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的大同
——卢西安·弗洛伊德与王学仲绘画解析

2020-12-09 13:05
国画家 2020年3期
关键词:弗洛伊德艺术家绘画

一、20世纪艺术与时代的巨变

绘画的发展在20世纪初已背离了它原有的使命,传统绘画的发展,主要是以宗教的发展而发展。传统思想的逐渐没落衰败,教皇的统治早已结束,神权至上的思想理念以至于绘画的发展只属于上层阶级,新兴的资本主义贵族占领了经济的主导地位。对绘画的需求也在逐渐改变,风景肖像作品逐渐成为主流的艺术趋势。在西方绘画的发展以这样的方式保持许久,直到现代工业的到来冲击了传统经济的发展,宗教没落,神权不再至上,科技发展,市场充斥了各式各样的艺术绘画作品及其代替品。其中风格各异,水平参差不齐,多数为艺术家希望寻找新的方式创造出独特的艺术语言,把自我的世界认知用绘画的手法表达出来,表现自我个性的绘画也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绘画曾经的地位出现了动摇,照相机逐渐取代了古老的绘画。很多艺术家对艺术的发展表现出担忧,从新的思考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表现艺术,绘画艺术的新理念就此展开。之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很多艺术家的绘画描绘都走向对战争的震惊、感叹、惊恐等情绪的表达。很多艺术家的绘画在这时期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等到战后欧洲各国把重点都放在对本国的建设,艺术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极为迫切,对本国文化的重塑使得很多艺术家随之诞生。

二、大师对艺术追寻的一致性

1.早期的绘画艺术

弗洛伊德与王学仲的早期创作,主要处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是一个新旧并存的时代,一个东方革命的时代,是世界都在寻找新的生存法则的年代,中华民族在接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年轻人在动荡中寻找新的出路,艺术家对艺术的认知有着更高的理解,卢西安·弗洛伊德与王学仲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王学仲先生于1925年出生于山东滕州,弗洛伊德于1922年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作为艺术新时代的艺术大师,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弗洛伊德在1933年为躲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全家移民至英国,而王学仲于早年到北平学习绘画,此时此刻北平属于沦陷区的文化对所有人具有重大影响,爱国的情怀早早地产生于王学仲的内心。战争的爆发也使得弗洛伊德并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外加家庭环境的特殊促使小弗洛伊德在童年埋下一颗敏锐的种子,并对以后的绘画产生深远影响。战争对人类的破坏、摧残都看在眼里,不像前辈一样在战争前期有一定的反抗表现。二者由于战时较为年幼,对于天灾人祸表现得更为无能为力。其内心的呐喊是人类在战争之后的反思,作品从侧面的方式表达出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以及人生自我价值的追寻。整个世界都处于战争以及战后的重建。其中文化的建设也极为迫切,各国为了对文化的重塑,欧洲各国争先恐后的对软实力进行投入,随之诞生了很多新时代的艺术家,“伦敦画派”也是在重塑的大环境下诞生。20世纪以来西方艺术流派众多,发展的方向多变,画派的诞生层出不穷。但弗洛伊德依旧坚持自我的主流绘画领域。对表现主义的发展,对本国艺术以及绘画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动荡的环境对弗洛伊德的艺术表现影响深远。

中国艺术文化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也逐步兴起。这种破败的环境使得各界人士显得毫无生气,这种对战争的不安本能地占据着弗洛伊德的内心,并通过他的画作表现出来。王学仲对中国未来的期盼都体现在画作当中,其画作均来自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把文人墨客对于爱国的情怀都真实地表现在画布之上,王学仲的艺术绘画,是平凡人的日常,是我们普通大众的生活,例如《剖瓜听蝉图》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一棵树、一个人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难免让我们联想到了曾经过往的夏天。弗洛伊德对绘画作品的内容表现都带有神秘色彩,人物对世界的思索,悲凉的神情尽显其中。多幅作品弗洛伊德对爱情结束的描绘,作者本人若隐若现的身影,女主角伤心落泪的神情,躺在白色的病床之上。可见作者对事物客观的探究,对生活中过往情感细致入微的表达都描绘在作品当中。女模特儿呆滞的眼神望向远方,在对什么事情思考着,手里捏着一只猫,好似画面中的猫将要对观者诉说什么,整个画面细致轻柔,显示着暗淡忧郁的气氛。这些都与战后人对未来的世界进行思考有关,手里的猫好似唯一的财富,想着改变什么但又无能为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早期艺术的表现主要对英国在战后居民情绪,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大背景,把人对战乱的害怕表现在画布之上,体现了弗洛伊德对和平的期盼。二者虽然对艺术作品表现不同,但都是对本国艺术文化的兴起做着不懈努力,都积极投身于本国的艺术事业,战后的民族事业作为第一要点,具有非常高的爱国精神。

2.晚期艺术的自我追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两大阵营长期处于冷战的时期。各种政治事件犹如晴天霹雳。许多悲愤的年轻人对这种场面难以接受。各种文学艺术逐渐对战后家园的重新建设,政治经济的复苏,很多欧美国家的年轻人对老一辈价值观的否定,开启了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这种追求自我的年轻人,对社会现状不满,内心急于改变本国的政治情况。二战之后出生的小孩儿在20世纪60年代都属于青年时期,对本国历史的阅读及现状产生极大的反感。对本国的国家梦重新思考探究。对超级强国的发展与本国发展的方向寻求新的出路。各种民权运动场面壮观浩大。各种片面遮掩的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对年轻人的影响颇为严重。逐渐以此引发的反文化运动成为主流运动。各路学者对这种反文化运动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是人类进步的需要,也有人非常仇视,直接加以谴责。对于无能为力的政治,弗洛伊德选择如初地避而不视,对社会的厌恶,用自我绘画方式表现出来。相比而言中国国情的不同,我们的艺术受到了外来油画艺术的冲击,很多人都对本民族的艺术文化重新思考,追寻更为逼真的油画技法,以至于中国绘画受到了冲击,很多人对国画的艺术技法不再重视,传统写意手法不再是主流艺术,王学仲看到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弊端,他用全新的言语对国画艺术进行思考并表现出来,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坚持我们本国的国粹,从而发扬光大。

在20世纪末期,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创作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他的画法以笔触变多、画风粗犷为主,多数以人体为绘点,把人的内心及心理很好地表达在画布上,从人体的绘画当中表现出自我的追求,以至于丑陋的身形尽显当中。王学仲对艺术的追寻逐渐敏锐化和多元化,应用现代意识来改变这个时期生活的体型表现。绘画手法也更加自由,表现方式更加强烈,同时画面上人物的表现形式也和以往大不相同,把自己对世间的不满情绪加入其中。越到晚期,他的画风越发趋向于表现生活对人的影响。晚年的王学仲更多地在追求人与自然的联系,这种独特的自我价值形成的不一样的艺术追求,强调画家追寻一个朴素的自我内心,他对人本源的思考正是他与艺术的魅力所在。到了晚期,弗洛伊德则对肉体描绘是以真实的手法再现。他对自己的画作有一个评价:“我不希望别人看我的画是来看我的色彩,我是让别人看我生命的色彩。”在古典艺术当中,绘画的表达多数是以唯美的艺术姿态展现出来,是对事物美的再提取、再塑造。不堪入目、丑陋等尖锐的词语是大家对弗洛伊德裸体艺术的描绘。甚至有人对其绘画作品亲切地称呼为“腊肉”,可见当时对作品的不理解。但弗洛伊德绘画的表现不单是艺术形式的创新,而是对人生活的艰苦日常的再现。皮肤肌理的描绘、裸体色泽的表达,无一不透露其中的弗洛伊德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与表现。

无论是哪个时期,王学仲的创作依然保持着对自我世界观的肯定,坚持对现代文人画创作,对内心世界的发掘,不断探索着自我的精神内涵。用笔墨的言语,不但表现出枯墨淡然的直观感受,而且表现出了人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的世态,探究了人与自然、自然与人的关系,与弗洛伊德一样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的所知所想。弗洛伊德与王学仲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价值的追寻,无论是东方的精神,还是西方的理念,都是二者经过不懈努力的追寻展示在观众面前,是生活对人的磨炼的形象再现。许多作品令人非常的震撼,例如弗洛伊德对肌肤的特写非常光泽有力,岁月的痕迹在画面人物中留下诸多,让人深思,全方位地展现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肉体与过往生活的斗争。这种痕迹让往来的观众非常的不自在。犹如对自我生活的写照呈现在众人面前。而在不断的否定之后,弗洛伊德那些厌世的作品反而促使人们对人性的自我反省。王学仲对坚定国粹,把中国文人画艺术进行了发扬,对本国的传统艺术非常重视,好比弗洛伊德对生命绘画的重视,二者的绘画价值是社会的种种意义与对生命本质的主流价值。

三、结语

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王学仲成长生活的时代是民族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时期,是一个民族未来担忧的一个时代,二者都是在烦躁世态中寻求清净的根本。20世纪初期世界都处于动荡不安,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的追寻是我们精神的追寻,都急于寻找新的途径。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王学仲,都是在追寻价值的正确道路上进行,一生都是在探索艺术的真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的精神较为契合。在研究艺术绘画从民族特性出发,发掘东方艺术美学的根源,从中鲜明地找出精神特质,反映在作品当中。从绘画当中自我价值的追求,抒发感情的方式也是自我的坦诚,把艺术家的本质在画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追求物欲的杂念,只追求心灵的高度,坚持着自我的价值追求,坚持对本国的艺术文化事业,这是艺术家品质的特写,是对艺术“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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