新苏区的建设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932年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新改任省委常委的杜衡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兼任团政委（后汪锋代之），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计200余人。从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起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任。红二十六军的成立点燃了陕甘高原的烽火燎原，更点燃了穷苦百姓心中的希望。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组建的第一支由中央授予番号的红军部队，标志着陕甘边军事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浴血奋战，创建照金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任务有两条：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

照金，位于耀县境内，地处乔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四县交界。它北迄子午岭中段，南接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公路。这里丛林密布，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比较复杂，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无地农民多达百分之六十。除此而外，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逃荒饥民纷纷而至，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曾不断发生自发的斗争。

从军事角度讲，照金地区进可攻，退可守，机动性很大。向东，经宜君、同官可截断咸榆公路；向南，经富平、三原、泾阳可出击渭北平原之敌；向西，过淳化、旬邑、永寿、彬县可扼守西兰交通要道；向北、退守子午岭密林可与敌周旋，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争活动区。省委选择照金作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总后方，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里也有不利的条件：离敌人的中心地区太近，受敌人威胁大；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部队兵源不足，吃粮困难。因而，对于红军的扩大和开展活动，带来一定困难。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镇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3月下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贫苦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

陕甘边党、政、军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完全形成。

南下受挫，陈家坡会议挽危局

在红二十六军和苏区军民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1933年6月17日，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杜衡不顾刘志丹、金理科等同志强烈反对，主张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6月24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南下，刚渡过渭河，在蓝田张家坪遭遇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虽经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部队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

在红二团南下渭华，陷入绝境之际，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于7月28日在西安被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两人叛变革命，致使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党、团组织遭到完全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又一次转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遭到了空前危机。

为了扭转危局，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会议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区消灭敌人，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组织上，成立了以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开展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继续坚持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省委遭到破坏，陕西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陕甘边区特委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主持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抵制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统一了三支武装的指挥，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了西北红军、挽救了革命根据地，被称为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

发展壮大，红色基因代代传

面对国民党反动民团的疯狂围剿，最终敌众我寡，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丧失，红军失去后方依托，生存和发展遇到极大困难。为创建新的根据地，以保证主力红军的休整和壮大，根据刘志丹提议，1933年11月，包家寨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后即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随后挺进南梁，主动出击，寻机歼敌，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此，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红四十二师的不断出击和二、三路游击区的发展壮大，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使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一体化的军事体系。此时,以南梁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纵横三、四百里。

1935年2月，为粉碎陕甘宁晋四省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2月5日，周家硷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在历时5个月战斗中，红十五军团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等6座县城，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涉及18个县域，2.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从诞生到编入红十五军团，独立奋斗两年零九个月，大小战斗500余次，毙伤俘敌10000余人，缴长短枪6000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18门，击落敌机1架，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相继开辟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全国各苏区几乎全部丧失，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之际，保存了全国仅剩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的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