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政治：电影《木兰从军》在渝被焚事件

徐峰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550025）

1940年初，上海拍摄的电影《木兰从军》在重庆公映，受人煽动的观众不仅抵制影片的正常放映，还在激荡的民族主义情绪下焚毁了这部电影的胶片，时称“《木兰从军》被焚事件”。目前，学界对这一事件有所关注，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上海影人与大后方知识精英之间复杂的对立关系，并由此导致了事件的发生。①事实上，焚片事件的发生远比这个更为复杂，它可以看作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上海与大后方的重庆两种不同城市文化精神的碰撞，两地文化精英间的博弈影响着事件的发展及最后走向，在其过程中体现了抗战时期艺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多重面相和复杂关系。

一、重庆：焚片事件始末

1940年1月27日，上海华成公司拍摄的电影《木兰从军》在战时首都重庆国泰与唯一两家戏院同时上映。唯一戏院的公映时间定在下午两点半，放映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正演到木兰跪在双亲面前要求从军这段戏时，观众席中突然冒出一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沉痛地向观众进行演说。演说大致内容为，《木兰从军》是日人出钱制作的，导演卜万苍是附逆影人（放映时剪去了制片公司和导演的名字），抗战的首都允许一部汉奸导演的影片放映，这是大家的耻辱。这部片子盗用爱国名义，行侮辱民族战士，离间汉蒙民族感情之实。刚才镜头中兵役的那个场面，表现出的悲观情绪会使我们民气低落，动摇我们抗战的决心。而且，影片开头部分有三段插曲，首句都是“太阳一出满天下”，这里的“太阳”代表日本，等。煽情的演讲一下子感染了两千多观众的情绪，大家激昂地喊出：“打倒汉奸！”有的举起了拳头，高呼：“烧掉它，烧掉它！”几个青年冲进放映室，从职员手里抢过电影拷贝，向观众说：“大家主张留着，还是烧掉”？激于义愤的观众一致答复：“烧掉，烧掉汉奸的无耻片子！”于是，拷贝被抛在街心，在观众“中华民众万岁”的呼声中，一把火给烧成灰烬。[1]这就是《木兰从军》影片在渝被焚事件，是1940年中国影坛第一宗大事。

事发第二天，国民政府中央电检会负责人发表书面谈话：“该片系根据历史故事改编，可激发人民抗战情绪，意识尚属正确。……且不违反电检法，所谓‘挑起民族感情’与‘抗战有害’，概非事实。……目前国家推行宪政，人民应有守法之观念，似此举动发生于战时首都，殊属未合”。重庆《大公报》也对此事发表短评，认为这是“重庆一件很惋惜的事”，这种“采取暴力行动，强抢拷贝，予以焚毁，伤害影院，惊扰观众，扰乱治安”的行为应当严惩不贷。随后，事发地唯一戏院也登出一则启事，一方面声明已获得电检会准演证，《木兰从军》是经过合法手续而放映，同时认为这次事件为“白昼暴行”而呈请当局“严惩”，并“静候赔偿损失”。[2]7-8

不过，也有不同声音。戏剧家兼导演的马彦祥就持不同意见。他是重庆最早一批观看过电影《木兰从军》的人。1939年12月29日，唯一戏院小范围试映《木兰从军》影片，他作为专家代表到场观看。电影在正式放映前做了一些宣传工作，1月20日左右，重庆大小各报电影专栏都曾以1/4的篇幅登载《木兰从军》将于27日正式在国泰与唯一两戏院同日公映的消息。马彦祥与其授业恩师，民国时期电影先驱、剧作家洪深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木兰从军》的“意识谬误之点”，呼吁取消放映。1月26日，洪深、马彦祥等人联名致函各报馆，“请向市民提示勿看这部影片，但因报界方面抱持慎重态度，未曾一致刊登”。[2]8焚片事件发生后，马彦祥就曾公开表示，对焚片行为持赞同态度。1月30日，他致函重庆《大公报》，认为《木兰从军》是“毒片”，并指出其六个问题，合计集中在三大方面：其一，关于出品方和导演。《木兰从军》的出品方是华成影业公司，它成立于上海沦陷后，“其经济背景，传说颇多，究竟是否为敌人所支持，虽无证据，唯据香港方面电告，《木兰从军》影片在港售与南洋影商之拷贝，因材料系敌货，曾为片商所拒”。作为导演的卜万苍，曾受日人崎松启次专访，对中国电影发表过一次个人谈话，对国产电影前途表示“悲观动摇”，说明他对抗战“失却胜利信心”，而且“根据沪港方面影界确实情报，卜某早已为敌人收买，去年（1939）且参加汪逆所召集之伪代表大会，被任为上海伪市党部委员”。此外，马氏还一再强调，他与卜万苍“素不相识”，不存在人身攻击。其二，关于电影《木兰从军》本身也有三个问题。1.出征军人中除了花木兰、刘元度二人外，还有韩奎、刘英、尤亮、殷慈、章顺5人，他们分别由张善琨旗下的丑角韩兰根、刘继群、尤光照、殷秀岑、章志直扮演，这是由四个胖子、一个瘦子组成的谐星组合，他们的插科打诨，“描写出征军人与家属临别时之种种丑态，不堪入目。谓之侮辱民族战士，决非过分”。2.电影中“特别强调描写花木兰与刘元度之情爱场面，实有损《木兰从军》抗敌之主题”。3.剧中的敌方“竟完全做现代蒙古装”，有“挑拨民族感情”之嫌。其三，在《木兰从军》试片时，片首有“华成公司出品”及“导演卜万苍”等字幕，27日正式公映时该字母剪去，“明显系故意蒙混观众”。[3]马彦祥认为《木兰从军》有“挑拨民族感情”“侮辱民族战士”“有损抗战主题”“替日人宣传”等问题。其文刊发后，有一部分读者响应，一个叫蒋兢的读者给《大公报》投书说：“他（马彦祥）所说的，自然都是实情，”有问题的《木兰从军》在战时首都上映，“电检当局应该负责”，只是对于民众焚片的行为，他认为这是“破坏法纪的暴行”应该严肃处理。[4]124-125

也有不少读者并不赞同马彦祥、蒋兢等人的看法。读者吴元坎的观点就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今日的孤岛上，摄制抗战电影是很困难的，因此最近出品渐渐倾向肉麻神怪，这种环境之下，居然还有《木兰从军》一类的片子出现，却是一件可喜的事，而且片中也有许多‘对亲尽孝，为国尽忠’的对白，至少不能说它是一部违反抗战意义的片子。……即使片子本身不好，那么我们觉得应该事先就有适当的处置，何况试片时，还请了些专家去批评。”[4]123

洪深、马彦祥等人对影片的态度及其刊文，让焚片事件持续发酵，从而掀起内地文化界一场轩然大波，“全国的文化界，已分为反对与同情两派”。“反对派”无疑是洪深、马彦祥等人。“同情派”是《救亡日报》的主笔、戏剧家夏衍。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好友，也就是《木兰从军》的编剧欧阳予倩辩白：影片的剧本与拍摄出来的电影成品是两码事，影片的剧作者是欧阳予倩先生，电影的执导者是卜万苍，“以前‘交货’了的剧本，事实上无可收回”，“而制作公司当局常常粗制滥造，使剧作人蒙冤不白，也是常事。此中甘苦，不为局外人道”。另外，他一再强调，“大家应该把问题分开”，应该把“张卜二人态度问题”与“内容有无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开，然后去评判《木兰从军》。他最后说：“在淤泥之中，也可以长出莲花，”“所以，将上海电影全般抹煞，认为是汉奸作品，也是近于残酷的武断。”[5]21-22同时，此事也引起了国民党部分高层的关注，远在广西的白崇禧受该片编剧欧阳予倩之托，“去电重庆电影当局查询此事”，身在重庆的陈立夫、潘公展等人表示“要阅后下评断”[6]4。

二、上海：据理力争

“八·一三”事变给上海电影界以沉重的打击。上海五大电影公司中，最大的明星公司毁于战火，联华和天一这两个公司陷入停顿状态，只剩下张善琨创办的新华公司与另一家艺华公司勉力支撑。张善琨是个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之人，人际关系较为复杂，与黑帮、商界、政界联系紧密。沦陷后的上海，新华影业公司一枝独秀，这里离不开张善琨的上下打点，同时也与日人的帮扶不无关系。[7]5但是，张善琨又不想与日人有过多牵涉，为免于日方过多干涉，1939年2月，张氏托庇于外人保护，将公司挂靠在沪美商旗下，更名为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下设新华、华新、华成三个制片厂，实际总负责人仍旧是张善琨。不过，沦陷后的“电影饭”并不好吃，因为战事的关系外来航运几陷断绝，上海电影胶片存货缺少，价格飞涨，而且拍成的电影，市场多局限上海本埠，还面临着日本影片和伪满洲国影片的挤压，本地电影事业举步维艰。不过，张善琨是一个有魄力、敢冒险的电影制片人，他“一面倾全力摄制‘意识片’”，“博取舆论界的赞美”；一面加速制造“色情噱头片子”。[8]在实践中张氏发现，太过意识化的影片虽受国人欢迎，但很难通过租界的审查制度，即使通过也会受到来自日方的层层打压；若一味拍摄醇酒美人类的电影，虽可迎合一部分观众的审美趣味，但并不是长久之策，况且这类影片容易饱受非议。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电影人，张善琨的目的是想让新华公司成为沦陷后上海电影界的龙头，为此他决定将“意识”与“噱头”结合，出于审查角度考虑拍摄古装片。在这一背景下，电影《木兰从军》得以面世。该片编剧是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导演是名导卜万苍。为改变孤岛时期上海国产电影中总是那几幅老面孔，观众已有审美疲劳之相的现状，张善琨大胆起用新人，邀约刚在南国电影圈暂露头角、长相甜美的陈云裳做主演，并做足宣传造势功夫。电影在1938年底如期杀青，1939年初正式在上海沪光戏院上映，立马引起轰动，连映86天，卖座达14.8万人次，打破数十年来国产电影卖座最高记录，陈云裳也一跃成为当时影坛首席大明星。[9]

当时，日本人有一个观念，中国老百姓都有抗日性，凡是卖座的电影，必定要派人去暗中观看，遇到台上演出稍有抗日倾向时，就要召集制片方谈话，甚至勒令停演。张善琨利用他高超的交际手腕，不惜对日方当局虚与委蛇，很好地避开了日本人对该片的刁难，让影片顺利通过审核，正常上映。[7]181-182《木兰从军》不但在上海卖座，在日伪统治区各地及南洋一带，亦大受欢迎。日本的电影界人士，也对这部影片赞誉有加，认为它兼顾了艺术性和商业性，在布景、摄影、收音等方面都是上海电影界的翘楚，特别是对导演卜万苍不吝赞美之词：“卜万苍亦把握其作品的方面，特别卖力气，完成这美丽的影片，由一方面追求艺术性，一方面露出商业性的导演手法，我们可以知道卜万苍的聪明，卜万苍的生意眼也比张善琨毫无逊色”。[10]因为电影叫好又卖座，所以重庆唯一戏院打算把这部片子“引进”，经过与新华公司接洽，并按照法定程序，经过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核准通过，始准放映。在放映前夕，唯一戏院方已在重庆各报刊出了广告，大肆宣传，正式上映那天，卖座特盛，谁知放映途中出现了焚片事件。

焚片事件传到上海后，上海方面积极对此事做出回应。1940年2月，新华公司在香港中央大戏院招待全港电影华会会员公开试映该片，以征求公评。随后，张善琨资助香港电影笔会连续举行多次座谈会，广泛邀请香港各报记者及影界导演出席，专门讨论电影中的“问题”。1940年3月，张善琨宴请上海各报刊的电影记者，席间向记者朋友传达三个信息：1.《木兰从军》歌词中的“太阳一出满天下”这句是剧作者欧阳予倩湖南老家地方民谣中的唱词，不存在任何影射之意。2.《木兰从军》在渝经检查机关审核通过才准予放映，经过了合法手续，如今被人强夺焚毁，他会走法律程序，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焚片者及其背后势力。3.假使《木兰从军》这种影片因为“问题”要焚，那么上海就很难拍摄出“没问题”的影片。[11]有记者就马彦祥对该片的“质疑”提问，张善琨做了几点答复：“第一，毁片者怀疑敝公司有来源不明之资本，这一点，我以为很容易查明，我们公司向哪一家银行或是私人借款，都有明确的证据，不难一查便知。第二，焚片者说我们曾用来源不明的胶片，这也很容易查明，无论正片或副片，上面都有明显的公司标记，这是无法骗人的。第三，说到卜万苍是否忠诚的问题，卜先生自己已有文章发表，公开表白他的态度。”[12]卜万苍在表明他态度的文章中说：“鄙人导演之《木兰从军》影片，一月间在重庆放映时，突然被人非法焚毁，当以路遥莫明真相，惊奇万分，嗣见重庆《大公报》载有马彦祥其人一文，不但对该片内容，深文周纳，刻意中伤，且对鄙人虚构事实，肆意诬陷，乃恍然于该片被焚之起因。鄙人从事影业二十年，平时除努力电影事业外，从未与闻外事，近年服务新华公司，事务繁重，更无余暇参加电影以外之任何工作，但对中央抗建国策，始终拥护，今马某竟以莫须有之辞，故欲入人以罪，文字诬蔑，自当负刑法上之责任，因已委任律师，向重庆法院依法起诉”。[13]并且，卜万苍还透露出一个意思：“这件事我现在明白了，完全是个人方面的恶感而起，不过假公济私，这到底是笑话，至于我的名誉横遭侮辱，自然不能默默无言，现在我要搜集侮辱我的证据，向渝地法院提起控诉，以洗清不白之冤！”[14]卜万苍这句话是有所指，是在回应洪深、马彦祥等人曾在公共场合所说的“此举，并非不满新华公司，而是对导演卜万苍个人的态度，表示怀疑”[6]4。

在此之前，张善琨已委派与蜀地多有联系的影片商胡心惠、华成制片厂营业主任李大深为正副全权代表驻渝，负责处理焚片事件的交涉事宜。胡李二人带了一部《木兰从军》新拷贝，到了重庆拜会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等人，在国民政府要人的授意下，电检会重新检阅了《木兰从军》这部影片。1940年3月25日，电检会召集各委员会公开试映此片，观看的各机关代表都认为“内容不错”。胡心惠还呈出未曾烧毁的第四本胶片的一部分，请重庆当局检验底片来源，显示是美国柯达公司出品，至于报道中所说的胶片是富士牌，乃是香港《大众报》的讹传。事情到这里已经水落石出，最后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三点善后意见：1.《木兰从军》重付公映。2.由主动焚毁者酌偿损失若干。3.起诉一节，由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和解，不予追究。[15]13重庆方面处理了1名肇事暴徒，判监禁5个月，赔偿华成公司2000元损失，《木兰从军》不仅在渝重映，张善琨公司的另一部电影作品《葛嫩娘》（《明末遗恨》）也获得在渝上映的授权。[16]这里看似上海方面占了理，获得了胜利，实则与其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上海方面希望严惩带头闹事焚片的何非光、戴浩等人，但因为他们“为中国电影制片厂要员，当局尚无何种表示”[15]13。

三、文化政治：重庆与上海

沦陷后的上海与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呈两种迥异风格的气象。上海的民气由战前的慷慨激昂归于消沉冷寂，重庆的民气则寓悲歌于遒劲中，在顿挫中时时透出激越的音符。政治的威压，精神的苦闷，追求刺激与享乐成为上海一般市民的日常，上海的电影制造业充斥着一股低级趣味的纯消遣娱乐趋向。反观重庆则大异其趣，“重庆民气较为激昂，一般电影观众，对于欣赏影片口味，是与其他各地不同，完全以作战意识为依归，凡是软性影片都在排斥之列，尤其是上海出品，更是充满色情气味的，在他们是认为不合时代环境”。[17]在战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重庆的电影人掌握着话语权，他们以摄制抗战救国的硬性电影为己任，对恋栈上海舒适环境，以拍摄怪力乱神、醇酒美人迎合侵略者的同仁，他们内心是鄙夷的。而且，因为他们多是随国民政府西迁来渝的原中央电影制片厂与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有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是正宗，那些留在上海的电影人是“失节者”，有汉奸的嫌疑。[18]26-27但是，正是重庆电影人眼中的“失节者”，拍出了《木兰从军》这部电影打破了“战后上海的出品，从无在新都开映”的惯例。1939年2月，经过半年多时间紧张拍摄的《木兰从军》上映后，引起孤岛电影界的轰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由阿英主编的《文献》丛刊第6期上，全文发表了该片的分镜头剧本。1939年2月17日，《大晚报》上刊登了14位影评人署名的《推荐〈木兰从军〉》一文，指出《木兰从军》“尽可能的透过历史，给现阶段的中国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怎样去奋斗，怎样去争取胜利”；同时指出，《木兰从军》是孤岛电影创作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海电影界只有循着这条路，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确立最坚固的基础”。[19]客观地说，虽然《木兰从军》有很多细节上的瑕疵，例如插科打诨的戏份过多，边关戏份弱，但在当时那种技术条件下，电影以《木兰辞》为蓝本，在把握思想性的前提下兼顾到娱乐性，制片技术属于当时的上上之选。这部较为成功的电影让一向自视为正统的重庆电影界人士情何以堪，焚片事件中带头闹事烧片的何非光、戴浩等人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要员，此事就不难理解了。

焚片事件发生后，洪深、马彦祥与夏衍的态度存在差异，这三人原都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重要成员。1931年1月，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目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坚决的斗争。1936年，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剧联”自行解散。在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上，“剧联”成员的目标一致，彼此思想观念差异不大，但是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与理论上，原“剧联”成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夏衍代表一类观点，就是将“人”与“物”分开来看，就《木兰从军》这部电影而言，导演卜万苍是什么人与电影本身好坏没必然联系。洪深、马彦祥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重庆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洪深还是掌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第一科科长，主管戏剧音乐，马彦祥是主管电影的第二科办事员。洪深的观点是，戏剧（包括电影）在和平时代可以娱乐消遣为主，但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它们应该为抗战服务，他认为“在没有跑到前线之前，我们从事戏剧的人，应当利用戏剧，提高加强，并保持着中国民众的抗敌情绪，使他们有坚强的抗敌意志，无论敌人在军事上给我们多大的打击，占据了我们多少土地，毁坏了我们多少财产，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我们永远不为武力为威胁，永远保持着我们反抗的情绪，战斗的志愿，不屈服，不投降，不妥协！”[20]马彦祥认为，戏剧是“文化诸部门中最有力的一种武器”，“担任着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精神国防”，[21]“我们所需要的演剧工作，应该是和抗战相配合的政治宣传，我们要作为武器运用戏剧来发扬民众的抗敌情绪，组织民众的抗敌力量”。[22]他们都认为抗战时期的戏剧（电影）应该有极强的战斗性与政治性，应该为抗战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木兰从军》虽然以欧阳予倩的剧本为蓝本，但出于“生意眼”的考虑，对剧本改动很多，原剧本中很多场景，如“木兰训练民众屯粮食，制兵器，扫文盲，建房屋，勤耕耘，肃奸细，紧防番兵进攻，以及训练官兵不贪污，不扰民，不临阵脱逃……等极有意义的场面，都被导演删去了”。[23]整部电影，由打猎、调笑、受责、试技、哭求、拜祖、别家、遇友、探敌、受封、洞房等十一个小单元组成，只有一个单元与军事直接相关，剩下的多是“娱乐”与“消遣”内容，在洪深、马彦祥看来爱国在这部电影只是个空壳，本质上还是娱乐消遣片。而且，洪深、马彦祥都是在“八·一三”事变后逃离上海，以戏剧、电影作为抗日武器的人，他们认为战争年代的剧人应该“从大都市温暖的环境中跑出来，或深入农村，或亲临战地，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把自己投身在激烈的斗争洪流中”。[24]所以，他们对卜万苍其人及其拍摄的电影先入为主印象就不好，此等“不好”的电影竟然在民气正盛的战时首都上映，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激愤与不满。联想到1930年，洪深曾在上海光陆大戏院，登台演说，鼓起观众情绪，反对开映辱华影片《不怕死》的旧事，有人认为焚片事件是洪、马两人一手策动的。[25]

相比迁移到重庆的文化人，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留守上海的电影人生存状况更为恶劣一些。横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壮烈的牺牲，一条是屈服投降！壮烈的牺牲，虽然伟大动听，可是除了毁掉上海的电影阵地，让别人夺取外，似乎还寻不到其他的功勋。另一条是令人不能卒睹的。至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去，那么在时常缺乏胶片，以消遣代工作的状态下，是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也无法叫人决定”，最后很多人“不愿意‘落水’，可是，却有人推他们‘落水’，没有人拉他们一把不‘落水’。”[26]沦陷后的上海，人文环境复杂多变，处处是模棱暧昧的灰色地带，忠奸、正邪、友敌的界限模糊难分，但在战时包括战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一直被一种二元化的民族话语逻辑主导着，“对于战时人们生存状况的描述被简化为一系列的道德两极化词语：善与恶，爱国者和叛徒，英雄和恶棍。复杂的历史被简化，多元的声音被同质化，战时沦陷时期的状况被简化为几幅图画或者几个概念”。[18]162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认知中，那些沦陷后还留在上海的电影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面对何种困难，在民族大义面前都经不起道德的推敲。焚片事件发生后，夏衍曾为《木兰从军》电影正面发声，但也仅仅只是针对电影作品本身而言，对电影拍摄公司、导演的评价并不好。对于张善琨，夏衍说他不爱国，理由是“上海沦陷以后，他们继续在上海拍片，不把这重要的文化宣传工作的生产工具搬到内地来，参加抗战工作”；至于卜万苍，夏衍说他失节是事实，理由又是“汉口未沦陷，卜已参加某方主催的座谈会，带领日人到影片公司去参观，与日人往来无虚日”[5]21。上海沦陷后，那些没有跑到香港、重庆、延安等地的电影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继续生活，迫于政治威压，与日本人有过一些接触，或者参加日本人的一些活动，拍摄了某些作品，参演了什么电影，这些都可以说是压迫下的非自愿行为，是可以得到后人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谅解的。但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认识上的褊狭，对一个身处沦陷区的人作简单的爱国/汉奸二分法，他们的电影作品在战时首都重庆上映，引起民众的过激反应，这也是大后方民众一种自我心理驱动作祟之故。

四、余论

1938年上半年，时局动荡，物价腾贵，生活艰难，上海市民的生活充满了困顿与消沉。战争刚开始，卜万苍就把家属家当全部转移到法租界。在与日本电影界人士交流时，他说：“要恢复这次战争给予中国电影界的打击，至少需十年工夫吧”，这给日人深刻的印象，他在所写的关于上海电影界的评论文章中对汲汲于稻粱谋，且对前途悲观的卜万苍表示了鄙夷。[27]因为与日本电影界有联系，再加上战事发生后他没能像洪深、马彦祥等人那样离开上海从事抗战救国的剧务活动，所以在后方人士看来卜万苍是“落水”了。等到下半年，上海电影界在艰难中缓慢恢复，《木兰从军》也在这时候开始拍摄。为躲避日资“入股”的企图，张善琨将他所有的制片厂都挂了美商的招牌。不过，因为电影厂设在上海，电影市场主要在沦陷区，所以张善琨不得已与日方进行了“情理中为必有”[5]21的妥协。从时间上来说，《木兰从军》在摄制时受到来自日方的干扰与掣肘不像1940年后那么严重，只不过卜万苍考虑到影片的市场问题加了很多无关紧要的噱头，增添了不少丑角与感情的戏份，这也是日后在重庆放映时多为时人诟病之处。

《木兰从军》于1938年下半年拍摄，1939年初在上海、各沦陷区、香港及南洋等地放映，1940年初才获准在战时首都重庆上映，从拍摄到在重庆正式上映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等人在日本的支持下为所谓的“还都”积极做着准备，日方也为汪伪政权的出笼进行各项宣传造势，上海的艺人在政治军事的裹挟下不得不被动参加一些，例如签名、祝捷、纪念等活动。1940年初，为了表示拥护和平，拥护新中央政府的“诚意”，新华公司不得不派出当时最红的艺人，也就是《木兰从军》的主演陈云裳献唱一首名为《欢迎汪精卫》的歌曲。[28]而且，这一时期日方已经成功“入资”张善琨的电影公司，日本电影界人士川喜多长政成为张善琨背后的势力，只不过在1942年4月前这还是一个机密，不过此机密已经以“谣言”的形式流传了出去。[29]在重庆焚片事件中，张善琨、卜万苍的“个人问题”经常被一些人揪住不放，但实际上他俩的所谓问题多是出在拍摄完《木兰从军》之后，以“现在”的他/他们作为判断“过往”他/他们的成绩标准，这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

总之，焚片事件可以看作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两种不同风格文化的首次交汇与碰撞，这里面掺杂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与政治性的探讨，对艺人人格及其作品的争论，深刻地展现了文艺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任何简单化、割裂化看待大后方与沦陷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都将不能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境遇中缕清两者间复杂的面相。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人们固有的某种政治偏见，在二元化的民族主义叙事下，身处上海的文化人并没有在当时及其之后获得历史客观公正的对待，虽然他们曾经也创作过较为出彩的文化华章。

注释

①具体可参见：郑健健，《空间与视觉政治：<木兰从军>胶片被焚事件始末》，陈犀禾、黄望莉主编的《电影与都市：都市经验、视觉空间与电影消费》，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第168-176页；刘磊：《焚烧影片<木兰从军>事件再思考》，《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73-77页。美籍华裔学者傅葆石从大后方与沦陷区的政治对立所导致的文化隔阂与偏见方面，对焚片事件的发生进行了较有价值的探讨，详见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86页。